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於(yu) 西方《尚書(shu) 》學研究新動向的思考

——由《中國政治哲學之源：〈尚書(shu) 〉 編纂及其思想研究》談起

作者：趙培（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來源：“國際漢學研究與(yu) 數據庫建設”微信公眾(zhong) 號

2017年5月《中國政治哲學之源：〈尚書(shu) 〉編纂及其思想研究》（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Classic of Documents)）一書(shu) 由博睿（BRILL）出版社推出。該論文集由柯馬丁（Martin Kern）和麥笛（Dirk Meyer）主編，是西方漢學界《尚書(shu) 》研究的最新成果。全書(shu) 收錄了十四篇與(yu) 《尚書(shu) 》相關(guan) 的研究文章，涉及到《堯典》《舜典》《禹貢》《金縢》《多士》《無逸》《多方》《顧命》《呂刑》《粊誓》等篇，論者結合傳(chuan) 世與(yu) 新見出土《書(shu) 》類材料，通過多學科綜合（multiple disciplinary）分析以及知識史的視角（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重新認識《尚書(shu) 》及其所含篇章的文本性質和文本結構。在詳細分析和闡釋文本中的核心觀點及箴戒思想的基礎上，他們(men) 試圖賦予《尚書(shu) 》作為(wei) 一個(ge) 動態文化載體(ti) 匯編的文本性質，認為(wei) 《尚書(shu) 》文本表達和塑造了不同時代、諸多學派的政治和知識話語體(ti) 係。

此書(shu) 是西方漢學界首部係統研究《尚書(shu) 》的早期曆史及其文本結構、語言特點和思想特征的著作。就其研究視角與(yu) 所得結論而言，可以說它是對中西方《尚書(shu) 》學研究傳(chuan) 統的“雙反動”。

西方《尚書(shu) 》學肇端於(yu) 1770年，法籍漢學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在巴黎編輯出版了來華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1689-1759）翻譯的《尚書(shu) 》，當時用的是法文。1846年，《尚書(shu) 》的首個(ge) 英文譯本由來華傳(chuan) 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譯出，此書(shu) 是隨後（1865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書(shu) 經》譯本及1904年歐爾德（Walter Gorn Old，1864-1929）《書(shu) 經》譯本的先導。加上1897年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法文譯本，這些早期的譯著構成了西方《尚書(shu) 》學研究的基礎。20世紀中期，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關(guan) 於(yu) 《尚書(shu) 》的研究代表了當時乃至其後很長時間西方《尚書(shu) 》學研究的最高峰。其後，戴梅可（Micheal Nylan）、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艾蘭(lan) （Sarah Allan）等學者均撰寫(xie) 過《尚書(shu) 》相關(guan) 的文章。從(cong) 上述研究史來看，西方漢學界傳(chuan) 統的《尚書(shu) 》學研究，基本上接續著清代樸學或古史辨史學研究的傳(chuan) 統，並沒有顯出特別的“異域視野”，直至這本論文集的出現。

一、《尚書(shu) 》相關(guan) 篇章的文本層次與(yu) 思想層次

《中國政治哲學之源：〈尚書(shu) 〉編纂及其思想研究》（下文簡稱《〈尚書(shu) 〉編纂及其思想研究》）中很多文章都關(guan) 注到《尚書(shu) 》作為(wei) 一個(ge) 完整且又同質的文本，其內(nei) 部的互異現象，並以此為(wei) 突破口來討論《尚書(shu) 》篇章的文本層次與(yu) 思想層次。沃格朗（Kai Vogelsang）的論題即為(wei) 《〈尚書(shu) 〉中互異的聲音》，他以《堯典》《皋陶謨》和《呂刑》三篇為(wei) 例，不僅(jin) 分析了各篇內(nei) 部語言特征及文本內(nei) 容上的差異，也討論了諸篇差異相合性，即三篇使用了近同的結構模型。三篇共享的這一模型暗示了各篇中的矛盾部分明顯宣揚著不同的統治觀，主要表現在對天命政治與(yu) 理想官僚政府模型兩(liang) 種追求的共存。此三篇外，《尚書(shu) 》其他篇章明顯不具有合成特征，亦未表現出統一的語言和思想脈絡。所以沃格朗認為(wei) ，《尚書(shu) 》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不是由整齊的文本與(yu) 思想層次構成的。

同樣，柯馬丁（Martin Kern）的《〈堯典〉中的辭令與(yu) 王權意識》一文亦認為(wei) 此篇顯然包括了堯和舜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敘述。雖然其並未給古文《尚書(shu) 》翻案，但仍認為(wei) 《堯典》（包括《舜典》）應該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來看。柯氏通過分析押韻、節律等修辭手段，認為(wei) 關(guan) 於(yu) 堯的敘述部分應該是堯作為(wei) 王的表演性演講。關(guan) 於(yu) 舜的敘述部分，他認為(wei) 無論是從(cong) 用語還是從(cong) 內(nei) 容上看，其所表現出的天命思想，以及對統一政體(ti) 的模擬等，根本上不同於(yu) 堯敘述中所呈現出的古老王權模型。此外，文章還認為(wei) ，較之堯的個(ge) 人魅力及非凡特質，舜似乎僅(jin) 僅(jin) 作為(wei) 官僚機製背後的某種力量存在，故而認定關(guan) 於(yu) 舜的敘述應該是一個(ge) 更晚的文本層次。

與(yu) 之相類，陳力強（Charles Sanft）的《〈尚書(shu) 〉中的法律概念》，討論了《尚書(shu) 》諸篇內(nei) 容所反映出當時對法律和法律活動的認識。文章認為(wei) 《呂刑》所提出的法律實踐及法律觀念同《尚書(shu) 》其他相關(guan) 篇章形成巨大差異，多數篇章（包括常見征引的《康誥》）均認為(wei) 刑法手段是必須的，但最理想的社會(hui) 還是應該棄刑；而《呂刑》認為(wei) 適當的刑法本質上是有益的。實際上是從(cong) 法律視角彰顯了《尚書(shu) 》在文本和思想整體(ti) 上的層次性。

以上三篇文章，展示了文本與(yu) 其所反映思想層次性的兩(liang) 類情況：一是單篇內(nei) 部的層次性；二是《尚書(shu) 》作為(wei) 整體(ti) 其諸篇之間所顯示出來的層次性。我們(men) 發現，三篇文章更關(guan) 注也著力在證明此種層次性的存在，至於(yu) 其出現的動力因素則並未深及。

二、《尚書(shu) 》相關(guan) 篇章的編纂時間重估

麥笛（Dirk Meyer）在《“書(shu) ”的傳(chuan) 統與(yu) 文本重纂：〈金縢〉和〈周武王有疾〉篇價(jia) 值重估》一文中清楚點明，其研究參考了米克·巴爾（Mike Bal）的敘事學和揚·阿斯曼（Jan Assmann）的記憶生產(chan) 理論。麥笛關(guan) 注文本化的“書(shu) ”生產(chan) 和流傳(chuan) 過程中，知識本身的流播問題。故而他將“書(shu) ”的傳(chuan) 統放在動態的文化視野中來分析，考察其眾(zhong) 多成分的不斷變化情況，以及在不同的背景和條件下，如何不斷地被新的團體(ti) 以新的形勢再界定。就簡本與(yu) 傳(chuan) 世本《金縢》而言，他認為(wei) 前者是經過細心編寫(xie) ，以昭示對周公廉潔無私品格的懷疑，但最終目的是為(wei) 了祛除這種不信任。所以簡本不同於(yu) 傳(chuan) 世本，從(cong) 修辭目的上，諸多敘事元素表現出嚴(yan) 格的層次結構，顯示出豐(feng) 富的戲劇性。簡言之，簡本不同於(yu) 傳(chuan) 世本，其曾作為(wei) 表演性文本被使用過。

麥笛另有一篇《文本的語境重構與(yu) 記憶生產(chan) ：從(cong) 〈顧命〉篇重建關(guan) 於(yu) 統治地位的論辯》，詳細分析了《顧命》的文本，將其與(yu) 清華簡《保訓》進行對比分析。麥笛認為(wei) 這類文本共享了同樣的文本模型，而這種穩定的模型形成於(yu) 戰國時期。戰國時候的很多事件都通過這一模型呈現。通過這種文本生產(chan) 的修辭範式，一個(ge) 曆史事件被再現為(wei) 前後連貫的文本，這一事件就不僅(jin) 僅(jin) 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種事件類型。將這些敘事類型放在整個(ge) 敘事傳(chuan) 統中來看，我們(men) 會(hui) 發現這一類型不僅(jin) 為(wei) 已發生的事件設置了框架，並且拓展了曆史敘述的新的維度。正是在這樣的敘事維度上，不同學派借助過去來樹立自身的權威與(yu) 文化身份。麥笛認為(wei) ，諸如《顧命》和《保訓》一類的文本，隻可能在戰國時期編纂出來，但其中可能包含有作為(wei) 當時社會(hui) 政治和哲學辯論的工具而存在的更早的文本層次。

同樣，柯馬丁《〈尚書(shu) 〉中的“誓”》首先分析了《尚書(shu) 》中“誓”類篇目共同的修辭、語言特征、文本類型和意圖，這一特點具有曆時性，顯示出此類文本結構性與(yu) 儀(yi) 式化的特質。柯馬丁認為(wei) 這些“誓”類篇章應該是對周文化記憶的追溯性創作。這些篇章總是將講演者描繪成為(wei) 勇武且道德完美者，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qing) 向性，它們(men) 總是為(wei) 古代中國的戰爭(zheng) 披上天命的合法外衣。從(cong) 語言上來看，柯馬丁認為(wei) 這類演說曾被用作實際演出文本，至少其中的部分篇章曾被放到禮儀(yi) 場合表演過。

史嘉柏（David Schaberg）《文獻之聲：戰國文本中的引〈書(shu) 〉材料研究》一文認為(wei) ，《尚書(shu) 》表麵上是一個(ge) “書(shu) ”類文獻的合集，實際上其中包含著以書(shu) 麵形式書(shu) 寫(xie) 的早期演說。在儀(yi) 式擬古主義(yi) 的修辭模型標記下，這種書(shu) 麵形式將早期權威的王室話語形式保留在了被記錄下的演說中。一直到數個(ge) 世紀之後的春秋，甚至早期帝國時期，這種形式一直傳(chuan) 承，如秦刻石與(yu) 漢祭祀歌等。史嘉柏認為(wei) ，如果《尚書(shu) 》是以書(shu) 麵的形式存檔保存，那麽(me) 這些早期書(shu) 寫(xie) 從(cong) 一開始就存在於(yu) 一個(ge) 更大的口傳(chuan) 文化當中，《尚書(shu) 》中的很多篇章實際上是對動態口傳(chuan) 文化的靜態錄存。史嘉柏通過對戰國文本中的“書(shu) ”類引文的詳細分析，認為(wei) 當時同樣的儀(yi) 式擬古主義(yi) 者對保存古代材料以及新的仿古文體(ti) 做出了貢獻，較之閱讀《書(shu) 》篇，他們(men) 更在意文本中的口頭記憶。

夏玉婷（Maria Khayutina）《〈粊誓〉，西周盟誓文本與(yu) 早期中國的法律文化》一文探討西周“誓”類文本和法律文化問題，文章集中討論《粊誓》篇。夏玉婷對傳(chuan) 統上將此篇作者歸屬於(yu) 伯禽的說法提出質疑。通過比較西周銅器銘文，她認為(wei) 《粊誓》不可能早到伯禽時候，盡管此篇文獻反映了西周法律文化，記錄了當時的活動，語言上具有相似性。結合其他紀念性文本，如《左傳(chuan) 》和其他早期文獻中的各種曆史參考，夏氏認為(wei) ，《粊誓》在魯國產(chan) 生出來的時間應該在公元前8世紀後半段，或者更晚。因此，她認為(wei) 此篇是地方政府記憶文化的產(chan) 物，是通過模仿周王室的“誓”篇的紀念性文本，服務於(yu) 政治權力的象征性表現，通常是為(wei) 了轉移當時的危機。

三、《尚書(shu) 》《逸周書(shu) 》的類分

葛覺智（Yegor Grebnev）在《作為(wei) 記言文本實例的〈尚書(shu) 〉與(yu) 〈逸周書(shu) 〉》一文中，以形式評析法（Form Criticism）為(wei) 基礎，係統吸收了西方學者文本分析的既有方法，試圖確立新的標準對《尚書(shu) 》《逸周書(shu) 》及更多相關(guan) 文獻的文本進行更為(wei) “科學”“準確”的分類。其方法中關(guan) 於(yu) 語言、修辭等標準的使用，古史辨派學者的研究中已多有嚐試，漢語史領域的研究中更是屬於(yu) 基本方法；其所用的語境分析法（Contextualization），在此論文集中已非特例。所以，葛氏的研究並非新在獨創，而是新在綜而用之。此文通過對相關(guan) 篇目文本類型、文本修辭、文本結構，以及語言細節的描述和對比、詞匯分布等方麵的分析，根據文本材料的性質，將其分為(wei) 敘述（Narrative）和記言（Speech）兩(liang) 類。實則與(yu) 《漢書(shu) ·藝文誌》所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相類。為(wei) 了合理解釋記言類文本中的敘述成分，他將敘述文本限定在純粹敘述文本（Speech-independent Narrative），而認為(wei) 記言文本中的敘述內(nei) 容實際上服務於(yu) 記言需要，因此依然判定其為(wei) 記言類。

據其類分，葛氏認為(wei) 除《禹貢》外，今本《尚書(shu) 》中今文類均屬於(yu) 記言類文本，而《逸周書(shu) 》中記言類則包括《大匡》《程典》《酆保》《大開》《小開》《文儆》《文傳(chuan) 》《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謀》《寤儆》《和寤》《大匡》《文政》《大聚》《商誓》《度邑》《武儆》《五權》《成開》《皇門》《大戒》《嚐麥》《本典》《官人》《王會(hui) 》《祭公》《芮良夫》《太子晉》《殷祝》《周祝》，共33篇。

另外，在赫爾姆特·烏(wu) 茨施耐德（Helmut Utzschneider）和柯馬丁相關(guan) 論說的基礎上，葛氏又將《書(shu) 》類篇章進行了戲劇化（Dramatic）與(yu) 非戲劇化（Nondramatic）的區分。在進行戲劇化與(yu) 非戲劇化區分的時候，葛氏運用了一些語言學的知識，如根據一二人稱代詞、感歎詞等的分布來進行判斷。他認為(wei) 在記言類文本中，具有非戲劇化特征者，上述詞匯要素多出現在開篇和收尾處，而具有戲劇化特征的文本，則上述要素分布比較均勻。

此外，葛氏還參用了語境分析法（Contextualization）和目錄分析法（Catalogs）。其中目錄分析法是基於(yu) 這樣一個(ge) 認定，那就是戰國時期的文本在安排和處理知識時有時會(hui) 有係列化的清單，近同於(yu) 製定目錄，葛氏用以強調文本中存在大量序列化的知識，也即有些文本在內(nei) 容安排上具有序列化的特征。

綜合使用以上方法，葛氏將文本類型劃為(wei) 五種。第一種類型是戲劇化的記言文本，包括《尚書(shu) 》中的《甘誓》《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之命》《牧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文侯之命》《費誓》《秦誓》諸篇；《逸周書(shu) 》中的《商誓》《度邑》《祭公》諸篇。第二類是非戲劇化的記言文本，包括《尚書(shu) 》中的《洪範》，《逸周書(shu) 》中的《酆保》《大開》《小開》《文傳(chuan) 》《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謀》《大匡》《文政》《大聚》《五權》《成開》《大戒》《本典》諸篇。第三類是述夢文本（Dream Revelation），包括《逸周書(shu) 》中的《文儆》《寤儆》《武儆》。第四種類型是書(shu) 麵通告類文本（Writing-informed），包括《尚書(shu) 》中的《呂刑》，《逸周書(shu) 》中的《大匡》《程典》《芮良夫》。第五類是基於(yu) 情節的對話體(ti) 敘述類文本（Plot-Based Stories with Dialogues），包括《尚書(shu) 》中的《金縢》，《逸周書(shu) 》中的《太子晉》《殷祝》兩(liang) 篇。

以上五種類型實際上難以囊括所有《書(shu) 》篇，所以葛氏又將剩餘(yu) 的分作第六類，包括《尚書(shu) 》中的《堯典》《皋陶謨》《高宗肜日》《梓材》《顧命》，《逸周書(shu) 》中的《和寤》《皇門》《嚐麥》《官人》《王會(hui) 》《周祝》諸篇。從(cong) 例外的這十一篇來看，試圖確立新的類型標準是比較困難的事情，而葛氏的努力自然也是其嚐試行為(wei) 本身的意義(yi) 大於(yu) 所得結論。

四、傳(chuan) 世與(yu) 簡本《金縢》當分讀說

隨著出土文獻越來越多，有傳(chuan) 世文獻可對讀的篇目數量也在增多。目前對於(yu) 此類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從(cong) 新字釋讀到綴簡、斷句等，多參考傳(chuan) 世篇章來進行。然而，若出土篇章和傳(chuan) 世篇章，僅(jin) 僅(jin) 是表象上的互文，實則屬於(yu) 不同性質的文本，那麽(me) 以上對讀分析研究的方法就難免出現偏差，甚或失誤。Magnus Ribbing Gren的《清華簡〈金縢〉篇：我們(men) 所不知道的周公》一文試圖來討論此問題。文章詳細分析了清華簡《金縢》及其平行文本《尚書(shu) ·金縢》篇，從(cong) 哲學和語言學的角度，揭示出土文本同傳(chuan) 世本的差異，最終認為(wei) 兩(liang) 者應該獨立閱讀。Gren認為(wei) ，在傳(chuan) 世本《尚書(shu) 》中，周公以己為(wei) 犧牲來代替病重的武王，簡本中周公則直截了當地表達了繼位的野心，因此簡本其實是武王退位給其賢能兄弟這一敘事模型的延續（相近敘事見載於(yu) 《逸周書(shu) 》）。Gren還認為(wei) ，戰國時候，學者熱衷於(yu) 討論王位繼承原則的問題，同當時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guan) ，然而這些討論在秦漢帝國時期逐漸消失。所以Gren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在戰國和秦漢帝國時期存在兩(liang) 個(ge) 截然不同的《金縢》故事，它們(men) 有著各自不同的政治意涵。

若拋開這篇文章討論的具體(ti) 對象和具體(ti) 結論的爭(zheng) 論，我們(men) 認為(wei) 其更大的意義(yi) 在於(yu) 這樣一個(ge) 提醒，傳(chuan) 世與(yu) 出土文獻對讀的時候，切記不要直接用既存的知識體(ti) 係去框套新出土的文本，而應該為(wei) 傳(chuan) 統知識體(ti) 係預留下被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五、《尚書(shu) 》學研究的新啟示

以上簡單介紹了《〈尚書(shu) 〉編纂及其思想研究》一書(shu) 的主要篇章，著重分析了它們(men) 所用材料、方法及得出的結論。總體(ti) 而言，多數學者受到文化記憶理論的影響，擅長通過語言特征、文體(ti) 結構模型，尤其是文本的哲學意涵分析，來討論《尚書(shu) 》及其篇章編纂的時代性與(yu) 目的性。他們(men) 強調文本生成背景的特殊性，例如王朝衰頹時或滅亡之後，子孫對先王先公的追懷促成了文本生產(chan) 行為(wei) 等。另外，他們(men) 還強調文本的表演性特征，注意從(cong) 儀(yi) 式功能角度去討論文本，反之同樣關(guan) 注文本中的表演性特征。在文化記憶理論基礎上來處理《尚書(shu) 》文本，確實呈現出了不同以往的新鮮感，然而《尚書(shu) 》也實實在在地被理論框架及其所對應的前期預設所切割，更像是證明某一理論的素材而非研究對象本身。

回顧《尚書(shu) 》學研究史，重視文本的內(nei) 在矛盾性、語言特征以及哲學意涵（思想特征）的分析法，同古史辨派的研究近同。我們(men) 知道，古史辨派及相關(guan) 人員的辨偽(wei) 事業(ye) ，頗受劉逢祿、康有為(wei) 、崔適等今文經派的影響，其辨偽(wei) 書(shu) ，以做成“偽(wei) 史”為(wei) 目的，論斷甚為(wei) 悍勇。當時的學者，如張蔭麟、胡適和葉青三位先生，已開始反思當時古籍考訂方法及其邏輯依據上的問題。① 那時所提出的問題，如默證陷阱、語言和思想判定上的主觀性等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值得重視，因為(wei) 前述諸篇在論證邏輯上都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此外，“文化記憶”派多數論者將篇章的形成時間鎖定在戰國，或者更晚的時候，同古史辨派學者的結論亦近同。然而，古史辨派的研究確實將文本作為(wei) 研究對象，其研究並不受限於(yu) 某一理論框架，又可見出二者近而不同。

另外，此書(shu) 是西方漢學界停滯既久的《尚書(shu) 》學研究新起點，必然存在著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文本分析的前提是對文本內(nei) 容的強有力的掌控力，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豐(feng) 富而全麵的相關(guan) 背景知識，若有缺環，則極易誤讀誤判。如尤銳（Yuri Pines）在《一位勤勞之君？重讀〈無逸〉》篇中，論說此篇講到統治者在就任之前作為(wei) 體(ti) 力勞動者的經曆，認為(wei) 其很可能並非直接繼承王位，而《無逸》實際上表達了此王對傳(chuan) 統權力交接原則的質疑。由此他認為(wei) ，這一獨特的視角，雖未被其後的傳(chuan) 注家們(men) 所注意，或許反映了此篇編撰的特殊背景，極有可能是前771年西周王朝瓦解後的結果。這裏的論證基礎僅(jin) 僅(jin) 是《無逸》開篇部分所見的周公曰“先知稼穡之艱難”，然後生發出上麵的雙重推測。實際上，周人重稼穡，從(cong) 後稷開始已然。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言：“農(nong) 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水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wei) 帝，禹稷躬耕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yu) 後稷。四民之事莫勞於(yu) 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yu)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②所論較尤氏的說法更為(wei) 妥當。再者，文本層次背後對應的不僅(jin) 僅(jin) 是文本形成問題，亦可能是文本流傳(chuan) 過程中所產(chan) 生的改變，若結合中國起源甚早的史官傳(chuan) 統，則後一種原因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文化記憶”派學者將文本和思想層次出現的原因直接歸因到文本生產(chan) 上去，頗顯武斷。

盡管這些初始研究尚存在很多不盡人意之處，對自己所提出問題的論證和解釋力度上存在不足，但是他們(men) 所指出的這些現象在《尚書(shu) 》文本中確實存在。如《尚書(shu) 》作為(wei) 一個(ge) 動態文化載體(ti) 匯編，其單篇內(nei) 文本層次，多篇之間的思想差異，《尚書(shu) 》及其篇章生產(chan) 的目的，相關(guan) 篇章的表演性特征等問題，確實值得做更深入研究。推而言之，我們(men) 應該更加關(guan) 注古書(shu) 及其篇章形成和流傳(chuan) 背後深層次的動力因素。古書(shu) 形態的變化（包括載體(ti) 形態和文本形態）、流傳(chuan) 渠道和方式的轉變，以及經典的誕生，不是簡牘篇章的簡單拚合，而是跟時局之轉、文化之變以及新的思維模式和社會(hui) 群體(ti) 的出現等因素直接相關(guan) 。分析《尚書(shu) 》文本演變的諸多現象，探析這些現象所關(guan) 涉到的傳(chuan) 統變革、文化轉向、政治形態、學派意圖等更深層的問題，將是《尚書(shu) 》學研究的新方向。

注釋：

①張蔭麟：《評近人對於(yu) 中國古史之討論》，《學衡》1925年第40期，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2冊(ce) ），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9頁；胡適：《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哲學論叢(cong) 》（第1集）1933年，收入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6冊(ce) ），第263-276頁；葉青：《從(cong) 方法論上評〈老子〉考》，《文化建設月刊》1935年第1卷第6期，收入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6冊(ce) ），第283-296頁。

②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日本漢文大係孔傳(chuan) 、蔡傳(chuan) 合刻本《尚書(shu) 》卷第九，台灣新文豐(feng) 出版社1978年影印，第16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