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曆代周敦頤文集編纂的動因

作者：粟品孝（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社會(hui) 科學報》1904期5版

深度

周敦頤文集編纂始於(yu) 南宋，明代衍生出《濂溪誌》和《周子全書(shu) 》。別集、專(zhuan) 誌和全書(shu) 三大係列交互影響，主體(ti) 內(nei) 容非常接近，一般統稱為(wei) 周敦頤文集。國家社科基金優(you) 秀項目“周敦頤文集的編纂史研究”（18BZS062）結合文獻學和社會(hui) 文化史研究方法，對曆代三十多種周敦頤文集進行了綜合研究，重點探尋其編纂過程的內(nei) 外動因。

周敦頤文集相當獨特，別集、專(zhuan) 誌、全書(shu) 三大係列皆有，版本繁複，形式多樣。而且周子本人的詩文很少，其文集的主要內(nei) 容是他人撰述的有關(guan) 周子的各種文獻。周敦頤文集的這些特點十分罕見，是我國傳(chuan) 統文獻寶庫中極其珍貴的個(ge) 案。從(cong) 社會(hui) 文化的大背景來探尋周子文集編纂的內(nei) 外動因，有助於(yu) 揭示周子文集的由來及其不同版本的生成過程和價(jia) 值特點，是立足學人文集來討論書(shu) 籍社會(hui) 史、圖書(shu) 編纂與(yu) 社會(hui) 文化關(guan) 係的有益嚐試。

周敦頤文集形成和編纂的外在動因

周敦頤在其生前和死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在士林中並無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沒有周子文集之編纂。到南宋時期，伴隨一批學術精英引領下的道學推崇思潮，周子的學術地位不斷上揚。先是在南宋初期，以二程後學為(wei) 主的道學士人得到朝野重視，其勢力迅速擴展，以此為(wei) 契機，周敦頤的著作由隱而顯，多途傳(chuan) 播，其《通書(shu) 》開始上升為(wei) 道學經典，《太極圖說》也被進獻給朝廷；學者甚至以二程為(wei) 核心，把二程及其老師周敦頤、講友邵雍、張載的學問整合成統一的道學學派，首次構建起以周敦頤為(wei) 首的北宋道學五子體(ti) 係。至南宋中期，道學發展臻於(yu) 極盛，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大儒重建周子的生平事跡、重構周子的著作體(ti) 係和貫通周程之間的內(nei) 在思想聯係，使周敦頤上承孔孟、下啟二程的道統地位更為(wei) 堅實。伴隨道學的鼎盛發展和廣泛傳(chuan) 播，各地刊印了多種多樣的周子著作，興(xing) 建起大量紀念周子的祠堂，形成提升周子學術地位的強大社會(hui) 思潮，周敦頤遂有“道學宗主”的盛譽。正是在這股浩蕩的崇周思潮中，曆史上第一部周子文集《濂溪集》七卷在淳熙十六年（1189）問世於(yu) 周子家鄉(xiang) 道州。

周子文集的形成得益於(yu) 社會(hui) 的大力推崇，其能夠長期編纂則與(yu) 廟堂之上的褒崇密不可分。如南宋晚期的五十餘(yu) 年間，至少有6部周子文集得以編刻。何以如此密集？根本原因就是周敦頤“道學宗主”地位得到朝廷的認可，其開創的道學成為(wei) 官方獨尊的“正學”。朝廷先是在嘉定十三年（1220）賜諡周子為(wei) “元”，宣稱“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時間恰好在度正編纂周子文集的前一年），接著在淳祐元年（1241）又將其請進孔廟從(cong) 祀，同時將與(yu) 道學對立的“新學”宗師王安石逐出孔廟，周子開創的道學順勢成為(wei) 獨尊的官學。周子與(yu) 道學政治地位的躍升，是這一階段周子文集多次編刻最重要的原因。

進入明朝，前期一百多年都沒有周子文集的編纂，但至弘治四年（1491），則有周子十二代孫周冕編《濂溪遺芳集》（《濂溪誌》係列的發端之作），這與(yu) 周冕獲賜翰林院五經博士的政治殊榮密切相關(guan) 。景泰七年（1456），朝廷給予在道州的周子後裔周冕以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的特權，引起政治轟動和巨大的社會(hui) 反響，成為(wei) 激發周冕編修《周氏族譜》和《濂溪遺芳集》的強大動力，從(cong) 而拉開了明代中後期20多部周子文集重新編刻的序幕。

至清代，最高統治者對周子及其開創的道學表現出更大的熱情。順治元年（1644），皇帝升宋儒周子稱先賢，祀天下學宮。康熙二十四年（1685），恢複周子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的特權。康熙二十六年，特賜周子故裏祠禦書(shu) “學達性天”四字。雍正十三年（1735），周子《太極圖說》《通書(shu) 》被列入科舉(ju) 考試的出題範圍。乾隆六年（1741），將太學孔廟的神牌次序頒行各地，其中先賢周子在文廟東(dong) 廡。孔廟還專(zhuan) 門設立周子祠堂及其父親(qin) 諫議公祠。朝廷的這些舉(ju) 措具有極大的示範性和導向性，成為(wei) 周子文集多次編刻的重要因素，並形成清代周子文集中皇權滲透明顯增多的時代特點，甚至出現了專(zhuan) 門的“進呈本”《周子全書(shu) 》。

曆代周子文集的編刻多數都是地方官員支持甚至直接組織的產(chan) 物。具體(ti) 說來，已知宋代7部周子文集中，早期的5部中至少有4部都是由官方編纂或刻印的；最後的2部雖不見具體(ti) 的編刻者，但刻印精美，似非單純民力所為(wei) 。在明代20餘(yu) 部周子文集中，絕大多數也是官方編纂或刻印的，即便是由民間力量編印的，往往也有官員寫(xie) 序作跋。在清代編刻的十餘(yu) 部周子文集中，民間力量雖有明顯增強，但由官方編纂、刻印和作序的周子文集仍居多數。可以說，沒有各級地方官府的大力支持，周子文集的長期編刻是不可能的。

周敦頤文集編纂和刻印的內(nei) 在動因

周子文集的編刻，正如周子開創的道學一樣，可謂遍地開花，其中周子故裏道州及其所在的永州府的官員、學者是主力軍(jun) 。在已知7部宋代周子文集中，有兩(liang) 部編刻於(yu) 道州，還有一部是由周子族人周梅叟攜書(shu) 刻印於(yu) 其任官之地連州。已知20餘(yu) 部明代周子文集中，有9部編刻於(yu) 道州或管轄道州的永州府，另外道州周倫(lun) 移居九江後編有《濂溪集》六卷。已知十餘(yu) 部清代周子文集中，有兩(liang) 部編刻於(yu) 道州，另有清末道縣新教館重刻乾隆年間的“進呈本”《周子全書(shu) 》。

道州以及所在的永州府地區的官員、學者長期是周子文集編刻的主力，與(yu) 他們(men) 高度自覺的周子故裏意識密切相關(guan) ，他們(men) 往往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比如明代第一部名實相副的嘉靖本《濂溪誌》，依據編者永州府同知魯承恩的序言可知，正是作為(wei) 周子故裏的父母官的使命感以及他目睹的道州士人、周子後裔“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的現狀，促使他從(cong) “紀載”和“傳(chuan) 播”兩(liang) 方麵大力宣揚周子。又如萬(wan) 曆三年（1575）本《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的編纂，首先出自當地賢達蔣春生的提議和永州府知府王俸的決(jue) 策推進。蔣氏在序言中強調“真儒生是邦，匪籍曷稽？是故濂溪不可無集也”，並稱永州府知府王俸“以永為(wei) 元公故裏，理學淵源，風韻不泯，欲梓其集迪多士”。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道州知州吳大鎔更是抱持“守土者之急務”的責任感，“毅然以修廢舉(ju) 墜為(wei) 己任”，主持編纂了清代第一部濂溪誌，即《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誌》十五卷。

周子宗族也是曆代周子文集編刻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南宋7部周子文集中，至少有一部是周子族人周梅叟重新編刻的。在明代20餘(yu) 部周子文集中，由周子後人直接編纂的有周子十二代孫周冕編《濂溪遺芳集》、周子十三代孫周倫(lun) 編《濂溪集》、周子十七代孫周與(yu) 爵輯《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和《世係遺芳集》，一些周子後人尤其是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還積極參與(yu) 周子文集的編刻。清代十餘(yu) 部周子文集中，由周子後人直接編纂的有3部，分別是蘇州周子後人周沈珂和周有士先後重輯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以及道州周子二十七代孫周誥編《濂溪誌》；另有3部為(wei) 周子後人集資重刻。

不難理解，這些文集實際上是編刻者濃厚的宗族觀念的產(chan) 物。從(cong) 明代第一部周子文集《濂溪遺芳集》的編者周冕在向作序者三次提及“我祖”之勞，到萬(wan) 曆四十二年（1614）周與(yu) 爵匯集《世係遺芳集》，形成“祖功宗德，睹之若生”“旦暮千載，百代一時”的盛況，再到清康熙三十年（1691）周沈珂“重輯”《世係遺芳集》時所謂的“餘(yu) 以文獻攸寄，愧不能謹守先緒，致祖宗遺集湮沒弗彰，於(yu) 是立誌修輯”，我們(men) 都能切實感受到尊祖敬宗這一意識是周子文集長期編刻的重要動力。

進一步考察曆代周子文集的編刻者，他們(men) 內(nei) 心往往非常崇敬周子及其開創的道學。如明代弘治年間重輯《濂溪周元公全集》的蘇州人周木，“生平究心理學”；萬(wan) 曆三年本《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的主編之一王俸，“遂於(yu) 理學”，另一主編崔惟植曾有“以公（周敦頤）之道雖昭揭日月，然匪集胡傳(chuan) ？四方之士有慕公而不獲遊公之裏者，又何所觀法也？”的反問，表現出對周子的推崇和以文集傳(chuan) 播道學的急迫心態。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書(shu) 的《周濂溪先生全集》的編者張伯行是清代道學名臣，其秉持的“聖人之道，秦漢以來，惟濂洛關(guan) 閩為(wei) 宗”的學術信仰自然是其匯編宋明以來的道學文獻而成《正誼堂叢(cong) 書(shu) 》的重要驅動力。

任何一部圖書(shu) 的編纂都有它生成的社會(hui) 文化土壤，周敦頤文集也不例外。伴隨南宋中葉推崇周子和道學的強大社會(hui) 思潮，周敦頤文集從(cong) 無到有，並在道學作為(wei) 官方“正學”的政治環境和文化土壤中，依靠朝廷、地方官府和周子宗族等多種力量的綜合作用，連續編纂和刊刻了七百多年，形成別集、專(zhuan) 誌和全書(shu) 三大係列近40種（至清末，且不計重刻本）的宏偉(wei) 氣象。將文獻學和社會(hui) 文化史方法有機結合，既注意探究文集編刻者內(nei) 在的思想觀念和價(jia) 值信仰，又注意考察編刻者外在的社會(hui) 背景和時空環境，內(nei) 外兼顧，應當是深入發掘文集價(jia) 值、推進相關(guan) 研究的重要思路。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