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及其學說對現代作家的滋養(yang)

作者：廖太燕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廿九日甲辰

          耶穌2023年10月13日

作為(wei) 思想家，王陽明自明代中後期起就顯示出無遠弗屆、深久綿長的影響力，在數百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享有非凡的地位，即便曆經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局，現代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葉聖陶和孫毓修仍舊受到濡染，與(yu) 其學說建立了或隱或顯、或遠或近的複雜關(guan) 係。

王陽明畫像

周氏兄弟：鄉(xiang) 邦先哲的陶染

王陽明生於(yu) 浙江餘(yu) 姚，在心學傳(chuan) 播的關(guan) 鍵期長年講學紹興(xing) ，此地誕生過在中國學術史上格外重要、可溯源至兩(liang) 宋時代的“浙東(dong) 學派”，“陽明學派”“浙東(dong) 史學”是其關(guan) 鍵構成。生長於(yu) 斯的周氏兄弟與(yu) 這片土地、這批先哲建立了內(nei) 生性的聯結，其淵源大體(ti) 涵括三個(ge) 層麵：

一是對故土的情感。魯迅說過：“於(yu) 越故稱無敵於(yu) 天下，海嶽精液，善生俊異，後先絡繹，展其殊才；其民複存大禹卓苦勤苦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誌，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對家鄉(xiang) 的曆史和氣質認同度頗高。他的思想、創作與(yu) 地域元素密不可分，有人指出其小說雜文有深刻、犀利的特色即“由於(yu) 地方的關(guan) 係”，與(yu) 浙西偏文不同，浙東(dong) 重史，毛奇齡、章學誠、譚獻和李慈銘“都是很好的例子”，魯迅有過之無不及，“是這一派的代表”，縱使難說全然，“部分影響當然是有的”。周作人自認未脫浙東(dong) 人的氣質，“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dong) 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一種喜罵人的脾氣”。

二是導師的影響。周氏兄弟出章太炎門下，對師尊學術理念有所賡續。章氏對王陽明的評騭曆經了三個(ge) 階段：他起初以樸學家的眼光痛斥王學，罵其粗陋不堪，《訄書(shu) ·王學》篇充滿了非王的思想；從(cong) 事反清活動時，他利用王學為(wei) 革命造勢，養(yang) 成革命精神，卻依然加以質疑；辛亥革命後，他平靜下來潛心於(yu) 國學的研習(xi) 與(yu) 傳(chuan) 播，為(wei) 對抗文化激進主義(yi) 重新肯定了王氏的事功和學說，對王學的整體(ti) 認知發生逆轉，同時力圖以佛學化解王學的粗陋之處，他對王門後學則始終采取批駁的態度。章太炎這種變動不居的認知在不同階段或層次上影響了周氏兄弟。

三是個(ge) 人的閱讀趣味。魯迅重視晚明，深入挖掘了現實晚明和從(cong) 東(dong) 林黨(dang) 衍生的民間力量。周作人更是鍾情於(yu) 晚明言說，深受由王門後學影響的袁宏道、李贄和徐渭提出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童心說”“真我”等文藝觀的影響，他推許李贄與(yu) 王充、俞正燮為(wei) 中國思想界三賢，以為(wei) 李氏“似乎很激烈”“思想倒是頗和平公正”，談論的“隻是有常識罷了，說得更明白一點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說出話來，無論表麵上是什麽(me) 陳舊或新奇，其內(nei) 容是一樣的實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燒，顛撲不破，因為(wei) 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他認為(wei) 李贄品評曆史人物擺脫了深文周納、不近人情之弊，論文無咬文嚼字、吟味製藝之憾，“隨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務為(wei) 解放”，《童心說》尤其絕妙，對傳(chuan) 統經書(shu) 的指摘或批判“雖近遊戲，卻也頗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義(yi) ，亦自不難辨別出來。”

魯迅直接談到王陽明的文字僅(jin) 有一處，即1925年11月抨擊讀經時說：“他們(men) 雖說什麽(me) 經，什麽(me) 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men) 經可是要讀到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複到像清、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他們(men) 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men) 也知不清顏回以致曹錕為(wei) 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men) 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魯迅早年撰有《文化偏至論》等，不乏對重建民族文化的思考，其中一個(ge) 解決(jue) 方案是“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ge) 人而排眾(zhong) 數”。“靈明”說雖非王陽明首創，卻是其思想體(ti) 係中的關(guan) 鍵概念之一，《傳(chuan) 習(xi) 錄》中有特別論述，他把心界定為(wei) “身之靈明主宰之謂”，而“靈明”即“良知”，即我們(men) 的本心，每個(ge) 人之所以成為(wei) 人的本質，它天然就有，永遠存在，但要通過磨洗才能光明起來。在現實意義(yi) 上，他們(men) 講求積極入世，有經世致用的思想傾(qing) 向，以無比的熱忱和有效的救世良方影響社會(hui) 人心。王氏重“知行合一”“致良知”，魯迅則有“立人”論；王氏肯定人、尊重人，試圖調動人的主體(ti) 能動性思考人生、解決(jue) 現實問題，而魯迅力主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魂靈，讓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經由思想啟蒙充實頭腦、打開心靈，從(cong) 各種束縛下解放出來。他們(men) 聚焦於(yu) 人的現實境遇，力圖引導自己和他人衝(chong) 破困境，尋找或實現自我，完成主體(ti) 精神的自覺超越。

周作人直接談及王陽明之處多些，如提到朱舜水與(yu) 王陽明是得人崇敬的同鄉(xiang) ，“朱君的節義(yi) 固極可欽，其學問則非我所能懂，蓋所宗無論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學總是不甚可解的”，不乏嘲諷之言，而《五十自壽詩·其五王守仁》：“往昔讀古文，吾愛王陽明。瘞旅文—作，不虛龍場行。吾與(yu) 爾猶彼，此語動人心。非墨亦非釋，儒家自有真。後年說良知，學術為(wei) —新。未嚐吃苦瓜，味道殊難名。素不喜閩洛，跳脫良所欣。擒濠雖小事，亦足傲迂生。道誼兼事功，百世有幾人。向往不能至，祠下徒逡巡。”盡顯他對王陽明的作文、思想、學術、事功的欽服之意和向往之情。王學和晚明思潮對周作人的影響非常清晰，他甚至將現代文學的源頭定在晚明，他對公安派和竟陵派甚是讚賞，認為(wei) 袁氏兄弟在十六、七世紀就提出了與(yu) 胡適相似的主張，某些說法比“八不主義(yi) ”更得要領，“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富有鮮明的現代意義(yi) ，所論文章之“法”切合現代的“主義(yi) ”或“體(ti) 裁”，並正確地提出反對摹仿的理念。後起的鍾惺、譚元春部分彌補了公安派的流弊，盡管其文有些奇僻怪異，卻不模仿左、馬而是“任著他們(men) 自己的意思亂(luan) 作的”。周作人總結明末文學運動與(yu) 民國文學革命相似，主張和趨勢幾乎相同，作品近似，胡適、冰心、徐誌摩等人的作品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厚，俞平伯、廢名似竟陵派，有時不好懂，又頗難得。他以受王學影響的晚明文藝思潮來觀照、評價(jia) 現代文學的發生和建構，並抽繹出了二者的共性和差異。

郭沫若：從(cong) 認同、修煉到保留性批判

1924年，郭沫若為(wei) 上海泰東(dong) 書(shu) 局計劃刊行的《陽明全書(shu) 》作序，撰成《偉(wei) 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此文從(cong) 王氏為(wei) 擺脫劉瑾追殺所詠《泛海》一詩談起，以為(wei) 這與(yu) 孔子在陳絕糧、倚樹而歌，耶穌在海船上遇颶風的境況類似，展示了他人生五十七年間“在理想的光中與(yu) 險惡的環境搏鬥著的生涯，他努力淨化自己的精神，擴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心中賊’以體(ti) 現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氣魄”，他的精神“如太空一樣博大”，他的生涯像在“夜靜月明中乘風破浪”。郭沫若全麵接觸王陽明始於(yu) 1915年9月，彼時他陷於(yu) 悲觀失落、恨不得自殺的精神狀態，因偶爾買(mai) 到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每天閱讀十頁，早晚靜坐兩(liang) 次，不到兩(liang) 周睡眠好了，夢減少了，心悸平複了，從(cong) 此徹悟了“一個(ge) 奇異的世界”，眼前的世界由“死的平麵畫”活了起來。荏苒多年，他已將全集轉贈他人，“王陽明的影響卻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腦裏”，他是“以徹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探討王陽明，而非追求係統的知識或客觀的分析。

郭沫若將王氏一生分為(wei) 三段：浮誇時代、苦悶時代和匡濟時代；稱之有兩(liang) 大特色：不斷地自我擴充和不斷地與(yu) 環境搏鬥。他指出儒家的現實主義(yi) 精神到了王陽明時代已經被埋沒在章句之中，拘迂小儒凝滯於(yu) 細枝末節而不識大體(ti) ，儒家和孔子的精神在傳(chuan) 襲時產(chan) 生歪變，成了虛象而非如實的真容。王陽明作為(wei) 撥開雲(yun) 霧的好手，解釋了孔門哲學的真義(yi) ，其思想可以撮錄為(wei) ：“萬(wan) 物一體(ti) 的宇宙觀”，即“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倫(lun) 理論”，即“去人欲存天理”，通過“靜坐”“事上磨練”的形式來實現。郭沫若指出該表式雖然簡單卻是王氏思想的全部，也是儒家精神的全部。這裏的“理”是宇宙的第一因原，是天，是道，是本體(ti) ，是普遍永恒而變化無定的存在；它混然自存，動而為(wei) 萬(wan) 物，而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形構了萬(wan) 物一體(ti) 的宇宙觀。天理的運行無善無惡，純任自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曆程周而複始，無際循環，並在前進中不經意間化育萬(wan) 物，“萬(wan) 物隨天理之流行是逐漸在向著完成的路上進化”，而善與(yu) 惡的發生、對立與(yu) 糾纏就成為(wei) 常態，絕對的惡是人欲，絕對的善是天理，要努力去人欲存天理，積極體(ti) 驗“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努力於(yu) 致良知，造就知行合一。靜坐以明知，事上磨練以求仁，不偏枯，不獨善，努力於(yu) 自我和別人的完成與(yu) 發展，正是王陽明所樂(le) 見其成的。

在附論“精神文明與(yu) 物質文明”中，郭沫若斷定東(dong) 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王學與(yu) 歐西社會(hui) 主義(yi) 存有一致處，去人欲存天理從(cong) 社會(hui) 層麵來講就是廢去私有製而一秉大公，而兼信孔子、王陽明和社會(hui) 主義(yi) 是因為(wei) 馬克思和列寧人格上不輸於(yu) 孔、王。在“新舊與(yu) 文白之爭(zheng) ”中，郭沫若指出讀書(shu) 的目的在於(yu) 得意而忘言，文字的精神不在所借以表示的工具，文不文、白不白不該成為(wei) 獲取知識的障礙，《傳(chuan) 習(xi) 錄》就是白話文本。在“王陽明的教育說”中，郭沫若肯定了王氏的教育觀與(yu) 近代教育學說多有共通，如主張啟迪而非灌輸、注重體(ti) 育健身等。

郭沫若屢屢憶及這段耽讀王著練靜坐的人生經曆，如1936年談到“在那個(ge) 時期我在思想上是傾(qing) 向著泛神論（Pan-theism）的，在少年時所愛讀的《莊子》裏麵發現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輝，更進而開始了對於(yu) 王陽明的禮讚，學習(xi) 靜坐。”確實，年輕的郭沫若傾(qing) 心認可、崇拜王陽明，稱其為(wei) 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傑作，延至四十年代卻有了變化，如他談及將文章改名為(wei) 《王陽明》收入《曆史人物》的目的是為(wei) 了呈現自己思想上的幾度變遷和替王氏說幾句公道話，“今天拿思想的方法來說，他無疑是一位唯心論者，但我也不想學當今的賢者那樣，凡是有唯心論的色彩的，便一律斥之為(wei) 反革命”，唯心論有時比唯物論更趨進化和遵從(cong) 真理，當後者流為(wei) 瑣碎、錮沒性靈之時，每每有唯心論起來加以挽救，在變革時代應該讚揚唯心論的革命性，“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無疑是以一個(ge) 革命者的姿態出現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瑣碎，想脫去一切學枷智鎖，而恢複精神的獨立自主性，這無寧是值得我們(men) 讚美的。我們(men) 不要在他所說的‘致良知’的一些暖昧的形而上的言語上去拘泥，我們(men) 請在他的注重實踐，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煉’上去做工夫吧。”他開始以唯物論、唯心論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觀照王氏，又肯定了唯心論的特殊價(jia) 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史人物》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重出，郭沫若在“改版說明”中指出此文入選“實在有點不倫(lun) 不類”，故而去除，序文也作了相應地刪削。1958年，他在編選《沫若文集》時再次談到禮讚過王陽明這樣一位有定評的唯心論者，“我覺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別是‘事上磨煉’，是側(ce) 重實踐的。這和他的唯心論的世界觀是一個(ge) 不能調和的矛盾。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是沒有想通。”而保留此文是為(wei) 表明“我三十多年前在唯心與(yu) 唯物之間搖擺的思想曆程。我當時的思想也是沒有想通的。”據學者研究，他對初版本的內(nei) 容作過或大或小的刪除或修訂，隱含了難言的心曲。

葉聖陶：“學生國學叢(cong) 書(shu) ”與(yu) 《傳(chuan) 習(xi) 錄》點注

《傳(chuan) 習(xi) 錄》最早於(yu) 1512年初次匯編，此後各種版本蜂擁而出，批校本有施邦曜所集的《陽明先生集要》、陳龍正所輯的《陽明先生要書(shu) 》、陶春田的批注本等，葉聖陶也點注過該書(shu) 。20世紀20年代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編輯出版了“學生國學叢(cong) 書(shu) ”，參與(yu) 者有葉聖淘、傅東(dong) 華、夏敬觀等，葉氏點注的有《禮記》《蘇辛詞》《傳(chuan) 習(xi) 錄》等。是書(shu) 1927年出版，同年11月27日《申報》所刊“商務印書(shu) 館新書(shu) 出版廣告”記為(wei) “一冊(ce) ，定價(jia) 九角，郵資二分半”“此書(shu) 係王門弟子記錄乃師之學術講話，及陽明論學書(shu) 信之合集，為(wei) 研究王學之切要材料。現今分段句讀，附加注釋，便於(yu) 省覽。”12月14日廣告補充了“現今分段句讀，附加注釋，於(yu) 其所引經傳(chuan) 皆記其出處，合於(yu) 省覽”等內(nei) 容。《申報》多期“售書(shu) 廣告”錄有叢(cong) 書(shu) 中各書(shu) 的售價(jia) ：《宋元學案》一元五角，《史記》一元四角，《詩經》六角，《孟子》《呂氏春秋》五角，可見定價(jia) 九角的《傳(chuan) 習(xi) 錄》頗得出版商看重。

葉聖陶的點注詳實，可以分為(wei) 以下幾種：1.人物簡介。大抵包括生卒年、字號、籍貫、功名或官職以及著作等內(nei) 容，有徐愛、陸澄、蔡宗兗(yan) 、歐陽德、冀元亨等數十人。2.背景介紹。如“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yang) 靜”注為(wei) “明武宗初政，宦官劉瑾專(zhuan) 權，南京科道戴銑等以諍諫得罪。守仁抗疏救之，亦得罪，謫貴州龍場驛驛丞。以正德三年（1508）春至龍場，五年升江西廬陵縣（今吉安縣）知縣。其在貴州，為(wei) 始論‘知行合一’之時。”3.注明出處。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注為(wei) “語出《中庸》；言垂法於(yu) 後，堪以俟待後之聖人，雖遠百世，其道不異也。”這種箋注多出自傳(chuan) 統儒家經典，也不乏史書(shu) ，如“小杖、大杖”來自《後漢書(shu) ·崔駰列傳(chuan) 》。4.名詞解釋。如“結聖胎”注為(wei) “道家凝精修攝，久而精神狀態入於(yu) 特異之境界，謂之結聖胎。如宋修道者藍方曰：‘吾養(yang) 聖胎已成。’”5.意義(yi) 闡釋。如“卻是義(yi) 外也”注為(wei) “義(yi) 外之說，發自告子。《孟子·告子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nei) 也，非外也。義(yi) ，外也，非內(nei) 也。’孟子與(yu) 辯，則明仁義(yi) 俱在內(nei) 。此處取義(yi) 外為(wei) 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又如“先生於(yu) 《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wei) 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注為(wei) “《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鄭玄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wei) 政也。’唐人已有《大學》專(zhuan) 本。南宋時，與(yu) 《中庸》《論語》《孟子》合並為(wei) 四書(shu) 。程頤謂‘孔氏之遺書(shu)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熹為(wei) 之作注，稱《大學章句》。則區全篇為(wei) 經一章，傳(chuan) 十章，並記之雲(yun)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wei) 序次如左’。而以舊本為(wei) 誤本。《大學》有‘致知在格物’一語，朱熹注雲(yun)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補釋‘格物致知’之義(yi) 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yu)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yu)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zhong)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ti)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此說也，守仁抵之。”這類箋注帶有研究性質，剖析了王氏的思想理念或學術觀點，有助於(yu) 區分其學說與(yu) 他人言說的異同。

這些點注又難免有誤，如將“虔州”注為(wei) “今江西虔南縣”，如“全得仁體(ti) ，則天下皆歸於(yu) 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yu) ，其仁亦在其中”當為(wei) “全得仁體(ti) ，則天下皆歸於(yu) 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yu) 其仁’亦在其中。”總體(ti) 上，葉注考稽規範、援引精準，評價(jia) 理性客觀，又淺切易懂，為(wei) 相應程度的學生閱讀、理解傳(chuan) 統經典提供了便利。此書(shu) 銷量極好，反複重印。無疑，葉注本《傳(chuan) 習(xi) 錄》在王陽明著作版本史和傳(chuan) 播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孫毓修：“少年叢(cong) 書(shu) ”與(yu) 王陽明傳(chuan) 記

據學者研究，最早為(wei) 王陽明立傳(chuan) 者是明代文壇領袖王世貞，此後尹守衡、毛奇齡、萬(wan) 斯同等均有撰纂，延至現代有餘(yu) 重耀輯《陽明先生傳(chuan) 纂》，王勉三編著《王陽明生活》等，近年有束景南《陽明大傳(chuan) ：“心”的救贖之路》等，日本學者岡(gang) 田武彥等亦有專(zhuan) 著，它們(men) 以或長或短的篇幅、或詳或略的筆法呈展了王氏跌宕曲折的一生。孫毓修所撰《王陽明》極其獨特，它是20世紀初商務印書(shu) 館推出《少年叢(cong) 書(shu) 》（又名《中外偉(wei) 人的傳(chuan) 略》）中的一種，“本叢(cong) 書(shu) 將中外名人的言行事業(ye) ，用簡明的文字、興(xing) 趣的體(ti) 裁，編成傳(chuan) 略小本，少年讀此既可養(yang) 其高尚人格，且能助長其奮鬥的精神。”這套書(shu) 從(cong) 1914年至1931年翻印了12版，茅盾許之“記事簡明，議論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定誌氣”。叢(cong) 書(shu) 第二任編輯和主要作者是目錄學家、現代兒(er) 童文學的開拓者孫毓修，他負責了諸葛亮、陶淵明、蘇軾、嶽飛、王陽明、華盛頓等20人傳(chuan) 記的編定或撰寫(xie) 。用半文言寫(xie) 就的《王陽明》一萬(wan) 餘(yu) 字，共八章，分別是“少年之意氣”“龍場之謫”“道德之猛進”“南贛平盜”“平寧王之難”“事後之譏讒”“立功兩(liang) 廣”和“粹言”。

整體(ti) 上，此書(shu) 言簡意賅，文風潔淨，筆法清雅，敘述流暢，很能吸引讀者。它還有其他特點：一是隨注，包括曆史人物、地點或作者覺得須講清原因之處都有注解，便於(yu) 讀者獲取知識或明了原委，如短語“發班超投筆之想”注為(wei) “後漢班超為(wei) 人傭(yong) 書(shu) ，嚐輟業(ye)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誌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詳見少年叢(cong) 書(shu) 《班超》。”二是配圖，全書(shu) 有圖片十幅，如漁舟逃脫、鄱陽湖大戰等，筆致細膩，線條柔美，增強了趣味性。三是每個(ge) 章節均有“批評”，對王陽明各個(ge) 人生階段所作所為(wei) 、所思所想加以評騭。如在“平定寧王之亂(luan) ”章節指出曆史上儒將少，能如王陽明用兵者更少，作為(wei) 理學名儒而身列戎行曆經百戰而製敵的還有曾國藩，但曾氏麾下戰將多，而王氏幕中參與(yu) 機密的不過一二從(cong) 學之士，指揮兵馬的不過本省府縣佐貳諸職，更可見王氏化腐朽為(wei) 神奇之手段；王氏用兵之術在於(yu) “學問純篤，養(yang) 得此心不動”，凡人智能相差不遠，勝負隻在“此心動與(yu) 不動之間”，即便今日兩(liang) 國對壘，如甲炮、地勢和人數相當，“學問”“此心”依然有效。如評平定寧王叛亂(luan) 後王氏遭受的譏讒，從(cong) 他首報捷疏與(yu) 重報捷疏的不同可見當日處事之難，曲筆以媚群小本非儒者所為(wei) ，但不這般可能幹戈再起，地方必遭蹂躪，“此實陽明不得已之苦衷”“非徒為(wei) 避一己之禍患起見”；麵對張忠、許泰的挑釁，王氏百般忍耐，處處忠厚老實，與(yu) 平定寧王時的機詐百出判若兩(liang) 人，終使地方得以保全，可見變詐如毒藥，不得已偶然用之，而忠厚老實乃家常便飯，一日不可缺少。這些評價(jia) 既能說明事情的原委，證明王陽明彼時彼地選擇的無誤，又借助隱指教導少年應該承續和學習(xi) 此種優(you) 秀的品質。

綜前所述，我們(men) 了解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葉聖陶、孫毓修與(yu) 王陽明之間的關(guan) 係，王氏及其學說如涓細長流滋養(yang) 了後世學子，無論是全盤肯定、部分接受或是加以批判，都展示了這位傑出的思想家在現代時域的不絕回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創新即是如此，在一代又一代學人的轉化後沉積為(wei) 我們(men) 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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