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周學術生態變遷中的《書(shu) 》學

作者：趙培（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初十日庚辰

          耶穌2024年7月15日

作為(wei) 《書(shu) 》類文獻權輿之《墳》《典》類文獻，其存亡情況，章學誠雲(yun) ：“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shu) 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yi) 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xing) ，書(shu) 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文史通義(yi) ·書(shu) 教上》）章學誠認為(wei) 早期之《書(shu) 》篇“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也即“《書(shu) 》無定體(ti) ”，因用而設體(ti) 。其書(shu) 寫(xie) 目的止於(yu) “達微隱、通形名”而已。孔子“敘而述之”，取其能疏通今古者，用以宣布教化。章學誠簡單勾勒出了早期《書(shu) 》篇書(shu) 寫(xie) 同孔門《書(shu) 》篇書(shu) 寫(xie) 目的上的差異，而詳細情況則更為(wei) 複雜。

西周末年之《書(shu) 》學形態

《國語·鄭語》記載了周太史伯為(wei) 鄭國始封之君桓公友論周末興(xing) 衰繼替之事。史伯，《史記·周本紀》作“太史伯陽”，他在論及周室已近衰敗時，言“《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縱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feng) 盈，而近頑童窮固。……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桓公為(wei) 司徒當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史伯引《泰誓》以言周之必敗，為(wei) 傳(chuan) 世文獻所記最早用《書(shu) 》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桓公同史伯的對話發生在西周末年禮樂(le) 逐漸崩壞之時，但是《書(shu) 》篇仍被作為(wei) 議政談理之重要憑依。宗周史官伯陽掌管著《書(shu) 》篇，且深諳《書(shu) 》學。據同篇所載，史伯的論說中不僅(jin) 引用《泰誓》，還引用《訓語》，又有以“臣聞之”的形式呈現出的近乎《書(shu) 》類文獻之內(nei) 容。《訓語》討論夏衰褒人之化，韋昭注言其為(wei) 《周書(shu) 》。至於(yu) “臣聞之”同《書(shu) 》類文獻之關(guan) 係，《周語下》載單襄公雲(yun)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yu) 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語六》載範文子之言：“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qin) ，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君與(yu) 二三臣其戒之！”所言之“天道無親(qin) ，唯德是授”，近於(yu) 《大雅·文王》之“天命靡常”及梅本《蔡仲之命》“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如此則“臣聞之”所言或亦屬《書(shu) 》類文獻，其思想同於(yu) 早期官學之《書(shu) 》教者。《泰誓》《訓語》、“臣聞之”三類知識並駕齊驅，一方麵提醒我們(men) 早期《書(shu) 》篇更多是一種功用性書(shu) 寫(xie) ，其權威性尚未如後世那樣樹立起來；另一方麵也展示出《書(shu) 》篇群體(ti) 已經類化，或已經獨立成編。

春秋《書(shu) 》學

全麵考察《國語》和《左傳(chuan) 》中引《書(shu) 》、用《書(shu) 》的將近百條記載，能夠發現《書(shu) 》篇之被引用貫穿整個(ge) 春秋時期。從(cong) 最早之史伯用《泰誓》，到最晚之智伯國諫智襄子。《晉語》載智襄子於(yu) 宴上戲辱韓康子和段規，智伯國諫之，引《夏書(shu) 》和《周書(shu) 》為(wei) 說。就引《書(shu) 》、用《書(shu) 》所涉及之國別來看，以周王室、晉國、魯國為(wei) 多，而就其使用者而言，以大夫、國君和周王為(wei) 最多。如此，春秋時期引《書(shu) 》、用《書(shu) 》者以晉國、魯國、周王室之國君、大夫為(wei) 最多。晉國為(wei) 唐叔虞之後，本就同周王室親(qin) 近，外加晉文侯又是護衛平王東(dong) 遷之主力，其在春秋時的地位不言而喻。魯國為(wei) 周公之後，其同周王室之關(guan) 係自不待言。所以，春秋時期《書(shu) 》學之分布還是集中在周王室的核心範圍內(nei) 。在此意義(yi) 上，春秋《書(shu) 》學依然同宗周時候之《書(shu) 》學保持著密切關(guan) 係，可以看作西周王室政治遺產(chan) 的重要組成部分。宗周《書(shu) 》學的目的自然是服務於(yu) 周王室，但隨著禮樂(le) 征伐不複自天子出，周王室的影響逐漸減弱，《書(shu) 》學之形態必然發生變化。

戰國《書(shu) 》學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時期王公貴族用《書(shu) 》，多信從(cong) 無疑，到了戰國，出現了棄《書(shu) 》和疑《書(shu) 》的言論。《商君書(shu) ·農(nong) 戰》言：“《詩》、《書(shu) 》、禮、樂(le) 、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又《去強》《算地》《君臣》等篇，皆有棄《書(shu) 》論述。《孟子·盡心下》曰：“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商鞅崇尚法家之術，故其攻訐《詩》《書(shu) 》。孟子尊仁求義(yi) ，所以難以認同《武成》篇之記述。這些言論反映出法家與(yu) 儒家對《書(shu) 》學篇的信任度較早期貴族有所下降，法家摒棄《書(shu) 》學，而儒家自有新學。棄《書(shu) 》、疑《書(shu) 》所反映出的是戰國學術之變革，《書(shu) 》學已經不同於(yu) 春秋及先前。孔子而後，戰國諸子商量舊學，培養(yang) 新知，開啟了《書(shu) 》學的新局麵。

《論語·為(wei) 政》載孔子引《書(shu) 》雲(yun) ：“孝乎！惟孝，友於(yu) 兄弟，施於(yu) 有政。”《憲問》載：“子張曰：《書(shu) 》雲(yun)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由孔子教授弟子及弟子提問皆引《書(shu) 》可知孔子之時，孔門當已有《書(shu) 》，此書(shu) 同宗周舊《書(shu) 》學或有關(guan) 聯，但卻經過孔子編整。以《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等儒家典籍之用《書(shu) 》情況，相較於(yu) 《墨子》之用《書(shu) 》，能夠發現所引內(nei) 容差別很大。這些不同顯示出諸子對待宗周《書(shu) 》學態度上的分歧，而正是這些分歧導致各個(ge) 學派編整出用以授受之《書(shu) 》彼此互異。《墨子》引書(shu) 多言《夏書(shu) 》《商書(shu) 》，少引《周書(shu) 》，不引《虞書(shu) 》，篇前多綴“先王之書(shu) ”；其稱《書(shu) 》時，多指儒家之《書(shu) 》，且持摒棄態度，如《公孟》篇批評儒家《詩》《書(shu) 》之言。陳夢家謂：“《尚書(shu) 》的名稱，代有變異，其初泛稱《書(shu) 》，其次有篇名，其次分夏、商、周書(shu) ，其次稱《夏書(shu) 》為(wei) ‘尚書(shu) ’，其次總稱夏、商、周書(shu) 為(wei) 《尚書(shu) 》。”（《尚書(shu) 通論》）結合前述，就引《書(shu) 》而言，最早所見為(wei) 直接引篇名。就儒墨兩(liang) 家用《書(shu) 》情況來看，戰國之時，《書(shu) 》或更多指儒家之本，《論語》《孟子》《荀子》《禮記》基本上統稱《書(shu) 》；而墨家則多言《夏書(shu) 》《商書(shu) 》或稱引篇名，所引篇名亦大不同於(yu) 孔門之《書(shu) 》篇。另有一點，墨家引《書(shu) 》雖不同於(yu) 孔門，但對《書(shu) 》篇基本上持信從(cong) 態度。這點使我們(men) 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墨家《書(shu) 》篇之來源或本就具有一定權威性，其整體(ti) 麵貌較儒家之《書(shu) 》或更近宗周《書(shu) 》學舊貌。但是，就引《書(shu) 》之功用而言，儒家用《書(shu) 》則更多保留了春秋貴族用《書(shu) 》議政之傳(chuan) 統，而墨家引《書(shu) 》則多在談理。要之，對於(yu) 宗周之《書(shu) 》而言，墨家之《書(shu) 》在“體(ti) ”的層麵有更多留存，而儒家之《書(shu) 》在“用”的層麵有更多繼承。

早期《書(shu) 》篇之書(shu) 寫(xie) 編整背後是學術生態之轉遷，蒙文通言：“《左（傳(chuan) ）》《國（語）》所述，名理實繁，此哲學之初寄乎史；家語作，哲學又離史學而獨尊。此周代學術轉變之階段也。《左》《國》所采者廣，上接乎《書(shu) 》，下接乎子。”以蒙先生所論審視《書(shu) 》學變遷的軌跡，若合符節。

無論是西周、春秋的貴族引《書(shu) 》論政，還是戰國諸子之用《書(shu) 》明理，都顯示出《書(shu) 》類文獻及其背後之《書(shu) 》在中國文化中的砥柱地位。正是華夏先民的智慧與(yu) 思想，賦予了《詩》《書(shu) 》類典籍永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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