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學泰鬥孫奇逢

作者：田衛平（1982—2005年供職於(yu) 《河北學刊》雜誌社）

來源：《河北地方誌》1988年第3期第35—39頁

說明：1982年7月，我從(cong) 河北大學曆史學係畢業(ye) 後，被分配到河北省社科院主辦的《河北學刊》編輯部。當時，《河北學刊》的主旨是，服務於(yu) 本省的社會(hui) 、經濟、文化事業(ye) ；為(wei) 了身體(ti) 力行，不僅(jin) 我主持的曆史學欄目要在約稿、發稿環節上充分體(ti) 現，自己過去感興(xing) 趣的中國醫學史，也轉向對河北曆史文化的研究。

但由於(yu) 之前對河北曆史文化的發展脈絡不熟悉，所以，隻好先從(cong) 河北曆史人物入手，不斷地讀書(shu) 、找感覺。從(cong) 1984年開始，先後撰寫(xie) 了南北朝時的祖衝(chong) 之、祖暅父子，唐代的一行（張遂），宋代的潘美，元代的李冶，明代的楊繼盛，清代的孫奇逢、張之洞、張佩綸等八位人物，分別刊發於(yu) 《河北學刊》《人物》《河北地方誌》等。

這些日子，將三十多年前的舊期刊找出，不斷重新錄入文字，想作為(wei) 曆史資料保存於(yu) 此，與(yu) 同道交流。

今天推出第八篇：《北學泰鬥孫奇逢》

·舊文新推·河北曆史人物研究（8）·

北學泰鬥孫奇逢

田衛平

元、明、清三朝，位於(yu) 保定市東(dong) 南部的容城縣，相繼出現過三位卓有影響的人物：一位是元朝屢屢徵召而終身不仕的學者劉因（1249—1293）；一位是以“鐵肩擔道義(yi) ，辣手著文章”自勉的明朝諫臣楊繼盛（1516—1555）；另一位是氣骨、俠(xia) 膽、學養(yang) 集一身的名儒孫奇逢（1585—1675）。尤其是後者，因晚年徙居中州蘇門山下（今河南省輝縣）躬耕自給，並開設“兼山堂”，講授和弘揚理學，一時又有“開河朔一大宗派，海內(nei) 之士仰之如泰山北鬥”之譽。

一、少慕鄉(xiang) 賢，成就“夏峰先生”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明代北直隸容城（今河北省容城縣北城村）人。生於(yu) 明萬(wan) 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

他的祖父孫臣，為(wei) 明朝嘉靖年間的舉(ju) 人，曆任沭陽縣令、河東(dong) 鹽運司運判等職。祖母楊氏，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的再從(cong) 侄女。父親(qin) 孫丕振，邑諸生，與(yu) 楊繼盛的兒(er) 子楊補庭(應尾)過從(cong) 甚密。

由於(yu) 有了這樣一層關(guan) 係，少年的孫奇逢即在楊繼盛的影響下，憂國憂民，以經世致用為(wei) 念。

他十四歲入學，“年十七，中萬(wan) 曆庚子科舉(ju) 人”。後因連年科場失利，加之祖母和雙親(qin) 相繼過世，遂結草廬守墓，不覺一守就是六年，逐漸斷絕仕念。其間，“取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儒書(shu) 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yu) 天人之際，乃覺一言一行皆發於(yu) 良知，而基於(yu) 慎獨。其得力，益自居廬日始也”。

至明熹宗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等竊據朝柄，屠戮政敵。孫奇逢激於(yu) 義(yi) 憤，為(wei) 營救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左光鬥（1575—1625）、魏大中（1575—1625）、周順昌（1584—1626）等，不惜舍家鬻產(chan) ，奔走相助，由此義(yi) 聲驚動天下。樞輔孫承宗（1563—1638）、禦史黃宗昌（1588—1646）、禮科給事中王正誌等頻頻向上舉(ju) 薦，“詔書(shu) 到門者再，皆不赴，朝野重之，稱曰‘徵君’”。

崇禎九年(1636)，清英親(qin) 王阿濟格（1605—1651）兵逼北京，南下保定，孫奇逢集約士民死守容城，奮力抗擊。清軍(jun) 雖用兩(liang) 千餘(yu) 騎環而攻之，七日竟未克，“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

崇禎十一年(1638)，孫奇逢深感容城四周無險可守，非久居之地，便率族人弟子避隱易州（今河北易縣）五公山，結廬雙峰山下。之後，為(wei) 避戰亂(luan) ，又遷於(yu) 定興(xing) 江村、新安、祁州（今河北安國）等地。

清順治三年（1646）春，圈地令下，京畿一帶皆受其擾。在兵劍的威逼下，他含憤舉(ju) 家渡黃河南徙，途中，得友人水部郎副使馬光裕的資助，定居於(yu) 輝縣(今屬河南)蘇門山附近的夏峰村。“創‘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

由於(yu) 他在理學講授中超越門戶之見，融會(hui) 不同思想家的思想，通過參悟《易經》中的辯證思維，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上又有創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學思想體(ti) 係，“四方負笈而來者日眾(zhong) ”，因而學者又尊稱其為(wei) “夏峰先生”。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孫奇逢病逝，享年九十一歲。“冬十月，葬於(yu) 夏峰東(dong) 原衛郡。”河南、河北學者，祀之蘇門百泉書(shu) 院。在易州，學者就故宅辟為(wei) “雙峰書(shu) 院”；在容城，則與(yu) 劉因、楊繼盛同祀；在保定，則與(yu) 孫承宗、鹿善繼（1575—1636）同祀。

道光八年(1828)，鑒於(yu) 孫奇逢“講學著書(shu) ，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實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詔命從(cong) 祀於(yu) 文廟。

二、仗義(yi) 紓難，時稱“範陽三烈士”

明代後期，統治集團內(nei) 部矛盾重重，國事混亂(luan) 不堪。皇帝的昏庸，使大權旁落，宦官幸臣相繼專(zhuan) 權。官僚地主階層中的各派勢力紛紛在朝中結黨(dang) ，逐漸形成了以東(dong) 林黨(dang) 為(wei) 一方、以浙黨(dang) 為(wei) 首的非東(dong) 林黨(dang) 為(wei) 另一方水火不容的局麵。

就黨(dang) 爭(zheng) 本身而言，雙方都想把持政局，且不乏意氣用事。一方讚成的，另一方則必然反對。但是，由於(yu) 東(dong) 林黨(dang) 人以“三吳士紳”居多，因之與(yu) 工商業(ye) 者有著較多的聯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工商業(ye) 者的客觀要求。在政治上，他們(men) 也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對中下層官僚的同情。並且，為(wei) 政清廉，反對宦官專(zhuan) 權，反對礦監稅使，反對宗室大量占田，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到天啟年間，非東(dong) 林黨(dang) 一派與(yu) 宦官魏忠賢（1568—1627）結盟，使“門戶之爭(zheng) ”擴展成了東(dong) 林黨(dang) 與(yu) 閹黨(dang) 之間的鬥爭(zheng) 。

天啟四年(1624)六月，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左副都禦史楊漣（1572－1625）與(yu) 左僉(qian) 都禦史左光鬥相謀，上疏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接著，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也率同官上言，要求清除君側(ce) 之奸。

魏忠賢一夥(huo) 知道明熹宗年幼無知，反誣楊漣等人受楊鎬（1548—1629）、熊廷弼（1569—1625）賄賂，借皇帝之手對東(dong) 林黨(dang) 人大肆屠戮。楊漣入獄致死，左、魏等被囚禁，就連已削職還鄉(xiang) 的吏部文選員外郎周順昌也未能幸免，一並下獄。東(dong) 廠、錦衣衛四出濫捕，凡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人有牽連者隨意杖斃。一時間，“虐焰方張，凡素與(yu) 往來者，皆鍵戶遁跡，無複過而問之”。獄中的周順昌不由得想起了東(dong) 漢孔融（153—208）全家紓難救張儉(jian) （115—198）的事，借用景泰年間錢曄的兩(liang) 句詩“一身作客如張儉(jian) ，四海何人是孔融”，籲請同仁救援。

孫奇逢在萬(wan) 曆三十九年(1611)最後一次赴京應試時，就結識了當時在吏部供職的周順昌。後又經幼年好友、定興(xing) 人鹿善繼引薦，與(yu) 左光鬥、魏大中等有相見恨晚之誼。

左、魏入獄後，左光鬥之弟左光明、魏大中之子魏學洢率相投奔鹿善繼的父親(qin) 鹿正家中避難。孫奇逢、鹿正及新城人張果中等聞知此事，義(yi) 憤填膺，決(jue) 心傾(qing) 身營救。

由於(yu) 孫奇逢與(yu) 兵部尚書(shu) 、高陽人孫承宗有過一麵之交，加之鹿善繼此時亦在榆關(guan) （今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guan) ）讚佐孫承宗抵禦清軍(jun) 。故當即寫(xie) 信一封，派其弟孫奇彥連夜送往榆關(guan) ，請孫承宗出麵相助。信中寫(xie) 道：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yu) 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

孫承宗對魏忠賢一夥(huo) 在朝中的劣跡早有所聞，讀了孫奇逢情誠意切的書(shu) 信，隨即擬定奏章，以麵陳軍(jun) 事為(wei) 名，疏請入朝，圖謀申救諸公。

魏忠賢等得知孫承宗將來京覲見的消息後，猶如末日來臨(lin) ，魂飛膽喪(sang) ，當夜在宮中繞禦床哭泣哀告：“孫承宗提兵數萬(wan) ，欲清君側(ce) ，奴輩必無噍類。”長跪不起，哀請發旨。昏庸的明熹宗隻好接連下旨三道，馳詔止孫承宗南行，終使“高陽亦不能申救也”。

孫承宗等欲救左、魏未果，魏忠賢愈加視獄中諸人的存在為(wei) 心腹之患，遂以追贓為(wei) 名，謀將其速置於(yu) 死地。他知道這些人為(wei) 官大都清廉，且家居南方，囊中既無積金，又無親(qin) 友可依，故定左光鬥“贓銀”兩(liang) 萬(wan) 兩(liang) 、魏大中等“贓銀”五千兩(liang) ，嚴(yan) 刑拷打，限期追繳。

孫奇逢與(yu) 鹿正、張果中聞知，毅然決(jue) 定，變賣家產(chan) ，以補追繳。當時，孫家居容城縣北城村，鹿家住定興(xing) 縣江村，張家住新城縣白溝河，三人冒著烈日酷暑，奔走數百裏，四處籌措。見此情景，鄰裏曾有人勸孫奇逢防不測之禍，他坦然答道：“人固當有死，為(wei) 三君死，死不恨。且死定有命，閹其如我何!”經過一番努力，“醵數百餘(yu) 金，齋送都門，而(魏)科都已斃杖下矣”。

魏大中之死，使孫奇逢等倍感時間的緊迫，但是，兩(liang) 萬(wan) 白銀是個(ge) 不小的數目，單憑三人積資籌借，短時間內(nei) 難以奏效。孫奇逢記起萬(wan) 曆年間，左光鬥曾出任屯田使，在京畿一帶疏渠浚川，建閘築塘，“為(wei) 定興(xing) 開永賴之利”；又有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門下士甚眾(zhong) ”之事，便與(yu) 鹿正等謀劃，公開在京畿附近募捐，“約鄉(xiang) 民，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wan) 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liang) ，可得數百金”。一時間，響應者雲(yun) 集；數日之內(nei) ，已湊齊大半。但“甫送至，而(左)僉(qian) 院亦斃杖下”。

不久，周順昌也慘死獄中。孫奇逢等人聞訊後，長歌哭吊，淚灑易水河畔，並集結誌同好友，納金贖骨，使三人歸葬故裏，待諸事料理完畢後，將募捐剩餘(yu) 之財，“複散金還諸人”。

孫奇逢原本是一介貧儒，身無屠龍之技，家無萬(wan) 貫之資，但當左、魏、周等人被魏忠賢誣贓下獄後，在封建的政治高壓下，“一時知交削跡遠遁，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他卻挺身而出，慷慨急難，毅然與(yu) 鹿正、張果中等承當起營救的重任，“求援於(yu) 樞輔，醵金於(yu) 衿民”，置個(ge) 人生死於(yu) 度外。

雖然，他終未將諸人救出死地，但是那種為(wei) 同仁舍家鬻產(chan) 的高義(yi) 、俠(xia) 膽，為(wei) 世人樹立了典範。故爾，孫、鹿、張三人，倍受時人推崇，被譽為(wei) “範陽三烈士”，成為(wei) 燕趙大地悲歌慷慨、尚義(yi) 重信的代表；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黃宗羲（1610—1695）對此舉(ju) 也不禁讚歎道：“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

三、著書(shu) 立說，名列清初三大儒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領導的農(nong) 民起義(yi) 軍(jun) 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接著，生活在東(dong) 北地區的滿族貴族又一躍而為(wei) 全國的統治者，建立起了清王朝。這一連串的劇變變事件，使得許多封建士人在驚愕之餘(yu) ，開始認真思索，進而發展到對理學的批判、總結階段。

孫奇逢幼年入學時，即與(yu) 奇儒、奇遇兄弟三人以程朱之學相砥礪。萬(wan) 曆二十八年(1600)考中舉(ju) 人後，由於(yu) 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轉而屬意於(yu) 陸王學說，尤其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讚賞不已。以後，為(wei) 開闊視野，又對儒家各種學派的理論廣泛涉獵，朝夕攻讀，“治身務自刻厲”。

如果說，在草廬守墓的六年中，孫奇逢“從(cong) 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形成了對宋明理學的初步認識，那麽(me) ，在經過戰亂(luan) 的顛沛流離、親(qin) 自目睹了明王朝覆亡的全過程後，受這種強烈浪潮的衝(chong) 擊，則使他與(yu) 陸王學派末流的空談心性有了截然的不同。他在融會(hui) 諸儒學說的基礎上，逐漸走上“以慎獨為(wei) 宗，以體(ti) 認天理為(wei) 要，以日用倫(lun) 常為(wei) 實際”的道路，並由此引申出力行、慎獨、講求實際等主張。

孫奇逢一生堅持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觀點，但是，他對“知行合一”的理解與(yu) 他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強調，“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對此，他曾在《讀易大旨》一書(shu) 中發揮道：“道路隻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救諸遠且難，不知道也者。”這樣，日用常行一類事，就成為(wei) “致良知”的源頭，世界也就不是不可認識的了。尤為(wei) 可貴的是，他對王陽明所謂“知決(jue) 定行”的主觀唯心論進行了較大的修正，認為(wei) ：“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速，聖人固慮之。”“口裏說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強調了“行”在認識上的重要性。這說明，他對實踐與(yu) 認識的辯證關(guan) 係較前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孫奇逢思想的可貴之處還在於(yu) ，他肯定了商湯逐桀、周武伐紂的正義(yi) 性。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繼承了孟子的觀念，但是把它放在明清之際封建社會(hui) 末世的曆史條件下來考察，仍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yi) 。

他在《四書(shu) 近指·孟子·湯放武伐》中寫(xie) 道：“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章之案，在此二字。以‘誅’字易‘弑’字，是春秋之筆。湯、武此舉(ju) 犯古今大難，虧(kui) 孟子看得準，判得定。”“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一君也，孟子何謂之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若寇仇?’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shu) 》雲(yun)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高宗大喜。由此觀之，孟子皆本《尚書(shu) 》，非自為(wei) 一家之說。”

在《書(shu) 經近指·尚書(shu) ·湯誓》中，他又繼續闡發道：“《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非孔子定此案，後世鮮不聚訟矣。夫湯既順天應人，而亳之人何以言不恤我眾(zhong) 也?自亳眾(zhong) 而觀，如此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luan) 。自夏眾(zhong) 而言，則水火也，倒懸也，奚我後久矣。”

他的這種視湯武放伐為(wei) 革命的思想、視弑國君為(wei) 誅一夫的思想，可以說是封建社會(hui) 走向衰亡時期，反對君主殘暴、重視民眾(zhong) 權利思潮的一種反映。雖然孫奇逢在論說時，主要是援引古義(yi) ，以孔孟之言來定案，但其時代精神的主旨在於(yu) 反映封建君主的殘暴，要求重視民眾(zhong) 生存的權利，這一點是應當肯定的。

孫奇逢在理學上雖守陸王，但卻不立門戶。對程、朱、陸、王的學說各道其長而不諱其短，力求加以調和，以尋其同。

他認為(wei) ：“周(敦頤)之無欲、程(頤、程顥)之主敬、朱(熹)之窮理、陸(九淵)之本心、王(陽明)之良知，皆從(cong) 浩博中體(ti) 認精微，所謂殊途同歸，百慮而一致，無非說約之旨耳。”後世學者之所以對程朱、陸王學說的異同聚訟不已，根本在於(yu) “乏通融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所以，他主張“我輩隻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zheng) 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zheng) 是非、求勝負之心，卻與(yu) 前人不相幹，便是己私，便是浮氣，此病關(guan) 係殊不小。”

為(wei) 了避免無謂的爭(zheng) 辯，他在《理學宗傳(chuan) 》一書(shu) 中，選擇了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陽明、羅清光、顧憲成等十一位理學家作為(wei) 大宗，稱之為(wei) “主”。又以漢董仲舒至明劉宗周之間列了一百四十六位儒者，稱之為(wei) “輔”，並標明其中哪些屬“朱門弟子”，哪些屬“王門弟子”，以期說明各自有各自的師門學統，避開了程朱、陸王之學相互水火不容的角度。故此書(shu) 寫(xie) 成後，能夠得到理學家們(men) 的廣泛讚同。另外，該書(shu) 的大宗以宋朝為(wei) 發端，到明末結束。這一學術脈絡，也是符合理學史的發展實際的。因此，《明儒學案》稱此著述為(wei) “別出手眼者矣”。

當然，由於(yu) 孫奇逢長期身居北方，對當時已形成的以反對宋明理學為(wei) 主旨的啟蒙思潮沒有機緣去接觸、去了解，雖然也曾與(yu) 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等相識，並有過書(shu) 信來往，但其基本上仍以理學大師的身份來總結理學，“猶為(wei) 舊學(理學)堅守殘壘，效死勿去”，故對後世的影響顯然要比顧、黃兩(liang) 人遜色。

孫奇逢一生著述甚豐(feng) ，除了前麵提到的《讀易大旨》《四書(shu) 近指》《書(shu) 經近指》《理學宗傳(chuan) 》之外，晚年定居於(yu) 輝縣夏峰村後，又相繼寫(xie) 成表彰儒學的《取節錄》《聖學錄》《讀易大旨後傳(chuan) 》《諸儒傳(chuan) 》；臧否人物的《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孫文正公年譜》《晦庵文鈔》《北學編》《洛學編》《兩(liang) 大案錄》《甲申大難錄》；經世範俗、掖引後進的《歲寒集》《歲寒堂續集》《答問聖學錄》《興(xing) 學會(hui) 約》《夏峰集》《夏峰集補遺》《蘇門紀事》《百泉紀遊》《續容城縣誌》《新安縣誌》；勸世示禮的《教子家訓》《家禮酌》《家祭儀(yi) 注》《孝友堂家乘》；記載個(ge) 人履曆的《孫夏峰年譜》《日譜》《遊譜》等共計33種。

孫奇逢的學術思想，他對理學做出的貢獻，使之在清初與(yu) 同時代的李顒（1627—1705）、黃宗羲齊名，“奇逢之學，盛於(yu) 此，與(yu) 李顒、黃宗羲鼎足”，被學界公推為(wei) 清初三大名儒之首。

四、淩霜傲雪，誌在鬆柏之操

明清之間的朝代更替，少數民族統治者掌握了最高權力。這對於(yu) 心存“夷夏之防”的讀書(shu) 人來講，的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孫奇逢在《渡江賦辨》一文中曾寫(xie) 下了這樣兩(liang) 句話：“夷夏君臣，千古為(wei) 照。不能用夏滅夷，豈遂以夷而滅夏哉!”從(cong) 表麵上看，是在為(wei) 南宋遺民劉因的《渡江賦》辯護，實則表明，此時他也準備像劉因那樣，始終以大明遺民的身份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在明亡以後，他自署為(wei) “歲寒老人”，以鬆柏之操行砥礪自己，屢次徵召而不仕。他晚年徙居夏峰後，為(wei) 人師誨人不倦、老將至學而不厭的勤奮精神，更是他勵鬆柏之操的主要表現。

夏峰村附近的蘇門山一帶，山清水秀，泉石幽勝，宋代邵雍（(1011—1077）、金末元初姚樞（（1203—1280）、許衡（1209－1281）等幾位理學大師都曾在此築堂建祠、聚徒講學。孫奇逢遷居此處後，在率門人弟子躬耕自給的同時，也蓋起了數間茅屋，取名“兼山堂”，恢複了此地沉寂多年的講學活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孫奇逢講學的特點是：不以講學自居，不立朋黨(dang) ，因材施教，因人而異，“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怯也”。他以為(wei) ，“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相近，使自力於(yu) 庸行”。所以，貫徹在講學中，他“務實行，先彝倫(lun) 。問答因人，不主一端。矯枉救失，各衷於(yu) 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悟，不以形跡繩人”；“或蓄疑不能自決(jue) ，徐為(wei) 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而相悅以解”。這種不論身份地位，一律以誠相待、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社會(hui) 效果。前來受業(ye) 者絡繹不絕，就連當時的一些達官仕宦如湯斌（1627—1687）、耿介（1622—1693）、魏裔介（1616—1686）、魏象樞（1617—1687）、申涵光（1620—1677）等也慕名登門求教。故此影響所及，遠至大河南北。

孫奇逢不僅(jin) 為(wei) 人誠摯，平易近人，而且學問精實，至死孜孜不倦。在晚年，他總結自己幾十年治學體(ti) 會(hui) 時說道：“七十歲工夫，較六十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散懈，此心庶幾少明。”

雄縣人李崶，自號“三無道人”，對《易經》研究造詣頗深，清順治七年(1650)途經輝縣時，曾拜訪孫奇逢於(yu) 蘇門，奇逢時年已六十七歲，為(wei) 精通《易經》之說，留李崶暫居夏峰，移身求教，因之寫(xie) 出《讀易大旨》一書(shu) 。二人由此結下深厚的友情，在《夏峰集·贈三無道人》詩中，孫奇逢不無感激地寫(xie) 道：“人在孫邵間，大易有傳(chuan) 薪。我向君問易，君為(wei) 我指津。”並將李崶的“三無”，即“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奉為(wei) 自己修身養(yang) 心的座右銘。

這種學而不已、勤奮著述的精神，贏得了當世乃至後世學者的尊崇。近人梁啟超（1873—1929）曾高度評價(jia) 道：“夏峰是一位有肝膽、有氣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學養(yang) ，越發形成他的人格之尊嚴(yan) 。所以，感化力極大，屹然成為(wei) 北學重鎮。”這絲(si) 毫不是溢美之詞。

[參考文獻]
 
孫奇逢：《夏峰先生集》
孫奇逢：《夏峰語錄》
徐世昌 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師儒傳》
徐世昌 等：《清儒學案·夏峰學案》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孫奇逢》
錢儀吉 編輯：《碑傳集·理學上》
黃宗羲：《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下》
趙爾巽 等：《清史稿·儒林一·孫奇逢傳》
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卷一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修正》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梁貴晨：《孫夏峰著述手稿簡介》，《中州學刊》1984年第3期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