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論語》的研究方向與(yu) 空間

作者：侯乃峰（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二月廿八日庚子

          耶穌2024年4月6日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wei) 主流，儒家學說的薪火相傳(chuan) 又以儒學文獻為(wei) 主要載體(ti) 。《論語》一書(shu) 作為(wei) 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在經學史上地位特殊，曆來備受學者重視。兩(liang) 千多年來，《論語》流傳(chuan) 極為(wei) 廣泛，其中的思想已經深深沉澱到中華民族的心理特質之中，成為(wei) 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核心價(jia) 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刻影響中華民族前進的文化基因之一。

自漢朝以來，注解《論語》者代不乏人，各種著作汗牛充棟，至今仍層出不窮。據不完全統計，到二十世紀前期，有關(guan) 《論語》的著作已達三千多種。如果再加上之後新出的著作，現在的統計結果粗略估算將近四千種。

《論語》作為(wei) 記載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跡的重要典籍，總字數不過一萬(wan) 五千多字。那麽(me) ，經曆兩(liang) 千多年眾(zhong) 多學者持續不懈地研究，《論語》一書(shu) 中的奧義(yi) 是否已經闡發殆盡，到如今幾乎沒有研究空間了呢？從(cong) 實際情況來看並非如此。1951年，顧頡剛先生在給上海學院的學生講授《論語》一書(shu) 後，撰寫(xie) 了一篇名為(wei) 《〈論語〉研究之主要問題》的讀書(shu) 筆記（見《顧頡剛全集·顧頡剛讀書(shu) 筆記第四卷·虯江市隱雜記［三］》），總結《論語》研究在當時仍然存在的主要問題，認為(wei) “《論語》中問題大別之有四”：“一曰孔子之真實史跡問題”“二曰《魯》《齊》《古》三種本子之異同問題”“三曰漢宋解釋之異同問題”，“四曰清人之考證問題”。在談及“清人之考證問題”時，他指出：“清代學術，剖析豪芒，大足補漢、宋之缺；惟其見聞猶不如今人之廣，眼光猶不如今人之銳，亦尚有我輩工作之餘(yu) 地也。”

顧頡剛先生所論，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論語》研究所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時至今日，伴隨著出土文獻中《論語》類材料的不斷湧現（如上博簡中有關(guan) 孔子及其弟子的篇章、安大簡《仲尼曰》、王家嘴楚簡《孔子曰》等），為(wei) 《論語》的研究帶來了新契機。根據最近幾十年的學術成果，可以看出當前的《論語》研究在以下三個(ge) 方麵仍存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一、從(cong) 文字本義(yi) 的角度對《論語》中某些疑難文句進行解讀考證，從(cong) 古文字形體(ti) 演變的角度合理解釋各種歧說產(chan) 生的根源，定分止爭(zheng) 。

《論語》一書(shu) 作為(wei) 先秦典籍，文辭簡奧古樸，後世學者理解起來存在很大隔閡，這是產(chan) 生各種歧說的原因之一。針對這種情況，需要研究者將《論語》一書(shu) 中的某些疑難文字詞匯放到先秦時期的文本環境中，從(cong) 文字本義(yi) 的角度來考察《論語》文句的確切含義(yi) 。例如《述而》篇第11章“暴虎馮(feng)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yu) 也”中的“暴虎”一詞，又見於(yu) 《詩經》的《小雅·小旻》和《鄭風·大叔於(yu) 田》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注雲(yun) ：“暴虎，徒搏。”此處的訓釋語“徒搏”所指的具體(ti) 含義(yi) 並不明確，既可以理解為(wei) 徒手，也可以理解為(wei) 徒步。兩(liang) 漢時期的學者或將“暴虎”解釋為(wei) “空手以搏之”“無兵（兵器）搏虎”，即理解成徒手，其實是有問題的。李零《喪(sang) 家狗——我讀〈論語〉》一書(shu) 中引用裘錫圭先生的考證意見指出，“暴”的本字，金文作“虣”，甲骨文寫(xie) 作上從(cong) 戈，下從(cong) 虎，“暴（虣）”字之本義(yi) 是以手執戈搏虎，並非“空手”“無兵”而搏虎。《集解》引孔注把“暴虎”解釋為(wei) “徒搏”，本當是指不乘獵車徒步搏虎，徒手（不用兵器）搏虎之訓當屬後起，甚至是誤解。通過這種“返本歸原”式的考證，探究文字的本義(yi) ，有助於(yu) 深入理解《論語》中的某些疑難字句。

同時，從(cong) 古文字形體(ti) 演變的角度，也可以合理解釋《論語》各種歧說疑義(yi) 產(chan) 生的根源，從(cong) 而澄清各種誤解。例如，《子路》篇第12章——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中的“世”字，古代注疏者何晏《集解》引孔注、皇侃《集解義(yi) 疏》、朱熹《集注》等都根據《說文解字》“世，三十年為(wei) 一世，從(cong) 卅而曳長之”之說解釋為(wei) “三十年”，現代的譯注新解也大多認同此說。如影響較大的楊伯峻《論語譯注》即將此章譯為(wei) ——孔子說：“假若有王者興(xing) 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其實，《說文解字》“三十年為(wei) 一世”之說是許慎誤將“世”字的小篆或隸書(shu) 寫(xie) 法與(yu) “卅”字形牽合而導致的錯誤解釋。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世”字寫(xie) 作樹枝上有樹葉之形，是截取“枼（葉）”字上部而成的分化字，因樹葉大多一年一凋謝，猶如人類社會(hui) 的世係更替，故引申而有“世代”之義(yi) 。戰國時期，秦係的某些“世”字和“卅”字的寫(xie) 法已經非常接近。到了漢代隸書(shu) 中，“世”與(yu) “卅”字的字形幾乎完全一樣，區別僅(jin) 在於(yu) “世”字下部的橫筆向右延伸有出頭之勢，而“卅”字下部的橫筆右部不出頭。古文字形體(ti) 的高度相似，導致許慎在編撰《說文解字》時誤將本義(yi) 為(wei) “世代”的“世”字與(yu) 本義(yi) 為(wei) “三十”的“卅”字牽合在一起，不僅(jin) 將“世”字歸入“卅”部，而且將“世”字之義(yi) 據小篆字形解釋為(wei) “三十年”。其實，“世”字根本沒有“三十年”之訓，應當解釋為(wei) “世代、父子兩(liang) 代人相傳(chuan) ”才是。在長期的研究中，也有部分學者指出“三十年為(wei) 一世”之說不可信，而采取“世代”之說，如方驥齡《論語新詮》、黃懷信《論語新校釋》等。但由於(yu) 沒有從(cong) 根本上考證辨析各種歧說致誤的緣由，故信從(cong) 者寥寥。因此，以文字本義(yi) 及其形體(ti) 演變為(wei) 基礎的《論語》會(hui) 通考辨研究就顯得很有必要。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出土促進了古文字學研究的飛速發展，古文字學科的繁榮又為(wei) 我們(men) 從(cong) 文字學的角度研究《論語》提供了豐(feng) 富的材料。上引顧頡剛先生之文，在當時就認為(wei) 清人之考證“惟其見聞猶不如今人之廣”。如今的《論語》研究者，麵對眾(zhong) 多前人未曾見過的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出土古文字材料，見聞之廣遠邁前人，更有條件有可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從(cong) 文字本義(yi) 出發對某些《論語》疑難字詞進行深入考證，根據古文字形體(ti) 演變合理解釋各種歧說產(chan) 生的根源，從(cong) 而廓清迷霧，止息紛爭(zheng) ，這是當前《論語》研究應著力進行的工作之一。

二、綜合各種文獻材料盡量恢複《論語》中某些章節的語境。

從(cong) 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導致《論語》歧說紛出的原因還在於(yu) 《論語》一書(shu) 中有許多章節語境缺失，導致說話者（主要是孔子）言辭的意義(yi) 指向不明。也即，說話者是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所說的有針對性的話語，《論語》作為(wei) 語錄體(ti) 著作，大都僅(jin) 記錄所說的隻言片語，而將特定的情境省略不錄，導致後人在理解這些話語時因語境缺失而無所適從(cong) 。例如《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yu) 曾子曰聞喪(sang) 於(yu) 夫子乎”章，其中“喪(sang) 欲速貧，死欲速朽”確實是孔子所說的話語，然而卻是“有為(wei) 言之也”，即孔子是針對某種特殊的情境才這麽(me) 說的。若是讓不明語境的孔門弟子（如曾參等）記錄下來冠之以“子曰”載入《論語》，而《檀弓上》中的這段原始記載反而缺失的話，則難免會(hui) 讓後人產(chan) 生誤解。反過來說，若是能從(cong) 典籍文獻中找到可以複原這些章節語境的材料，那麽(me) 這些章節應該是可以獲得較為(wei) 確切之解釋的。前人的注疏訓解在複原語境方麵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例如《八佾》篇“季氏八佾舞於(yu) 庭”“三家者以雍徹”兩(liang) 章，前人或將其時代背景係於(yu) 魯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逐昭公之時，“季氏八佾舞於(yu) 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zhuan) 國政，卒逐昭公”（《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附劉向傳(chuan) ］》），對於(yu) 深入理解此二章之確切含義(yi) 很有幫助。《八佾》篇“哀公問社於(yu) 宰我”章，清人李惇《群經識小》以為(wei) ，《春秋》哀公四年記載“六月辛醜(chou) ，亳社災”，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複立其主，故問之；本章的背景當是火災後重建亳社。劉寶楠以為(wei) “其說頗近理”。時孔子仍在陳，故後文雲(yun) “子聞之”。這種背景的補充，對於(yu) 確切理解此章章旨也大有裨益。又如《雍也》篇“仲弓問子桑伯子”章，前人或指出《說苑》中有關(guan) 於(yu) 子桑伯子之事，與(yu) 此章可以相互發明。《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yu) 子張”章，子夏的交友之道“可者與(yu) 之，其不可者拒之”，與(yu) 子張的交友之道“君子尊賢而容眾(zhong) ，嘉善而矜不能”截然不同。東(dong) 漢蔡邕《正交論》指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yu) 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眾(zhong) ，各從(cong) 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qin) ，交遊以方，會(hui) 友以仁，可無貶也。”劉寶楠也指出，“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結合《先進》篇孔子所說的“師也過，商也不及”，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yu) 子張”章的語境就很明確了：二人之所以接聞於(yu) 孔子的交友之道不同，正是孔子針對二人的性格特點（一個(ge) 失之於(yu) 寬，一個(ge) 太過狹隘）因材施教而給出的建議。前人古注中恢複《論語》某些章節語境的成果需要匯集整理，融會(hui) 各種材料加以深入考辨。今人新出的論著中也有一些結合語言情境研究《論語》具體(ti) 章節的內(nei) 容。如畢寶魁《〈論語〉“唯女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本義(yi) 辨析》一文即對孔子說話的背景進行考察，認為(wei) 這句話是在孔子“居衛月餘(yu) ，靈公與(yu) 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wei) 次乘，招搖市過之”（《史記·孔子世家》）的情況下所說，“女子與(yu) 小人”是指同時陪伴衛靈公的南子和雍渠，也包括他們(men) 倆(lia) 代表的兩(liang) 類人：即君主的嬪妃姬妾等女子和在君主身邊侍奉飲食起居獻媚邀寵的男寵宦豎之小人。這種恢複語境的工作，雖然不能說其結論必是，然這種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對《論語》中有歧義(yi) 章節的深入解讀，因而也具有其學術價(jia) 值和意義(yi) 。

不過，由於(yu) 先秦兩(liang) 漢典籍文獻數量有限，能夠用來複原《論語》章節語境的材料大都已被前人的注疏所注意，因而此項工作時至今日其實已經進入“瓶頸”階段。好在地下出土的大量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簡帛新材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chuan) 世先秦兩(liang) 漢典籍文獻不足征的缺憾，也為(wei) 我們(men) 複原《論語》某些章節的語境提供了新的契機。如清華簡（六）《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之言，似可作為(wei) 《公冶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語境背景；“或曰”者與(yu) 孔子之間的對話應當是以管仲此語為(wei) 前提的；其人此語放到《管仲》篇的語境中，言外之意實際上是說冉雍不“成器”，這就與(yu) 孔子素許冉雍之語（如《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麵”）相矛盾，故而引起孔子言辭激烈予以辯護。

利用傳(chuan) 世典籍材料，同時結合新出土的簡帛文獻材料，努力恢複《論語》中某些章節的語境，從(cong) 而正確解讀《論語》的原始含義(yi) ，這是當前進行《論語》研究應著力進行的工作之二。

三、結合先秦史料以及古書(shu) 的成書(shu) 情況，對《論語》中某些涉及史實的章節記載的可信性進行具體(ti) 分析。

根據學界目前對先秦經典文獻成書(shu) 情況的認識，《論語》一書(shu) 中所記載的孔子及其弟子之事跡應當大致可信。然“古書(shu) 多造作故事”（餘(yu) 嘉錫《古書(shu) 通例》之語），其中的某些章節間或有不盡可信者。如清人崔述《洙泗考信錄》中考證認為(wei) ，《論語》一書(shu) ，“義(yi) 理精純，文體(ti) 簡質，較之《戴記》獨為(wei) 得真，蓋皆篤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yu) 其間也”；而後五篇“多可疑者”。又如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也說：“（《論語》）其中未嚐無一部分經後人附益竄亂(luan) 。大抵各篇之末，時有一二章非原本者。……《論語》雖十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後人依托，學者宜分別觀之也。”梁啟超同時還引《洙泗考信錄》中所作考證，認為(wei) 《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雲(yun) 雲(yun) ，又記“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雲(yun) 雲(yun) ，皆非史實。前人的這些研究結論受到當時學術思潮的影響，未免有“疑古”過勇的弊病，某些具體(ti) 的細節考證不盡可信。然《論語》作為(wei) 先秦古書(shu) ，其中某些章節的可信性確實有必要結合先秦史料以及古書(shu) 的成書(shu) 情況進行具體(ti) 的考證分析。當前學界對於(yu) 《論語》中某些章節可信性的考辨工作，大都是零散而不成係統的，因而在這方麵仍存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對《論語》一書(shu) 中某些涉及史實的章節，結合先秦史料以及古書(shu) 的成書(shu) 情況進行係統的可信性考辨，從(cong) 而盡力還原曆史的真實麵貌，這是當前進行《論語》研究應著力進行的工作之三。

以上三個(ge) 方麵的《論語》研究工作，是當前學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需要繼續深入研究的重點領域。我們(men) 有必要在廣泛吸收總結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地下新出土的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簡帛材料，對《論語》一書(shu) 中至今仍有歧說疑義(yi) 的章節進行深入考證辨析，從(cong) 學理層麵促進《論語》的文本研究繼續深化。

2017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實施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傳(chuan) 承中華文化基因”“深入闡發文化精髓”“加強中華文化研究闡釋工作”“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yu) 當代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等任務要求。作為(wei) 儒家基本經典的《論語》一書(shu) ，如今的研讀者可謂盛況空前：中小學將其定為(wei) 課外閱讀書(shu) ，很多高校也將其列為(wei) 選修課。2018年初，北京市“高考說明”將《論語》納入經典閱讀考查範圍。當前情況下，對《論語》一書(shu) 進行深入研究，既可以解決(jue) 文化傳(chuan) 承發展過程中所麵臨(lin) 的諸多現實問題，也可以深化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核心思想價(jia) 值的闡發，因而是一項具有重大現實意義(yi) 的基礎性研究工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