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具有獨特價(jia) 值觀

作者：楊豔秋（中國曆史研究院副院長，曆史理論研究所黨(dang) 委書(shu) 記、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十四日甲寅

          耶穌2024年6月19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隻有全麵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數千年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產(chan) 生並形成了為(wei) 整個(ge) 民族所共同認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強大生命力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孕育出中華民族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形成了獨特的價(jia) 值觀。這個(ge) 價(jia) 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最為(wei) 深厚的文化支撐，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最深遠的文化血脈滋養(yang) 。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天地人相參，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共同關(guan) 注和思考的重要命題，也是人與(yu) 自然和諧的理論邏輯。《周易》將人與(yu) 天、地並稱“三才”，闡發了豐(feng) 富的天人和諧思想，認為(wei) 人應當“讚天地之化育”，與(yu) 天地相參。《易傳(chuan) ·文言》提出：“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與(yu) 日月合其明，與(yu) 四時合其序，與(yu)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所謂“與(yu) 天地合其德”，指人與(yu) 自然要相適應，相互協調，實現“天地與(yu) 我並生，萬(wan) 物與(yu) 我為(wei) 一”的境界。老子提出“輔萬(wan)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wei) ”，孔子提出“惟天為(wei) 大”，強調的都是對自然的一種敬畏。漢代董仲舒更明確強調“天人之際，合而為(wei) 一”。北宋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題。南宋朱熹通過論述上天之德來探討為(wei) 人之道，認為(wei)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以天與(yu) 人相生的關(guan) 係，論證“仁”的重要價(jia) 值。

“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們(men) 以友愛、寬厚的態度對待自然生態、自然萬(wan) 物。相傳(chuan) 夏禹提出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對人們(men) 伐木、漁獵活動進行了嚴(yan) 格限製。到了商代，保護自然與(yu) 道德教化的目的結合起來，《史記·殷本紀》記載了商湯“網開三麵”，給鳥放開生路，從(cong) 而使天下歸心的典故。《周易》描繪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yu) 爾靡之”其樂(le) 融融的生態美景。孔子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反對用大網攔河捕魚，射獵夜宿之鳥，主張給動物留條生路。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wei) 灰。”這種生態倫(lun) 理思想得到傳(chuan) 承，我國曆代文化作品中都有對生命關(guan) 愛和感懷的表達。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中國人形成的對有關(guan) 主客體(ti) 關(guan) 係的認識，是一種講求和諧共生的宇宙觀，也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人們(men) 因此敬畏自然、效仿自然、善待自然，尋求人與(yu) 自然的和諧。

“大一統”的政治觀

“大一統”一詞，出自戰國時期齊國人公羊高撰著的《春秋公羊傳(chuan) 》，其中對《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經文的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一統”觀念則早於(yu) 此，《詩經·商頌》稱：“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邦畿千裏，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記載，明確表達了天下的土地、臣民統屬於(yu) 天子的“大一統”思想。《春秋公羊傳(chuan) 》的“大一統”思想與(yu) 《春秋》關(guan) 聯至深，孔子相傳(chuan) 為(wei) 《春秋》的編訂者，孔子之後，孟子主張天下“定於(yu) 一”，荀子更多論及“一天下”和“天下為(wei) 一”，對“大一統”思想進行了發揮。韓非子提出“道無雙，故曰一”，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強調中央集權與(yu) 思想統治的重要性；李斯則向秦王提出“滅諸侯，成帝業(ye) ，為(wei) 天下一統”，“大一統”思想不斷發展。

秦漢統一王朝建立後，“大一統”思想從(cong) 政治理念轉化為(wei) 政治實踐。西漢時期，董仲舒構建的“大一統”學說登上意識形態舞台，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對“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傳(chuan) 文進一步闡發：“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即“大一統”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統一，還要在曆法、禮樂(le) ，甚至國家的代表顏色等方方麵麵統一。據學術界研究，古代“大一統”的基本內(nei) 容，包括“以‘尊王’為(wei) 核心的政治一統；以國家領土完整為(wei) 目標的疆域一統；以‘內(nei) 華夏’為(wei) 宗旨的民族一統；以‘崇禮’為(wei) 中心的文化一統”。

“大一統”觀念深刻影響著中國曆史，曆代中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盡管中國曆史上有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但大一統的因素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各族人民都把維護國家統一看作天經地義(yi) 、義(yi) 不容辭的神聖使命與(yu) 責任。元朝和清朝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王朝，明清兩(liang) 代大一統局麵得到中華各民族的承認和肯定，中華文明的曆史鏈條從(cong) 未中斷。這就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所講的，“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wei) 一體(ti)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jue) 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luan) 、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jue) 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jue) 定了一個(ge) 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係”。

“和而不同”的社會(hui) 觀

在中國社會(hui) 內(nei) 部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上，中華文化倡導“和而不同”的社會(hui) 價(jia) 值理念。“和而不同”並非指不同事物和諧相處，這裏的“和”與(yu) “同”是兩(liang) 種狀態，也是兩(liang) 種態度，“不同”是說君子不讚成“同”這種狀態。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zheng) ，群而不黨(dang) 。”認為(wei) 君子應該“泛愛眾(zhong) ”，普遍團結人而不結黨(dang) 營私。“和而不同”不僅(jin) 是對君子的道德要求，也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所追求的重要準則。晏嬰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民主爭(zheng) 心。”這就將“和而不同”的觀念引入政治生活，對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價(jia) 值取向有著深遠影響。東(dong) 漢末史學家荀悅提出百官之間“和而不同，讓而不爭(zheng) ，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積極倡導君臣各守其責，互相禮讓，形成好的“治國之風”。

補偏糾弊同樣為(wei) “和而不同”思想的內(nei) 涵之一。東(dong) 晉葛洪說：“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南朝史學家範曄又提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wei) 正，以匡惡為(wei) 忠”。唐太宗與(yu) 諫臣魏徵討論治國之道時提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重要認識，對於(yu) 貞觀之治的出現是有一定推動作用的，這是“和而不同”中“納和言”的重要實例。

“和而不同”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也是治國之道。明代黃洪憲的《君子和而不同》一文指出：“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於(yu) 平，而又何比焉？合誌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萬(wan) 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和生於(yu) 公，而又何徇焉？”這都是強調政治關(guan) 係的“和而不同”理念。如何真正實現“和而不同”的政治觀，黃洪憲說：“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情’，此君子之‘和’。”這是說如果君臣之間、上下級之間、同僚之間，都以“道”這一根本道德之標準處理關(guan) 係，而不是任私、任情，“和而不同”的政治風氣就自然會(hui) 形成。

“窮變通久”的發展觀

在幾千年的曆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guan) 於(yu) 社會(hui) 發展的深刻認識，“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革精神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曆史變易觀念的驅動下，中國古人對曆史發展的規律和法則展開了積極探索，中國文化也在一代代增損因益、更新變革中向前發展，表現出一種革故鼎新、不斷轉化和創造的內(nei) 在動力。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導“革故鼎新”。《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記·大學》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chuan) 》中的“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係辭下》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春秋時期管仲的“千裏之路，不可扶以繩；萬(wan) 家之都，不可平以準”，韓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等思想中，無不蘊含著創新進取思想的要素。宋代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時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則是根據政治活動的需要運用和發揮了古人“達變求新”的理念。明清之際，王夫之又提出“事隨勢遷而法必變”的變革理論。正因為(wei) 這種“變易”發展的思想，中華文明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數千年的發展中生生不息、曆久彌新。正是這種突出的創新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yu) 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幾千年來，中國曆史在變革中不斷前進，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正因為(wei) 內(nei) 蘊著這種變革性而產(chan) 生出無窮的創造力。

“協和萬(wan) 邦”的交流觀

中華文化的處世之道體(ti) 現在中原王朝對外的邦國關(guan) 係上，是倡導“協和萬(wan) 邦”的交流觀。“協和萬(wan) 邦”出自《尚書(shu)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尚書(shu) ·堯典》認為(wei) “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才能“蠻夷率服”。其他先秦元典中也闡述了“協和萬(wan) 邦”的思想。

《周禮》說：“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wan) 民。”《周易·乾卦》說：“首出庶物，萬(wan) 國鹹寧。”《論語·顏淵》說：“君子敬而無失，與(yu)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論語·季氏》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中庸》提出治理國家、天下的九條準則，其中兩(liang) 項是“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認為(wei)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指大國對周邊邦國應該友善，表彰其好的方麵，對於(yu) 他們(men) 還做不到的則給予幫助；“繼絕世舉(ju) 廢國，治亂(luan) 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指收取小邦國的貢品不妨少些輕些，而回報的禮品卻要厚重。孟子提出了推行“王道”“以德服人”、反對霸道的國際秩序觀，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同”。《孫子兵法》是一部兵書(shu) ，但也提出了親(qin) 善友邦的政略，指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wei) 不得已”，“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傳(chuan) 》隱公六年雲(yun) ：“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國語·晉語》稱：“固國者在親(qin) 眾(zhong) 而善鄰。”秦漢以後，協和萬(wan) 邦、天下大同的理念得以傳(chuan) 承，中原王朝與(yu) 周邊邦國的交往得以延續，陸上與(yu) 海上絲(si) 綢之路得以向域外延伸。“協和萬(wan) 邦”的思想理念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造就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過了一條與(yu) 其他國家和民族文明發展不盡相同的道路。今天我們(men) 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國曆史傳(chuan) 承和文化傳(chuan) 統決(jue) 定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已經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nei) 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wei) 方式。其獨特的價(jia) 值觀不僅(jin) 對古代中國，也對當代中國產(chan) 生著深遠影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在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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