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曆史淵源與(yu) 文化傳(chuan) 統看中華文明的統一性

作者：汪謙幹（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徽省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二十日辛卯

          耶穌2024年5月27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指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wei) 一體(ti)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jue) 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luan) 、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jue) 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jue) 定了一個(ge) 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係”。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縱觀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曆史，可以看出，統一性始終是主旋律，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植根於(yu) 悠久的曆史傳(chuan) 統，具有深厚堅實的文化基礎。

一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是我國的一個(ge) 顯著特征。“多元”，是指中華民族是由56個(ge) 民族所組成的民族共同體(ti) 。這些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發展的曆史，文化、社會(hui) 也各具特點。“一體(ti) ”，是指各民族的發展相互關(guan) 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匯聚為(wei) 不可分割的整體(ti) ，彼此有著緊密的內(nei) 在聯係。這一格局是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早期中華文明就體(ti) 現出“多元一體(ti) ”的特征，對此學術界有著較為(wei) 深入的研究，如蘇秉琦提出“滿天星鬥”說和“多元一體(ti) ”模式，嚴(yan) 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等。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植根於(yu) 悠久的曆史傳(chuan) 統。《尚書(shu) ·堯典》記載了帝堯時代“協和萬(wan) 邦”的情境。《尚書(shu) ·禹貢》記載了大禹治水後，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為(wei) 標識，以河川貢道為(wei) 聯結，劃分了“九州”，其九州共貫、多元一體(ti) 的天下大一統格局蘊含著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國家觀。在治水分州的基礎上，《禹貢》又描繪了一套以王畿為(wei) 中心、由近及遠、漸次而成的“五服”體(ti) 係。夏朝是我國史書(shu) 記載的第一個(ge) 世襲製朝代。《左傳(chuan) 》對“塗山之會(hui) ”的記載中說“執玉帛者萬(wan) 國”，體(ti) 現了周邊族群對中原文明的景仰認同。商周時期，“大一統”政治實踐萌發。商滅夏後，成湯被尊為(wei) 共主，管轄範圍擴大到周邊少數族群地區，通過作冊(ce) 、奠置和作邑等分封眾(zhong) 多諸侯。商王國與(yu) 服屬於(yu) 商的周邊方國組成一個(ge) 鬆散的聯盟。周滅商後，周初統治集團吸取曆史教訓，實施“封建親(qin) 戚，以藩屏周”的分封製。通過分封製，西周確立了天子與(yu) 諸侯的臣屬關(guan) 係，形成了統一的禮治秩序。

春秋時期，隨著井田製的瓦解，分封製遭到破壞。各封國諸侯間互相征伐，紛紛兼並小國，出現了春秋五霸。但周天子仍稱王，諸侯國恪守周時舊製。到戰國時期，形成了七個(ge) 大國，各國國君紛紛稱王，君主集權製度逐漸形成。在各國征戰中，秦始皇一統六合，廢除分封製，實行郡縣製，采取“書(shu) 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lun) ”等舉(ju) 措，加強了對全國的控製，促進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交流與(yu) 融合，推動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秦始皇還向東(dong) 南、西南、北方邊境等地派出大量軍(jun) 隊，這些軍(jun) 隊後與(yu) 當地民眾(zhong) 通婚，使族群融合的規模和深度進一步加強。秦朝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ge) 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製的封建國家，開啟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曆程。

此後，我國各封建王朝多采用秦朝的郡縣製，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製國家。如兩(liang) 漢、隋唐、兩(liang) 宋、元明清，總體(ti) 上都屬於(yu) 國家統一時期。其間也有過分裂，有過內(nei) 亂(luan) ，但是在國家分裂時期，民族融合加快，逐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統一體(ti) ，為(wei) 下一輪國家統一醞釀了新的基礎。新統一後的國家版圖更加遼闊、民族進一步增多、人員更加廣泛，呈現螺旋式發展態勢。更重要的是，即使分裂時期，割據一方的統治者也以國家統一為(wei) 目標。我國曆史上曾出現多民族王朝並立的時期，即使在這樣的時期，中華文明依然表現出突出的統一性，大一統思想依然在發揮作用。隨著此起彼伏的戰爭(zheng) 、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文化的廣泛交流與(yu) 傳(chuan) 播，各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各地文化融為(wei) 一體(ti) 的內(nei) 聚性在發展。各並立的王朝都以正統自居，無論哪個(ge) 民族入主中原，也都以“統一天下”為(wei) 己任，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這表明，在中國曆史發展進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向內(nei) 凝聚的結果使中華文明呈現出突出的統一性。

二

“大一統”是貫穿中國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條主線。西周建立後，為(wei) 維係一統秩序，重視宣傳(chuan) 和強化一統觀念。周人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天下觀念，認為(wei) 天子是代表天統治天下的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周的天下觀念，已包含了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萌芽。“中國”概念也在這一時期形成。周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記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yu) 天，曰：餘(yu) 其宅茲(zi) 中國，自之乂民。”周人建都洛邑，稱之為(wei) “中國”，就包含有從(cong) 地理、政治、文化上統攝四方的一統意識。周文化在向華夏各地傳(chuan) 播過程中，與(yu) 當地文化相互融合，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齊文化、魯文化、晉文化、楚文化、燕文化、吳越文化等地域文化。這些地域文化既融入大量的周文化要素，又各具特色。

至晚到東(dong) 周時期，炎帝、黃帝已被諸夏尊奉為(wei) 先祖。《國語·周語》記載，周靈王太子晉提到一些諸侯國“皆黃、炎之後也”。春秋戰國時期，各族群人員往來、經濟交流等形式的融合達到曆史新高峰，無休止的戰爭(zheng) 、兼並也使社會(hui) 精英意識到唯有統一才能促進社會(hui) 發展和人民生活安定。“大一統”的理念成為(wei) 社會(hui) 的期盼和精英的理想。如《春秋公羊傳(chuan) 》所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又如荀子說，倘若能“一天下，財萬(wan) 物，長養(yang) 人民，兼利天下”，就能建立一個(ge) 太平世界。孟子則直接指出，天下將“定於(yu) 一”。思想家們(men) 的主張反映了民眾(zhong) 的共同願望，就是建立一個(ge) 統一且穩定的中央政權。

漢武帝即位後，為(wei) 了加強中央集權，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取代黃老之術。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到漢宣帝時，王吉又提出進行移風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個(ge) 天下政令法規貫通。因此，《漢書(shu) ·王吉傳(chuan) 》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這個(ge) “大一統”理念推動統一局麵的形成發展。

我國曆史上長期存在華夷之辨、華夷一統兩(liang) 種觀念，但自先秦基本形成文化認同高於(yu) 血緣認同的認識後，“華夷一家”思想逐漸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流，各朝統治者積極推動華夷一家、認同華夏文化。如唐太宗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又如晚唐時期沙陀人內(nei) 遷至代北後，重視對漢文化的認同，改用漢姓、與(yu) 漢族人通婚。元朝是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其定國號為(wei) “元”，乃“法《春秋》之正始，體(ti) 大《易》之乾元”。清朝很重視民族的團結，並根據各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實行不同的管理體(ti) 製，較好地處理了民族關(guan) 係。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內(nei) 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中的優(you) 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並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cong) 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麵，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ti) 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feng) 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er) 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hui) 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hui) 利益和社會(hui) 關(guan) 係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大一統”思想倡導的“家國天下”情懷是凝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重要基石。這種熔鑄在血脈裏的家國情懷，是貫穿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一條重要脈絡。如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學》進一步引申出“修齊治平”的說法。漢代以後，基於(yu) 這些重要思想而形成的家國同構秩序，成為(wei) 曆代王朝奉行不悖的治理模式。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延伸。在中國人的精神譜係裏，國家與(yu) 家庭、社會(hui) 與(yu) 個(ge) 人，是密不可分的整體(ti) 。家國情懷作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有助於(yu) 維護國家統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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