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中新見唐代墓誌多維視域研究

作者：王偉(wei)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月十五日己醜(chou)

          耶穌2023年11月27日

秦漢以降，豐(feng) 碑大碣雲(yun) 起。至隋唐，世習(xi) 所趨，社會(hui) 各階層多將墓誌視作通往彼岸世界的重要憑證而深埋幽泉。自宋至清，文人雅士窮遐方絕域，以集古為(wei) 樂(le) ，金石學應運而興(xing) 。20世紀以來，各地墓石多有出土，尤以關(guan) 中為(wei) 盛。出土墓誌所及人物，顯人晦士多隱名其間，加之未經後世文獻傳(chuan) 抄、改易，故極具文獻價(jia) 值。陳尚君雲(yun) “新晉學者的治學，必須更多地關(guan) 注新見的文獻與(yu) 前沿的研究，不能臻此，終難預流”，新出墓誌遂漸為(wei) 學界所寶重。

錢大昕《關(guan) 中金石記》嚐道：“金石銘勒，出於(yu) 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麵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寶也。”關(guan) 中為(wei) 隋唐帝京所在，它不僅(jin) 是各階層人物生前的輻輳之地，亦為(wei) 他們(men) 死後的理想歸葬之所。20世紀以來，關(guan) 中地區出土大量中古墓誌，這些墓誌對隋唐家族文學之研究來說，極具研究價(jia) 值。

首先，在文獻層麵，結合傳(chuan) 世文獻材料，勾稽墓誌的文獻信息以資考史、證史，進而揭示曆史事件的複雜背景。據新出土於(yu) 西安市長安區的《陳叔達妻王女節墓誌》載，誌主王女節係武德朝宰相陳叔達妻，“貞觀十年七月七日薨於(yu) 京師善和裏宅”。善和坊位於(yu) 長安城朱雀門街西北第一坊，宋敏求《長安誌》缺載，清徐鬆《唐兩(liang) 京城坊考》則臆測坊名為(wei) “光祿坊”，後世多沿襲之。黃永年《述〈類編長安誌〉》始訂“光祿坊”為(wei) “善和坊”，然始終缺乏實物印證，今據《王女節墓誌》所載其卒於(yu) “善和裏”，始得名實相洽。另，出土於(yu) 高陽原之《韋虛心墓誌》係崔宗之所撰，誌中敘及韋虛心在波詭雲(yun) 譎的中宗政壇事跡時，刻意將竇懷貞在神龍年間與(yu) 先天年間的事跡予以混淆，旨在憑籍墓誌文本書(shu) 寫(xie) 策略的構思，回護其父崔日用在神龍間依附韋後之醜(chou) 行，以建構其父在開元、天寶時代的忠良形象，展現出文本策略與(yu) 家族心性間的微妙關(guan) 係。韋匡伯係京兆韋氏鄖公房之貴種，卒於(yu) 隋末煬帝江都行在，初葬於(yu) 王世充洛陽政權鼎盛之際，武德初遷葬於(yu) 長安韋曲祖塋。前後兩(liang) 次安葬所撰之墓誌在內(nei) 容表述與(yu) 人事牽涉上互有不同。對內(nei) 容予以比對，可見出時代變局中個(ge) 體(ti) 家族之俯仰。

其次，在文學層麵，不僅(jin) 眾(zhong) 多碑誌之撰者多為(wei) 知名文學家，而且碑誌內(nei) 容也多可與(yu) 傳(chuan) 世文學文獻相比勘，從(cong) 而推動文學研究走向深入。《何邕墓誌》出土於(yu) 高陽原，結合傳(chuan) 世唐詩文獻，知何邕係杜甫寓蜀期間的知交，他出身閬州名族，父何千裏曾預天寶三載賀知章告老歸鄉(xiang) 之詩會(hui) 。杜甫寓蜀期間，與(yu) 之過從(cong) 甚密，並撰《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贈別何邕》等詩，清代杜詩注本對二詩注解頗存訛誤，今可據《何邕墓誌》予以辯正，並燭見杜甫寓蜀時內(nei) 在情感的波動和生活實境的變化。同樣出土於(yu) 高陽原的《何公（邕）妻李夫人墓誌》，則為(wei) 學界展示了盛中唐之際蜀中本土文學家族起步、發展與(yu) 鼎盛的實況。李夫人本姓鮮於(yu) 氏，隋唐以來，其家族文化由“慕財貨”應時衍為(wei) “重文翰”，在父子、兄弟等血緣關(guan) 係內(nei) 建構出文化、文學傳(chuan) 承的縱向路徑，並打通血緣、姻緣、業(ye) 緣、地緣等壁壘建構出的“複式”文學發展網絡與(yu) 圖譜，此亦反映出唐代區域性文學家族發展的多元化趨勢和力圖擺脫地域束縛、追求主流特色、貼近時代方向的積極努力。

常袞為(wei) 大曆後期宰相，以製誥文寫(xie) 作獨步一時，號稱文宗。然長期以來，對他的研究多局限於(yu) 《文苑英華》《全唐文》等所錄作品，對其文學活動所知甚少。據榆林市榆陽區石刻藝術博物館所藏常裒夫婦墓誌知，常袞一族唐初遷京兆新豐(feng) 。常楚珪作為(wei) 常氏移居京城之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因曾任雍王李賢文學侍從(cong) ，而對家族文學發展肇啟先機，所育四子亦在盛中唐政壇、文壇表現卓異。由大曆朝宰相常袞主盟文壇，知其家族以文而仕發展道路的成功，並契合時代風氣的潛轉暗換。常氏家族墓誌多出李陽冰、韓擇木等名家之手，由此可推知其家族文化交往之層次與(yu) 範圍。常袞晚年外任福建觀察使，不僅(jin) 對於(yu) 涵養(yang) 閩地士人向學之風有推助之功，而且對歐陽詹等閩籍文人進入京城文化圈之推挽亦不遺餘(yu) 力，展現出京城文學力量對邊地文學發展、文學人才培植的助推之力。榆陽區石刻藝術博物館另藏姚汝能所撰《史仲莒墓誌》及其夫人《杜氏墓誌》，經對墓誌內(nei) 容考辨，不僅(jin) 對姚汝能生年、科舉(ju) 、官職除授和《安祿山事跡》作年等問題可得出新的結論，且對姚汝能與(yu) “芳林十哲”等同代文人的交往研究亦有所裨益。

碑誌還富含豐(feng) 富的文化信息。結合傳(chuan) 世文本，既可對碑誌文化信息予以篩選、研究，亦對一時一地之政治事件、文化潛轉、社會(hui) 發展等研究具有重要推助作用。安史之亂(luan) 後，為(wei) 守備兩(liang) 京，河西、隴右及北庭精兵悉數回防兩(liang) 京，參與(yu) 平叛。及亂(luan) 平，西域及河西、隴右又盡為(wei) 吐蕃等所據，故此部將士之人生走向陷入多變境地，文史學界少有注目。

榆陽區石刻藝術博物館所藏《許耀卿墓誌》為(wei) 對象，揭示了時代變局下個(ge) 體(ti) 人物命運之升降起伏，為(wei) 正史的宏大敘事提供了個(ge) 案與(yu) 支撐。許耀卿墓誌的價(jia) 值在於(yu) ，既為(wei) 神策軍(jun) 這一中晚唐最重要的軍(jun) 事力量的發展曆程提供個(ge) 人化的觀察視角，又為(wei) 外鎮行營於(yu) 安史之亂(luan) 後在關(guan) 中地區的重新組合情況及其政治因由提供微觀闡釋語境。據新出土《司馬誌誠墓誌》記載，墓主司馬誌誠天寶間為(wei) 節度使哥舒翰麾下核心將領。安史之亂(luan) 後，赴肅宗鳳翔行在，效命於(yu) 關(guan) 中與(yu) 河南戰場，後入衛禁中，並從(cong) 臧希讓至山南西道節度使府任都兵馬使，終入李抱玉鳳翔節度使府，任隴右節度副使。其經曆實乃安史之亂(luan) 後隴右道主力被打散後，殘存隴右將士個(ge) 體(ti) 命運的微觀展現，其仕途得到共有隴右及平叛經曆之臧希讓、李抱玉的援襄，展現出身份認同、情感認同的可貴價(jia) 值。司馬誌誠的輾轉與(yu) 尷尬，展現出時代劇變中隴右流寓將士的共有命運。突厥毗伽公主墓誌於(yu) 20世紀初出土於(yu) 西安市北郊龍首原，墓誌記載了毗伽公主身處風雲(yun) 激蕩之大時代，伴隨家國劇變，個(ge) 人命運輾轉起伏。她由胡入唐，再戲劇性地由唐返胡，雖毗伽公主最終的生命抗爭(zheng) 所導致的悲劇，使和親(qin) 草原的計劃化為(wei) 泡影，但其墓誌文本所記載的悲劇性一生，仍為(wei) 學界透過曆史煙塵了解7世紀至8世紀前半葉唐與(yu) 突厥關(guan) 係的複雜提供了重要的物質載體(ti) ，同時也為(wei) 唐代的和親(qin) 行為(wei) 多了一份近距離的觀察，從(cong) 而窺見曆史發展之複雜麵相。

關(guan) 中是隋唐都城所在地，亦為(wei) 墓誌最重要的出土地。2019年以來，伴隨西安鹹陽機場三期航站樓的建設，考古工作人員先後發掘了4800餘(yu) 座古墓，其中包含大量隋唐時期的家族墓誌。“日往月來，地厚天長。陵穀可毀，竹素易亡，不鐫金石，何以流芳。”若說一方墓誌僅(jin) 勾勒出一個(ge) 人的生命軌跡，則一時一地的墓誌總合，則為(wei) 學界觀照一個(ge) 族群、一個(ge) 時代、一個(ge) 地域乃至一個(ge) 國家的社會(hui) 生活史誌，提供了研究材料。從(cong) 此意義(yi) 上看，關(guan) 中地區的出土墓誌對於(yu) 中古文學與(yu) 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文獻意義(yi) 和學術價(jia) 值，皆具有不可替代性。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新出土墓誌與(yu) 隋唐家族文學文獻整理與(yu) 研究（21&ZD270）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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