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學的闡釋方法與(yu) 傳(chuan) 統

作者：徐興(xing) 無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十三日癸醜(chou)

          耶穌2024年6月18日

《史記·孔子世家》曰：“周室微而禮樂(le) 廢，《詩》《書(shu) 》缺。”在中國經學的敘事中，孔子刪定六經於(yu) 禮崩樂(le) 壞之時，可見其艱，故在當時，晏子已譏刺孔子“當年不能究其禮”。秦火之後，六經殘缺不全，雖經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兼而存之。然而六經之中，樂(le) 經亡佚，禮經後置，《周官》之發，晚至哀、平。古代禮學經西漢二戴《禮記》輯存，加之東(dong) 漢鄭玄遍注三《禮》，可睹其規模，但由於(yu) 禮樂(le) 製度的湮廢，與(yu) 之密切相關(guan) 的文本編纂與(yu) 解說極為(wei) 困難。逮至清代禮學複興(xing) ，三《禮》之中，《儀(yi) 禮》有胡培翬《正義(yi) 》，《周禮》有孫詒讓《正義(yi) 》，唯《禮記》未出新疏。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雲(yun) ：“清儒於(yu) 《禮記》，局部解釋之小書(shu) 單篇不少，但全部箋注，尚未有從(cong) 事。”又徐俊《清人十三經緣起》一文述及1960年代中華書(shu) 局啟動“清經解輯要”出版計劃，屈守元認為(wei) “《禮記》清人所作不能超過孔疏，可以不用朱書(shu) （朱彬《禮記訓纂》）勉強備數”，楊向奎亦雲(yun) ：“清末以來有些人想刻十三經新疏，《禮記》最無辦法。為(wei) 了成龍配套，便看上了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和朱彬的這部書(shu) 。”（《書(shu) 品》2012年第3期）

因此，以學術史的坐標衡量，王鍔主編的《禮記注疏長編》，堪稱繼踵前人的一大事業(ye) 。其事起於(yu) 其撰作《禮記匯校集注》的計劃，欲“匯校眾(zhong) 本，集合諸說，刪繁就簡，按斷是非”，撰成之後，必為(wei) 當代《禮記》新疏。但他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遵循嚴(yan) 謹的文獻學方法，匯校之後，以漢唐以來，說禮諸家，或專(zhuan) 尚鄭孔，或喜自立說，聚訟紛紜，令人目眩，於(yu) 是又效司馬光撰寫(xie) 《資治通鑒》之法，輯錄《禮記》注疏、集說及相關(guan) 的解說，逐篇編纂《注疏長編》，為(wei) 《集注》工作打下堅實的資料基礎。迄今已由廣陵書(shu) 社刊出《曲禮注疏長編》《檀弓注疏長編》《王製注疏長編》三種。這種以史學治經學的方法，其意義(yi) 絕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保存或是整理前人的經說，追求文獻資料的詳盡排比，而是在經典闡釋方法上具有發凡起例之功。

“注疏長編”其實就是“求之故訓”的闡釋方法。清儒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曰：“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yu) 賢人聖人之義(yi) 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yi) 理明，則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古人治經有一個(ge) 很重要的預設，那就是孔子編纂的六經文字，經過秦火，至漢朝已非原貌，很難通過傳(chuan) 世經典的文字了解經文原貌和聖人之道了，所以漢代經師說：“離於(yu) 全經，固已遠矣。”如果要接近經文的原貌，漢人認為(wei) ，必須盡可能地廣泛搜集、保存古人的解釋，恢複其師承授受，所謂“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小大之道，豈可偏絕哉！”（《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 戴震所雲(yun) “遺文垂絕，今古懸隔”而“求之故訓”，亦是此意。在他看來，“故訓”不僅(jin) 是解釋經文的方法，而且包括過去的解釋。他甚至認為(wei) 過去的解釋也是殘缺的，其《古經解鉤沈序》曰：“僅(jin) 僅(jin) 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為(wei) 傳(chuan) 導也者。又況古人之小學亡，而後有故訓，故訓之法亡，流而為(wei) 鑿空。”所以要“廣攬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為(wei) 綜考故訓之助。”隻有經由過去的解釋，我們(men) 才能掌握“故訓之法”。其實戴震很少講“訓詁”，而是講“故訓”或“古訓”，有時會(hui) 說“小學故訓”，即便說到“訓詁”，也是與(yu) “語言文字”對舉(ju) （《與(yu) 段若膺論理書(shu) 》），因為(wei) 他講的“故訓”受到惠棟以“求古”治經的影響（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隻是清人多將戴震說的“故訓”改為(wei) “詁訓”或“訓詁”。比如錢大昕《戴先生傳(chuan) 》、方東(dong) 樹《漢學商兌(dui) 》等轉述戴震的觀點時就寫(xie) 成“訓詁”或“詁訓”，這大概是因為(wei) 清儒對文字音韻多有發明，特別是戴震後學如段（玉裁）王（王念孫、引之）等人發展了小學，使文字訓詁成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但是，將“故訓”改為(wei) “訓詁”，便會(hui) 將古人對經典的解釋窄化為(wei) 對文字的解釋，將“經義(yi) ”簡化為(wei) “字義(yi) ”了。黃焯曾經認為(wei) ，“戴震謂訓詁明而後義(yi) 理明，實則有訓詁明而義(yi) 理仍未得明者”，這正是被清儒對戴震的誤解所誤導。黃侃主張“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zhuan) ”（《訓詁學講詞》），正是看到解釋經義(yi) 與(yu) 解釋字義(yi) 的區別：“小學之訓詁”研究字詞的確定義(yi) 項，便於(yu) 通釋文字，所以貴圓；而“經學之訓詁”須就不同經文的獨特語境和文意來闡釋其中的事項與(yu) 義(yi) 理，所以貴專(zhuan) 。戴震的“故訓”包括對名物、典章製度和義(yi) 理的解釋，當屬“經學之訓詁”。認為(wei) 把握了字義(yi) 就可以把握經文的原貌，進而能明白聖賢心中的義(yi) 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wei) 經文已經殘缺了，所以我們(men) 隻能說：明白了古人對經文的解釋，才能把握解釋的方法，接近經文的原貌，進而明白聖賢心中的義(yi) 理。梁啟超甚至認為(wei) ，古人的解說比經文更加重要。其《陰陽五行說之來曆》一文中指出：經這個(ge) 東(dong) 西其實是教科書(shu) ，經的傳(chuan) 記才是教員的講義(yi) ，“今日若有經無傳(chuan) ，經之意義(yi) 何在？將人人莫名其妙；若有傳(chuan) 無經，猶可得許多義(yi) 理”。這個(ge) 說法特別適用於(yu) 《禮記》，即便沒有古代的《禮經》文本，但根據闡釋《禮經》的傳(chuan) 記注疏，我們(men) 仍可知道古代禮樂(le) 製度的道理。現代解釋學也認可這樣的觀點，因為(wei) 隻有通過解釋，文本中的文字才能轉變為(wei) 意義(yi) 。按照這個(ge) 邏輯，我們(men) 不妨將戴震的話說得更加直截了當：故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yi) 理明。

作為(wei) “故訓”的“注疏”通過“長編”的形式，呈現出在曆史中形成的解釋傳(chuan) 統。從(cong) 解釋學的角度看，這些都是古人的“前見”，構成了我們(men) 的經學闡釋的“前結構”，或者說是必要條件。中國經學強調“師法”“家法”“疏不破注”，其中既有能啟發我們(men) 理解的“創見”，也有妨礙我們(men) 理解的“偏見”。但是“創見”與(yu) “偏見”也是相對的，因為(wei) 它們(men) 都是在曆史中產(chan) 生的，受到曆史和語境的規定，都可以說是“偏見”，然而“創見”也隻能誕生於(yu) 其中。所以，將古人關(guan) 於(yu) 《禮記》的“前見”編為(wei) “長編”，我們(men) 就可以觀察《禮記》的解釋傳(chuan) 統，發現其中的異同。所謂的“同”就是傳(chuan) 統經學中講的“通義(yi) ”。《白虎通》雲(yun) ：“公者，通也。”“通義(yi) ”可謂共識，或者說是共同的“偏見”；所謂的“異”就是不同時代或個(ge) 人的“偏見”，但也可能就是“標新立異”的“創見”。對這些“前見”的梳理與(yu) 呈現，不僅(jin) 可以為(wei) 我們(men) 創發新義(yi) 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而且可以幫助我們(men) 客觀理性地把握解釋的傳(chuan) 統。

由此可見，除了揭示“求之故訓”的闡釋途徑之外，《禮記注疏長編》的另一貢獻是學術史意義(yi) 上的，它啟發我們(men) 重新發現中國經學的主體(ti) 性。近代以來，傳(chuan) 統經學隨著古代社會(hui) 一起消亡，清儒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備受中國現代學術斷章取義(yi) 式的推崇，以此消解傳(chuan) 統經學的權威。經學曾經統攝古代各種學術，但在現代學術中喪(sang) 失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六經作為(wei) 曆史文獻被分解到各個(ge) 學科，進入分科治經的時代。這固然帶來了新的視野和方法，深化了經學的研究，但是經學的文化，或者說經學的傳(chuan) 統性和主體(ti) 性也隨之解體(ti) 。過去我們(men) 更多地認為(wei) ，這是中國曆史變革和學術現代化的必然，因為(wei) 傳(chuan) 統經學的主體(ti) 性和權威性是依靠古代政治製度，特別是選舉(ju) 仕進製度來確立和保障的，然而隨著經學研究的深入，我們(men) 越發感到必須對經學有整體(ti) 的觀照，才能全麵地把握經學，才能重新確立經學的中國學術特色與(yu) 學科體(ti) 係。當然，通過跨學科的研究，通過經學文獻的校勘與(yu) 闡釋，都有助於(yu) 把握經學的主體(ti) 性，但是當我們(men) 翻開《禮記注疏長編》，才可以直觀地發現，經學的闡釋傳(chuan) 統才是經學主體(ti) 性的真正所在，才是我們(men) 應該自覺繼承和發揚的學術傳(chuan) 統，才是我們(men) 超越分科治學，重新確立現代經學主體(ti) 性的起點。

我們(men) 既希望《禮記匯校集注》早日誕生，實現三《禮》之學的學術期望，更希望《禮記注疏長編》早日完成，因為(wei) 它或許更具有學術創新的意義(yi) 。

作者簡介

徐興(xing) 無，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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