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yi) 歸翰藻

作者：張金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十一日丙戌

          耶穌2023年9月25日

蕭統《文選序》在對史部“讚論”“序述”進行分門別類時，提出了選文標準——“事出於(yu) 沉思，義(yi) 歸乎翰藻”，在中國文學史上首次吹響了劃分文學與(yu) 非文學的號角。但細究其“義(yi) ”，則不僅(jin) 與(yu) 《春秋》淵源有自，而且意涵豐(feng) 富。眾(zhong) 所周知，在五經中，《春秋》以“義(yi) ”見長。司馬遷說“《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說“《春秋》以（道）義(yi) ”（《史記·滑稽列傳(chuan) 》）。然而，《春秋》之“義(yi) ”的形成不僅(jin) 是一個(ge) 曆史過程，而且是多重力量的綜合運動，是孔子本人及經學家、史學家、文學（論）家不斷闡釋和發揮的共同結果，為(wei) 文學的自覺與(yu) 獨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理論淵藪：孔子“竊義(yi) ”

《孟子·離婁下》雲(yun)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在從(cong) “百國春秋”到“魯之《春秋》”再到傳(chuan) 世《春秋》的“文本新變”中，孔子的著眼點不在“事”——242年的國事僅(jin) 16000餘(yu) 字，也不在“文”——“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而在“義(yi) ”——“義(yi) 者，宜也”（《中庸》），“從(cong) 我，從(cong) 羊”（《說文解字》）。基於(yu) “述而不作”的謙遜之心，孔子開始了具體(ti) 的“竊取”工作：

其一，擇善而從(cong) 。“百國春秋”和“魯之《春秋》”的史冊(ce) 文本本身有“義(yi) ”，這種“義(yi) ”表現為(wei) 各諸侯國史官記事的書(shu) 法、原則及隱藏在文字背後的深層價(jia) 值觀念，因得到孔子的認同與(yu) 讚賞，故保存在《春秋》中。據《禮記·坊記》載，魯之《春秋》記載昭公夫人去世時，“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春秋·哀公一二年》沿用“孟子卒”這一書(shu) 法，就是孔子對魯《春秋》諱娶同姓，去姓稱名筆法的認可與(yu) 接受，後被《公羊傳(chuan) 》總結為(wei) “為(wei) 尊者諱，為(wei) 親(qin) 者諱，為(wei) 賢者諱”。

其二，無中生有。“百國春秋”和“魯之《春秋》”的史冊(ce) 文本本身無“義(yi) ”，或者雖有“義(yi) ”，但並不一定有“深義(yi) ”。而對於(yu) 這些無“義(yi) ”或“淺義(yi) ”的史冊(ce) 文本，孔子則可能會(hui) 進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闡釋發揮，當然同時很可能也加進了自己的“新義(yi) ”。據《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載，魯《春秋》和《春秋·僖公三三年》都有“隕霜不殺菽”書(shu) 法。魯《春秋》之所以會(hui) 有這樣的記載，恐怕主要還是“記災”或“記異”，不一定有什麽(me) “深義(yi) ”。如《左傳(chuan) 》對此未作解釋，是所謂“無傳(chuan) 之經”，杜預、孔穎達認為(wei) 是“記災”；《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是“記異”；《穀梁傳(chuan) 》以為(wei) “菽重草輕”，仍是側(ce) 重“記異”或“記災”。然而，當魯哀公問孔子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記載時，孔子卻借“天失道”會(hui) 有一些異乎尋常的現象發生，來說明一旦失道，也將會(hui) 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幹之，而況於(yu) 人君乎！”這種“天道”之“義(yi) ”很可能就是孔子自己的發揮。

這樣，孔子便在繼承、發展各諸侯國史官記載史事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的基礎上，對“百國春秋”和“魯之《春秋》”等史冊(ce) 進行了“述中有作”的“竊取”工作，並將其“義(yi) ”寓於(yu) 《春秋》之中。而由“義(yi) ”體(ti) 現出《春秋》記事的書(shu) 法、原則及隱藏在文字背後的深層價(jia) 值觀念，則是後世《春秋》學闡釋者們(men) 皓首窮經的淵藪。

理論建構：董子“從(cong) 義(yi) ”

迨至漢代，麵對“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的曆史語境和闡釋實踐，董仲舒提出了“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的理論主張。“從(cong) 變”是儒家經典“無達”的根本保證；而“從(cong) 義(yi) ”則是儒家經學致用的重要源泉。兩(liang) 者相輔相成，實現了經典闡釋時自由與(yu) 限製的對立統一。

以《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為(wei) 例，《左傳(chuan) 》以事傳(chuan) 經，簡要記述了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杜預以此為(wei) 基礎，將其推衍為(wei) 孔子“絕筆於(yu) 獲麟”。《公羊傳(chuan) 》自問自答，側(ce) 重“君子樂(le) 道”之象征意味，釋為(wei) 孔子“道窮”，即孔子所尊奉的堯、舜之道難以實現的重要表征。漢儒基於(yu) 靈獸(shou) 乍現天降祥瑞，釋為(wei) 孔子受命“不王之聖”（王充《論衡·指瑞》），何休繼而衍為(wei) 漢將受命之兆。《穀梁傳(chuan) 》聚焦於(yu) “狩”“獲”的選擇和“來”“有”的不用等幾個(ge) 關(guan) 鍵詞的訓詁，突出其“貴中國”的思想。《春秋緯》則將其演變為(wei) “周亡漢興(xing) ”“玄丘製命”“為(wei) 漢製法”等更加神奇的故事。

顯然，依托《春秋》“西狩獲麟”，《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春秋緯》都完成了“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的言說。就“從(cong) 變”而言，《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春秋緯》因各自的闡釋路徑不同，得出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內(nei) 涵——《左傳(chuan) 》“絕筆”；《公羊傳(chuan) 》“道窮”；《穀梁傳(chuan) 》“貴中國”；《春秋緯》“代漢立法”。就“從(cong) 義(yi) ”而言，《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春秋緯》則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都是古代知識分子在麵向現實生活之際，依托於(yu) 對《春秋》的確認來爭(zheng) 取批評權力的精神行為(wei) 。“義(yi) ”在這裏所體(ti) 現的合宜、公正、正義(yi) 、仁道等言說方式和解讀規範，積澱了大量的思想經驗和曆史隱秘，不僅(jin) 表現出當時文化機製中某一類人或社會(hui) 集團濃厚的利益訴求，如班固曾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還具有超越時代、超越民族的特性，它不會(hui) 因為(wei) 時間的延續、民族的流徙而發生變化。而這也正是二千多年來“《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等儒家文化得以不斷推演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是儒家文化話語的意義(yi) 建構方式，其圓融的闡釋立場使中國曆代儒生秉執“宜”“我”兩(liang) 端，極大地豐(feng) 富完善了儒家文化話語的理論內(nei) 涵和現實意義(yi) 。

文論創設：劉勰“立義(yi) ”

劉勰率先將《春秋》之“義(yi) ”由經學領域引入文學領域。一方麵，他評《春秋》為(wei) “一字以褒貶”“微辭以婉晦”“一字見義(yi) ”“婉章誌晦”等，是對古文經“《春秋》五例”和今文經“微言大義(yi) ”的簡化和發展。另一方麵，他基於(yu) 《春秋》之“義(yi) ”建構起中國傳(chuan) 統文論“簡言達旨”“隱義(yi) 藏用”的語言家園，並將其作為(wei) 中國文論話語中處理“繁簡”和“隱顯”關(guan) 係的準則。在劉勰和曆代文論家的集體(ti) 創構下，《春秋》不僅(jin) 以“簡”和“隱”成為(wei) 後世文章的典範，而且在“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的“道—聖—文”話語模式中逐漸成為(wei) 中國文人公認並效法的權威學術話語。如“含蓄”“隱射”“索隱”“義(yi) 法”等無一不與(yu) 其休戚相關(guan) 。

不過，如果深究劉勰藉《春秋》之“義(yi) ”建構中國文論權威話語的入思方式，則是萌芽於(yu) 先秦，確立於(yu) 漢代，在“崇聖宗經”和“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思潮上發展而成的“依經立義(yi) ”話語規則。在這裏，“經”為(wei) 孔子創立的儒家神聖經典，“義(yi) ”則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學（論）的範疇。“義(yi) ”以“經”為(wei) 基礎，故可以稱之為(wei) “依經立義(yi) ”；而“經”從(cong) 屬於(yu) “義(yi) ”則表明所謂“依經立義(yi) ”就是借助傳(chuan) 統儒家文化經典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觀點的方式和方法。換言之，“依經立義(yi) ”話語言說方式、意義(yi) 建構方式和話語解讀模式雖植根於(yu) 儒家經典文本，其意義(yi) 走向固然受到經典文本的規約，但最重要的還是取決(jue) 於(yu) 闡釋者當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

“依經立義(yi) ”首倡於(yu) 王逸，約言於(yu) 劉勰。王逸《楚辭章句序》雲(yun) ：“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yi) 焉。”劉勰《文心雕龍·辨騷》間接引用並加以簡化：“王逸以為(wei) 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yi) 。”前者旨在評論屈騷，後者意在辨述騷評，都是指稱《離騷》與(yu) 五經既“依”且“立”的關(guan) 係。然而，有漢一代，囿於(yu) 為(wei) “《離騷》經”尋求一種經學合法性的思量，劉安、司馬遷、揚雄、班固、王逸等雖都“舉(ju) 以方經”，或褒或貶，有抑有揚，但均未真正揭示《離騷》的文學價(jia) 值，隻能得出“合經術”“不合傳(chuan) ”這種看似迥然相反實則循環求證的結論，“依經”有餘(yu) ，而“立義(yi) ”不足，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離騷》“依經立義(yi) ”的特色。有鑒於(yu) 此，劉勰“征言核論”，重新辨騷。一方麵，他認為(wei) 《離騷》有“同於(yu) 風雅”者——“典誥之體(ti) ”“規諷之旨”“比興(xing) 之義(yi) ”“忠怨之辭”，此謂“依經”四事；另一方麵，他又指出《離騷》有“異乎經典”者——“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誌”“荒淫之意”，此謂“立義(yi) ”四事。兩(liang) 相融合，即“取鎔經意，自鑄偉(wei) 辭”，實現了對“依經立義(yi) ”這一傳(chuan) 統命題的重新闡釋。其“依”有所本，其“立”有所創，既呼應了“《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等經學闡釋學，又開啟了《離騷》文學詮釋學。職是之故，《文選》以“義(yi) ”為(wei) 的，由賦開篇，成就了中國古代最早一部文學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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