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曆史演進到唐宋之際，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大轉型：唐代，世家大族猶在，門閥社會的餘緒尚存。唐太宗時，大臣高士廉等奉命修《氏族誌》，將山東崔氏列為士族第一等，李世民對此大為不滿，要求按“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的原則重新修譜，第二次修訂的結果是，皇族李姓為士族第一等，外戚為第二等，崔氏降為第三等。這次修譜，傳遞出兩個信息：一方麵，當時的門第觀念仍很強大，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還是很高；然而，另一方麵，世家大族數世積累的權威已無法抗衡皇權意誌，“尚姓”讓位於“尚官”。
    
    
    唐代士族勢力的衰退，除了因為皇權壓製之外，科舉製的衝擊也是重要因素。科舉當然有利於告別門閥等級，促成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但如果以曆史的眼光來看，門閥的消失、社會等級的抹平，也更有利於皇權的獨大。即使是對傳統社會之平等化頗多讚許的錢穆也承認，唐以後的社會，由於“政治上沒有了貴族門第，單有一個王室，綿延一二百年不斷，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孤立無援；相形之下，益顯君尊臣卑之象”；“各州郡、各地方因無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顯官尊民卑之象”。
    
    
    不過唐代的社會發育還是比漢代有了更大的進步，其中的一個表現是唐代社會出現了比較豐富的民間結社，如各類宗教性質的“社邑”在唐代非常流行，不少行業也成立了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社團，幾個情投意合的唐代女子出於“遇危則相扶，難則相救”之目的，還可以結成“女人社”。唐高宗曾下詔禁絕私社，但民間社會對於結社的需求是壓製不住的，到了唐玄宗時代，政府不得不承認私社的存在。
    
    
    唐後社會，經過五代殘酷的廝殺，門閥世族零落殆盡，從宋代開始，中國進入沒有世家大族的平民化社會。大規模的科舉取士雖然消彌了有力量抗衡皇權的士族勢力，卻也締造了一個龐大的儒家士紳階層，他們取代之前的貴族門第，成了引導唐後社會“自治線索”向前演進的主要力量。
    
    
    針對五代戰亂過後宗族組織的衰敗、宗法關係的鬆散、宗族倫理的弱化，包括張載、程頤、朱熹等大理學家在內的宋儒，都提出了再造宗族製度的構想。因為，對於主要依靠宗法倫理聯結起來的傳統社會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的潰散。範仲淹以個人官俸所得，購置良田十多頃，作為族內公益基金（義田），義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於贍養族人、供養族學（義學），又設立管理範氏宗族公益基金的機構（義莊），製訂《規矩》十三條（族規），成為宋代儒家重建宗族的典範。
    
    
    宋儒重新構建的“宗族範式”延續至明清，雖然不似前朝的士族門閥在政治上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卻在維持民間社會的自治方麵發揮了前代所不及的作用。概括而言，宋式宗族（包括明清的宗族）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以族譜和祠堂為族人提供基於血緣與倫理的共同體認同；以義田與族學為族人提供公共救濟與福利；以族規與族內權威發展出一個相對獨立於國家的民間自治架構：“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鹹在”。宗族通過提供認同、福利與秩序，使族人免於直接暴露在國家權力的熱焰之下，也使社會自我構建出優良的治理秩序成為可能。所以顧炎武說，“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欲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
    
    
    宋儒更了不起之處，是他們還創立了兩類超越了血緣限製、比宗族更具開放性的民間自治組織——鄉約與社倉。
    
    
    曆史上第一個鄉約由北宋理學家張載的弟子呂大鈞設立於家鄉——陝西藍田，故又稱“呂氏鄉約”或“藍田鄉約”。呂大鈞開創的鄉約製度後經南宋理學家朱熹整理，更趨完善，又由朱熹的弟子在一些地方付之實踐。
    
    
    宋儒推行鄉約之初衷，是為“成吾裏仁之美”，通過將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鄉黨們組織起來，大家“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從而形成“一鄉化焉”的地方自治秩序。呂大鈞創立了一套堪稱優良的鄉約製度：地方士紳牽頭組織鄉約，鄉人自願加入或退出，約中眾人推舉一位德高望眾、正直公道之人擔任“約正”，為鄉約最高領袖，執掌約中賞罰、決斷之權；鄉約的日常管理則由“直月”負責，“直月”是輪值的，“不以高下，依長少輸次為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換。鄉約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這是對“鄉飲”古禮的恢複，“鄉飲”是一種議事機製、一個自治平台，“鄉飲”之時，約正會將約眾近期的善行或惡行記錄在冊，並據此進行賞罰，約中眾人有事，也可以在“鄉飲”上提出，大家協商，找出解決方案。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呂氏鄉約就是一個建立在自願聯合基礎上，有著教化、救濟與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自治共同體。鄉約既是自由的（自願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選領袖），也是平等（約眾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齒為序充任“直月”）。
    
    
    值得一提的是，呂氏鄉約在推行之初，曾遇到了不少麻煩，不但鄉裏有些流言蜚言，連呂大鈞的大哥、在朝廷當大官的呂大防也不讚成搞什麽鄉約。反對呂大鈞設鄉約的親友說，你一個在野的士紳組織結社，容易被人誤會為結黨，引來朝廷猜疑。況且治理地方社會本是官府的事情，你又何必摻乎呢？呂大防還建議弟弟：不如將鄉約改為“家儀”，這樣就可以規避政治風險了。
    
    
    那麽呂大鈞是如何回應這些反對的聲音的呢？呂大鈞說，儒家君子讀聖賢書，自當造福鄉裏，何必要做上了官才來行善事？如果什麽事都由官府指示了才可以做，則“君子何必博學”？因此，他不同意將鄉約改為“家儀”：改為“家儀”固然可以降低風險，但“於義不合”。顯然，在呂大鈞心中，士君子追求之“義”，已經超越個人的“修身”與家族內部的“齊家”，而擔當起教化鄉裏、美化風俗之責，用儒家的話來說，是為“仁裏”，換成今日的說法，就是致力於社會自治。
    
    
    呂氏鄉約是古代社會最具自治精神的基層治理建製，代表了自治傳統在儒家引導下演化出來的新高度，蕭公權先生對此有很高的評價：“呂氏鄉約於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製……此種組織不僅秦漢以來所未有，即明初‘糧長’、‘老人’製度之精神亦與之大異。蓋宋明鄉官、地保之職務不過輔官以治民，其選任由於政府，其組織出於命令，與鄉約之自動自選自治者顯不同科也。”
    
    
    宋儒創設的社倉則類似於今日社會賢達主持的農村小額扶貧貸款，所不同者社倉借貸的米，農村小額扶貧貸款借貸的是錢。南宋初，士紳魏掞之率先在福建招賢裏創建社倉，稍後，魏掞之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裏設立社倉，並訂立了一套完備的社倉結保製度：社倉由士紳組織並管理，官方不得插手其中，不過社倉的貸本先由地方官府墊付，“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每年的五月份，社倉放貸，每石米收取息米二鬥，借米的人戶則在收成後的冬季納還本息；等收到的息米達到本米的十倍之數時，社倉則將貸本還給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戶，這麽做當然是為了保持社倉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此後社倉隻用息米維持借貸斂散，不再收息，隻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彌補倉米的損耗，這樣，既可以維持社倉的長久運作，也顯示了社倉的公益性質；人戶是否參加結保也采取自願原則，“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強製、攤派的意思。
    
    
    宋儒之所以創設社倉，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官方的救濟係統（如常平倉）不盡可靠，因此，民間社會應該建立自我救濟體係，使鄉人在遇到凶歲饑荒時，不必全然依賴不盡可靠的官方救濟。
    
    
    將朱子社倉跟王安石“青苗法”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社倉的可貴之處。首先，從立意上看，王安石設青苗法，與其說是為“濟民困”，不如說是為“富國用”，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它要收取高達20%的年息。社倉雖然在開始時也收息，但息米一旦達到足以清償貸本及維持自主運轉的目的之後，即免息放貸，而青苗法不但沒有免息之期，而且在執行過程中，年息被提高到40%。其次，從操作上看，青苗法由官府推行，用朱熹的話來說，“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官吏不僅品行不如士君子，且手握權柄，而權力是可以用來壓榨民脂的，因此，官吏在放貨時常常強行攤派，將青苗法搞成了典型的“害民之法”。朱子社倉則顯然具有NGO的性質，其運作獨立於官方權力係統之外，地方官員隻在放貸及還貸時應邀前往監督，對社倉的運作並不能幹預。朱熹相信，隻要“官司不得抑勒，則（社倉）亦不至搔擾”。
    
    
    然而，在朝廷采納朱熹之議，下詔推廣社倉之後，隨著國家權力的介入越來越深，社倉這一NGO組織也慢慢變質，最後居然成了“領以縣官，主以案吏”的官辦機構，並且跟青苗法一樣暴露出“害民”的弊病：“非蠧於官吏，則蠧於豪家”。需要指出的是，“蠧於官吏”的危害無疑更甚於“蠧於豪家”，因為官吏掌握著“豪家”所沒有的國家權力。時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倉“蠧於官吏”的情形：一方麵官府強製征收倉米，另一方麵又將倉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嚐給散”。所以，朱熹的再傳弟子們在反省與改革社倉之弊時，都提出要恢複朱子遺意，將社倉還給民間，由地方士紳耆老“公共措置”。
    
    
    鄉約、社倉隻是宋代豐富多彩的社會結社之一。宋代的社會發育程度遠超之前的任何朝代，以書院為代表的私學、以義約為代表的民間慈善、以義役為代表的經濟合作組織、以弓箭社為代表的民間自衛武裝，等等，均發端或興盛於兩宋。這應歸功於宋代士紳階層的崛起，以及新儒學家（理學）的傳播，在理學影響下，宋代儒學發展出“士君子之生斯世，達則仁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裏”的新境界，促使一部分士紳從麵向廟堂轉身麵向民間，以“仁裏”的儒家方式構建社會。
    
    
    在傳統社會，政府無意也無力供應足夠的公共服務，甚至習慣於趁火打劫，比如老百姓若進了衙門打官司，幾乎免不了要受胥吏差役盤剝，那麽至少從這個意義而言，正是有了宋儒再造的宗族組織、創建的鄉約與社倉，有了這些自發性組織構建的自治秩序，民間社會才可能擺脫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才可能享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由。——部分深受“五四”啟蒙話語影響的學人不承認中國傳統社會存在“自由”，但如果我們將“自由”界定為“強製減少到最低程度”的狀態，我們就會發現，先秦民謠《擊壤歌》所描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正是自由狀態的最佳注腳。帝力，即是對人構成最大強製的國家權力，而社會自發形成的自治組織與禮俗秩序，則形成了阻隔國家權力之強製的屏障。
    
    
    （原載於2012年4月20日出刊的《法治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