胡瑗與(yu) 理學思潮之興(xing) 起

作者：徐洪興(xing)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十六日乙卯

          耶穌2024年10月18日

在討論宋明理學的興(xing) 起時，人們(men) 往往依據南宋朱熹《伊洛淵源錄》給出的譜係，從(cong) 周敦頤開始說起。但這隻是從(cong) 理學的理論邏輯著眼的。如果從(cong) 曆史過程來看，應該說胡瑗才是首出人物。胡瑗（993—1059），字翼之，號安定，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北宋承五代戰亂(luan) 之後，“師道廢久矣”。胡瑗從(cong) 景祐元年（1034）至嘉祐四年（1059）始終以“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為(wei) 職誌。他先是在地方上執教，開始於(yu) 蘇州府學，後長期在湖州府學執教。慶曆四年（1044）新政推行，實施教育改革，他被調到太學主持工作。他把在蘇湖的“教學法”作為(wei) 太學法頒行，這就改變了宋初以來的教育狀況與(yu) 士林風氣。而理學的興(xing) 起，恰恰就是從(cong) 當時學風的轉移開始的。

針對當時國家取士“不以體(ti) 用為(wei) 本”“尚聲律浮華之詞”“風俗偷薄”的學風及士風，胡瑗力主“明體(ti) 達用”的教育宗旨。他把儒家的“聖人之道”規定為(wei) 體(ti) 、用、文三個(ge) 方麵。所謂“體(ti) ”，屬於(yu) 形而上學的哲學範疇，是根本原則，即支配人們(men) 之間各種關(guan) 係的原則，它是不變的；所謂“文”，屬於(yu) 代表文化價(jia) 值傳(chuan) 統的範疇，那是以儒家經典為(wei) 代表的各種傳(chuan) 統文獻，包含了經史詞章的文與(yu) 史，它們(men) 是傳(chuan) 遞“聖賢”思想的載體(ti) ；所謂“用”，屬於(yu) 現實政治的範疇，那就是如何以儒家學說為(wei) 指導來建立社會(hui) 政治秩序，即經世致用，“潤澤其民，歸於(yu) 皇極”。從(cong) 這個(ge) 宗旨可以看到，理學思潮在其源頭時的氣象十分宏闊，而思潮的興(xing) 起也確實是在哲學思辨、文化價(jia) 值和經世致用多個(ge) 層麵上進行的。就胡瑗的宗旨而言，雖然“體(ti) ”“文”“用”三者並舉(ju) ，但其實質是以“體(ti) ”和“用”為(wei) 本，因而“明體(ti) 達用”可以視為(wei) 理學思潮興(xing) 起時的主題或綱領。理學思潮之後的深入展開對此主題雖略有溢出或收縮，但大的方向和趨勢並沒有什麽(me) 變化。

“體(ti) 用”原本不是傳(chuan) 統儒家思想中的概念範疇，而與(yu) 佛、道二教卻關(guan) 係頗密。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胡瑗把“體(ti) 用”範疇引入到了儒家思想中，對以後的道學思潮乃至心學思潮都可謂關(guan) 係重大，正如南宋理學家魏了翁所言：“六經、《語》《孟》發多少義(yi) 理，不曾有‘體(ti) 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見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二字換，卻終不得。”胡瑗引入“體(ti) 用”範疇，標誌著儒學向哲學方向發展，即儒學不再僅(jin) 限於(yu) 人倫(lun) 道德的實踐及宇宙始源生化和“天人相副”的解釋，而是首先努力確立起人倫(lun) 道德之所以存在的最終依據，然後再從(cong) 中引申出各種“修己”的道德踐履工夫，以及“安人”的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方略。胡瑗這個(ge) 教育宗旨的重要性，還在於(yu) 重新確立了自魏晉以降迄至隋唐這數百年內(nei) 業(ye) 已衰弱的儒家“師道”，理學所闡發的倫(lun) 理本體(ti) 後來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浸潤於(yu)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並產(chan) 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師道”的確立非常重要。

胡瑗不僅(jin) 是有宋一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中國曆史上傑出的教育家之一。除了有明確的教育宗旨外，他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在湖州府學時，胡瑗設立了“經義(yi) ”和“治事”等學齋以行分科教學法，根據學生的才能稟賦和興(xing) 趣愛好因材施教。在具體(ti) 教學中，胡瑗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有授課、討論、輔導等。為(wei) 了豐(feng) 富學生的閱曆，他還親(qin) 率學生遊曆四方，以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當時的名臣歐陽修曾評價(jia) 胡瑗的教學，能“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此外，胡瑗還製定了“科條纖悉備具”的學規，由於(yu) 紀律嚴(yan) 整，他的學生一旦外出，人們(men) “不問可知為(wei) 先生弟子”。

正因為(wei) 胡瑗的教學方法聞名遐邇，故從(cong) 其學者甚眾(zhong) 。他在湖州府學時，身邊就常有數百名弟子。當他主持太學後，“天下之士不遠萬(wan) 裏來就師之”，以致太學無法容納，隻能旁拓軍(jun) 署為(wei) 學舍。北宋中期許多知名學者和執政的公卿大夫都出自胡瑗門下，就此產(chan) 生的社會(hui) 影響是不容低估的。

從(cong) 理學思潮展開來看，這裏僅(jin) 舉(ju) 一例：理學“北宋五子”中最終的集成者小程子程頤，於(yu) 皇祐年間在太學師從(cong) 於(yu) 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一文深得胡瑗賞識，被聘為(wei) 助教。程頤是《易》學大家，其《易傳(chuan) 》是理學經典之一，地位與(yu) 朱熹《四書(shu) 集注》同，也是明清時代的科舉(ju) 考試官方教科書(shu) 。但其《易》學傳(chuan) 承不取他另一個(ge) 老師周敦頤的“象數”一路，而取胡瑗的“義(yi) 理”一路，還進一步對《易》學中的“圖書(shu) ”派持批評的立場。

所以，在北宋學術興(xing) 起，包括理學形成、“師道”確立等方麵，胡瑗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南宋的黃震曾這麽(me) 評價(jia) 道：“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xing) 八十年，安定胡先生（瑗）、泰山孫先生（複）、徂徠石先生(介)，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二程)興(xing) 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翁（朱熹）有伊川（程頤）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黃震的這番話是符合曆史發展真實過程的。至於(yu) 胡瑗對其他方麵的影響，如他對傳(chuan) 統經學的懷疑和否定、他的自出意見解經等，也多少對轉變當時的學風、促進儒學的複興(xing) 和理學的崛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些就不再一一論述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