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dong) 強：“革命”的本事與(yu) 本相

來源：中山大學人文學部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十四日癸醜(chou)

          耶穌2024年10月16日

安東(dong) 強：“革命”的本事與(yu) 本相

安東(dong) 強教授在講座中

2024年10月9日下午三時，“標識性概念”係列講座第十五講“革命”在中山大學廣州校區南校園錫昌堂103講學廳舉(ju) 行。本次講座由中山大學曆史學係安東(dong) 強教授主講，中山大學哲學係吳重慶教授主持。

吳重慶教授在開場白中表示，“標識性概念”係列講座選取的既是經典的概念，也是“活著”的概念，不僅(jin) 活在我們(men) 的語言、生活中，也活在偉(wei) 大實踐中。“革命”就是一個(ge) 這樣雙重“活著”的概念。

講座伊始，安東(dong) 強教授首先指出，孫中山與(yu) 近代革命研究是中山大學曆史學研究的學術傳(chuan) 統。討論“革命”是一種學術使命，目的是展示如何接續前輩學人，進一步探究革命之於(yu) 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揭示革命在已有曆史脈絡中的地位和貢獻。

一 概念研究的曆史語言學取徑

“革命”不僅(jin) 是近代的重要問題，也是貫穿整個(ge) 中國曆史的大問題。受歐洲革命（revolution）的巨大影響，“革命”在近代由隱轉顯，活躍度和彰顯力迅速攀升。這一宏觀概念逐漸內(nei) 化到中國政治、社會(hui) 的方方麵麵，影響了形形色色的人群。目前，大家對這一演變曆程爭(zheng) 議很大，所談的“革命”大多是各自在不同地域、空間、情景下的自我表述，缺少對“革命”知識譜係、話語體(ti) 係的來龍去脈進行清晰、客觀的事實梳理。

安東(dong) 強教授在講座中

概念研究的曆史語言學取徑，有助於(yu) 準確把握“革命”的內(nei) 涵。1927年，傅斯年留學歸國，在中山大學提倡比較語言研究。他運用曆史語言學的方法寫(xie) 成《性命古訓辨證》，提出“用語學的觀點所以識性命諸字之原，用曆史的觀點所以疏性論曆來之變”，即通過“求其古”以“求其是”，展示“性”“命”的淵源流變，是一個(ge) 非常成功的研究典範。

《性命古訓辨證》

作者: 傅斯年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0

古、今、中、外各種因素匯聚到近代中國，涉及不同文明的因子。中國固有的語言文字無法涵蓋來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事物，出現大量的新名詞。桑兵教授就該問題有過專(zhuan) 門論述，提倡“循名責實”，“用語學和史學相輔相成的取徑研究思想史”，其難點在於(yu) “必須嚴(yan) 格掌握適用的範圍、對象和尺度，尤其是探源與(yu) 求變不能混淆，不能脫離材料與(yu) 史事原有時空位置及其相互聯係”。

對“性”“命”的討論屬於(yu) 經學的範疇，往往要定於(yu) 一式。“革命”涉及近代意識形態，也有定於(yu) 一式的問題。但講經與(yu) 講史是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思路，需要做到求同存異。一味見異而不見其同，會(hui) 令人覺得難以把握。一味求同而抹殺其異，則容易集兩(liang) 千年為(wei) 一線，倒放電影，以一時、一地的概念涵蓋所有的曆史。如何走出這一困境？傅斯年先生所做的努力就是很好的垂範。

二 “革命”的固有意涵

《說文》解釋“革”為(wei) “獸(shou) 皮治去其毛”。甲骨文和金文的“革”，即一張完整的獸(shou) 皮皮展開以後，加上前腳、後腳、頭、尾巴。這無疑就是血淋淋的事物。其原始寓意與(yu) 歐洲有很大差別，意味著後來講起革命時，流血的事情有其天然的渲染力。

“革命”較早出於(yu) 《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據傅斯年研究，“命”最初來自於(yu) “令”，出現於(yu) 西周中葉，盛於(yu) 西周晚期，均為(wei) 王令之意。“天命”雖出現較早，但“天命之命與(yu) 王命之命在字義(yi) 上亦無分別”。故此，“革命”從(cong) 物質性的東(dong) 西轉變為(wei) 抽象概念，不早於(yu) 周代。

安東(dong) 強教授在講座中

如何考量天命？到了東(dong) 周時期，不同的人紛紛試探這個(ge) 問題。最有名的莫過於(yu) 楚子問鼎中原，他得到的回答是天命“在德不在鼎”。這是一個(ge) 重要的轉移，避免用鼎的重量決(jue) 定是否應該改朝換代。從(cong) 此時開始，曆朝曆代均以失德作為(wei) 發起革命的標誌。秦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接受了五德終始說，但秦還沒來得及詳論該問題就滅亡了。

漢景帝時，儒生一度討論湯武革命到底是受命還是以臣謀君，很快遭到壓製。此後兩(liang) 千多年的政治演進一直在實踐中重複該問題，後來人摸清其中的奧秘，即傅斯年所言“革命之解，以人事為(wei) 天命之基礎”。正是在漢代，儒家學說成為(wei) 皇權體(ti) 製的學理支撐，天命、革命、儒家、王朝捆綁在一起，成為(wei) 該時期最大的意識形態敏感問題。然而，由於(yu) 不斷有事實、有實踐、有行動，後代不可能完全回避此問題。比如，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後，群臣上表稱賀稱：“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後來，孫中山的革命主義(yi) 以“民”貫之，合法性論證取自朱元璋，這是近代革命與(yu) 古代的關(guan) 聯性。

三 “革命”的轉義(yi)

梳理完“革命”的固有意涵後，安東(dong) 強教授還考察了“革命”在近代的轉義(yi) 。

據學者研究，英文revolution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意為(wei) 天體(ti) 周而複始的時空運動。14世紀以後，與(yu) revolution同根的詞匯開始用於(yu) 表達反政府的起義(yi) 或暴動。最後，叛亂(luan) 與(yu) 革命的界限模糊。revolution轉出新的政治含義(yi) ，與(yu) 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有關(guan) 。兩(liang) 個(ge) 完全不同形式的政治運動，最終卻用了同樣一個(ge) 詞匯表達。漢娜·阿倫(lun) 特（Hannah Arendt）認為(wei) ，18世紀末以來，revolution的含義(yi) 隨著政治和哲學的不斷演變，逐漸從(cong) “周而複始”的含義(yi) ，衍生出一種“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結”。“革命”逐漸被喻為(wei) “洪流”、“巨浪”，標示了某種不可抗拒的曆史前進方向。後來孫中山也說：“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安東(dong) 強教授在講座中

較早以revolution指稱中國之事的是馬克思。1859年，他在《中國革命與(yu) 歐洲革命》一文，以“中國的革命”指稱太平天國運動，並將其與(yu) 歐洲革命對比。在東(dong) 亞(ya) 的世界，以“革命”指稱法國的revolution經曆了從(cong) 否定到肯定的過程。章太炎在戊戌變法時認為(wei) ，中國革命係一國一姓之興(xing) 亡，歐洲革命係“不逞之黨(dang) ，假稱革命以圖乘釁者，蔓延於(yu) 泰西矣”，中國要改變現狀，必須“以革政挽革命”。“革政”不是不推翻清朝，而是要創建新的政治模式，比中國固有的“革命”更加激進。

以“革命”對譯revolution是日本人完成的工作。中文“革命”從(cong) 中國傳(chuan) 入日本，僅(jin) 有音讀，即“かくめい”。日本對該詞詞義(yi) 的改造，與(yu) 中國走上完全不同的傳(chuan) 統。在中國，“革命”是異姓改革。日本則接受了原來湯武革命中“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含義(yi) ，神武天皇的確立意味著完成了湯武革命，此後不可再做更改。“革命”在日本成為(wei) 維護天皇權力的學理基礎，“尊王改革”之義(yi) 使得“明治維新”與(yu) “明治革命”同義(yi) 。後來，所有歐洲的revolution均被譯為(wei) “革命”，未區分兩(liang) 種不同的革命傳(chuan) 統。安東(dong) 強教授特別指出，在晚清的語境裏，受日本、英法和中國原有傳(chuan) 統的影響，維新與(yu) 革命未必有後來認為(wei) 的鴻溝。

在知識譜係方麵，梁啟超對中國“革命”話語的轉義(yi) 貢獻很大。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開始大量使用“革命”一詞，並且擺脫了中國傳(chuan) 統“革命”話語的局限。但問題在於(yu) ，不同文明話語的對接，必然產(chan) 生種種變體(ti) ，呈現出模糊性。這種模糊性在梁啟超身上表現得最為(wei) 明顯。1902年，梁啟超撰寫(xie) 《釋革》一文，強調日人將revolution譯為(wei) “革命”並不確切，其本意是“變革”，與(yu) “湯武革命”無關(guan) ，以此與(yu) 孫中山一係立異。孫係的“革命”自覺，正是從(cong) 與(yu) 梁啟超的論戰開始的。因此，從(cong) 嚴(yan) 格意義(yi) 上講，革命與(yu) 保皇之戰，即為(wei) “革命”詞語之戰。

四 “革命黨(dang) ”的“革命”自覺

孫中山何時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行為(wei) 是“革命”？這是一個(ge) 聚訟紛紜的問題。安東(dong) 強教授通過比對陳少白的回憶和大量曆史文獻，分析日本人對孫中山“革命黨(dang) ”身份的認定過程和時間節點。他提醒聽講者，孫中山研究需查閱原始文獻，回到原來的曆史語境。唯有如此，才能準確把握曆史演進的過程和時人對“革命”賦予的新意。不過，日本人稱呼孫中山為(wei) “革命黨(dang) ”，並不意味著孫中山的“革命黨(dang) ”形象已經奠定。此時的孫中山更注重聯合各方的實際行動，不在闡釋“革命黨(dang) ”及“革命”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

安東(dong) 強教授在講座中

1902年，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出版，以“革命黨(dang) ”及“革命”貫穿孫中山的前期生涯，孫中山對此完全接受。1903年，中國關(guan) 於(yu) “革命”意涵的自覺性基本上到來，章士釗《大革命家孫逸仙傳(chuan) 》、章太炎《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鄒容《革命軍(jun) 》是重要的曆史文獻。同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發表演說，強調“革命為(wei) 唯一法門”，革命是走向共和政體(ti) 的革命，而不是保皇的革命，對“革命”進行完整闡述。至此，“革命”基本上完成轉義(yi) ，並且逐漸從(cong) 多歧走向統一。不過，“革命”概念並未就此終結。

五 “革命”的製度與(yu) 學理支撐

“革命”如果隻是停留在觀念和論爭(zheng) 層麵，尚不足以成為(wei) 關(guan) 鍵問題。孫中山還設計了中國革命的程序和製度。1904年，為(wei) 避免出現法國大革命式的悲劇，孫中山提出革命程序論，即軍(jun) 法之治、約法之治、地方自治法。1906年，孫中山擬定《中國同盟會(hui) 革命方略》，刊發《軍(jun) 政府宣言》等文件。武昌起義(yi) 以後，各地不約而同采取孫中山規劃的製度、組織和程序。這是孫中山革命言說在辛亥革命時期潛移默化的結果，體(ti) 現了一位不在革命現場的領袖如何影響國內(nei) 革命運動。

講座現場

在中國革命學理方麵，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yi) ，預言“二十世紀不得不為(wei) 民生主義(yi) 之擅場時代”；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上，提出五權憲法。《建國方略》是孫中山晚年對中國革命的願景，包括《孫文學說》《實業(ye) 計劃》《民權初步》三個(ge) 部分，意在構建意識形態、物質基礎、政治製度相結合的體(ti) 係。

十月革命爆發後，在列寧的“世界革命”的影響下，“革命”再次發生新的轉義(yi) ，實現從(cong) 概念、話語體(ti) 係到話語優(you) 勢再次升級，成為(wei) 20世紀中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概念。毛澤東(dong) 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新民主主義(yi) 論》《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等著作，是此一階段最重要的貢獻者。

最後，安東(dong) 強教授總結，進入20世紀，“革命”不僅(jin) 是意識形態命題，也關(guan) 乎製度建設，涵蓋中國的方方麵麵。討論“革命”的源流，從(cong) “求其古”的角度“求其是”，不僅(jin) 有助於(yu) 知曉不同革命言說者的本意，還能建立“革命”源流的譜係，從(cong) 曆史脈絡把握“革命”概念的內(nei) 涵與(yu) 處延，以及20世紀中國革命的本事與(yu) 本相。

六 提問互動環節

主持人吳重慶教授首先對講座進行點評，認為(wei) 在時局動蕩的近代，隻有把握“革命”與(yu) 曆史事件的聯係，才能理解“革命”概念的來龍去脈和含義(yi) 流變。本次報告為(wei) 研究“標識性概念”提供了很好的示範。

提問互動環節

在場的老師和同學積極參與(yu) 討論和提問，安東(dong) 強教授一一做了詳細、獨到的回應。比如，有老師提問，對比世界意義(yi) 的“革命”，作為(wei) 中國標識性概念的“革命”有何特點。安東(dong) 強教授認為(wei) ，即使再“標識性”，也會(hui) 有變化。從(cong) 西周到清朝，與(yu) 政治有關(guan) 的“革命”變化不大；講座所講的轉義(yi) 時期是中國接受的問題；毛澤東(dong) 以後又發生新的變化。“革命”經曆了從(cong) 接受外來影響，到逐漸成為(wei) 中國標誌的過程。全球如何認知並接受中國革命，是深化該研究的重要視角。有同學就革命的目的發表自己的觀點。

安東(dong) 強教授認為(wei) ，在中國的語境下，近代革命者的重要目標是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民生改善，這是中國革命必須要解決(jue) 的難題，未必與(yu) 其他國家和地區完全相同。“革命”話語在不同國家延伸出不同的形態，這種差異性恰恰有助於(yu) 推動演變、產(chan) 生活力。

講座合照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