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濟洲著《治道的理想：古典儒家政治哲學新探》出版暨序言

書(shu) 名：《治道的理想：古典儒家政治哲學新探》

作者：鄭濟洲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12月

【內(nei) 容簡介】

中國傳(chuan) 統治道是中國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態，具有十分豐(feng) 富的思想內(nei) 涵。挖掘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資源，無論對於(yu) 建立中國思想研究的主體(ti) 性，還是對於(yu) 建立當代世界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和心靈秩序，促進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和作用。

本書(shu) 探賾先秦以來主要儒家哲人的治道理想，試圖展現古典儒家政治哲學的內(nei) 在邏輯和核心思想。作者認為(wei) ，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先秦儒家在“禮崩樂(le) 壞”的曆史背景下所教導形成的“政治共同體(ti) ”，塑造了儒家以道統引導政統的政治理想。從(cong) 漢代儒宗董仲舒倡導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到宋代朱子“格君心之非”，再到明代王陽明的內(nei) 聖外王，儒家對王道政治的期待，內(nei) 具著士大夫對道統的堅守；儒哲的獨立人格和責任精神與(yu) 現實的政治並存，構成了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陰陽結構”。

【作者簡介】

鄭濟洲，男，1988年生人，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共福建省委黨(dang) 校副教授，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博士後，中山大學哲學係中國哲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中國實學研究會(hui) 理事，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會(hui) 理事，研究方向為(wei) 哲學與(yu) 政治文化。在《河北學刊》《齊魯學刊》《福建論壇》《黨(dang) 史研究與(yu) 教學》等CSSCI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yu) 篇，主持國家課題1項，參與(yu) 國家課題2項，主持省部級課題4項，出版學術專(zhuan) 著《以道導政：儒家製衡君權思想史概述》《教化即為(wei) 政：<論語>“子奚不為(wei) 政”章發微》《君子之師：孔子政治性教化思想研究》等。

【目錄】

序 i

第一章 政治共同體(ti) ：孔子主導的先秦儒家的入世實踐 1

第一節 孔子的“以教為(wei) 政”與(yu) 孔門政治共同體(ti) 的形成 1

第二節 子夏“為(wei) 君子儒”與(yu) 先秦儒家“政治性教化派”的發展 6

第三節 大臣的“以道事君”與(yu) 儒家的入世理想 14

第四節 “天民”與(yu) “禮製”：孟子與(yu) 荀子的“天下觀” 17

第二章 權力製衡：漢代儒宗的哲思辨義(yi) 28

第一節 天道不變：天對君權的製衡 29

第二節 天聽民聽：民對君權的製衡 34

第三節 抑黜百家：士對君權的製衡 41

第四節 推明孔氏：聖對君權的製衡 52

第五節 《春秋》為(wei) 漢立法：經對君權的製衡 64

第三章 隱世弘道：文中子在政治領域 78

第一節 人能弘道：王通對“王道”的追求 78

第二節 培養(yang) 王臣：王通在教化領域的成功 80

第三節 王通在政治領域的再“入場” 82

第四章 共治天下：宋儒的政治思想世界 88

第一節 “推誠共治”：朱子對二程天道觀的繼承與(yu) 發展 89

第二節 “格君心之非”：朱子的“共治”實踐 93

第三節 “存理滅欲”：朱子的“以德抗位” 96

第五章 文教與(yu) 漢化：元代儒者對“王道政治”的哲思 102

第一節 許衡理、心融合的政治倫(lun) 理思想 102

第二節 耶律楚材對蒙古政權的理性化建構 107

第三節 吳澄“性善而理正”的政治思想 120

第六章 內(nei) 聖外王：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 128

第一節 王陽明“覺民行道”的心路曆程 128

第二節 “看滿街人都是聖人”的心學闡釋 130

第三節 王陽明對“政統”的思想重構 132

第七章 經世致用：清代常州學派的理學思想 136

第一節 常州學派理學思想的時代境遇 136

第二節 常州學派對兩(liang) 漢公羊學說的再創造 139

第三節 常州學派的經世致用思想 152

第八章 托古改製：康有為(wei) 對世界秩序的本體(ti) 構建 163

第一節 元、天、仁、理相互貫通的本體(ti) 論 163

第二節 “天子”的平等與(yu) 不平等 167

第三節 仁本、王道和民意的合一 171

第九章 明清之變與(yu) 政治公共秩序的現代性開顯 180

第一節 理、禮價(jia) 值的固化與(yu) 裂解 183

第二節 從(cong) 情理到政治公共性觀念的倫(lun) 理考察 198

參考文獻 219

附錄 1.“最徹底的決(jue) 裂”之批判：馬列主義(yi) 創始人的傳(chuan) 統文化觀探究 240

附錄 2.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的內(nei) 在機理研究 252

附錄 3.中國式現代化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底蘊探究 263

後記 282

【序】

中國傳(chuan) 統治道是中國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態，具有十分豐(feng) 富的思想內(nei) 涵。挖掘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資源，無論是對於(yu) 建立中國思想研究的主體(ti) 性，還是對於(yu) 建立當代世界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和心靈秩序，促進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和作用。

一

“治道”原本就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特有的範疇，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形成，秦漢以後被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廣泛使用。“治道”是一個(ge) 複合詞，由“治”與(yu) “道”兩(liang) 個(ge) 單音詞組成。“治”，東(dong) 漢許慎《說文解字》僅(jin) 記其一個(ge) 音義(yi) ，“直之切”，音“遲”，水名。據《辭源》，“治”的另一個(ge) 音義(yi) 為(wei) “直吏切”，音“質”，作動詞用，有“疏理”“打理”“辦理”“整理”“處理”“管理”的意義(yi) 。至於(yu) 為(wei) 何這些意義(yi) 要選中“治”這個(ge) 字來表達，是否與(yu) “大禹治水”的傳(chuan) 說有關(guan) ，待考。孔子在《論語•憲問》中說：“仲叔圉治賓客，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jun) 旅”，這裏，就是在上述意義(yi) 上使用“治”字的。類此，還有“治兵”“治產(chan) ”“治學”等用法。由動詞而轉為(wei) 名詞和形容詞，“治”與(yu) “亂(luan) ”相對，指的是國家治理得當、政治清明有序的狀態，如《易傳(chuan) •係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道”，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方法、技藝、規律、事理、學說、道德等多種含義(yi) ，籠而統之，可用“道理”一詞加以概括。把“治”與(yu) “道”結合起來，組成“治道”一詞，首見於(yu) 《墨子•兼愛中》：“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luan) ，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wei) 也。”這裏的“治道”即為(wei) “治理天下之道”，與(yu) 後世使用者意思相仿。另《莊子•天地》有：“夫子問於(yu) 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莊子•膳性》又說：“古之治道者，以恬養(yang) 知；知生而無以知為(wei) 也，謂之以知養(yang) 恬。”這裏的“道”是“治”的對象，前者的“治道”相當於(yu) “修道”，後者的“治道”其對象是養(yang) 生之道，都不是後世所指的“治國之道”的意思。

《管子•治國》篇曾經提出“治國之道”的概念，主張“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自覺地把“治國”與(yu) “道”結合起來，進而明確使用“治道”概念來表述“治國之道”的，在先秦諸子中，當推荀子。《荀子•王霸》篇中說：“國者，天下之製，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在荀子看來，國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統治者隻有用“道”即正確的治國原則去掌握政權和治理國政，才能實現最大的安定。簡言之，治國必有道，這一“治國之道”，簡稱“治道”。

正是基於(yu) 這一認識，荀子在《正論》篇中明確使用了作為(wei) “治國之道”的“治道”概念。他批駁：“世俗之為(wei) 說者曰：‘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luan) 今厚葬飾棺，故抇也。”荀子認為(wei)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yu) 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指盜墓，當時在社會(hui) 上流行這樣的說法，認為(wei) 古代沒有人盜墓是因為(wei) 普遍實行薄葬，而後世盜墓風猖獗是由於(yu) 人們(men) 的厚葬而引起的。荀子認為(wei) 這是不懂得“治國之道”的說法。古代聖王撫育人民，百姓安居樂(le) 業(ye) ，風俗淳美，人們(men) 羞於(yu) 去做雞鳴狗盜之事，更不會(hui) 去盜墓在死人身上發財。所以百姓是否盜墓，其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在於(yu) 統治者的治國之道是否得當。為(wei) 此，荀子引用孔子的話加以說明：“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這裏的“道”，應該就是“治國之道”，即“治道”。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在其論著中，多次使用了“治道”的概念。如《八經》篇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詭使》篇有：“聖人之所以為(wei) 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如此等等。

秦漢以後，“治道”概念得到廣泛的使用，政治家以之作為(wei) 自己治國理念、方針、原則、措施、手段的總稱，思想家則以之作為(wei) 自己思考社會(hui) 、探索人生、認識世界的邏輯起點和思想中心。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登泰山刻石頌曰：“皇帝臨(lin) 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飭。……治道運行，諸產(chan) 得宜，皆有法式。”漢初曹參在齊國做丞相時“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wei)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唐太宗李世民宣稱：“朕今誌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北宋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就是因為(wei) 宋神宗認定其“有鑒於(yu) 往事，有資於(yu) 治道”而得名。

“治”與(yu) “道”的緊密結合，在宋代“道學”（“理學”）中達到頂點。今人餘(yu) 英時先生批評現代學界“把宋代道學從(cong) 儒學中抽離，又把治道從(cong) 道學中抽離”的偏頗，指出：“我們(men) 必須在概念上作根本的調整，然後才能確切把握住‘推明治道’在宋代所謂‘道學’或‘理學’的中心意義(yi) 。”

這裏所引的“推明治道”四字，出自朱熹對宋初“道學三先生”（胡瑗、石介、孫複）的評價(jia) ，體(ti) 現了“治道”是道學的中心關(guan) 懷。

北宋儒者王開祖，以“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為(wei) 宗旨，倡鳴“道學”二字，張載批評“以道學、政事為(wei) 二事”的現象，程頤則提出“以道學輔人主”的主張，他們(men) 都強調“道”與(yu) “治”的合一。

“內(nei) 聖”和“外王”相貫通，“道”與(yu) “治道”相交融，這一點在當事人即當時的道學家共同體(ti) 中固然是不辯自明的共識，而流風所及，後來的統治者對此也是心領神會(hui) 全盤接受的。如程頤提出：“治道亦有從(cong) 本而言，亦有從(cong) 事而言。從(cong) 本而言，惟從(cong)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朱熹也認為(wei) ：“治道必本於(yu) 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cong) 這裏做出。”對此，曆代統治者非但不反感，反而稱讚有加。如宋理宗就說過：“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道”與(yu) “治道”的互蘊，學者與(yu) 統治者的互動，真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

二

“治道”的概念雖然直到東(dong) 周末年（戰國時代）才正式使用，但在遠古時代的“聖王”治國傳(chuan) 說中，就有大量關(guan) 於(yu) 治道的內(nei) 容。例如，記錄了堯、舜、禹三個(ge) “聖王”和夏、商、周三個(ge) 朝代事跡的《尚書(shu) 》，就是一部關(guan) 於(yu) 古代治道思想理念和製度措施的文集。而在“治道”概念產(chan) 生和廣泛使用以後，盡管許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不一定直接使用“治道”的概念，但他們(men) 關(guan) 於(yu) “治道”的論述和措施卻比比皆是。那麽(me) ，到底什麽(me) 是“治道”，“治道”包含哪些內(nei) 容？先秦時期的思想家莊子有比較全麵的闡述。請看以下文字：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yi) 次之，仁義(yi) 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shu) 》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ju) ，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yu)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在這裏，莊子把人們(men) 對於(yu) “治道”（“大道”）的理解和把握，區分為(wei) 九個(ge) 層次：天—道德—仁義(yi) —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其中，“天”為(wei) 治道的最高層次，人世間所有為(wei) 治之道都應該遵循自然之天道，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形名”和“賞罰”則在較低的層次，雖在“大道”的“五變”或“九變”之內(nei) ，但如果拋開“天”這一最高層次，驟然推行“形名”和“賞罰”，不知其本，不知其始，那就不是“治之道”，而隻能算是“治之具”了。

對莊子這種以自家學說為(wei) 標準來判斷各家“治道”思想之高低，類似後世佛教宗派“判教”的做法，恐怕除道家之外的其他學派都會(hui) 不以為(wei) 然。儒家以“仁”為(wei) 最高原則，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醜(chou) 上》）；墨家以“兼愛”為(wei) 最高原則，主張“若此（兼相愛）則天下治”；法家以“法”為(wei) 最高原則，主張“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他們(men) 大概都不會(hui) 認同莊子的說法，而把自己的主張排除在“治道”之外的。

然而，如果我們(men) 心平氣和地推敲莊子的上述劃分，就不能不承認，莊子是最早觸及中國傳(chuan) 統治道內(nei) 涵的思想家。究莊子本意，上述的九個(ge) 層次都屬於(yu) “大道”的內(nei) 容，隻要不“驟而語形名，驟而語賞罰”，從(cong) 而出現“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的局麵，而是按照“大道”的本來順序思考和運作，道術貫通，有本有末，有始有終，這九個(ge) 層次統統都可以歸於(yu) “大道”即“治道”的內(nei) 涵。質言之，在承認並尊重“治之道”的本根、起始意義(yi) 的前提下，所謂“治之具”也屬於(yu) “治道”的範疇。如此看來，廣義(yi) 的“治道”，既包括“治之道”即治國的思想原則，也包括“治之具”即治國的製度措施。

曆代思想家政治家對於(yu) “治之道”的思考與(yu) “治之具”的推行，恰恰構成了“治道”的豐(feng) 富內(nei) 涵。在“治之道”即治國的思想原則方麵，一般的原則有：“天下為(wei) 公”原則、“民本”原則、“人治”原則、“無為(wei) 而治”原則；具體(ti) 的模式有道家的“道治”“天治”，儒家的“仁政”“禮治”“德治”；法家的“勢治”“法治”“術治”；儒法兼綜的“禮法兼用”“德法兼行”“人法兼資”等。

在“治之具”即治國的製度措施方麵，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國家治理體(ti) 製有權力架構（皇帝、宰相、內(nei) 閣等）、職能分工（三公九卿、三省六部等）、權力製衡（納諫、台諫、糾察、舉(ju) 劾、封駁、檢核）等；吏治方麵的製度措施有品階、俸祿、考課、銓選、賞罰、遷轉、回避、致仕等；經濟方麵的製度措施有田製、戶籍、工商、貨幣、理財、稅賦、賑濟等；文化方麵的製度措施有學校、貢舉(ju) 、修史、修典、禮儀(yi) 、宗教、民族、外交等，軍(jun) 事方麵的製度措施有武官銓選、練兵檢閱、後勤給養(yang) 、軍(jun) 籍撫恤等；法律方麵的製度措施有律、令、格、式、例、典、敕、詔；工程方麵的製度措施有營繕、器材、水利、屯田等。

上述治國的製度措施既是“治之具”，也是“治之道”，於(yu) 史有據。納諫關(guan) 乎治道，見《漢書(shu) •文帝紀》：“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吏治關(guan) 乎治道，見《漢書(shu) •宣帝紀》：“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見《漢書(shu) •眭兩(liang) 夏侯京翼李傳(chuan) 》：“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經濟關(guan) 乎治道，見《史記•貨殖列傳(chuan) 》雲(yun) ：“則農(nong) 末俱利，平糶齊物，關(guan) 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禮樂(le) 關(guan) 乎治道，見《漢書(shu) •禮樂(le) 誌》：“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wei) 治道非禮樂(le) 不成，因獻所集雅樂(le) ”；兵旅關(guan) 乎治道，見《孫子兵法•始計》：“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刑法關(guan) 乎治道，見《漢書(shu) •刑法誌》：“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水利關(guan) 乎治道，見《太平禦覽》：“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qing) ”；如此等等。由此看來，上述程頤所提出的“治道亦有從(cong) 本而言，亦有從(cong) 事而言”，當是中國古代政治和知識共同體(ti) 中人們(men) 的共識。

三

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曆史演進大體(ti) 上可以劃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即先秦時期（公元前221年以前）的“原型”階段、秦漢隋唐時期（公元前221—公元960年）的“成型”階段、宋元明清時期（公元960—1911年）的“轉型”階段。

先秦時期是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原型”階段。從(cong) 伏羲、黃帝到堯、舜、禹，再到夏、商、周，留下了許多治國的傳(chuan) 說和思想資源，而真正具有傳(chuan) 統治道奠基意義(yi) 的，卻是周朝初年周公的“製禮作樂(le) ”以及周朝末年“禮崩樂(le) 壞”所引起的百家爭(zheng) 鳴。

公元前11世紀，周朝建立以後，為(wei) 了鞏固統治，采取了“分封建國”的做法，形成了一個(ge) 以宗法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的治理體(ti) 製。適應這一體(ti) 製，周公提出“敬天愛民，明德慎刑”的治道思想，並建立了一整套的國家管理製度，統稱為(wei) “周禮”。

公元前770年，周朝的國都東(dong) 遷，史稱“東(dong) 周”。從(cong) 這一年開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被稱為(wei) “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思想發生的“軸心時代”。麵對“周文凋敝”“禮崩樂(le) 壞”的局麵，為(wei) 了重新建立合理的社會(hui) 治理秩序，諸子蜂起、百家爭(zheng) 鳴。在諸子百家中，具有較係統的治道思想而又對後代產(chan) 生較大影響的，有以“仁政”與(yu) “禮治”為(wei) 核心的儒家，以“尚同”與(yu) “尚賢”為(wei) 核心的墨家，以“法、術、勢”為(wei) 核心的法家，以“道法自然”和“無為(wei) 而治”為(wei) 核心的道家等。

春秋戰國的混亂(luan) 局麵，以秦始皇統一中國而告終。由此，中國古代社會(hui) 進入了一個(ge) 輝煌的發展時期，史稱“漢唐盛世”。它是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成型”階段。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wei) 依據，建立起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君主專(zhuan) 製中央集權的政治管理體(ti) 製，奠定了統一國家的發展基礎。繼之而起的漢代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在治國的指導思想上，經過比較與(yu) 實驗，從(cong) 秦朝的“法治”中經漢初的“黃老之治”，而最終由漢武帝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統治思想，並在實踐中形成“霸王道以雜之”的治道格局。

此後，經過社會(hui) 大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思想多元化，儒、佛、道三家各擅勝場，直到公元581年隋朝的建立，結束了分裂局麵，中國再度歸於(yu) 統一。繼隋而起的唐朝，是中國曆史上最興(xing) 盛的一個(ge) 王朝。唐太宗統治期間，史稱“貞觀之治”，堪稱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實踐典範。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是中國古代社會(hui) 由鼎盛步入衰退的轉折點。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轉型”階段。

宋代初年的統治者吸取唐朝末年皇權式微、天下分崩離析的教訓，采取一係列措施強化中央集權，形成皇帝高度專(zhuan) 權，中央嚴(yan) 密控製地方的政治管理體(ti) 製。這種強化中央集權的做法，雖取得一時的效果，但負麵影響更大。為(wei) 了克服這些弊端，建立合理的社會(hui) 治理結構，範仲淹和王安石先後主持了政治改革；司馬光立足於(yu) 從(cong) 曆代帝王的治國之道中汲取智慧的啟迪，主持編寫(xie) 了一部關(guan) 於(yu) 治國安邦的曆史教科書(shu) ——《資治通鑒》；而程頤乃至南宋的朱熹等人則從(cong) “推明治道”而走向建立“道學”（理學），企圖以建構合理的心靈秩序而恢複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

公元1271年，北方的蒙古族貴族統治者入主中原，統一中國，建立了元朝。元末農(nong) 民起義(yi) 中上台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把君主專(zhuan) 製統治發展到極端的帝王。他廢除丞相製度、強化中央集權、實行思想鉗製，建立起一整套君主專(zhuan) 製的統治製度。明朝末年，社會(hui) 矛盾空前激化，朝廷內(nei) 部黨(dang) 爭(zheng) 不已，下層民眾(zhong) 鋌而走險，勃興(xing) 於(yu) 東(dong) 北地區的滿族貴族統治者乘虛入關(guan) ，建立清王朝。麵對著這一“天崩地解”的局麵，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一批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們(men) 從(cong) 反省明王朝乃至整個(ge)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治道思想和製度入手，批判君主專(zhuan) 製，高揚民本精神，形成了一股“破塊啟蒙”的思潮。

清代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ge) 封建王朝。1644年入主中原以後，滿族貴族努力學習(xi) 漢族文化，接受中國傳(chuan) 統的治道思想和製度措施，並使之發展到極端。1840年，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zheng) ”，用炮艦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麵對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麵，不少有識之士“睜開眼睛看世界”，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學習(xi) 西方的內(nei) 容，從(cong) 堅船利炮到發展工商，直至民主政治製度。改造中國的手段，從(cong) 興(xing) 辦“洋務”，到實行“維新”，直至進行革命。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專(zhuan) 製製度在中國的統治。從(cong) 此，中國逐步地融入了現代世界發展的潮流，走上了一條政治民主化、經濟現代化、管理科學化的道路。中國傳(chuan) 統治道也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不再作為(wei) 社會(hui) 的統治思想和製度規範，而僅(jin) 僅(jin) 作為(wei) 一份供後人研究的思想資源，在現代中國與(yu) 現代世界的思想演變和社會(hui) 發展中，發揮著某種智慧啟迪的作用。

黎紅雷

2022年 12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