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置邏卒、察謗議”考辨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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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十二日癸未

          耶穌2024年5月19日

自北宋所謂“元祐更化”以降，直至今日，所有反感王安石、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似乎都眾(zhong) 口一詞地說：王氏在推行變法的過程中排斥異己，鉗製人言，極力打壓反對新法的士大夫。近讀趙冬梅教授的《法度與(yu) 人心》（中信出版社，2021）與(yu) 《大宋之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便讀到趙教授對王安石“鉗製人言”的批判：

開邊受挫之後的宋神宗開始接受王安石的主張，把內(nei) 政暫時放到了第一位，加大了排斥、打擊異己分子的力度，力圖掃清新法推行路上的所有障礙。……（熙寧五年）正月，京城開始設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開封變成了一個(ge) 不能隨便說話的城市。那些自以為(wei) 置身事外、洞若觀火的政治觀察家，也都閉緊了嘴巴，哪怕在自己家裏——隔牆有耳，言者獲罪。（《大宋之變》P288）

對批評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擊是毫不容情的。為(wei) 了平息反對的聲音，首都設置了“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開封變成了一個(ge) 不能隨便說話的城市。北宋政治進入“危辱時代”。（《法度與(yu) 人心》P354）

趙教授兩(liang) 部著作都提到王安石與(yu) 宋神宗在京城設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這裏的邏卒，指隸屬於(yu) 皇城司的巡卒。王安石究竟有沒有鼓動宋神宗置“邏卒”監視謗議時政者，是一個(ge) 需要考辨的問題。若有，則不但王安石“打擊異己分子”的罪名可坐實，而且“開封變成了一個(ge) 不能隨便說話的城市”、“北宋政治進入‘危辱時代’”之論也可成立；若沒有，則上述推論恐怕失之武斷。

多部南宋文獻都有王安石變法期間設置邏卒伺察謗議的記載，如陳均《九朝編年備要》載：“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皇城卒七十人、開封府散從(cong) 官數十人，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yi) 》載：“熙寧五年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罪之。此商鞅議令之罰，而安石亦為(wei) 之。”《備要》隻說熙寧五年春置京城邏卒，並未明確指出是王安石所置；《講義(yi) 》卻言之鑿鑿稱此乃“安石為(wei) 之”。

元人修《宋史》，也沿襲《備要》的說法：“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查趙冬梅《大宋之變》的注釋，可知趙教授的引文即援引自《宋史》，不過讀趙教授文意，顯然她認為(wei) 置京城邏卒者即為(wei) 王安石與(yu) 宋神宗（王安石排在神宗前麵，或不是無意，而是視王氏為(wei) 置邏卒的“罪魁禍首”），或者說，是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打擊異己分子的主張，才設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這可能是采信了呂中《講義(yi) 》之說。

但我們(men) 辨析王安石置邏卒一事，不可止步於(yu) 《講義(yi) 》與(yu) 《備要》。我們(men) 需要考究《講義(yi) 》與(yu) 《備要》的相關(guan) 記載來源於(yu) 何處。竊以為(wei) ，對“置京城邏卒”敘事的溯源，可先查閱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因為(wei) “長編”的體(ti) 例決(jue) 定了它的編撰特點是寧繁毋簡、事無巨細、有聞必錄、述而不作，使用的材料多是原始記錄，對文人筆記的引用比較審慎，史料價(jia) 值極高。而且，李燾的個(ge) 人立場傾(qing) 向於(yu) 保守派，他不可能會(hui) 偏袒王安石。

那麽(me) 李燾有沒有記錄“置京城邏卒”之事？也有。《長編》卷二百二十九載：“是月（熙寧五年五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yu) 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這裏的皇城司卒，即是《講義(yi) 》《備要》《宋史》所記的邏卒，兩(liang) 者是同義(yi) 的。但《長編》使用的動詞是“命”，《講義(yi) 》《備要》《宋史》則用了“置”，趙冬梅教授也延用《宋史》的說法，說是“設置”。“命”與(yu) “置”的涵義(yi) 是大不一樣的，“置”意味著邏卒是神宗朝創設的，宋神宗與(yu) 王安石是始作俑者。但實際上，宋初已有皇城司這一機構，也很早就配置了邏卒，其職責就是伺探情報。《長編》用“命”，無疑更為(wei) 準確。這一細微而關(guan) 鍵的差異，趙教授似乎未察。

更重要的是，《長編》在記錄“命皇城司卒七千餘(yu) 人巡察京城”一事時，還特別注明：“此據司馬光日記，係（熙寧）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見此，更詳考之。”李燾畢竟是史學大家，有著史家的審慎，注明了信源是司馬光，並提出應該“更詳考之”，因為(wei) 司馬光的日記並不是原始資料，且缺乏旁證，所以隻能“附見此”，尚不可全信。

查《溫公日記》，果然熙寧五年正月條記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yu) 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不過，這裏司馬光並未明言是王安石派遣了皇城司邏卒。到了熙寧七年四月，因神宗下詔求言，司馬光上劄子攻擊新法，便毫不客氣地將矛頭直指“執政之臣”（即王安石），稱執政之臣“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yu) 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yu) 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

趙冬梅教授在《大宋之變》中也引述過司馬光的這份劄子，並作了生動的翻譯：“（為(wei) 了封住批評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邏卒，到市場上去，到道路上去，偷聽人們(men) 的閑談，遇有謗議新法的，立即抓起來行刑。街頭掛出了榜文，懸立賞格，鼓勵告發誹謗朝政的人。”（《大宋之變》P301-302）

趙教授將司馬光的劄子讚為(wei) “獅子吼”。但假如司馬光指控不實，是不是就有點辜負趙老師的讚譽了呢？所以這裏我們(men) 要探究一下司馬光的這一指控是否可靠。

先說我的結論：不可靠。因為(wei) 熙寧五年，司馬光已經遠離京城，隱居於(yu) 洛陽，京城之事顯然是他道聽途說的。而熙寧年間，為(wei) 抹黑王安石變法，反對變法之人捏造了許多謠言，朝野上下，流言滿天飛。

其中一個(ge) 流言版本見北宋林希的《野史》。林希與(yu) 王安石大致生活同一時代，其記錄神宗朝政事的《野史》今已佚失，幸好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有引述林希《野史》的記載，讓我們(men) 得以一窺相關(guan) 流言的麵目：

林希《野史》雲(yun) ：初，司馬光貽書(shu) 王安石，闕下爭(zheng) 傳(chuan) 之。安石患之，凡傳(chuan) 其書(shu) 者，往往陰中以禍。民間又偽(wei) 為(wei) 光一書(shu) ，詆安石尤甚，而其辭鄙俚。上聞之，謂左右曰：“此決(jue) 非光所為(wei) 。”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傳(chuan) 私書(shu) 以買(mai) 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異論紛然，皆光倡之。”即付獄窮治其所從(cong) 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客孫杞所為(wei) 。惟恭居常告杞時事，又語常涉乘輿，戲令杞為(wei) 此書(shu) 以資笑謔。獄具，法官坐惟恭等指斥乘輿流海島，杞棄市，以深禁民間私議己者。其後，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寬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間往往有怨語，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yu) 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上度其本非邪謀，多寬釋之。

按林希《野史》的記載，王安石之所以深罪孫杞，是因為(wei) 孫杞冒司馬光之名寫(xie) 了詆毀王安石的書(shu) 信，導致王安石惱羞成怒，不但殺了孫杞，殺雞儆猴，“以深禁民間私議己者”，還派“探伺者分布都下”；而且，次年因曾孝寬打小報告稱“民間往往有怨語，不可不禁”，王安石又“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yu) 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而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作為(wei) 是頗不以為(wei) 然的，多次將那些被王氏抓起來的人釋放了。這或許就是王安石“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一事的文本源頭。

然而，治宋史的學人都知道，林希《野史》的可信度極低，收集的多是詆毀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流言蜚語、不實傳(chuan) 聞、抹黑材料。如沈惟恭一案，實跟王安石無關(guan) ，沈惟恭是因為(wei) 幹請恩澤不得，心生怨恨，指使門客孫棐（林希誤記為(wei) 孫杞）偽(wei) 造司馬光的奏稿，非議時政，詛咒宋神宗：“天不祐陛下，致聖嗣不育”。沈惟恭還將偽(wei) 奏稿拿出來示人，結果被閤門使李評獲悉，李評報告了神宗，沈惟恭、孫棐偽(wei) 造奏稿、指斥乘輿之事這才敗露。而李評是王安石極討厭的一個(ge) 人，決(jue) 無可能受王安石指使。相關(guan) 史事，李燾《長編》有詳盡記述。

林希《野史》稱沈惟恭案發生後，曾孝寬“言民間往往有怨語，不可不禁”，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yu) 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這也是不實的謠言，因為(wei) 事實是，曾孝寬報告王安石的事情無關(guan) 民間怨語，而是關(guan) 乎軍(jun) 營隱秘，請見李燾《長編》記載：

先是曾孝寬為(wei) 王安石言：“有軍(jun) 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並營房為(wei) 不便，至雲(yun) 今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或手持文書(shu) ，似欲邀車駕陳訴者。”

“移並營房”是王安石新法之一，旨在通過合並軍(jun) 營、裁撤冗兵節省養(yang) 兵成本。但這一變法觸動了冗兵的既得利益，所以有一部分軍(jun) 士反應激烈，揚言要告禦狀，甚至“造反”。變法派陣營中的曾孝寬得悉傳(chuan) 言，便報告了王安石。時為(wei) 熙寧四年末或熙寧五年初。於(yu) 是在熙寧五年正月的一次早朝上，身為(wei) 宰相的王安石便將此事提出來討論。

樞密使文彥博趁機打擊變法：“近日朝廷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

王安石說：“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並營事，亦合如此。此輩乃敢紛紛公肆詆毀，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恐須深察，又恐搖動士眾(zhong) 為(wei) 患。”事關(guan) 煽動士兵造反，這種事情在任何時代都會(hui) 受到“深察”，我們(men) 不能因此認為(wei) 王安石是在倡言打壓輿論。

神宗皇帝決(jue) 定查出煽動造反的主謀姓名。樞密院提議由殿前司、侍衛馬軍(jun) 司、侍衛步軍(jun) 司三帥負責調查；王安石則提請委皇城司；神宗說：“不如付之開封府。”最終神宗決(jue) 定由皇城司派邏卒暗中刺探兵營動向，開封府則負責審訊。

數月後，熙寧五年十一月，參知政事馮(feng) 京反映說：“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頗不安。”

神宗說：“人數止如舊，探事亦不多，藍元震（時任皇城使）又小心，緣都不敢乞取（受賄枉法），故諸司不安。”

執政團隊說：“外間以為(wei) 若十日不探到事即決(jue) 杖，故多捃摭細碎。”外間傳(chuan) 言，皇城司邏卒若十日探不到情報，就要被打板子，所以邏卒便四處搜羅細事、羅織罪名。

神宗說：“初無此處分。此輩本令專(zhuan) 探軍(jun) 中事，若軍(jun) 中事但嚴(yan) 告捕之法，亦可以防變。”強調隻是讓皇城司刺探軍(jun) 中之事。

不過我們(men) 需要說明，熙豐(feng) 變法期間，保甲法的保丁教閱、上番也屬於(yu) 軍(jun) 中之事，王安石行保甲法，本意就是想以民兵（保丁）代替一部分募兵，所以熙寧八年，保甲由隸司農(nong) 寺改隸兵部，其政令則聽於(yu) 樞密院。正由於(yu) 保甲具有軍(jun) 事屬性，所以保丁的教閱與(yu) 上番也被列入皇城司邏卒的探事範圍。熙寧五年閏七月，便有開封府界的保丁“以教閱不時及買(mai) 弓箭、衣著勞費，往往訕詈”，而被邏卒逮住，神宗詔“開封府鞫其事”，但王安石對神宗的做法是不太讚成的，說：“探報口語難辨之事，豈可必信？”

熙寧五年十一月禦前議事時，王安石更是明確反對邏卒探事範圍的擴大化。我們(men) 不妨聽聽王安石是怎麽(me) 說的：

專(zhuan) 令探軍(jun) 中事即無妨，若恃此輩（指皇城司邏卒）伺察外事，恐不免作過。孫權、曹操用法至嚴(yan) ，動輒誅殺，然用趙逵、呂壹之徒，皆能作奸亂(luan) 政。陛下寬仁，不忍誅罰，焉能保此輩不作奸？三代聖王且不論，如漢高祖、唐太宗已不肯為(wei) 孫權、曹操所為(wei) ，但明示好惡賞罰，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誕謾，天下事安有蔽匿不聞者？細碎事縱不聞，何損於(yu) 治體(ti) ？欲聞細碎事，卻致此輩作奸，即所損治體(ti) 不細。

以上史事李燾《長編》均有詳盡記述。顯然，王安石隻是支持“專(zhuan) 令（邏卒）探軍(jun) 中事”，而堅決(jue) 反對讓邏卒“伺察外事”、“聞細碎事”，可見他不可能如林希《野史》所言，“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yu) 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須知宋朝的皇城司直隸於(yu) 內(nei) 廷與(yu) 樞密院，非中書(shu) 所能指揮，況且樞密院的長官還是王安石的死對頭文彥博，豈有可能聽命於(yu) 王安石？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負，又怎麽(me) 會(hui) 浪費心力去理會(hui) 市井間的議論？

從(cong) 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讚成鉗製人言——那是熙寧六年，樞密副使吳充給神宗提了一個(ge) 議案：“朝廷開廣言路，微至於(yu) 庶人皂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誼也。而比來士大夫輒以書(shu) 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救，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欲。雖朝廷必加審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詆者既難於(yu) 反坐，營救者又陰以為(wei) 德，含沙射人，束縕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托公誼以售私恩，此風浸成，實黯聖政。乞有司申嚴(yan) 法禁，庶懲薄俗。”（見李燾《長編》）

吳充的意思是，為(wei) 避免有人“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欲”，朝廷應該立法嚴(yan) 禁士庶投書(shu) 高官。神宗采納了吳充之議，詔“中書(shu) 、樞密院自今並遵立條製”。但王安石告訴神宗，沒有必要設立限製言路的法禁：“堯、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誕謾，自不須多立法禁。”這便是王安石對人言的態度。

現在我們(men) 來總結一下：熙寧五年初，皇城司確實派出邏卒“探事”，但指揮皇城司的人當是神宗皇帝，或者是樞密院長官，而不可能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邏卒的數目也不可能是“七千餘(yu) 人”，因為(wei) 熙寧五年皇城司的整個(ge) 編製也才三千多人（參見汪輝《兩(liang) 宋皇城司製度探析—以其探事職能的拓展及人員的管理為(wei) 主》第二部分，河南大學碩士畢業(ye) 論文，2005年），神宗自己也說邏卒“人數止如舊，探事亦不多”，因此“七千餘(yu) 人”當為(wei) “七十餘(yu) 人”之訛；而且，朝廷對邏卒的“探事”範圍也有限製：“專(zhuan) 探軍(jun) 中事”，以防有將士密謀不軌，並不是“伺察外事”，盡管邏卒在實際“探事”時可能出現了“多捃摭細碎”的濫權做法，但王安石對此是明確反對的。

可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士大夫為(wei) 攻擊王安石及其新法，卻謠稱是王安石“深禁民間私議己者”，“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yu) 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這類流言從(cong) 京城傳(chuan) 到洛陽，司馬光聽信了，不但記入日記，而且在奏疏中將鍋直接扣到王安石頭上。

由於(yu) 王安石變法期間反對派熱衷於(yu) 造謠、傳(chuan) 謠，司馬光道聽途說又信以為(wei) 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訛傳(chuan) 訛，王安石便背上了鉗製人言、“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的大黑鍋。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聽信司馬光一麵之詞，不作考證，也認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邏卒，伺察於(yu) 市井間，發現哪個(ge) 人訕謗新法，就立即抓起來治罪。甚至進而宣稱“開封變成了一個(ge) 不能隨便說話的城市，北宋政治進入‘危辱時代’”，這就未免有些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論了。

最後我想說，縱觀北宋元祐以降保守派士大夫（及其追隨者）對王安石與(yu) 熙寧變法的敘事，不實之處甚多。出於(yu) 反對變法之立場，他們(men) 不僅(jin) 誇大了新法的弊端，甚至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抹黑王安石，尤其是林希的《野史》與(yu) 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誠如有識之士所指出：“《邵氏聞見錄》凡涉熙寧變法處，幾近謗書(shu) 。”（見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中華書(shu) 局，2018，P1773）林希《野史》亦差不多如此。今天我們(men) 評價(jia) 王安石及其變法，不論觀點為(wei) 何，首先決(jue) 不可隻聽保守派一麵之詞，而應當細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證，以成公允之論。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