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著《阮刻〈毛詩注疏〉研究》出版暨序言、緒論

書(shu) 名：《阮刻〈毛詩注疏〉研究》

作者：李慧玲

出版社：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2-2

【作者簡介】

李慧玲，華東(dong) 師範大學文學博士，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副研究員。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hui) 理事，上海市儒學研究會(hui) 理事。主要從(cong) 事經學與(yu) 學術史研究。先後主持過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古委會(hui) 項目，著有《禮記譯注》，校點整理《五子進思錄發明》《朱子晚年全論》等多種朱子學文獻。在《中華文史論叢(cong) 》《孔子研究》《古漢語研究》等知名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內(nei) 容概要】

阮刻《毛詩注疏》是阮刻《十三經注疏》之一，自問世以來，沾惠學界良多，好評如潮。但隨著時代進步和相關(guan) 文獻的相繼發現，阮刻《毛詩注疏》的學術價(jia) 值有進一步研究和評價(jia) 的必要。本書(shu) 在精研相關(guan) 文本的基礎上，破除迷信，從(cong) 阮刻產(chan) 生的學術背景、使用版本、校勘成果、引用諸家等方麵對其進行了客觀研究，是其是，非其非，一切俱以事實為(wei) 據進行評判，異於(yu) 前人之說者頗多。同時，本書(shu) 也是對享譽學界二百年的阮刻《十三經注疏》進行個(ge) 體(ti) 研究的一種嚐試。

【目錄】

序一

序二

緒論

第一章  阮刻《毛詩注疏》問世前的兩(liang) 部同類著作

第一節 獨領風騷近二百年的汲古閣本《毛詩注疏》

第二節 養(yang) 在深宮的武英殿本《毛詩注疏》

第二章  阮刻《毛詩注疏》得以問世的有利條件

第一節 阮刻《毛詩注疏》得以問世的天時

第二節 阮刻《毛詩注疏》得以問世的地利

第三節 阮刻《毛詩注疏》得以問世的人和

第三章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兩(liang) 個(ge) 版本係統

第一節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兩(liang) 個(ge) 版本係統簡介

第二節 南昌府學本《毛詩注疏校勘記》優(you) 於(yu) 文選樓本

第四章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定本”舊說發覆

第一節 “定本出自唐顔師古”說辨析

第二節 “定本出自齊、隋以前之舊疏”說辨析

第五章  阮刻《毛詩注疏》版本平議

第一節 阮刻《毛詩注疏》底本諸說之辨正

第二節 足利本《毛詩注疏》與(yu) 阮刻底本之比較

第三節 單疏本《毛詩正義(yi) 》及其校勘價(jia) 值

第四節 單疏本《毛詩正義(yi) 》闕卷的補救之法

第六章  阮刻《毛詩注疏》校勘平議（上）

第一節 經書(shu) 校勘領域的諸多創舉(ju)

第二節 首創初校、覆校、三校製度

第三節 “《正義(yi) 》自爲文”——“疏不破注”校勘理論的重要突破

第四節 《毛詩注疏校勘記》中的經文、注文、疏文之例

第七章  阮刻《毛詩注疏》校勘平議（下）

第一節 阮元對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學術定位

第二節 阮刻《毛詩注疏校勘記》理校之得失談

第三節 阮刻《毛詩注疏校勘記》之失校

第四節 阮刻《毛詩注疏校勘記》之誤校

第五節 阮刻《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其他瑕疵

第八章  阮刻《毛詩注疏》引用諸家平議

第一節《十三經注疏正字》的真正作者是浦鏜

第二節 引用諸家補遺之一：臧琳與(yu) 段玉裁

第三節 引用諸家補遺之二：盧文弨

第四節 遺珠之恨：王引之《經義(yi) 述聞》

附錄一 孔穎達《毛詩正義(yi) 》序

附錄二 《四庫全書(shu) 總目》著錄《毛詩正義(yi) 》四十卷

附錄三 阮元《宋本〈十三經注疏〉倂〈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

附錄四 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附錄五 段玉裁《〈十三經注疏〉倂〈釋文〉校勘記序》

附錄六 《毛詩正義(yi) 》中《尚書(shu) 大傳(chuan) 》的異名辨析——孔疏諸例釋例之一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序》一

朱傑人

李慧玲的大作《阮刻〈毛詩注疏〉研究》要出版了，她要我給她的書(shu) 寫(xie) 一個(ge) 序。我知道，這事我是推脫不掉的。

《阮刻〈毛詩注疏〉研究》是由她的博士論文演化而來的。她的博士論文的一個(ge) 重大發現是指出了阮元的《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注疏》所據版本並不是宋本。我們(men) 共同完成了《毛詩注疏》的點校工作後，她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對阮刻《毛詩注疏》的研究。我以為(wei) ，她是找到了一個(ge) 正確的研究方向。

阮元的《毛詩注疏》在《詩經》研究史上具有舉(ju) 足輕重的影響。阮刻麵世以後，研究《毛詩》幾乎必須從(cong) 阮刻再出發。阮元位高權重，又是學問大家，後學一般不敢輕議他的學術是非，所以阮刻《十三經注疏》成了“十三經”之定本。阮元在經典整理上所作的貢獻當然是不容否定的。他的《十三經注疏》也確實可以模板、範式立世。但這不等於(yu) 他的整理本無瑕可擊。尤其是因為(wei) 時代的局限，他無法看到我們(men) 今天可以看到的諸多新材料、新版本、新研究成果，所以，差錯、誤判在所難免。《毛詩注疏》就是一個(ge) 典型的例子。

阮刻《十三經注疏》成書(shu) 於(yu) 嘉慶二十一年（1816），距今已有200餘(yu) 年。兩(liang) 個(ge) 世紀以來，對這部巨著的研究不乏其人，論文不計其數。即以《毛詩注疏》而言，研究者、研究成果亦可謂蔚為(wei) 大觀。但是對這部巨著整體(ti) 的係統的研究依然乏力。其中原由，我以為(wei) 是因為(wei) 對十三部經典的專(zhuan) 書(shu) 研究尚欠深入。李慧玲的著作從(cong) 整體(ti) 上對《毛詩注疏》進行係統性的研究，填補了這一缺憾。

李慧玲的研究從(cong) 宏大的學術背景出發，論證了阮刻《毛詩注疏》產(chan) 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指出了阮刻的學術貢獻及其深遠影響。同時她又客觀地指出，阮刻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大多與(yu) 當時的曆史條件有關(guan) ，“並非阮元個(ge) 人學術水平的原因”。這就使我們(men) 認識到今人既不能苛求於(yu) 古人，也必須在古人的已經取得成果的基礎上再進一步。

於(yu) 是我們(men) 在李慧玲的書(shu) 中看到了她再進一步的跋涉。

整理古籍，底本的選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有時候它可以決(jue) 定整理本的成敗。作者用比勘、對校的方法比較分析了阮元時代的幾種重要的刻本，發現了當時最佳的版本應該是汲古閣本。它“明顯優(you) 於(yu) 閩本和明監本，也優(you) 於(yu) 阮本用作底本的十行本”。當然，阮元把十行本當作宋刻是他決(jue) 定把十行本用作底本的決(jue) 定性原因。如上所言，這不能苛求於(yu) 阮氏，因為(wei) ，他無法看到藏於(yu) 日本的足利本。

李慧玲的“再進一步”從(cong) 足利本開始。她不厭其煩地將足利本與(yu) 單疏本、十行本進行對校，證實了足利本與(yu) 單疏本的校勘價(jia) 值，論證了將足利本作為(wei) 《毛詩注疏》的底本、將單疏本作為(wei) 通校本的合理性。為(wei) 學術界不再迷信阮刻，為(wei) 產(chan) 生能夠代表我們(men) 時代最高學術水平的《毛詩注疏》的新版本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對於(yu) 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人們(men) 使用的多，而對這種新出現的校勘方法並未引起理論上的重視。李著認為(wei) ，阮元的“校勘記”開創了中國校勘學曆史上的一個(ge) 新的時代，即從(cong) “雌黃法”到“考異法”而進入了“校勘記法”。作者對阮元的校勘記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對阮氏提出的“《正義(yi) 》自為(wei) 文”命題予以高度評價(jia) ，認為(wei) 這是對“疏不破注校勘理論的重要突破。”在此基礎上，作者又從(cong) 《毛詩注疏》中歸納出《毛詩》之例、毛傳(chuan) 之例、鄭箋之例、孔疏之例。這些“例”大大裨益於(yu) 讀者的閱讀理解。阮元的校勘有很多“理校”。這種校勘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爭(zheng) 議很大。一般人恐怕不敢或者也不該輕易使用此法。但阮元是一個(ge) 大學問家，他在《十三經》的校勘中大量地使用了理校。如何評價(jia) 阮氏的理校，阮氏的理校得失如何？李慧玲對這些問題作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她的結論建立在大量的比對與(yu) 再校的基礎之上，客觀而實事求是。此外，本著的研究並不局限於(yu) 阮氏一家，她把阮刻放在清代樸學興(xing) 盛、校勘大家輩出的大環境之中，進行集中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jia) 值，也開辟了一個(ge) 新的研究領域。

當年我把李慧玲招來上海攻讀博士，有一個(ge) “初衷”就是希望她能把程俊英先生的衣缽傳(chuan) 承下去，以為(wei) 我這個(ge) 不肖之生補過。她默默無聞地在《詩經》這個(ge) 領域耕耘，不爭(zheng) 名利、不求聞達，終成正果。這本著作就是一個(ge) 證明。厚積而薄發，我相信她會(hui) 有更多令人眼睛一亮的成果麵世，程先生地下有知，也應該放心了。今年是程先生誕辰120周年，也是她去世第28年，我的這篇序文，也算是對她的一個(ge) 紀念吧。

2021年10月10日

《序》二

呂友仁

筆者將李慧玲《阮刻〈毛詩注疏〉研究》讀之一過，敢借用古人韓愈的一句話來形容這部書(shu) ：“惟陳言之務去。”傳(chuan) 統的結論或看法，在李書(shu) 中都要受到嚴(yan) 格的檢驗。前人從(cong) 未談到的，李書(shu) 則談到了，是所謂發前人所未發；前人雖然談到了，但深度不夠，李書(shu) 則予以補充和完善；前人雖然談到了，但結論片麵，與(yu) 事實有違，李書(shu) 則探賾索隱，撥亂(luan) 反正。空口無憑，這裏姑且舉(ju) 出若幹例：

（1）在緒論中，作者對包括《毛詩注疏》在內(nei) 的阮刻《十三經注疏》是善本的傳(chuan) 統舊說提出了質疑，首次提出了阮刻《毛詩注疏》是於(yu) 經學大有功勞之本但並非善本的的觀點。而之所以說阮刻《毛詩注疏》並非善本，主要理由有三：首先，底本選擇不當；其次，最佳的通校本未能使用；再次，誤校和失校甚多。作者論證充分，使筆者不由不頷首折服。

（2）在第一章的第一節中，針對學者普遍詬病的毛本，李書(shu) 為(wei) 獨領風騷兩(liang) 個(ge) 世紀的毛本作了實事求是的辯白。請看李書(shu) 的下麵一段論述：

筆者在核對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的過程中，發現了70例十行本、閩本、明監本同誤而毛本獨是的例子。應該說，數量夠大了。反過來說，十行本、閩本、明監本同是而毛本獨誤的例子，則絕無僅(jin) 有。這麽(me) 多的例子，至少表明毛本《毛詩注疏》不是如同上述諸家批評的那樣，“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校勘亦不甚精”。特別是屈萬(wan) 裏對毛本“其刻以北監本為(wei) 祖本，既罕校正，又多新生之誤脫，故上不逮閩監諸刻”的批評，就《毛詩注疏》來說，可以說是不實之辭了。

這是李書(shu) 從(cong) 實地考查中得出的結論，令人信服。

（3）在第三章《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兩(liang) 個(ge) 版本係統》中，作者周密考查了《毛詩注疏校勘記》中帶有〔補〕字標識的校勘記，對補校的功過作出了客觀的、合乎實際的分析。作者駁正了嚴(yan) 傑不無情緒化的、對補校全麵否定的說法。作者也揭示了在阮元的《毛詩注疏校勘記》補校中確實也存在少量的“言行不一”現象，即校勘記的表述與(yu) 《毛詩注疏》的正文不相吻合。作者的分析和揭示，不僅(jin) 適用於(yu) 《毛詩注疏校勘記》，而且對整個(ge)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使用和研究，也具有導夫先路的警示意義(yi) 。筆者認為(wei) ，這一節文字是目前文獻學界對補校研究深度最大的成果。

（4）在第五章中，李書(shu) 針對阮元對於(yu) 十行本的種種錯誤認識（這種種錯誤認識目前仍然廣有市場），特地寫(xie) 了《阮刻〈毛詩注疏〉底本諸說之辨正》一節。根據文獻記載和目驗，李書(shu) 指出：第一，阮刻《毛詩注疏》用作底本的十行本，並非宋本，而是元刻明修本；第二，探索了阮元之所以將十行本誤作宋本的原因；第三，阮刻用作底本的十行本並非“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刻之祖是八行本；第四，對宋版十行本的問世時間作了大體(ti) 的推定。以上四點，既有對前賢研究成果的繼承，也有作者睿智的獨特展現。本節文字曾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cong) 》2008年第一期。

（5）還是在第五章中，作者鑒於(yu) 單疏本《毛詩正義(yi) 》雖是善本，但缺少前麵七卷，造成遺憾。作者匠心獨運，通過考查，提出了用魏了翁《毛詩要義(yi) 》彌補闕卷的切實可行的補救方案。這也是發前人所未發。

（6）作者在第六章中的第一節“經書(shu) 校勘領域的諸多創舉(ju) ”中，首先提出了經書(shu) 校勘史的分期問題。作者將之分為(wei) 三期：第一期，兩(liang) 漢至南宋，是謂萌芽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雌黃法”。第二期，南宋末年至明末，是謂過渡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考異法”。第三期，有清一代，是謂成熟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校勘記”。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獨立思考，戛戛乎自成一家之言。

（7）在第六章的第二節，作者心細如發，通過周密考查，揭示出了中國出版史上“三校製”定稿的製度始於(yu) 《毛詩注疏校勘記》，從(cong) 而填補了我國出版史研究領域的短板。

（8）第六章第三節的標題是“《正義(yi) 》自為(wei) 文——‘疏不破注’校勘理論的重要突破”。這一節也是發前人所未發。學者之中，對於(yu) “疏不破注”，可以說無人不曉，而對於(yu) “《正義(yi) 》自為(wei) 文”，知道的恐怕就很少了。《易》注有雲(yun) ：“凡物，窮則思變。”“《正義(yi) 》自為(wei) 文”，正是“疏不破注”窮則思變的必然結果。作者提出了這樣一個(ge) 命題，並加以論證，其影響不可小覷。竊以為(wei) 校勘學、訓詁學都會(hui) 從(cong) 這裏受到啟發。

（9）在第七章的第一節，作者針對阮元對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學術定位提出質疑。阮元將其《校勘記》定位作“大清朝的《經典釋文》”。作者則認為(wei) ，《經典釋文》主要是注音之作，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的第一句就是：“夫書(shu) 音之作，作者多矣。”可知《經典釋文》和《校勘記》不是同類項，阮元那樣作比，是擬非其倫(lun) 。據筆者所知，李書(shu) 是第一個(ge) 提出這樣的質疑。阮元對《經典釋文》成書(shu) 時間上的錯誤認識，李書(shu) 也一並予以辯證。

（10）第七章的其他幾節，作者分別對《毛詩注疏校勘記》的理校得失、失校、誤校以及其他瑕疵進行了分類研究，我們(men) 知道，《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初校者是顧廣圻，覆校者是段玉裁，主編是阮元。他們(men) 都是乾嘉時期的第一流學者。本書(shu) 作者李慧玲，寫(xie) 此書(shu) 初稿時不過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一個(ge) 博士生，要對上述三位清代大學者寫(xie) 出的《校勘記》說長道短，品頭論足，談何容易！

（11）第八章一共四節，節節新意撲麵。相比之下，尤以“遺珠之恨之一——盧文弨”一節新意最多，值得先讀。即以盧文弨而論，盧氏對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的完成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即令把他置於(yu) “引用諸家”之中已經有點委屈他了，但竟然被阮元所遺漏，在“引用諸家”中一字不提盧文弨之名。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ge) 謎。從(cong) 作者寫(xie) 的這一節文字中，我們(men) 看到作者辛苦地搜集、梳理文獻，試圖帶領我們(men) 去解開這個(ge) 謎，而作者也對“謎底”提出了自己如下的初步看法：

綜合以上核查，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使用了盧文弨手校本的有八種，沒有發現有使用痕跡的有五種。使用了的八種，是大經；尚未發現使用痕跡的五種，是小經。因此，筆者的結論是，方東(dong) 樹的話（按：方氏的話是：“抱經先生手校《十三經注疏》本，後入山東(dong) 衍聖公府，又轉入揚州阮氏文選樓。阮太傅作《校勘記》，實以此為(wei) 藍本。”），是基本可信的。由此又得出另外一個(ge) 結論，即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中那些不提書(shu) 名的“盧文弨曰”，當是出自盧文弨的《毛詩注疏》手校本。

（12）李書(shu) 的附錄也是閱讀、研究《毛詩注疏》不可或缺的內(nei) 容。拿“《毛詩正義(yi) 》中《尚書(shu) 大傳(chuan) 》的異名辨析”來說，古今學者由於(yu) 昧於(yu) 孔疏的引經據典往往使用異名，因而或者誤解或者不得其解者不乏其人。作者則以《尚書(shu) 大傳(chuan) 》為(wei) 例，揭示了孔疏引經據典的使用異名之例，從(cong) 而使學者在閱讀、研究《毛詩正義(yi) 》時又有了一條規律性的認識作指導。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wei) ，李書(shu) 是一部新意迭出之作，是閱讀或研究《毛詩注疏》不可或缺的參考書(shu) 。此書(shu) 的初稿是慧玲的博士論文，我爲傑人兄的悉心指導感到由衷欽佩，為(wei) 慧玲的成績感到由衷高興(xing) ，願她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2021年10月15日

【緒論】

李慧玲

一、阮元及其經學成就

本書(shu) 名《阮刻〈毛詩注疏〉研究》，其中的“阮”，謂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雲(yun) 台，卒謚文達，《清史稿》有傳(chuan) 。道光皇帝《禦製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祭文》有“極三朝之寵遇，爲一代之完人”之語（張鑒等：《雷塘庵主弟子記》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557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頁上欄。）《清史稿》本傳(chuan) 說：“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身曆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hui) 數十年，海內(nei) 學者，奉為(wei) 山鬥焉（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華書(shu) 局，1977年，第11424頁）。”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之語，竊以為(wei) 阮元之所以被時人及後人念念不忘者，即在“立言”二字。具體(ti) 地說，談論清代經學的建樹，如果就個(ge) 人而言，恐怕首先要談的就是阮元。這其實不難理解，試看今日研究經學的學者，誰人插架上沒有阮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經籍籑詁》和《清經解》這三部大書(shu) ？而這三部大書(shu) 的主編不是別人，正是阮元。至於(yu) 阮元在浙江辦詁經精舍，在廣東(dong) 辦學海堂，培育人才無數，姑且不論。晉代杜預自稱自己有《左傳(chuan) 》癖，同理，阮元可謂有經書(shu) 癖。阮元一生研經、刻經，與(yu) 經書(shu) 有不解之緣。阮元不僅(jin) 主編了上述三部大書(shu) ，嘉惠學林，而且把自己的文集也命名《揅經室集》。其《揅經室集自序》雲(yun) ：“餘(yu) 三十餘(yu) 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於(yu) 書(shu) 。室名揅經者，餘(yu) 幼學以經爲近也。餘(yu) 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阮元：《揅經室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78冊(ce) ，第527頁）。”非獨此也，據張鑒等《雷塘庵主弟子記》，阮元之原配江夫人早逝，繼室乃山東(dong) 曲阜衍聖公憲增長女孔氏（《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一，第210頁下欄），是直接與(yu) 聖人後裔聯姻也。而孔夫人在成婚之時，其妝奩別具一格，“壓奩隻用《十三經》（《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七，第302頁下欄）”，誠可謂孔聖之後！阮元經學大儒，妻子則夫唱婦隨，可成千古佳話。

阮元主編的《經籍籑詁》，開編纂此類工具書(shu) 風氣之先。楊樹達《擬整理古籍計劃草案》建議今日應著手編纂之書(shu) 有三種，其一爲編纂名物製度叢(cong) 考。楊氏雲(yun) ：“章實齋嚐有言：‘文字事物見於(yu) 古書(shu) 者，逐字逐事匯為(wei) 一處，此其事中材優(you) 為(wei) 之，而智者得此，可以融會(hui) 貫通，其有助於(yu) 學術甚大。’從(cong) 文字方麵言之，阮氏《經籍籑詁》即用此法編成，其沾溉士林，爲益無量（見張舜徽《文獻學論著輯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頁）。”商務印書(shu) 館2003年出版的、由武漢大學宗福先等學者主編的《故訓匯纂》，就是《經籍籑詁》的後起之秀。清季王先謙主編的《清經解續編》，則是阮元《清經解》的補編。至於(yu) 阮元主編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至今日，猶爲海峽兩(liang) 岸經學界視為(wei) 閱讀《十三經注疏》不可或缺的參考書(shu) 。

阮刻《毛詩注疏》是阮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中的一種。或曰：阮元爲什麽(me) 要刊刻《十三經注疏》？阮元在《研經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shu) 後》說：“竊謂士人讀書(shu) ，當從(cong) 經學始。經學當從(cong) 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揅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chuan) 之學矣。至於(yu) 注疏諸義(yi) ，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㝷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yu) 南昌學，使士林書(shu) 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shu) 成，請序於(yu) 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zi) 卷首，惟記刻書(shu) 始末於(yu) 目錄之後，複敬錄欽定《四庫全書(shu) ·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yu) 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淸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chuan) 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liang) 途所誤雲(yun) 爾（《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79冊(ce) ，第204頁）。”在這裏，在士人如何讀書(shu) 的問題上，大匠示人以規矩：“竊謂士人讀書(shu) ，當從(cong) 經學始。經學當從(cong) 注疏始。”這個(ge) “注疏”，指的就是《十三經注疏》。而《十三經注疏》是漢魏晉學者作的注，唐宋學者作的疏，其注其疏，“亦有是有非”，不可全盤接受。那麽(me) ，學者又該如何麵對這個(ge) 現實問題？阮元給出的答案是還要檢閱清儒的經學著作：“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是我國高校普遍使用的教科書(shu) ，讀者很多，影響巨大，而《古代漢語》就不止一次地談到阮刻《十三經注疏》。在談到古書(shu) 的注解時，該書(shu) 載有中華書(shu) 局影印的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影印件，影印件下附有詳細的解說文字。在該書(shu) 的624頁，又論述清人的古籍校勘情況雲(yun) ：“除了爲古書(shu) 做注解和考證工作之外，清代學者還作了許多古籍校勘的工作。阮元爲《十三經注疏》所作的《校勘記》，就是一例。《校勘記》除校正十三經正文的錯誤之外，更多的是校正注疏中的錯誤。（《校勘記》附在《十三經注疏》每卷之後，我們(men) 閱讀十三經時，應該參閱）（王力主編：《古代漢語》，中華書(shu) 局，1999年校訂重排本）”爲了強調閱讀古書(shu) 注解的重要性，該書(shu) 的625頁又完整地征引了阮元“竊謂士人讀書(shu) ，當從(cong) 經學始。經學當從(cong) 注疏始”的著名論斷，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這表明，阮元的經學成就及經學思想，得到後世學者的廣泛認可。

二、本書(shu) 所說的“阮刻《毛詩注疏》”之界定

阮刻《毛詩注疏》，是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中的一種。阮刻《毛詩注疏》的傳(chuan) 世本有兩(liang) 個(ge) 係統，一個(ge) 是初刻本，即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刻成的《毛詩注疏》；一個(ge) 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校本。中華書(shu) 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其中的《毛詩注疏》，就是道光六年重校本。由於(yu) 這個(ge) 影印本爲今天學術界所普遍使用，所以本文所說的《毛詩注疏》，除特別注明者外，即以中華書(shu) 局影印本爲準。

三、本文對阮刻《毛詩注疏》的評價(jia)

本文對阮刻《毛詩注疏》的評價(jia) ，既有同於(yu) 傳(chuan) 統說法之處，也有不同於(yu) 傳(chuan) 統說法之處。

先說同於(yu) 傳(chuan) 統說法之處。

阮刻《毛詩注疏》問世以後，迄今將近兩(liang) 個(ge) 世紀，讚美之聲，不絕如縷。例如焦循《雕菰樓集》卷六《讀書(shu) 三十二讚》讚美阮刻《十三經注疏》雲(yun) ：“校以眾(zhong) 本，審訂獨精。於(yu) 說經者，饋以法程（焦循：《雕菰樓集》，《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89冊(ce) ，第164頁）。”張之洞《書(shu) 目答問》卷一著錄的第一部書(shu) 就是《十三經注疏》，其注文在羅列殿本、阮本、明監本、汲古閣本之後雲(yun) ：“阮本最於(yu) 學者有益，凡有關(guan) 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yu) 此（張之洞：《書(shu) 目答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頁）。”劉秉章《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序》：“儀(yi) 征阮文達公巡撫浙江，遂有《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作。刊本既出，海內(nei) 學者翕然景從(cong) 。其書(shu) 博綜群籍，羅列同異，考辨論斷，鹹可依據。徒以經旨淵深，卷帙繁重，雖集衆長，以求一是，間有牴牾，猶虛改削（汪文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83冊(ce) ，第547頁）。”屈萬(wan) 裏《十三經注疏版刻述略》：“近世校勘最精而流布最廣者，莫如阮芸台刻本（屈萬(wan) 裏：《書(shu) 傭(yong) 論學集》，台灣聯誼出版公司，1984年，第229頁）。”對於(yu) 上述讚美之辭，筆者表示完全同意。

次說不同於(yu) 傳(chuan) 統說法之處。

李學勤先生主編的標點本《十三經注疏序》雲(yun) ：“清代刊行的《十三經注疏》，有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本，曾有覆刻。但廣泛流行、共稱善本的，是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通稱阮本（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yi) 》卷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此說可謂傳(chuan) 統說法的代表。對於(yu) “善本”之說，作者期期以爲不可。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阮刻《十三經注疏》是一種叢(cong) 書(shu) ，而《毛詩注疏》隻是其中的一種。《毛詩注疏》的校刻情況，並不等同於(yu) 整個(ge) 《十三經注疏》的校刻情況。因此，我們(men) 在評價(jia) 阮刻的優(you) 劣時，不宜籠而統之，應該就各經的具體(ti) 情況進行具體(ti) 分析。舉(ju) 例來說，阮刻《十三經注疏》所使用的底本不盡相同，《儀(yi) 禮注疏》和《爾雅注疏》，是以單疏本作底本；《左傳(chuan) 注疏》，是以八行本作底本；包括《毛詩注疏》在內(nei) 的十種注疏，則是以十行本作底本（參見阮元《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第一條、第二條，《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80冊(ce) ，第286頁）。以上三種不同的底本，屈萬(wan) 裏先生經過認真研究，認爲最好的是八行本，其次是單疏本，最下是十行本（屈萬(wan) 裏《書(shu) 傭(yong) 論學集》，第216-225頁）。而底本的優(you) 劣，直接影響到刻本的優(you) 劣。第二，就阮刻《毛詩注疏》來說，我們(men) 認爲，在所有的《毛詩注疏》版本中，阮刻《毛詩注疏》是最好的，最有權威，最爲學者信賴。職此之故，阮刻《毛詩注疏》風靡將近兩(liang) 個(ge) 世紀，霑惠數代學者，功德無量。本人的些許經學知識也是拜阮刻之賜。但是，我們(men) 仍然認爲，阮刻《毛詩注疏》難稱善本。孔子說：“唯器與(yu) 名，不可以假人（阮元《十三經注疏》之《左傳(chuan) 注疏》成公二年，中華書(shu) 局，1980年，第1894頁上欄）。”盡管我們(men) 對阮刻《毛詩注疏》十分感念並受益良多，但是“善本”之名，卻不可輕給。由於(yu) 時代的限製，首先，阮元沒有把底本選好；其次，最好的通校本缺位。這兩(liang) 條加起來，就構成了影響阮刻《毛詩注疏》成爲善本的致命傷(shang) 。我們(men) 業(ye) 已知道，阮刻是以十行本作底本，而且是以元刻明修的十行本作底本，並非以真正的宋本十行本作底本。阮刻使用的通校本，可謂多矣，詳見其《引據各本目錄》，此不贅。但細數阮刻使用的通校本，偏偏缺少了最有校勘價(jia) 值的單疏本《毛詩正義(yi) 》。換言之，阮元沒有使用最好的通校本。眾(zhong) 所周知，一座建築物，如果基礎沒有打好，那就不是好的建築物。同樣道理，一個(ge) 底本不好的刻本，稱其爲“善本”也難免覺得牽強，再加上最佳通校本的缺位，問題就顯得更爲嚴(yan) 重。這兩(liang) 種缺陷，一定影響到了阮刻的校勘質量。有關(guan) 阮刻底本、通校本的問題，本書(shu) 還將專(zhuan) 門展開論述，詳見下文。在此，作者想要強調的是，沒有找到最好的版本作底本，沒有找到最佳的通校本，這並不是阮元的過錯，更不是阮元學術水平的問題，最關(guan) 鍵的原因是阮刻當時客觀條件的限製所致。

四、《毛詩注疏》經、注、疏、《釋文》的合並過程

阮刻《毛詩注疏》是《毛詩》經文、注文、疏文和《釋文》的拚合本。東(dong) 漢之前，經文、注文、疏文和《釋文》，都是單行的。孔穎達《毛詩正義(yi) 》在書(shu) 前“鄭氏箋”下有段話：

漢初爲傳(chuan) 訓者，皆與(yu) 經別行。《三傳(chuan) 》之文，不與(yu) 經連，故石經書(shu) 《公羊傳(chuan) 》，皆無經文。《藝文誌》雲(yun) “《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chuan) 》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yu) 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雲(yun) 欲省學者兩(liang) 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chuan) 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chuan) 之下矣（阮元《十三經注疏》之《毛詩注疏》，第269頁中欄）。

可知《毛詩》的經文與(yu) 《毛詩》的最早的注文《毛詩故訓傳(chuan) 》是各自單行的。東(dong) 漢時期，爲了省去讀者的“兩(liang) 讀”之勞，就把二者合並到一起。誰合並的，孔穎達說“未審是誰爲之”，而段玉裁《毛詩詁訓傳(chuan) 定本·小箋題辭》曰：“傳(chuan) 之與(yu) 經雜廁，昉於(yu) 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34冊(ce) ，第574頁）。”不過是推斷之辭罷了，並無確證。

《毛詩》的注文是兩(liang) 家：先是毛亨的《毛詩故訓傳(chuan) 》，後是鄭玄的箋。毛《傳(chuan) 》曾經單行，而鄭箋如何呢？《隋書(shu) ·經籍誌》著錄《毛詩》二十卷，毛亨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1973年校點本《隋書(shu) 》誤作“毛萇”，說詳張舜徽先生《漢書(shu) 藝文誌通釋》，《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ce) ，嶽麓書(shu) 社，1994年，第765頁）。孔穎達所謂“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chuan) 之下”之說，蓋出於(yu) 此。張舜徽《漢書(shu) 藝文誌通釋》進一步解釋說：“鄭玄作《箋》，則以箋文附於(yu) 經傳(chuan) 之下，又約卷爲二十。《隋誌》著錄二十卷，據鄭氏本也。”這就是說，鄭玄的箋，未曾單行，而是直接附於(yu) 經文和《毛傳(chuan) 》之後。由此可知，至少到了隋代，人們(men) 已經有了一個(ge) 《毛詩》經文與(yu) 《毛傳(chuan) 》、鄭箋三合一的本子了。

孔穎達的《毛詩正義(yi) 》（學者又習(xi) 稱“孔疏”）作於(yu) 唐初，《舊唐書(shu) ·經籍誌》和《新唐書(shu) ·藝文誌》著錄其書(shu) 皆作四十卷。這也是一個(ge) 單行本。單行本的《毛詩正義(yi) 》，刻於(yu) 北宋太宗時（詳屈萬(wan) 裏《書(shu) 傭(yong) 論學集》，第216頁）。今傳(chuan) 世《毛詩正義(yi) 》乃殘本，缺前七卷。將單行本的《毛詩正義(yi) 》散入到《毛詩》經注之下的是南宋的黃唐，時間是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此說是有案可查的。景宋本《禮記正義(yi) 》黃唐跋：

六經疏義(yi) ，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luan) ，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shu) 》、《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shu) ，便於(yu) 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yi) ，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誌雲(yun)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景宋本《禮記正義(yi) 》，中國書(shu) 店，1985年，第24冊(ce) 末）。

黃唐的頭銜是朝請郎、提舉(ju) 兩(liang) 浙東(dong) 路常平茶鹽公事。他所說的“六經疏義(yi) ”，自然包括孔穎達的《毛詩正義(yi) 》在內(nei) 。把《毛詩正義(yi) 》和經注合並以後，起初人們(men) 把它叫作《毛詩兼義(yi) 》，後來才叫作《毛詩注疏》。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序》雲(yun) ：“正義(yi) 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yi) ，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阮刻《十三經注疏》，第1227頁）。”。黃唐的這個(ge) 《毛詩注疏》刻本，因爲每半頁八行，人們(men) 習(xi) 稱之爲八行本。八行本是公認的善本。宋人刻的八行本凡六種，今天我們(men) 從(cong) 《中國古籍善本書(shu) 目》經部可以看到的有《周易注疏》十三卷、《尚書(shu) 正義(yi) 》二十卷、《周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yi) 》七十卷、《春秋左傳(chuan) 注正義(yi) 》三十六卷，唯獨沒有《毛詩注疏》，蓋佚失久矣，令人惋惜。

至於(yu) 將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毛詩音義(yi) 》也附載於(yu) 經注之下，那是更後的事。據廖瑩中《九經總義(yi) 》，他刊刻九經時，用了二十三種校本。其中一種叫作“建本有音釋注疏[學者引用此節時，習(xi) 慣稱此書(shu) 為(wei) 《九經三傳(chuan) 沿革例》。實際上，溯其源，這是《九經總義(yi) 》的文字。《沿革例》的主體(ti) 部分就是原原本本的《九經總義(yi) 》（說詳呂友仁先生《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匯編正誤一則》，《中國語文》，2007年第2期，第186頁）。此所謂“有音釋”，就是有《經典釋文》。這個(ge) 有音釋注疏的建本，屈萬(wan) 裏說：“即後世所謂十行本者。是刻約當南宋晚年。刻者或非一家，迄今僅(jin) 有數種，可知爲劉叔剛一經堂所刊而已（屈萬(wan) 裏《書(shu) 傭(yong) 論學集》，第225頁）。”這個(ge) 十行本的《毛詩注疏》，就是阮刻《毛詩注疏》的底本。不過阮刻所用的十行本，不是宋本，是元刻明修本。詳見下文，此不贅。

由上文可知，今本《毛詩注疏》，是一個(ge) 經文、注文、疏文、《釋文》四合一的本子。這樣做的本意，是圖方便，想省去兩(liang) 讀、三讀、四讀的麻煩。孰料這樣做的結果，既有利，也有弊，去了舊麻煩，又來了新麻煩呢。阮元的《毛詩注疏校勘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處理好因合並而產(chan) 生的糾葛。關(guan) 於(yu) 這一點，下文有比較詳盡的論述。

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毛晉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刻成於(yu) 明崇禎十三年（1640），而汲古閣本《毛詩注疏》則刻成於(yu) 崇禎三年（1630）。知者，《毛詩注疏》汲古閣本最後一頁有一長方形牌記，上有篆文兩(liang) 行十六字：“皇明崇禎三年歲在上章敦牂古虞毛氏繡鐫。”按《爾雅·釋天》“太歲在庚曰上章。太歲在午曰敦牂。”可知“歲在上章敦牂”，亦即歲在庚午。而歲在庚午，亦即崇禎三年。從(cong) 崇禎三年汲古閣本《毛詩注疏》的問世，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阮刻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的問世，汲古閣本《毛詩注疏》獨領風騷將近兩(liang) 個(ge) 世紀〔實爲186年〕。從(cong) 阮刻南昌府學本的問世，截至今天，阮刻獨領風騷也已兩(liang) 個(ge) 世紀。而今天，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我們(men) 無論是在文獻資料的占有方麵，還是在經學研究的成果方麵，都遠遠超越了阮刻《毛詩注疏》問世的時代。有鑒於(yu) 此，我們(men) 是不是應該考慮，促生一個(ge) 新的、超越阮刻的、能夠代表我們(men) 當代學術水平的《毛詩注疏》整理本呢？本書(shu) 的寫(xie) 作意圖，就是試圖在這個(ge) 方向上做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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