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學論學四則

作者：曾維術

來源：“虛中書(shu) 舍”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西元2021年11月15日

一·首事

《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於(yu) 齊”，《傳(chuan) 》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對此《傳(chuan) 》文，何紹公注雲(yun) ：“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shu) 迎，反書(shu) 孫者，明不宜也。”徐彥疏謂：“存君者，即襄二十九年注雲(yun) ‘正月，歲終而複始，臣子喜其君父與(yu) 歲終而複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臣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複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言‘夫人當首祭事’者，謂夫人當為(wei) 首而營其祭事也。言‘時莊公練祭’者，謂桓公去年四月薨，今年三月方為(wei) 練祭，而欲迎母，非謂此時已為(wei) 練矣。”這一注一疏，初看上去好像沒有問題，徐彥好像給何紹公作了更詳細的闡發；但仔細讀來，徐彥其實有點幫倒忙：他提及的襄二十九年注，旨在解釋經文“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及傳(chuan) 文“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在那裏，“君”明顯是指當時身在楚國的魯襄公；“存君”即所謂的“危錄之”，替陷於(yu) 險境的魯襄公著急。引用襄二十九年的經傳(chuan) 來為(wei) 莊元年的經傳(chuan) 作注腳，不經意間暴露了何注的一個(ge) 問題：莊元年所說的“存君”，存的到底是誰？是已去世的魯桓公，還是剛即位的魯莊公？

要搞清這個(ge) 問題，首先要明白“正月”到底意味著什麽(me) 。何注在襄二十九年說到，“正月，歲終而複始，臣子喜其君父與(yu) 歲終而複始，執贄存之”，這個(ge) 解釋是合乎《公羊傳(chuan) 》的精神的。《公羊傳(chuan) 》在文九年提到，“逾年稱公矣，則曷為(wei) 於(yu) 其封內(nei) 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yi) ，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這是從(cong) 三個(ge) 角度來看待天子、諸侯即位的時間點，《春秋繁露·玉杯》由此引申出“以君隨天”的義(yi) 理：“《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wei) 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逾年即位者，與(yu) 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yi) 也。”正月的“終始之義(yi) ”，來自天氣一年的變化周期，這個(ge) 周期是要強製服從(cong) 的，哪怕孝子三年不忍即位。而天子、諸侯即位的正當性，又與(yu) “正月”緊密相連：天子頒朔、諸侯視朔，是所有政治活動的起點，這是“政者，正也”的題中之義(yi) 。由此我們(men) 不難推斷，“正月”象征著政治的正當性，“正月以存君”，存的應該是當年的天子或國君。《春秋》十二篇的篇首，按例書(shu) 寫(xi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弑君等特殊情況除外）”，這是在確立新君即位的正當性；以後每一年所記的“正月”，都帶有確認國君主政的意義(yi) （參隱十一年傳(chuan) “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特殊情況如襄二十九年，則是在替國君的安危擔憂，害怕國家失政。因此，莊元年的“正月以存君”，當指該篇第一條例“元年，春，王正月”確立了魯莊公即位的正當性，存的是莊公而非桓公。既然如此，練祭的說法也就無從(cong) 談起；既然不是練祭，“念母以首事”也就不應該從(cong) 祭祀的角度去理解，而應該像“正月以存君”一樣，從(cong) 篇章結構的角度去看待：莊公念母，是整個(ge) 莊公篇所記載的第一件實事。

這種解釋早就為(wei) 皮錫瑞所發現，不過因為(wei) 何注、徐疏在公羊學領域的強大統治地位，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倘若我們(men) 認真琢磨這句“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我們(men) 就有可能發現一條解讀《春秋》的線索：首事的提示作用。

天下之大，可記的事情那麽(me) 多，孔子在每一篇記載第一件實事的時候，一定有所考慮。退一步講，即便孔子沒有刻意安排，潛意識中也會(hui) 將他認為(wei) 較重要的事情擺在首位，何況我們(men) 沒有理由假設孔子作《春秋》時會(hui) 如此隨意。那麽(me) ，我們(men) 將十二篇的“首事”都羅列出來的時候，就可能發現整部《春秋》經的大綱：

隱公篇：三月，公及邾婁儀(yi) 父盟於(yu) 眜。

桓公篇：三月，公會(hui) 鄭伯於(yu) 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莊公篇：三月，夫人孫於(yu) 齊。

閔公篇：齊人救邢。

僖公篇：齊師、宋師、曹師次於(yu) 聶北，救邢。

文公篇：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宣公篇：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薑至自齊。

成公篇：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襄公篇：仲孫蔑會(hui) 晉欒黶、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昭公篇：叔孫豹會(hui) 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於(yu) 漷。

定公篇：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yu) 京師。

哀公篇：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春秋》

集中思考每篇的首事，可能有助於(yu) 我們(men) 把握一篇的主旨或重點，此其一；其二，這種篇章結構的安排，可能並非僅(jin) 限於(yu) 每一篇的前兩(liang) 條條例，而有可能貫穿整部《春秋》經。這並非什麽(me) 不可能的事情。晚近的西方古典學術研究表明，西方的古典作家如柏拉圖、色諾芬等人的作品，都經過了嚴(yan) 密的安排，幾乎可以說從(cong) 開篇第一個(ge) 詞貫穿到結尾的最後一個(ge) 詞。我們(men) 沒有理由假定孔子會(hui) 不如柏拉圖、色諾芬。如果我們(men) 能重視《春秋》的結構安排，從(cong) 中讀出某些義(yi) 理來，我們(men) 就有可能使《春秋》擺脫“斷爛朝報”的罵名，使得《春秋》學的研究更為(wei) 深入。然而，光是重視篇章結構，並不足以體(ti) 會(hui) 《春秋》的精氣神；即便從(cong) 西方古典學那裏學到一整套字裏行間的閱讀工夫，尚不能說跨越了由西學轉向中國經學的門檻。我們(men) 需要更多的東(dong) 西。

二·取象

閱讀《春秋》的第二個(ge) 基本功是取象。要知道，孔子作《春秋》，是在韋編三絕之後，對易象如此熟悉的夫子，不可能不在《春秋》中流露出易學的特點。取象對於(yu) 很多讀者而言，都過於(yu) 玄乎，我們(men) 可以暫且把它當成譬喻來理解，這是第一；第二，《春秋》中的取象不會(hui) 很複雜，都是最為(wei) 基本的取象，《繁露》後半部分的陰陽五行諸篇基本可以滿足解讀的需要，當然如果你的易學造詣很深，那就更好了。《春秋》經的象學本身並不難，學者之所以覺得無從(cong) 入手，多半是忽視了取象有一個(ge) “太極體(ti) ”的問題：《春秋》按節律書(shu) 寫(xie) ，一年一個(ge) 單位，一篇一個(ge) 單位，這是分了一節一節的，就像竹子、蓮藕一樣。在一節之中，事件互相呼應，氣息融為(wei) 一體(ti) ；到了下一節，氣息就有所分隔。比如公子翬為(wei) 隱公之罪人，因此在隱公篇不稱公子，到了桓公篇，就恢複公子的稱謂。同理，災異發生在一年的“天數終始”之內(nei) ，它一般隻是當年事件的感應，不能把它讀成往後N多年事件的征兆——除非這災異是像文公篇那樣擺在首事，那才有統攝全篇的作用。如果不遵守這樣的規則，災異取象就漫無邊際，怎麽(me) 說都行，這是導致後人筆伐公羊學的重要原因。

明乎此之後，我們(men) 嚐試舉(ju) 些例子來說明取象在解經時的作用。比如僖十四年“沙鹿崩”，這是講黃河邊上的一座城邑整座陷入地中了，由易理可知，地屬陰，這是陰氣妄動、陰不承陽之象，同年有什麽(me) 事情呢？“季姬及鄫子遇於(yu) 防，使鄫子來朝”，《傳(chuan) 》曰：“鄫子曷為(wei) 使乎季姬來朝？內(nei) 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這是陰氣妄動之象。同年，“冬，蔡侯肹卒”，這位蔡繆公之前做過什麽(me) 事呢？僖四年，“四年，春，王正月，公會(hui)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這是《春秋》首次記載國潰，《傳(chuan) 》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僖十四年為(wei) 蔡侯肹記卒，似有意讓我們(men) 想起下層“潰爛”之象，這個(ge) 陰不承陽之象，跟“沙鹿崩”是一致的。再看僖十四年的另一件事情“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chuan) 》曰：“孰城？城杞也。曷為(wei) 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杞國為(wei) 史實上的二王後，徐、莒是小國，小國滅二王後，同樣是陰不承陽或下叛上之象。真從(cong) 取象的角度去理解僖十四年，會(hui) 發現全年的事件都有關(guan) 聯，並非初看起來那麽(me) “斷爛朝報”。而從(cong) 這相互呼應的四條經文，我們(men) 可以確證“沙鹿崩”不可能是榖梁、左氏講的山崩，因為(wei) 山為(wei) 王公之象，是陽性的，而僖十四年的側(ce) 重點全在於(yu) 陰麵的敗壞。

從(cong) 僖十四年可知，不僅(jin) 災異可當成象來讀，其實人事本身也有象的意義(yi) 。桓九年“紀季薑歸於(yu) 京師”，經文此前已稱季薑為(wei) “王後”，此處稱“紀季薑”，有特別的含義(yi) 。《傳(chuan) 》曰：“自我言，紀父母之於(yu) 子，雖為(wei) 天王後，猶曰吾季薑。”意思是說，哪怕貴為(wei) 天子、王後，仍有父母所生，仍要尊重父母，天王不來親(qin) 迎，派了個(ge) 大臣了事，這是不把王後當王後、不把王後的父母當父母來看待了。這層“貶天子”的意思，當然不可明說，隻能用映襯的方式來表明。同年還有另一個(ge) 事件：“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老了，不想行朝聘之禮，就派了他的世子來朝。這個(ge) “父老子代從(cong) 政”之象，跟天王不親(qin) 迎之象，正好互相說明。臣道、子道、妻道是互通的，都是坤道；君道、父道、夫道也是互通的，都是乾道。這些基本的易象轉化，是閱讀《春秋》之前就需要掌握的。

除了事件，就連地點也有提示作用。比如郜地，原來是魯國的同姓國，後來被宋國吞並，在隱十年又為(wei) 魯國所取。這個(ge) 地方因此就有特別的含義(yi) ：懷舊。注意到這個(ge) 象，你就能明白桓二年“取郜大鼎於(yu) 宋”、“戊申，納於(yu) 太廟”的刺意，也就能明白莊二年“夫人薑氏會(hui) 齊侯於(yu) 郜”的刺意。這並不是自創的體(ti) 例，《春秋》在隱元年的傳(chuan) 文就已經提到“眜者何？地期也”，提醒我們(men) 注意地點的意義(yi) 。同理，日期有時也與(yu) 義(yi) 理相關(guan) ，比如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hui) 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chuan) 》曰：“曷為(wei) 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wei) 日也。”書(shu) 日，是偏戰的常例。又如隱三年提到的葬例“葬者曷為(wei) 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這裏，書(shu) 日、不書(shu) 日的義(yi) 理差別，就體(ti) 現得更淋漓盡致了。

我們(men) 要注意，日例、地例，都是《公羊傳(chuan) 》明確提到的義(yi) 理點；但何紹公的月例，卻很難在公羊傳(chuan) 中找到依據。書(shu) 月有沒有意義(yi) 呢，應該是有的，比如葬期的問題，就需要通過記月來確定。除此之外，何紹公通過書(shu) 月不書(shu) 月來讀出義(yi) 理，這種方法能否行得通，就值得商榷了。首先，《公羊傳(chuan) 》並沒有明確的例子說明“書(shu) 月不書(shu) 月”的差別（歲首的“王正月”除外，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根據何紹公的月例解讀出來的義(yi) 理，能否與(yu) 全年的經文合拍，仍值得考究。第一個(ge) 問題，《公羊傳(chuan) 》沒有明確的例子，那麽(me) 是否可以從(cong) 其他地方引申出“月例”來，比如隱六年提到的“時例”？隱六年“秋，七月”，《傳(chuan) 》曰“此無事，何以書(shu) ？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shu) 。首時過則何以書(shu)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wei) 年。”這是屈人而伸天的筆法，通過隱六年的經傳(chuan) ，的確可以為(wei) 某些缺少了“秋”、“冬”二時的年份提供解讀依據（當然也不排除經文散佚的可能性）。那麽(me) 可不可以同理推出“月例”呢，書(shu) 不書(shu) 月，有著特殊的含義(yi) ？這個(ge) 推理要成立，就需要對除王正月之外的所有月份做出定性，四月、七月、十月因為(wei) 是夏、秋、冬之首月，尚可以特殊看待；但五月、十一月這些月份，又有什麽(me) 特殊含義(yi) 呢？書(shu) 月不書(shu) 月的變化實在太多，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月例”的可能性，但這條路線真的很難走通。

第二個(ge) 問題，何紹公本人的月例能否跟全年乃至全篇的經文合拍呢，我們(men) 試著看一個(ge) 例子：隱十年的“春，王二月，公會(hui) 齊侯、鄭伯於(yu) 中丘”。《公羊傳(chuan) 》沒有下傳(chuan) 文，何注曰：“月者，隱前為(wei) 鄭所獲，今始與(yu) 相見，故危錄內(nei) 。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這個(ge) 重點落在了魯鄭的恩怨上，為(wei) 魯隱公的安危擔憂。隱公在隱六年的確被鄭國俘獲過，然而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通過私自交易天子的土地，魯鄭已經和解或曰同流合汙。至於(yu) 齊國，隱公在隱六年被獲之後，即與(yu) 齊侯盟於(yu) 艾，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兩(liang) 國關(guan) 係已完全正常化。即便隱八年因為(wei) 爭(zheng) 奪邴地而產(chan) 生矛盾，隱九年“公會(hui) 齊侯於(yu) 邴”，齊魯之間也已經談妥，魯齊鄭相會(hui) ，而且會(hui) 於(yu) 中丘——魯國自己的城邑，這有何危險可言呢？至於(yu) “犯而不校”，則完全偏離了隱公篇對齊鄭同盟的定位：隱元年“鄭伯克段於(yu) 鄢”，這是入《春秋》以來第一件壞事，《春秋》是把鄭莊公當成是壞諸侯的典型來書(shu) 寫(xie) 的，根本談不上“犯而不校”的問題。同年（隱十年），“夏，翬帥師會(hui) 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yu) 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隱公跟著齊侯、鄭伯兩(liang) 個(ge) 大壞蛋，連下宋國三城，這在孔子看來是很過分的惡事，雖然尚不構成“內(nei) 大惡”，但夫子仍以急促的筆法來表明自己對隱公“一月而再取”的厭惡。如果中丘之會(hui) ，孔子主張隱公“犯而不校”，那就無異於(yu) 縱容隱公為(wei) 惡了。這是萬(wan) 萬(wan) 不可想象的。

總而言之，“月例”雖然看上去美好，但真要操作起來，會(hui) 無比困難，有可能會(hui) 打亂(luan) 對經文本身的解讀，學者宜小心對待。

三·史實

注意到編章結構、掌握了取象方法之後，接下來就要破除閱讀《春秋》的一大障礙：史實的問題。《春秋》經向來難讀，由於(yu) 不懂得從(cong) 編章結構、象學切入，多少學者選擇了看上去容易把握的《左傳(chuan) 》。《左傳(chuan) 》對西漢後中國曆史的影響，可能比《春秋》經的經文還要大，這是儒家經學的悲哀，也是儒生的悲哀。《漢書(shu) ·楚元王傳(chuan) 》寫(xie) 得很明白，“初，《左氏傳(chuan)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chuan) 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左氏原本是單行的一本史書(shu) ，引此史書(shu) 來解《春秋》，是劉歆為(wei) 之，並非傳(chuan) 自孔子。《左氏》原與(yu) 《春秋》無涉，這一點，相信學者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問題是，有的學者會(hui) 說，即便《左氏》與(yu) 《春秋》無涉，它也提供了詳實“史料”，我們(men) 難道不可以將之引入來解讀《春秋》？更有些學者會(hui) 認為(wei) ，《春秋》是經、是哲學，是理論性的著作，而《左氏》才是信史，並因此提出所謂的經史同參，認為(wei) 光讀經會(hui) 把人讀傻了，隻有讀史，才能足夠“聰明”，才能適應真實而汙濁的世界。是不是這樣呢？

要搞清楚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首先要確認，《公羊傳(chuan) 》也有自己的史實。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yu) 陽。”《傳(chuan) 》曰“伯於(yu) 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ce) 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hui) 則主會(hui) 者為(wei) 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從(cong) 這段傳(chuan) 文我們(men) 可以直接感受到孔子的真誠，這可以首先破掉“理論性著作”不屬於(yu) 信史的問題。孔子在作今本《春秋》時，的確以舊魯史為(wei) 依據，而他對此舊史的態度是相當謹慎的，隻是變動“其詞”，也就是《繁露·俞序》中廣為(wei) 人知的說法：“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後人因為(wei) 新周、故宋、王魯的筆法，就把《春秋》完全當成是哲學之書(shu) ，以為(wei) 不如此無法跳出二百四十二年的時代限製，無法成為(wei) 跨越古今的經，這種看法其實很可能未懂得“新周、故宋、王魯”的真正理由。如果我們(men) 盯著宣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的經傳(chuan) 來看，尤其是仔細揣摩延陵季子的故事，我們(men) 就有可能明白，“王魯”並非一種虛寫(xie) ，或者說不是我們(men) 一般理解的“虛寫(xie) ”，而是有“史實”的成分。

確認了《公羊傳(chuan) 》有自己的舊魯史之後，我們(men) 還要進一步分析，孔子變動“其詞”，到底到了何種程度。昭十二年傳(chuan) 的說法是比較保守的；比較激進的說法是莊七年傳(chuan)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wei) 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複。’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從(cong) 莊七年傳(chuan) 可以看出，孔子對舊魯史是有所不滿的，他重作《春秋》，除了要在義(yi) 理上作出重大變革之外，可能也要修改舊魯史對史事的記載與(yu) 評價(jia) 。我們(men) 不可能設想，魯國的史官擁有與(yu) 孔子水平相當的見識；倘若魯國史官的見識低於(yu) 孔子，那麽(me) 他對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的看法（還不涉及“王魯”等新筆法的問題），必然與(yu) 孔子有異。孔子對舊魯史，似乎不可能沒有筆削。因此，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孔子對舊魯史的態度介乎昭十二年傳(chuan) 與(yu) 莊七年傳(chuan) 之間：盡可能不改動舊魯史的史料，但必要時也會(hui) 作出修改。這樣，我們(men) 就可以在舊魯史與(yu) 《春秋》之間，排出一個(ge) “史實”的等級序列：即便從(cong) 地底挖出了一本舊魯史，它的真實性也要低於(yu) 孔子所編定的《春秋》。

這個(ge) 序列完全可以放到《左氏》與(yu) 《春秋》的關(guan) 係上。我們(men) 無法確定《左氏》是不是孔子作《春秋》時依據的魯史底本；即便《左氏》是魯史底本，那又如何？它的真實性仍要低於(yu) 孔子新修定的《春秋》。

要深入理解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必須舉(ju) 例說明。我們(men) 可以轉向襄七年的鄬之會(hui) ：“十有二月，公會(hui) 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於(yu) 鄬。鄭伯髠原如會(hui) ，未見諸侯。丙戌，卒於(yu) 操。”《傳(chuan) 》曰：“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nei) 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也？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wei) 不言其大夫弒之？為(wei) 中國諱也。曷為(wei) 為(wei) 中國諱？鄭伯將會(hui) 諸侯於(yu) 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yu) 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wei) 義(yi) ，則伐我喪(sang) ；以中國為(wei) 強，則不若楚。’於(yu) 是弒之。鄭伯髠原何以名？傷(shang) 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hui) 何？致其意也。”對比《左氏》的記載：“鄭僖公之為(wei) 大子也，於(yu) 成之十六年，與(yu) 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yu) 子豐(feng) 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yu) 晉。子豐(feng) 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hui) 於(yu) 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yu) 諸侯。”

從(cong) 這兩(liang) 個(ge) 故事，我們(men) 可以看出，公羊與(yu) 左氏的史料有相同的部分：都是臣弑君，都是卒於(yu) 操。除此之外，細節與(yu) 評價(jia) 幾乎完全相反：公羊表彰鄭伯髠原有中國之心，責大夫自甘夷狄；左氏則重點責難鄭伯無禮，導致臣子起弑。麵對這種差異，我們(men) 首先要確定，哪個(ge) 故事更符合《春秋》經文的意思；然後，我們(men) 要思考，兩(liang) 個(ge) 故事能否反映出公羊與(yu) 左氏各自的修為(wei) 層次。

第一個(ge) 問題，可以通過《春秋》經文互證來判斷。公羊傳(chuan) 的重點在於(yu) 夷夏之辯，在夷夏之辯中，又分了兩(liang) 類人物：國君有中國之心，臣子自甘夷狄。同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這是明顯的蠻夷猾夏。陳侯麵臨(lin) 楚國圍城的壓力，仍然參加了鄬之會(hui) ，這是除鄭伯之外的另一個(ge) 焦點。然而在鄭伯被弑之後，緊接著的就是“陳侯逃歸”，顯然，陳侯被鄭伯的遭遇嚇怕了，叛變到楚國的一邊去。連續三條都是非常緊張的華夷之爭(zheng) 。再往前看，“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cong) ，乃免牲”、“小邾婁子來朝”，這三條是“王魯”的筆法，“三卜”合禮，魯國國君的舉(ju) 動尚無大問題。然後就是“城費”、“季孫宿如衛”，費是季氏的私邑，後來孔子墮三都，費是其中之一。這兩(liang) 條連讀，可以讀出“季氏專(zhuan) 政”的意思。接著，“八月，螽”，蝗蟲為(wei) 鱗蟲，鱗蟲屬木，木德之傷(shang) ，可讀為(wei) “不仁”。然後，“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此處省略了與(yu) 盟者，若無特別說明，應該是替魯襄公避諱，因國君與(yu) 大夫的地位不對等。由此也可以看出，衛國的朝政為(wei) 孫林父所把持，這同樣是一個(ge) 權臣的象。整一年讀下來，你會(hui) 發現，所有事件都與(yu) 公羊傳(chuan) 解釋下的鄬之會(hui) 相關(guan) ，無論是作為(wei) 大背景的“夷夏之辯”，還是細節上的“臣下逼上”。

反觀《左氏》，鄬之會(hui) 若是國君失禮而招致臣下起弑，其他的事件很難與(yu) 之合拍。從(cong) 經文的貫通程度，我們(men) 可以果斷判定，《公羊傳(chuan) 》的史料當為(wei) 《春秋》采用的史料，而《左氏》的史料另有出處。這個(ge) 判斷並不必然推出《左氏》連史料都“作偽(wei) ”的結論。《左氏》所記完全可能出自當時鄭國史官之手，輾轉傳(chuan) 至魯國史官的耳中，也有可能是魯國史官直接觀察到鄭國的亂(luan) 局而記下。故事中的情節，比如鄭伯對臣子不禮、殺侍者，完全有可能發生過。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左氏》的故事始終局限於(yu) 一國的視野，而《春秋》是站在天下的角度去考慮的。因此，同樣一個(ge) 故事，同樣一些細節，《春秋》能看得更深，能看得更符合“實情”。我們(men) 可以設想，舊魯史呈現的可能是《左氏》這樣的細節，而孔子通過“夫子至於(yu) 是邦也，必聞其政”，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更大的“真相”，那麽(me) ，孔子完全可以做出相應的修改：是的，當時鄭伯的確對臣子失禮，君臣之間的確有過爭(zheng) 吵，乃至侍者勸諫，也被殺掉，但是，這種失禮、爭(zheng) 吵背後仍然有原因，這就是鄭伯想回歸中國，而臣子不順從(cong) 。從(cong) 這更大的道義(yi) 去看，失禮、爭(zheng) 吵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臣子脅迫君上投降夷狄，才是大事。

道義(yi) 的大小，是《春秋》與(yu) 《左氏》之爭(zheng) 的核心。這個(ge) 大小之別，絕不僅(jin) 限於(yu) 鄬之會(hui) 這段史料，可以說，《左氏》大部分史料、細節描寫(xie) ，都是從(cong) 諸侯國利益的角度去考慮的，隻有少數事件——比如鄢陵之戰——會(hui) 上升到天下或者人類文明的高度。僅(jin) 僅(jin) 是出於(yu) 這個(ge) 理由，我們(men) 就應該更加重視《春秋》，而不是《左氏》。這種取舍並不必然會(hui) 導致“讀經就傻、讀史才聰明”的結論。正如我們(men) 反複強調的，《春秋》並不是西方的“理論著作”，它是對曆史的真實記載，其真實程度比《左氏》還要高——因為(wei) 孔子看得更全麵。從(cong) 《左氏》裏讀出的“聰明”，其實往往就是孔子在《春秋》裏一再批評的目光短淺、自私自利，這種小聰明在短期內(nei) 可能有點效果，但從(cong) 長遠看，其實是害人害己、貽害子孫。

《春秋》站得比《左氏》高，這個(ge) 判斷已可成立。然而有的朋友仍會(hui) 問，《左氏》呈現的史料如此詳細，我們(men) 不可引用來解經嗎，畢竟《公羊傳(chuan) 》中像鄬之會(hui) 這樣的長段傳(chuan) 文是極少的，我們(men) 從(cong) 《公羊傳(chuan) 》中得不到足夠的曆史細節。對此問題的回答是：讀《春秋》不需要那麽(me) 多曆史細節。讀《春秋》貴在得孔子之意，我們(men) 時刻要提醒自己：孔子到底想要告訴我們(men) 什麽(me) 。從(cong) 編章結構、取象入手，你會(hui) 發現，孔子時刻與(yu) 你對話；倘若陷入《左氏》的細節中去，那就失去對話的感覺。“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僖七年傳(chuan)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文十六年傳(chuan) ）”，如果沒有特別說明，你隻需要知道到底是君殺大夫，還是大夫相殺就行；聯係上下文語境，你可以再推斷到底是講國君不仁，還是大臣專(zhuan) 權，抑或僅(jin) 僅(jin) 是表明該國出現混亂(luan) 。很多時候，到這裏就可以得孔子之意；你不需要去摳，到底這大夫相殺，是因為(wei) 搶女人呢，發酒瘋呢，還是因為(wei) 爭(zheng) 權位。如果真有必要知道細節，《公羊傳(chuan) 》一定會(hui) 毫不吝嗇，給你下大段大段的傳(chuan) 文；不給你下傳(chuan) 文，就表明可以按例類推。實在推不出來，其實可以暫時放下，一兩(liang) 個(ge) 條例解不出，不影響全經的閱讀。這總比引入《左氏》的細節要好，《左氏》的細節一旦引入，《春秋》經文基本上是不可能貫通的，學者自己嚐試一下便知。

四·先師

若果斷扔掉《左氏》這個(ge) 包袱，跳出何注、徐疏的限製，你可能就會(hui) 發現，《春秋》學真正的先師是公羊子與(yu) 董子。《春秋繁露》給出了學習(xi) 《春秋》的標準，學《春秋》學到什麽(me) 程度才算到家，可以《繁露》解經的水平為(wei) 準。此外，《繁露》給出了研讀《春秋》的方法，通過觀看《繁露》如何解經，我們(men) 也就學到了如何解讀《春秋》。《繁露》解經，最重要的一個(ge) 原則是，緊跟《公羊傳(chuan) 》的腳步，幾乎到了寸步不離的地步。

一般學者研究製度，都依據專(zhuan) 門的禮製文獻，比如《王製》《周禮》；或者是依賴出土文獻，但在《繁露·爵國》篇，董子竟然依據《春秋》經傳(chuan) 來推斷周朝的製度：

《春秋》曰：

“宰周公”，《傳(chuan) 》曰：“天子三公。”

“祭伯來”，《傳(chuan) 》曰：“天子大夫。”

“宰渠伯糾”，《傳(chuan) 》曰：“下大夫。”

“石尚”，《傳(chuan) 》曰：“天子之士也。”

“王人”，《傳(chuan) 》曰：“微者，謂下士也。”

 凡五等。

——《繁露·爵國》

如果《公羊傳(chuan) 》是《春秋》的真傳(chuan) ，那麽(me) ，《春秋》經文的確就已經給出了孔子眼中的周製，董子的推斷是成立的。不過，我們(men) 在此不打算進入製度這個(ge) 複雜的領域；我們(men) 隻是要表明，董子讀《春秋》，是何等重視《公羊傳(chuan) 》的指引。在董子看來，《公羊傳(chuan) 》的傳(chuan) 文，幾乎到了箭無虛發的地步，《繁露·玉杯》：“《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yu) 《傳(chuan) 》者。”言下之意，問無虛問，答無虛答，凡下傳(chuan) 文，必有深意。如果我們(men) 真遵從(cong) 董子的教誨，那麽(me) ，那些看上去毫無義(yi) 理可言的傳(chuan) 文，比如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於(yu) 頓”的傳(chuan) 文“何以不言遂？兩(liang) 之也”，就值得我們(men) 死磕。磕不出來，按董子的態度，“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繁露·玉杯》）”，讀不懂，寧可暫且放下，以後慢慢品味，斷不可貿然否定傳(chuan) 文。

這是董子對待傳(chuan) 文的態度。問題是，有的學者可能會(hui) 說，《公羊傳(chuan) 》不是每段經文都下傳(chuan) 啊，那些沒有下傳(chuan) 的經文，怎麽(me) 辦？要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還是要回到《繁露》。《繁露·竹林》：“《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chuan) 而著，不可不察也。”《春秋》經文本身也會(hui) 說話。當然，以董子對《公羊傳(chuan) 》的尊重態度，這裏絕不是後世所理解的“離傳(chuan) 說經”的意思，而是說，《公羊傳(chuan) 》在認為(wei) 必須給指引的地方，都給了指引，剩下的經文，《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後世學者可以按理類推。《繁露·精華》：“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這實際上就是前麵談過的象法。

我們(men) 不可認為(wei) 公羊先師在偷懶。《公羊傳(chuan) 》之所以寫(xie) 成這樣，有其良苦用心。一者，大的關(guan) 節都點到了，後世解經不會(hui) 偏離太遠；再者，留給後世學者足夠的思考空間，不剝奪他們(men) 自悟的機會(hui) 。這實際上是貫徹《禮記·學記》的教學原則：“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誌。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誌矣。”要使得後世讀者繼承孔子的誌向，必須讓他們(men) 自己與(yu) 孔子對話，而對話是靠讀通“譬喻”達成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春秋》和《易》《詩》及《論語》一樣，都是譬喻。真正領會(hui) 這個(ge) 教學原則的人，一定會(hui) 嚴(yan) 守“紀律”，不會(hui) 給每一條經文詳下注疏，因為(wei) 一旦下了這種注疏，後世讀者自悟的機會(hui) 就被剝奪了，即便你的注疏全合經意，學者學到的也是一套太極拳的“套路”，永遠不會(hui) 用來技擊。更何況，你的注疏還有可能不合經意，卻被當成了標準答案——後世《春秋》學之不競，與(yu) 此並非全無關(guan) 係。

除了這條紀律，還有兩(liang) 條紀律值得我們(men) 注意：第一，“無聞焉爾”（隱二年傳(chuan) 、桓十四年傳(chuan) 、文十四年傳(chuan) ），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不知道就不要亂(luan) 說。第二，在傳(chuan) 文沒有提到，而自己確有新發現的時候，要使用推測的語氣，這就是《公羊傳(chuan) 》經常使用“蓋”字來發文的原因。出於(yu) 最後這條紀律，我必須強調，本文也隻是個(ge) 人的閱讀體(ti) 會(hui) ，也屬於(yu) “蓋”的範疇，如有錯誤，可以推翻重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