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在中華文明大一統體(ti) 係建構中的意義(yi)

作者：雷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初七日庚辰

          耶穌2024年1月17日

在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統一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質。曆史上，“分久必合”與(yu) 大一統的建構是一個(ge) 基本趨勢，這裏麵既有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倫(lun) 理觀念和禮樂(le) 製度層麵不斷探索創造所帶來的文化凝聚力與(yu) 文明向心力，同時也是各族群之間交往、砥礪、碰撞、融合的產(chan) 物。在各種內(nei) 外因素中，《周禮》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對中華文明大一統體(ti) 係的建構具有深層意義(yi) 。

《周禮》的淵源、內(nei) 涵與(yu) 政治文化意義(yi)

《周禮》一書(shu) 本名《周官》，是一部以王官製度形式保存記載周代典製，同時表達政治理想的儒家經典。世傳(chuan) 為(wei) 周公旦所著，但實際上可能是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由孔子後學歸納整理並修撰而成。其基本結構分為(wei) “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核心理念是“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具體(ti) 內(nei) 容則是以“設官分職”的形式，勾勒出一整套國家治理體(ti) 係。其內(nei) 涵極為(wei) 豐(feng) 富，凡邦國建製、政法文教、禮樂(le) 兵刑、賦稅度支、農(nong) 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製度，無所不包，堪稱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周”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ge) 非常特殊的王朝，王國維認為(wei) ：“中國政治與(yu) 文化之變革，莫劇於(yu) 殷周之際。”從(cong) 文王、武王伐紂翦商，到周公定鼎雒邑、製禮作樂(le) ，周初的一係列措置，為(wei) 之後三千年中國政治奠定了根基。在周人的文化基因當中，既有農(nong) 耕民族的祖源記憶，又有遊牧民族的生活經曆，從(cong) 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質相兼”的文化形態。而“周克商”的曆史經驗，則給周人帶來了全新的天命觀和價(jia) 值觀——“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人突破了商代中晚期被鬼神祭祀控製與(yu) 異化的心靈狀態，形成了一種偏向現實主義(yi) 和人文主義(yi) 的政治文化與(yu) 理想情懷。孔子既欣賞其“文”的豐(feng) 富性——“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同時更強調對“質樸”“實質”的追求：禮樂(le) 的核心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內(nei) 在精神，是麵向治理本質的製度探索。孔子對“文”與(yu) “質”關(guan) 係進行了非常深刻的界定：“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不僅(jin) 是個(ge) 體(ti) 修身的原則，也可以用來理解中華文明演變的內(nei) 在邏輯。

《周禮》既具有“禮文”的豐(feng) 富性和儀(yi) 式性，同時又是一套以“職事”為(wei) 中心的、務實的政治方案。這一經學主旨後來成為(wei) 北方地區士大夫學術傳(chuan) 承的重要內(nei) 容，在秦漢以後的中國曆史與(yu) 政治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是一部“文質相兼”的理想政治藍圖，從(cong) 而成為(wei) 政治改革與(yu) 創新的典範文本。傳(chuan) 統對《周禮》的關(guan) 注，較多集中在經學與(yu) 文獻學領域，但近年來，有學者注意到《周禮》與(yu) 兩(liang) 漢、北朝、北宋及明清政治改革之間的深刻聯係，將《周禮》經學的內(nei) 容與(yu) 不同時代的製度創設探索相結合，勾勒出一條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演變的曆史線索。

《周禮》的“文”“質”二元性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以《周禮》為(wei) 藍本的變革是兩(liang) 漢之際的王莽改製。王莽以《周禮》為(wei) 製度依據，試圖將其中包含的職官製度和治理政策一一實現出來，但其改革卻造成了嚴(yan) 重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最終自取滅亡。這場改革的根源弊病是“務虛名、重形式”：王莽認為(wei) “製度定則天下自平”，隻要能在職官、地理、禮樂(le) 、名教這些方麵具備《周禮》的條文製度，就可以實現周公太平之政。這樣盲目照搬古代經典而脫離具體(ti) 實際，是很典型的“循名複古”，在“致太平”的理想外衣之下，掩蓋的其實是聚斂財富、嚴(yan) 刑峻法和神怪迷信。這是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且深刻的教訓。

與(yu) 王莽改製形成對照的，是北宋中期的王安石變法。這場改革同樣以《周禮》為(wei) 經學基礎，如青苗、市易、保甲、免役的諸多政策，都脫胎於(yu) 《周禮》的理念。但是，從(cong) 形式上來看，王安石並沒有簡單效仿《周禮》的具體(ti) 內(nei) 容。他認為(wei) ，“以《周禮》決(jue) 事者，學周公之次者也。真學周公者，仰觀天，俯察地，中考人事。若於(yu) 理可為(wei) ，則雖周公未嚐有此，亦必為(wei) 之。此乃真學周公者也”。照搬經義(yi) 無異於(yu) 刻舟求劍，更重要的是“法其意”，即考察《周禮》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原理，把握其精髓，然後結合現實情況進行製度設計，這才是改革的正確方式。

王安石的財政經濟改革思路均源於(yu) 《周禮·地官·泉府》的內(nei) 容。“泉府”是國家的財政儲(chu) 備與(yu) 調控機構，其意義(yi) 重在“均平”“變通”“流通”，結合法家“利出一孔”“輕重製禦”的觀念，王安石提出了“開闔斂散”的經濟治理思想。其本質是政府主導下的高速高效的經濟循環，依托中央到地方各級資源、機構、渠道、信息、價(jia) 格、倉(cang) 儲(chu) 等要素，裁汰冗餘(yu) ，規劃重組，轉移支出，定向投放，推動經濟結構與(yu) 組織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王安石通過青苗、市易、免役三大新法的配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貨幣財政係統。青苗、市易分別主導的農(nong) 業(ye) 貸與(yu) 商業(ye) 貸致力於(yu) 推動貨幣結算，而免役法則借助貨幣化的方式，實現基層勞役資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定的勞動力自由市場。依靠新貨幣財政體(ti) 係，可以整合運轉大量社會(hui) 剩餘(yu) 財富，再通過各種渠道投向更多細分領域，如農(nong) 田水利、災傷(shang) 賑濟、吏員薪俸、保甲編戶、治安武備、緣邊經略等。變法的價(jia) 值關(guan) 懷即《周禮》的核心理念“惟王建國，以為(wei) 民極”，嚐試在中央政府與(yu) 基層民眾(zhong) 之間建立各種“直接通道”，跨越豪商、高利貸者等中間階層，實現財政的雙向循環流通。為(wei) 了配合拓展這一模式，政府大規模鑄造發行貨幣，包括銅錢、鐵錢等金屬貨幣，也包括鹽鈔、茶鈔、交子等紙質券幣，以增加基層財政撥付，加強市場流動性。其最終目標則是通過整合中原內(nei) 部各個(ge) 經濟板塊，激活市場與(yu) 民間社會(hui) 的經濟潛能，形成資源合力，從(cong) 而“恢複漢唐舊疆”，建立起一個(ge) 基於(yu) 經濟和文化能力的大一統王朝。其探索雖然因為(wei) 各種原因沒能獲得最終的成功，但為(wei) 中華文明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製度和精神遺產(chan) 。

王莽與(yu) 王安石的變法體(ti) 現了《周禮》的兩(liang) 極：一邊是“務虛文”，一邊是“重實質”。中國古代的“正名”觀強調循名責實、規範名義(yi) ，但是王莽隻抓住了“名”這個(ge) 表象，在建築、器物、度量衡、禮儀(yi) 、音樂(le) 、車馬、衣服等方麵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與(yu) 資源，對於(yu) “名號”“形式”有一種近乎偏執的狂熱，這就完全背離了《周禮》本旨。與(yu) 之相反，王安石注重發掘《周禮》在經濟治理方麵的“實質”意義(yi) ，依托經義(yi) 進行大量的政策創新，卻又容易讓反對者質疑其過分重視理財聚斂而忽視禮樂(le) 政教，甚至是假借經典文飾私意。可以說，《周禮》中“文”與(yu) “質”的二元張力，既是我們(men) 認識這部經典的重要維度，也是我們(men) 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關(guan) 鍵視角。

《周禮》對北方民族建構王朝製度體(ti) 係的重要意義(yi)

《周禮》作為(wei) 一部經世政典，不僅(jin) 對中原王朝影響深遠，對於(yu) 北方民族建構王朝製度體(ti) 係也有格外重要的意義(yi) 。在中華文明大一統的進程中，北方民族扮演了極為(wei) 重要的角色，但傳(chuan) 統敘述視角較多關(guan) 注其軍(jun) 事文化、治理技術以及民族融合等部分。這一視角容易將曆史簡化為(wei) 草原民族南下征服、吸收中原文化然後逐漸融合的單一線索，從(cong) 根本上難以跳出“征服帝國”的框架，也難以與(yu) 亞(ya) 歐大陸其他地區發生的“征服—吞並—融合—分裂”的過程進行理論上的根本區別。因此，就會(hui) 產(chan) 生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內(nei) 亞(ya) 史觀”“新清史”等曆史虛無主義(yi) 的錯誤觀念。

要想突破這一敘事模式與(yu) 思維框架，需要轉換視角，將中國各族群的融合統一，視作中華文明體(ti) 係內(nei) 部“文質相兼”的曆史演化進程。北方民族在其中扮演的不僅(jin) 是一個(ge) 驅動力量，而且以“質勝文”的方式深度參與(yu) 中華文明精神內(nei) 核的建構，其中《周禮》經學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維度。

南北朝時期，拓跋鮮卑建立北魏王朝的過程中，就與(yu) 當時北方地區的士大夫合作，大量吸納了《周禮》的內(nei) 容作為(wei) 王朝建製的根基。到北魏分裂為(wei) 東(dong) 西魏之後，處於(yu) 弱勢地位的西魏選擇高舉(ju) “周”的旗幟，以《周禮》為(wei) 藍本改革製度，將經典中的六官之製與(yu) 漢魏舊製和鮮卑八部製度相融合，既能夠維護統治階層特別是鮮卑貴族的利益，同時也能兼顧漢族士大夫的利益和價(jia) 值訴求，從(cong) 而促進民族融合，為(wei) 後來的隋唐王朝奠定了製度基礎，客觀上推動中國走出南北分立的曆史泥潭，重建大一統政治秩序。

隋唐兩(liang) 朝製度受《周禮》影響深遠，《唐六典》即從(cong) 《北周六典》演化而來，三省六部、選拔考課等文官製度，都與(yu) 《周禮》經學有十分密切的關(guan) 係。可以說，中古以降的王朝政治製度，就是在“因襲沿革”和“依經正禮”的交織過程中不斷發展，之後各朝代基本遵循這一演化邏輯。特別是遼金、元、清等朝代的北方民族，在“沿襲”的基礎上，不斷依托儒家經學塑造王朝體(ti) 製與(yu) 政治合法性地位，除了在製度禮文方麵的設置外，也體(ti) 現在都城建築格局上。如金中都、元大都、清代北京的建製，又如南北郊祭天與(yu) 祭地禮儀(yi) 的合與(yu) 分，無不體(ti) 現經學對政治的深刻影響。

更進一步，如果跳出“經學—政治”的視角，還可以把《周禮》理解為(wei) 一種“文質相兼”的中間狀態或者理想狀態。因為(wei) 《周禮》經義(yi) 的核心訴求，就是以“禮文”的方式探索治道的“本質”，這種文與(yu) 質的平衡狀態，恰恰是曆代王朝特別是北方王朝格外重視的要素。北方民族政權出於(yu) 統治需要，必然會(hui) 往“文”的方向去豐(feng) 富禮樂(le) 製度，同時又要警惕過度漢化帶來的困境甚至危機，因此也需要向“質”的方向去刪減還原。有北方民族基因的王朝，如北魏、北周、隋唐、遼金、元、清，因其身處的生存環境、固有的生活習(xi) 俗與(yu) 政治生態、麵對的治理問題與(yu) 困境，都有某種相似性，因此包括《周禮》在內(nei) 的儒家經學，既可以成為(wei) 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與(yu) 話語旗幟，吸引中原士大夫的認同與(yu) 歸附，同時也可以為(wei) 其建構新的治理體(ti) 係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

《周禮》作為(wei) 一條“文質相兼”的精神線索，在中華文明大一統體(ti) 係建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對於(yu) 中原王朝而言，《周禮》不僅(jin) 是一個(ge) 在政治製度上可以取法依托的理想模板，同時也是各種國家治理思想與(yu) 觀念資源的寶庫，從(cong) 中能夠挖掘出十分豐(feng) 富的意蘊。對於(yu) 北方王朝來說，《周禮》則是一個(ge) 重要的銜接紐帶，能夠將質樸剛健的北方民族精神和細密嚴(yan) 縝的南朝製度聯結起來，從(cong) 而相互融通，成為(wei) 建構王朝格局氣象的基石。在這一問題上，依然有很大的探索空間，特別是《周禮》與(yu) 北族王朝在思想、文化、信仰、製度以及治理模式方麵的深層聯係，還有待進一步的辨析。這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中華文明大一統體(ti) 係建構的內(nei) 在邏輯，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