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 著《國學與(yu) 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出版暨緒論

書(shu) 名：《國學與(yu) 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

作者：桑兵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3月

【關(guan) 於(yu) 本書(shu) 】

近代中國學術界名家輩出，形成宋以來學術發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湧現大量史料，承襲清學餘(yu) 蔭，溝通域外漢學，當在首要之列。治學須知大勢，近代國際漢學界對中國認識的深化和中國學者掌握西學外語程度的增強，使得彼此得以溝通，漸成一有機整體(ti) 。通過描述分析中外學界的交往關(guan) 係，可以呈現學術發展的狀況趨勢，並把握個(ge) 人及流派在其中所處的時空位置，進而探尋中國學術發展的正途大道。

【關(guan) 於(yu) 作者】

桑兵，河北威縣人，曆史學博士，現為(wei)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清代以來的學人與(yu) 學術、晚清民國的社會(hui) 與(yu) 文化。著有《晚清學堂學生與(yu) 社會(hui) 變遷》《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yu) 活動》《國學與(yu) 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等。主編《近代中國的知識與(yu) 製度轉型》《清代稿鈔本》《孫中山史事編年》等，合編《戴季陶集》等。

【目錄】

緒 論

第一節 緣起

第二節 學術史

第三節 方法

第一章 四裔偏向與(yu) 本土回應

第一節 由域外到本部

第二節 方法與(yu) 文獻

第三節 歐風美雨論高下

第四節 發現與(yu) 發明

第五節 了解之同情

第二章 歐美漢學界與(yu) 中國學者

第一節 巴黎學派正統

第二節 西北歐其他各國

第三節 從(cong) 沙俄到蘇聯

第四節 新大陸的影響

第三章 溝通歐洲漢學的先進——陳季同述論

第一節 “留學”與(yu) 隨使

第二節 折衝(chong) 樽俎

第三節 私債(zhai) 風波

第四節 從(cong) 保台到革政

第五節 楚材晉用

第四章 伯希和與(yu) 中國學術界

第一節 敦煌劫寶

第二節 禮尚往來

第三節 文雅的樹敵藝術

第四節 蓋棺論定

第五章 胡適與(yu) 國際漢學界

第一節 留學結緣

第二節 貴族與(yu) 帝師

第三節 來華同好

第四節 歐遊識名家

第五節 關(guan) 懷東(dong) 亞(ya)

第六節 彼岸炎涼

第六章 東(dong) 亞(ya) 各國的學術交流——以中國研究為(wei) 中心

第一節 遊曆與(yu) 新興(xing) 東(dong) 洋學

第二節 中日學術交往

第三節 朝鮮與(yu) 蒙古

第四節 由媒介而通道

第五節 魏建功與(yu) 金九經

第六節 還期相敬莫相輕

第七章 近代日本留華學生

第一節 留學乎? 間諜乎?

第二節 學問的留學生

第三節 學習(xi) 與(yu) 生活

第八章 梁啟超的國學研究與(yu) 日本

第一節 肇始與(yu) 先驅

第二節 “耳痛”的書(shu) 評

第三節 角逐東(dong) 方文化事業(ye)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緒論（節選）】

治學術史往往麵臨(lin) 兩(liang) 難：本來史料所出時間愈近，於(yu) 史事而言愈為(wei) 可信，但學術評價(jia) 卻須經曆時間檢驗，同時代人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不得不留待後世；而後來者雖然可以憑借曆史積澱，但仍須有所取舍，除非證明自己的見識高於(yu) 前輩，否則難以征信，則複以前賢所論為(wei) 依據。其間矛盾的焦點，在於(yu) 史學首重尋求客觀真相，而學術評價(jia) ，無論當時或後世，均為(wei) 一己之見的發揮，主觀色彩極強，難以藏拙而易於(yu) 露醜(chou) ，稍有不慎，即流於(yu) 鑿空逞臆。因而近人有專(zhuan) 講史法者史學往往不甚高明之歎。連中外學者如內(nei) 藤虎次郎、胡適等人推崇備至的浙東(dong) 史學大家章學誠，也被陳垣譏為(wei) 讀書(shu) 少而好發議論的鄉(xiang) 曲之士。解決(jue) 途徑之一，是移植以往治思想史的主張，即將思想還原為(wei) 曆史，使主觀變成客觀。具體(ti) 而言，即考察近代學者的相互聯係，進而驗證其相互評判，將主觀的學術評價(jia) ，變成探討學者心路曆程的事實分析。因此，與(yu) 一般的學術史不同，本書(shu) 所重不在於(yu) 學術成果的評介，而是揭示學者的學術活動及其相互關(guan) 係。學者用筆寫(xie) 的曆史固然重要，其言行同樣也是值得深究的曆史。認識後者對於(yu) 理解前者尤為(wei) 關(guan) 鍵，而且如此一來可以寓史法於(yu) 史學之中。

乾嘉以來，清學獨重考據，以治經為(wei) 統，結果小學大盛，附庸蔚為(wei) 大國。清末民初，學術演變，經學解體(ti) ，學者心力所集，由經入子入史。治學之道，要言之方法則一，具體(ti) 而論，主要是緣治經而來的校勘、訓詁、考據之學，用於(yu) 經史子集，當各有分別。章炳麟和胡適曾就治《墨辯》討論此事，胡適認為(wei) 治一切古書(shu) 的途徑如一，“即是用校勘學與(yu) 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yu) 古義(yi) 的考定”,不承認章氏所謂“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yi) 理”,因而“說諸子之法與(yu) 說經有異”的看法。

經、子治法的分別，是否如章氏所論為(wei) 一專(zhuan) 門，姑且不論，治史則顯然與(yu) 治經不同。前者在校勘、訓詁之後，最重要的是征故實顯寓意以明義(yi) 理。王國維、錢穆等人以史入子治經，即主張義(yi) 理自故實出。這正是主觀變為(wei) 客觀，思想還原為(wei) 曆史。理解文獻，須通曉全部字義(yi) 、故實、寓意，其法大別為(wei) 二，即文本與(yu) 語境。胡適提倡考據、校勘但重古本，一般而言固然不錯，但文本不通或誤解，往往不在字義(yi) 不明，而是故實不清，語境懸隔。隻有通語境才能解文本。通語境的關(guan) 鍵，在於(yu) 掌握相關(guan) 故實，相互參證，以解今典。經、子難治，主要即在資料遺留鮮少，無法解今典，不足以明語境，因而訓詁難定，古義(yi) 難求。這種情況，比照近現代史實尤為(wei) 顯然。有時甚至依據文獻底本，亦不免隔滯誤解。隻有用功收集中外史料，相互比勘，了解把握各種關(guan) 係牽連，解今典以通語境，文本所指之事及所寓之意，方可水落石出。

以胡適本人為(wei) 例，其治學主觀色彩不免過重。所治古代思想史，在通經、子之學的章炳麟和專(zhuan) 攻西方哲學的金嶽霖看來多是穿鑿附會(hui) 。其治清代學案，亦有此弊。梁啟超指責胡著《章實齋年譜》對舊說下批評，不是做年譜的正軌，“與(yu) 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後來姚名達遵胡適所囑欲加修補，不料可改之處太多，隻好重寫(xie) 。姚著《會(hui) 稽章實齋先生年譜》曾經梁啟超校閱，與(yu) 胡著不同處，其一為(wei) 隻記述，不加解釋批評的議論，以免失譜主原意；其二為(wei) 多引自述而少引論文;這大抵是運用了梁啟超的方法。隻是梁誤以為(wei) 考證的功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乃至清初人做年譜，無須多加考證，因而難以解明相關(guan) 故實和語境。所謂隨事說明幾句，仍然難免產(chan) 生臆見。

說時容易做時難。盡可能詳盡地收集閱讀有關(guan) 的報刊、文集、信函、日記、檔案、傳(chuan) 記、回憶錄等資料，覺得窺大略不難，拿捏得當不易。就字義(yi) 而言，一般可以輕而易舉(ju) 讀懂近代文獻，但史料愈近愈繁，不易收集完整，而故實激增，語境複雜，難以把握周詳，理解起來自然窒礙重重。例如日記、信函，除專(zhuan) 為(wei) 他人觀看而作者外，不僅(jin) 為(wei) 第一手資料，且多記載不為(wei) 外人道的秘事隱言。可是近人日記、信函或記載過略，或用詞太晦，每不解其所指人事及用意。凡人誤以為(wei) 治近代史易作文章，實則多將能讀懂的片段抽出，以外在觀念組織敷衍，大量未讀懂的部分則棄置不顧。此種偏向，在近年海內(nei) 外中國研究中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史料價(jia) 值愈高的文本(如詩文、信函、日記),未解的語結愈多，利用愈難，愈容易被忽視。結果，一味走偏鋒求新奇，史實的內(nei) 在聯係被割裂肢解，以外在觀念重新組裝的認識解釋愈有係統，離事實真相就愈遠。隻有比勘各種文獻，掌握有關(guan) 人事的相互關(guan) 係，才能逐一解開語結，理解文本，進而發現內(nei) 外聯係，從(cong) 虛實兩(liang) 麵認識真相與(yu) 真意。

此法於(yu) 中國學術史尤為(wei) 重要。近代中國學者罕用西式的公開批評，不臧否人物成為(wei) 美德。除輸攻墨守的論戰外，較嚴(yan) 格的學術批評從(cong) 20世紀20年代才開始出現，且多曲筆隱詞。20世紀30年代以後，燕京大學的一批後生頗有牛犢之氣，所寫(xie) 中外時賢的書(shu) 評好惡分明，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堪稱異例。多數學者，往往不在正式場合發表批評意見，即使有所論議，也多有保留隱諱。胡適評梁啟超，傅斯年評顧頡剛，均不免口是心非，因而公開評論反而不足為(wei) 主要依據。倒是在非正式場合，如親(qin) 友通信、席間閑談之際，議論褒貶人物往往是重要話題。所謂“高談經世者，固足覘學識所極；而隨意短箋，臧否人物，議論朝政，尤可見一時士風政態之真”。其言辭之尖銳，觀點之犀利，態度之嚴(yan) 厲，令習(xi) 慣於(yu) 公開批評的外國學者也不免感到意外。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留學於(yu) 北平的吉川幸次郎，對於(yu) 學者們(men) 議論清儒、時賢時的惡口相加(例如，指紀昀“沒有學問”)頗感驚訝。隻是這種場合也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各人心中的那一本賬，常常隻在知己麵前才會(hui) 翻開來，讓人仔細過目。若以隻言片語立論，結果往往是盲人摸象，而非管中窺豹。或以為(wei) 研究胡適有四麵看山山不同之虞，其實，不同也反映真實的一麵，隻要不以偏概全或為(wei) 假象蒙蔽。而欲見真實全息圖像，則非從(cong) 上下裏外、前後左右看個(ge) 清楚並融會(hui) 貫通不可。世間隻有一位胡適，卻有無數胡適相，即由各自眼界的偏與(yu) 蔽扭曲變形而成，真胡適反而很難全麵直接地得到展現。

評價(jia) 學術，本來成就大者見識亦高，論人論學，足以引為(wei) 論據，並非泛泛而談者可比。但在中國，功力愈深的學者，對於(yu) 同時代人的學行愈是三緘其口，惜墨如金。近代學術史上成就最大的幾位學者，如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均以不臧否人物而為(wei) 人所稱道。張爾田自稱與(yu) 王國維相處數十年，未嚐見其藏否人物。果真如此，則後來者議論近代學術或不得不束之高閣。其實，沒有對於(yu) 前人和同輩的清楚認識，學術如何傳(chuan) 承發展?幸而被公布的王國維致羅振玉信函顯示，王在羅的麵前幾乎無人不加評點，連張爾田本人也不能幸免，可見所謂王國維常病學者孤陋寡聞，而獨佩孫德謙、張爾田之說,實在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鈴木虎雄的印象是，王國維甚少推許別人，“但對在上海的學者，他極推賞沈子培曾植先生，稱其學識博大高明”。以王國維為(wei) 沈曾植賀七十壽誕所寫(xie) 序文看，似可印證。但也隻能說他在同時代學者中對沈的評價(jia) 最高，其全麵看法是，“乙老談論須分別觀之，時有得失。得者極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此老於(yu) 音韻功力不淺，識見亦極公平，不似對他學時有奇說也”,則公開讚譽也有條件。張爾田所言，作為(wei) 評議王國維的依據不足征信，反而表明他與(yu) 王國維交情尚淺。

此外，王國維雖然極少稱許時人，對自己的研究卻堅信不移。他對人說“證據不在多，隻要打不破”,以及在講堂上向學生聲言其結論不可動搖，均為(wei) 學者罕見而應有的自信。一般人包括梁啟超但稱道其極為(wei) 謙虛，有失全麵。高明者的自信基於(yu) 嚴(yan) 謹用功，一味自謙，或是掩飾治學的敷衍。陳寅恪後來自稱不議論時人，今人多以之為(wei) 其一生信條。其實他雖然少寫(xie) 商榷文字，議論人物卻常常一語中的。他將熱心辦三青團，“外似忠厚，實多忌猜，絕不肯請勝己之教員”的姚從(cong) 吾斷為(wei) “愚而詐”,連傅斯年也歎為(wei) “知人之言”;羅常培指姚為(wei) “愚而滑”,當也典出陳氏。所謂不議論時人，原本不欲公開樹敵，且無須借此製勝博譽，意見多在私下交換，公開點名的隻有梁啟超；後來則主要是一種政治自保術。史學二陳批評時人，一般不予指名，甚至不顯露褒貶意向，需了解同情，才能知其所指及寓意。離開具體(ti) 的時間、地點、人物、對象等背景，望文生義(yi) 地圖解文本，往往似是而非。讀史當知表麵背麵，治學術與(yu) 學者的曆史，尤其是公開批評較少的中國學術史，更須知不言之意和字外文章。學術大家評斷人物的隻言片語，往往為(wei) 點睛之筆，如能發幽抉微，善加利用，正是治學術與(yu) 學者曆史的重要依據。

由此可見，研究學術史的求真有二，一是所評學案的真，一是學者心路的真。學案真相究竟如何，往往見仁見智，甚至曲高和寡。而學者心路的真則每每不易實見。當事各人因利害各異而對同一事實敘述不一，因此事實真相未必能直接求證，相關(guan) 記述或多或少反映當事各人的不同印象，且受條件的限製不能直接表達全部的所聞所見。追求事實真相，必須掌握各自的心理。其主要途徑，並非借助心理學理論，而是了解相關(guan) 人事的複雜關(guan) 係，明了各人態度立場有別的緣由，在此基礎上，建立綜合印象。近年來學者傳(chuan) 記漸多，通病之一，即往往以傳(chuan) 主之是非為(wei) 是非，不能通曉相關(guan) 語境，結果不同人物傳(chuan) 記中對同一事件的描述、分析、評判迥異。雖然求學案之真為(wei) 研究目的，但是求學者心路之真更為(wei) 重要。欲達此了解同情的境地，須追蹤事情發展的客觀過程，不以埋沒事實真相為(wei) 代價(jia) 去尋求規律，更不能削足適履地迎合模式。隨著複雜聯係的逐一理清，真相脈絡自然顯現。

此或近於(yu) 陳寅恪的同情式考述。有人說觀其著述，從(cong) 所引史料中不能直接顯現所獲結論，須幾重回旋，才能柳暗花明。而對社會(hui) 常情變態及個(ge) 人心境的了解同情，多為(wei) 貫通綜合史料時潛移默化的移情，很難機械證實。讀者須下同樣功夫，並具有相近見識，否則無法理解。其極端者，為(wei) 由紀昀痛罵古人作詩而疑其對乾隆皇帝指桑罵槐，此案因無法取證而被擱置，對於(yu) 理解陳寅恪的方法卻不無提示意義(yi) 。這對域外漢學家而言，幾乎無法企及。推崇其學問並得要領者，主要還是神州學人。至於(yu) 異域學界，號稱大家者亦難以體(ti) 味欣賞。或以統計法駁其所論唐代仕進風尚，殊不知所謂風氣未必能以數字多少為(wei) 指示，恰如今人論太子黨(dang) 然。

或認為(wei) 推重陳氏未免有自誇之嫌，尤其對於(yu)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chuan) 》引陳哲三文中記載的藍文徵回憶與(yu) 白鳥庫吉、和田清、清水泰次等人關(guan) 係事，疑為(wei) 誤傳(chuan) ，甚至質疑陳哲三的人品。此事虛實，尚需進一步考證，從(cong) 目前所見史料，子虛烏(wu) 有的可能性極大。中國學者雖有人認為(wei) 王國維之後學術所寄，在於(yu) 陳寅恪一身,20世紀30年代以前，陳寅恪在國際漢學界名聲的確不大，法國的馬伯樂(le) 竟不知其名，伯希和在吳宓極力推重後，來華時仍然隻舉(ju) 王國維和陳垣為(wei) 近代中國的世界級學者。日本的東(dong) 西兩(liang) 京中，與(yu) 中國學術界交往密切，對其評價(jia) 亦較好的是京都學派。照陳寅恪的看法，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所長在於(yu) 能用新材料；東(dong) 京帝國大學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的能力較佳。東(dong) 京的東(dong) 洋學派，雖與(yu) 中國學者交往較早，後來關(guan) 係卻不及京都。白鳥庫吉與(yu) 中國學者尤為(wei) 疏離，他成名甚早而聲名甚大，且得到歐美漢學界的承認，其治學範圍與(yu) 途徑近於(yu) 歐美而遠於(yu) 中國。20世紀20年代中國史學界熱鬧一時的疑古辨偽(wei) 思潮，不過拾其十幾年前的牙慧。要他重視中國學者的成就，確乎其難。陳寅恪早年多因循歐洲東(dong) 方學正途，後因環境所限，轉而專(zhuan) 注於(yu) 禹內(nei) 。其成就後來居上，出道卻晚了一旬。

諸如此類的國際漢學界糾葛，影響往往及於(yu) 對學術方法、流派及得失的認識。日本學術界，尤其是東(dong) 京的東(dong) 洋學派中，傳(chuan) 言伯希和剽竊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白鳥庫吉尤甚，據說他最討厭別人當麵談及伯氏。石田幹之助等人亦推波助瀾，而羽田亨、戴密微等人曾予以辯解。此事虛實，尚待深究。伯希和的日語程度在巴黎學派中不及馬伯樂(le) 、戴密微、考狄等人，但他曾多次撰文介紹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至少能夠看懂大意。不過，伯希和有國際漢學界警察之稱，學術批評極為(wei) 嚴(yan) 厲，對抄襲剽竊之事疾惡如仇，而巴黎學派向來經費不足，許多日文、俄文雜誌不得完壁；研究相同或相關(guan) 課題，風格水準相近的學者容易得出相似成果，在學術史上屢見不鮮。白鳥庫吉對此深惡痛絕，很可能因為(wei) 伯希和名氣太大。白鳥庫吉後來指導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入門之前曾將其論文翻譯發表而未說明，被披露後尚遣詞辯解，此事白鳥庫吉理當知情，卻未置一詞。

近代學術史上，類似公案不少，與(yu) 其任流言蜚語橫行，不如弄個(ge) 水落石出，天下大白。這並非摘發隱私，而是學者以名維生，學行虧(kui) 則名節失。餘(yu) 英時所究郭沫若《十批判書(shu) 》與(yu) 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的淵源，現在經人重新審理，問題轉給了原告。其實郭著當年口碑不佳，被認為(wei) 不及馮(feng) 友蘭(lan) 思想之細和錢穆考證之精，隻是未有斷為(wei) 剽竊者。更為(wei) 重要的是，正是在此類公案的論辯中，學者往往相互表達看法，留下探尋其心路曆程的雪泥鴻爪。學者著史，以學以行，敢不懷懼再三!

拙稿得以完成，當感謝眾(zhong) 多師友相助，尤其是海外前輩同行的支持幫助。先是承蒙衛藤沈吉、野澤豐(feng) 、武田清子諸前輩和容應萸教授的盛情邀請，我才有機會(hui) 於(yu) 1992—1994年赴日本訪問研究，從(cong) 而能夠大量接觸日文資料並提高使用能力。其間及此後在收集史料、了解學術方麵，得到東(dong) 京的濱下武誌、山田辰雄、久保田文次，京都的狹間直樹、森時彥、石川禎浩諸教授的幫助。複蒙韓國延世大學史學科主任白永瑞教授和瑞南財團的邀請，1997—1998年到漢城(今首爾)訪問研究一年，查閱日、英、韓文報刊書(shu) 籍，補充台灣出版的資料。這些正是我僻居嶺南越來越感到缺乏的。1996年赴香港開會(hui) 之際，又承香港科技大學蔡誌祥博士的關(guan) 照，於(yu) 會(hui) 後逗留，查閱有關(guan) 資料。此外，牛津出身、家在香江的程美寶博士以其來往省港之便，也代為(wei) 複印部分資料；美國聖巴巴拉加州大學的傅佛果、季家珍教授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力教授曾贈送有關(guan) 書(shu) 籍。旅韓期間，適逢亞(ya) 洲金融危機，社會(hui) 頗有動蕩，其間治學生活及學術交流得到白永瑞、裴京漢、張義(yi) 植、車雄煥、金希教、鄭文祥、金承鬱、樸敬石、趙耕禺諸位教授學友的多方協助，得以在安靜便利的環境中專(zhuan) 心向學，研究進度不止成倍提高。九十多歲高齡的楊堃先生欣然賜教，令我獲益良多；有中國藏書(shu) 第一家之稱的田濤先生慨允觀其私藏，並賜贈資料；本係的陳錫祺、胡守為(wei) 、蔡鴻生、薑伯勤、劉誌偉(wei) 、陳春聲以及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茅海建、虞和平，三聯書(shu) 店潘振平諸師友或述其親(qin) 曆，或提示資料，或指點迷津，或給予方便。沒有上述機緣，此項研究難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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