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博 著《宋風成韻：宋代社會(hui) 的文藝生活》

【內(nei) 容簡介】

宋人自信自己“文物之盛，跨絕百代”，本書(shu) 選取了宮廷、官場、旅途、科場和文壇五個(ge) 最具文藝氣息的生活場景，講述大宋天子如何從(cong) 粗獷到唯美，詩詞如何在士大夫的朋友圈成為(wei) 秀才藝的社交工具，唐宋之間的書(shu) 法差異如何成為(wei) 宋代土人的日常壓力，激烈的科舉(ju) 內(nei) 卷之下宋代士人是如何喜歡上談論星座、八字和看相的，以及宋代文藝圈的頂流們(men) 是如何憑借天價(jia) 稿酬而一夜暴富的。宋風遠去，宋韻難再，好在宋人的神采風韻還在。

【作者簡介】

黃博，1982年生，重慶人，曆史學博士，現為(wei) 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藏學和宋史。著有《10—13世紀古格王國政治史研究》、《如朕親(qin) 臨(lin) ：帝王肖像崇拜與(yu) 宋代政治生活》等。

【目錄】

自序 還是文藝青年

楔子 宋風何以成韻

一、從(cong) 馬上打天下到筆下治天下

——宋代皇帝的宮廷文藝生活

二、兩(liang) 首新詩千裏道

——詩詞與(yu) 宋代士大夫的社交生活

三、字被蘇黃胡亂(luan) 寫(xie) 壞了

——書(shu) 法與(yu) 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

四、未來不必更臆度

——人生焦慮與(yu) 科舉(ju) 時代文人士大夫的心靈雞湯

五、不知潤筆能幾

——碑誌行狀與(yu) 宋代文人的筆墨營生

後記

【名家推薦】

包偉(wei) 民 中國宋史研究會(hui) 前會(hui) 長、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黃博果然是一個(ge) 文藝青年，從(cong) 宋人對本朝“文物之盛”的迷之自信中，把握住了時代脈搏，主要從(cong) 雜亂(luan) 的小說家言中，以同情之理解的立場，梳理出當時社會(hui) 不斷被文人士夫“文采風流”影響改造的一幅幅生動畫麵，將其間的故事用輕快生動的語言，講給21世紀的讀者們(men) 聽。

從(cong) 馬上得天下的趙氏皇室之慢慢成為(wei) 喜好舞文弄墨的“才子天子”，到吟詩作賦、潑墨揮毫被當作士大夫之間重要的社交形式，科考成敗心理壓力的種種社會(hui) 表現，乃至名士文采得以用真金白銀秤量的潤筆風尚，宋朝進入“科舉(ju) 社會(hui) ”的種種生活場景，在黃博的筆下鮮活了起來。尤其重要的是，除了偶有反複的粗鄙化，對這樣“文采風流”的崇拜，其實左右了近千年的中國帝製後期社會(hui) 。期待有識之士在關(guan) 注士大夫階層的同時，也能夠花時間講出一些關(guan) 於(yu) 當時更廣大基層民眾(zhong) 日常生活的故事來。

虞雲(yun) 國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相對而言，宋朝文化自由多元，社會(hui) 生活遂獨具異采神韻。以文人士大夫的文藝生活為(wei) 切入點，趣味盎然地展現宋風何以成韻，這是自謔文青的作者撰寫(xie) 此書(shu) 時懷揣的期許。著者落筆先敘宋代皇帝，揭示他們(men) 的文藝喜好同樣深受文人風尚的潛移默化，同時點明了宋風成韻中的帝王垂範效應。而後鋪展兩(liang) 宋士大夫文藝生活的四軸長卷：以詩詞唱和酬對社會(hui) 交際，以書(shu) 法墨跡滋潤日常生活，以星命相術熬煮心靈雞湯，以文字創作收獲潤筆酬勞。

全書(shu) 精選代表性人物為(wei) 話題主角，發掘趣味性軼聞為(wei) 敘事方式；行文中牽綰穿插前代逸事，或溯源故實，或異代對比，收涉筆成趣之妙；評點時抑揚褒貶筆下人事，或凸顯性情，或抉明意義(yi) ，有收放自如之功。翻開這冊(ce) 以故事說文化的讀物，你將憬然有悟而欣然有得：宋代雖已遠去，風韻猶能鉤沉！

王瑞來 日本學習(xi) 院大學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如果想知道一個(ge) 受過專(zhuan) 業(ye) 史學訓練的文學青年會(hui) 寫(xie) 出什麽(me) 樣的作品，那麽(me) ，就看黃博的這部《宋風成韻》吧。從(cong) 宮廷文藝到士大夫的詩詞酬唱，從(cong) 書(shu) 法欣賞到碑誌寫(xie) 作，還有伴隨著科舉(ju) 功名的士人焦慮與(yu) 夢想，黃博精心擇取了幾個(ge) 典型的視角，動用雄厚的學識積累，舉(ju) 重若輕，寫(xie) 得暢快淋漓，海闊天空。準確的學術傳(chuan) 遞，讓讀者在愉快的接受中完成。

研究宋代文學藝術的作品，曆來大多不是出自曆史研究者的手筆，但這本書(shu) 則是一個(ge) 曆史學者的寫(xie) 作。我覺得這本書(shu) 的副題更能標示主題：宋代社會(hui) 的文藝生活。把文藝融入生活，這就是曆史敘述。曆史如現實，鮮活而生動。然而學院式的研究往往將曆史抽象到僅(jin) 存骨骼，不見血肉。說中華文化造極於(yu) 趙宋，不能“載之空言”，需要有具體(ti) 的人與(yu) 事來填充。風追司馬，期待黃博和更多的曆史學者奉獻出這樣的作品，讓陽春白雪走近下裏巴人。曆史學的無用之用，此之謂也。

【儒學的書(shu) 法困境：宋代理學家與(yu) 士大夫的日常書(shu) 寫(xie) 】

（本文摘自黃博著《宋風成韻：宋代社會(hui) 的文藝生活》，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注釋從(cong) 略）

蘇軾、黃庭堅和米芾常被視為(wei) 宋代書(shu) 法的最高峰，他們(men) 在唐代書(shu) 法“尚法”的基礎上，闖出了“尚意”的新路。然而有意思的是，宋代書(shu) 法的最高成就，卻頗不入宋代文人士大夫群體(ti) 中最有影響力的理學型士大夫們(men) 的法眼。如朱熹評點宋代書(shu) 法的弊端，最有名的斷語便是：“字被蘇黃胡亂(luan) 寫(xie) 壞了。”

事實上，尚意書(shu) 風的流行，容易變成不守章法的“亂(luan) 來”。宋代一個(ge) 著名的日常生活中文人書(shu) 法的笑話，是在宋徽宗時的宰相張商英身上發生的。宋人筆記中有一則關(guan) 於(yu) 他寫(xie) 字寫(xie) 得太過率意，搞得連自己都不認識的滑稽故事：

張丞相雖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笑之。一日得句，索筆疾書(shu) ，滿紙龍蛇飛動，使其侄錄之。當波險處，侄惘然，執所書(shu) 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辨，詬曰：“何不早問，致吾忘之。”

這個(ge) 故事裏，張商英以草書(shu) 寫(xie) 詩，寫(xie) 得興(xing) 起，當然龍蛇飛動，好不快活，可他過於(yu) 放縱的寫(xie) 法，顯然已失了“草法”，純屬憑己意亂(luan) 寫(xie) ，以致事過之後，連他自己也不認得自己寫(xie) 的字了。這個(ge) 故事，充分體(ti) 現了尚意書(shu) 風發展到北宋末年，已經走向了末路。

另一方麵，站在現代書(shu) 法研究者的立場上看，儒家思想，特別是宋代興(xing) 起的新儒學——理學，對於(yu) 宋代書(shu) 法的影響多是負麵的。學者們(men) 大多認為(wei) ，南宋書(shu) 法的江河日下，正是因為(wei) 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理學，顛倒了書(shu) 法品評的是非，抑製了“尚意”書(shu) 風在南宋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宋代書(shu) 法在南宋出現了一個(ge) 漫長的低潮期。

一

事實上，宋代理學的興(xing) 起，與(yu) 宋代尚意書(shu) 風的興(xing) 起差不多同時。尚意書(shu) 風的開創者和最具代表性的書(shu) 法家蘇軾，與(yu) 理學宗師二程就是同時代的人。宋代書(shu) 法的發展方向，對於(yu) 宋代的理學來說也有著一個(ge) 不小的“緊張感”。

書(shu) 法在儒學以及在宋代形成的理學體(ti) 係裏的地位，從(cong) 理論上來講，自是無足輕重。南宋時以經世之誌相標榜的浙東(dong) 事功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曾說，他從(cong) 張栻、呂祖謙等前輩大學者那裏體(ti) 會(hui) 到的是，不可把心思放到像書(shu) 法之類的“伎術”事務上——“世所謂陰陽卜筮，書(shu) 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

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程頤和程顥，更是視書(shu) 法為(wei) 玩物喪(sang) 誌——“子弟凡百玩好皆奪誌。至於(yu) 書(shu) 劄，於(yu) 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sang) 誌。如王、虞、顏、柳輩，誠為(wei) 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shu) 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yu) 此，非惟徒廢時日，於(yu) 道便有妨處，足知喪(sang) 誌也。”在二程看來，王羲之、虞世南、顏真卿和柳公權等晉唐名家雖然人品貴重、書(shu) 藝精湛，但他們(men) 沒有求道的誌向，並不知儒家義(yi) 理。

一個(ge) 有理想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追求應該是“知道”，而書(shu) 法隻是“伎術”，一個(ge) 人如果立誌於(yu) “伎術”上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種喪(sang) 誌的表現。所以成為(wei) 一個(ge) 書(shu) 法家，就不能是“儒者”的誌向。

朱熹常常在題跋書(shu) 法作品時強調自己雖然從(cong) 小學習(xi) 書(shu) 法，但卻不善書(shu) 法，更不會(hui) 把精力放到書(shu) 法上。如他在《贈筆工蔡藻》中說“予性不善書(shu) ”，並且多次強調他從(cong) 小就開始練習(xi) 書(shu) 法，但並不用力於(yu) 此，“餘(yu) 少嚐學書(shu) ，而病於(yu) 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複為(wei) 。”在書(shu) 法問題上，他有時甚至不惜自揭其短，“予舊嚐好書(shu) 法，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發象似，因遂懶廢。”

事實上，這些話並非他的自謙之辭，盡管他在書(shu) 法上的“水平”，並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不能立筆”。如明人陶宗儀(yi) 在《書(shu) 史會(hui) 要》中評朱熹，“善行書(shu) ，尤善大字，下筆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zheng) 珍秘。”現存朱熹的傳(chuan) 世書(shu) 跡《城南倡和詩卷》，一般認為(wei) 此卷書(shu) 法，筆勢迅疾，無意求工，而點畫波磔無一處不合書(shu) 家規矩，韻度潤逸，蒼逸可喜。

其實，朱熹學習(xi) 書(shu) 法不但有家學啟蒙，還在宦遊生涯中觀摩了大量前代和本朝書(shu) 法真跡，他在書(shu) 法創作上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在理論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其書(shu) 法根本於(yu) 魏晉名家，取法於(yu) 顏真卿，又兼容蔡襄、王安石等本朝大家，其書(shu) 法上的成就甚至使其被譽為(wei) “南宋四家”之一。朱熹之所以要強調自己不善書(shu) ，甚至在書(shu) 法練習(xi) 上“懶廢”，其實是為(wei) 了向世人宣示自己誌不在此：一個(ge) 真正的儒者的人生追求應該是“知道”，而不是“善書(shu) ”。

那麽(me) ，在宋儒的理論體(ti) 係裏，為(wei) 什麽(me) “善書(shu) 者”很難做到“知道”呢？“善書(shu) ”與(yu) “知道”為(wei) 什麽(me) 不可以兩(liang) 者兼得呢？這是因為(wei) 立誌於(yu) “知道”，又立誌於(yu) “善書(shu) ”，便是一心多用，就是“貪”。朱熹在跟弟子們(men) 討論孟子的名言“養(yang) 心莫善於(yu) 寡欲”時把這個(ge) 問題說得最為(wei) 明白。

學生敬之問到養(yang) 心寡欲，朱熹提出養(yang) 心不是完全無欲，而是要盡量減少心中的欲望。在朱熹看來，養(yang) 心就不應有太多的貪欲，將養(yang) 心寡欲的道理推及讀書(shu) 寫(xie) 字上麵時，也同樣如此。秀才的本職就是讀書(shu) ，但讀書(shu) 不專(zhuan) 一就是已經分散心神了，耽於(yu) 寫(xie) 字作詩這些具有娛樂(le) 性的文藝之事更是讓人心神渙散。因為(wei) “人隻有一個(ge) 心”，如果被寫(xie) 字作文這些閑事分散，也就無法專(zhuan) 心求道了。

在朱熹這樣的理學型士大夫看來，“文章之士”沒有一人能夠“知道”，一個(ge) 真正的儒者若用力於(yu) 書(shu) 法，當然更是在“閑處用心”，也就自然會(hui) 在“本來底”求道之事上“都不得力”。

為(wei) 此，朱熹還從(cong) “養(yang) 心莫善於(yu) 寡欲”的角度專(zhuan) 門批評了蘇軾的“君子可以寓意於(yu) 物，不可以留意於(yu) 物”的名言。這一觀點正是為(wei) 士大夫的藝術愛好而發，此言出自蘇軾為(wei) 駙馬王詵所築的寶繪堂所做的記文。

蘇軾認為(wei) 士大夫有藝術愛好是可以的，但不能太過偏執於(yu) 這種愛好。因為(wei) 偏執於(yu) 這些愛好，不但不能為(wei) 樂(le) ，反倒足以為(wei) 病——“寓意於(yu) 物，雖微物足以為(wei) 樂(le) ，雖尤物不足以為(wei) 病；留意於(yu) 物，雖微物足以為(wei) 病，雖尤物不足以為(wei) 樂(le) 。”其中，書(shu) 法正是士大夫愛好中最常見的兩(liang) 種之一——“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shu) 與(yu) 畫。”但如果對於(yu) 書(shu) 畫“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蘇軾抱著“煙雲(yun) 之過眼，百鳥之感耳”的心態來對待書(shu) 畫的愛好，其境界已非尋常附庸風雅之輩所能及，故而頗得時人讚許。但朱熹對於(yu) 蘇軾“君子可以寓意於(yu) 物，不可以留意於(yu) 物”的高論，卻直說是謬論——“這說得不是”。因為(wei) “才說寓意，便不得”。

他仍以書(shu) 畫為(wei) 例，說明一個(ge) 人一旦被自己的愛好所累，是如何難以自拔：“人好寫(xie) 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wei) 心病。”然後他也以自己的經曆現身說法：“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yu) 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著眼坐得此心寧靜？”朱熹覺得，連自己這樣的修為(wei) 和定力，一旦在書(shu) 畫上起了心思，都做不到不被書(shu) 畫所迷，蘇軾所說的寓意於(yu) 物而不留意於(yu) 物的境界，又有幾人能真的說到做到呢！

而從(cong) 理論上來說，一個(ge) 真正的儒者如果起了要把字寫(xie) 好的“心”，就已經犯了“養(yang) 心莫善於(yu) 寡欲”的大忌。比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在那些一本正經的文人士大夫看來，吃飯穿衣是理所當然，但講究好吃好喝，這便是欲，便於(yu) 道有害了。同理，對那些士大夫而言，最好的“書(shu) 法”就是能夠滿足“寫(xie) 字”的需求而已，一旦想要求工求好（即是立誌做書(shu) 法家），便是從(cong) 理所當然滑向了“欲”。朱熹說“寫(xie) 字不要好時，卻好”，正是這個(ge) 意思。因為(wei) 寫(xie) 字對士大夫來說是理所當然，但寫(xie) 字而求好，便是多欲，而不要好，才是寡欲。

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此論跟蘇軾的名言“書(shu) 初無意於(yu) 嘉，乃嘉爾”的意趣全然不同。蘇軾的話，仍是寫(xie) 字時要求好，“無意於(yu) 嘉乃嘉”，其追求的恰是“寫(xie) 字要好”，隻是“要好”的方式變得無所拘束，率意而為(wei) 罷了。然而，書(shu) 法本身的價(jia) 值就是要在“寫(xie) 字”之上求好、求嘉。可見，在宋人的儒學理論體(ti) 係中，書(shu) 法家與(yu) 文人士大夫的真正追求本就格格不入。

二

那麽(me)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特別是儒家學者們(men) ，從(cong) “寫(xie) 字”的角度論書(shu) 法，便和書(shu) 法家從(cong) 書(shu) 法的角度論書(shu) 法大不相同。如朱熹講“筆力到，則字皆好”，此處所謂“筆力”，即是寫(xie) 字的基本功，掌握了寫(xie) 字的基本功，就能寫(xie) 出好字。

如何才能做到“筆力到”呢？那就是要做到所謂的“書(shu) 窮八法”，即“隻一點一畫，皆有法度”。理解到這一點，也就好理解“字被蘇黃胡亂(luan) 寫(xie) 壞了”的真意，因為(wei) 蔡襄“字字有法度”，字字有法度，筆力自然到位，所以蔡襄的字“方是字”。 在朱熹看來，蔡襄的書(shu) 法是“寫(xie) 字”，而蘇黃的寫(xie) 字，不是“寫(xie) 字”。蘇黃寫(xie) 字，不但刻意“要好”，而且為(wei) 了“要好”而爭(zheng) 出新奇，於(yu) 是朱熹就有“近世之為(wei) 詞章字畫者，爭(zheng) 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的批評。在他看來，追求新奇，本就是為(wei) 了投世俗之所好，而“新奇”到了極致，在書(shu) 法上自然是會(hui) 寫(xie) 成蘇、黃、米那樣的“欹傾(qing) 側(ce) 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

而更糟糕的是，在朱熹等人看來，蘇黃刻意“要好”而爭(zheng) 出新奇，還是說明他們(men) 自己的基本功——即筆力——未到，因為(wei) 爭(zheng) 出新奇不過是為(wei) 了補筆力不到的硬傷(shang) 。蘇軾多次坦承自己在書(shu) 法之“法”上的不足，“吾書(shu) 雖不甚佳”便是從(cong) 書(shu) 法的“法度”上說的，“我書(shu) 意造本無法”，乃是避開“法”而出新奇。他說，“餘(yu) 學草書(shu) 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chuan) 之法”，而他後來的草書(shu) ，靠的是“見道上鬥蛇，遂得其妙”的自悟。

“法度”上的不足，反映到蘇軾的書(shu) 法上，便是筆力不到，陳師道評“蘇、黃兩(liang) 公皆善書(shu) ，皆不能懸手”。朱熹也與(yu) 弟子談及蘇軾連拿筆的基本功都沒學到家：“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了，曰：尚未能把筆邪！”而黃庭堅對蘇軾書(shu) 法中的“病筆”雖然極力回護，但針對時人對“東(dong) 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的批評，黃庭堅隻能說批評蘇軾的人見識不足，是“管中窺豹，不識大體(ti) ，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話雖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認蘇軾書(shu) 法自有其“病處”。因此，站在二程、朱熹等人的立場來看，蘇、黃、米的尚意書(shu) 風，正是“範我馳驅而不獲，卻以詭遇而獲禽耳”的典型。

書(shu) 法在宋人的儒學理論體(ti) 係——特別是南宋以來日漸興(xing) 盛的理學體(ti) 係——中的地位不高，書(shu) 法與(yu) 理學在本質上存在著排斥性，在理學家看來，真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士大夫，一生應致力於(yu) 求道。所以，朱熹他們(men) 主張“寫(xie) 字不要好”，而像蘇軾、黃庭堅等文藝性大於(yu) 學理性的文人士大夫卻在書(shu) 法上要求好、求嘉，這種矛盾顯然不可調和。但有意思的是，書(shu) 法既然是玩物喪(sang) 誌的玩意，那棄之不顧不就行了嘛，朱熹他們(men) 又何必與(yu) 蘇黃在這個(ge) 問題上斤斤計較呢？

這是因為(wei)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文人，都放不下寫(xie) 字。一方麵，在文人士大夫們(men) 看來，書(shu) 法對於(yu) 性命之學來說，是無足輕重的技術活；另一方麵，書(shu) 法又在儒者求道的過程中事關(guan) 大局。站在儒家學者的立場上看，書(shu) 法雖然不重要，但卻又不能置之不論，因為(wei) 書(shu) 法雖然是“細事”，卻“於(yu) 人之德性相關(guan) ”。而德性的問題，在“知道”與(yu) “求道”的過程中卻最為(wei) 重要。

張栻戲言，王安石的字都像是在大忙中寫(xie) 成的，不曉得他一天到晚哪有那麽(me) 忙。在朱熹看來，北宋名相韓琦的書(shu) 風端嚴(yan) 謹重，與(yu) 其為(wei) 人的安靜詳密、雍容和豫相輔相成，而王安石的字則反映了他行事操切緊躁的性格。

王安石為(wei) 人行事操切急迫，這是王安石的氣稟，反映到書(shu) 法上就是王安石的書(shu) 風“皆如大忙中寫(xie) ”。傳(chuan) 世的王安石的書(shu) 跡並不多，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這卷《行書(shu) 楞嚴(yan) 經卷》可稱得上是其代表作。此卷書(shu) 法，墨色淡雅，點畫清勁，通篇布局猶如橫風疾雨，盡顯匆忙之態。宋代的士大夫們(men) 認為(wei) ，人的氣稟與(yu) 人的德性之間的關(guan) 係，有如張載一句名言：“德不勝氣，性命於(yu) 氣。德勝於(yu) 氣，性命於(yu) 德。”朱熹對此的解說是：“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隻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

顯然，從(cong) 書(shu) 風上可以看出，王安石就是所謂“德不勝氣，性命於(yu) 氣”者。而韓琦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體(ti) 現在書(shu) 法上就是“端嚴(yan) 謹重”，顯屬“德勝於(yu) 氣，性命於(yu) 德”者。我們(men) 從(cong) 存世的韓琦的書(shu) 法《信宿帖》中也可感受到張栻和朱熹所言非虛，韓琦的此卷書(shu) 法，筆法雄勁端重，結體(ti) 豐(feng) 腴俊逸，很有所謂堂堂正正的廟堂之氣。

不過，德性與(yu) 氣稟之間，不僅(jin) 僅(jin) 是如此消極的對應關(guan) 係，北宋中期的大學者張載說過，“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如何能夠“善反”呢？朱熹補充說，“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若使不用修為(wei) 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通過修為(wei) 之功，人的氣稟是可以改變的，“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

所以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講，蘇、黃的尚意書(shu) 風對於(yu) 求學問道的人來說便是大錯特錯的做法，朱熹的“字被蘇黃胡亂(luan) 寫(xie) 壞了”一語，正是由此而發。

三

那麽(me) ，站在宋代的理學型士大夫的角度來看，字是如何被蘇黃寫(xie) 壞了的呢？

宋代所謂尚意書(shu) 風的危險性對儒學正理而言是非常明顯的，蘇軾宣稱“我書(shu) 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又說“吾書(shu) 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這是通過書(shu) 法的創作來張揚個(ge) 性，通過個(ge) 性的張揚來獲得“快意”。如果說王安石的書(shu) 法體(ti) 現出的隻是德不勝氣的話，那麽(me) 尚意書(shu) 風的書(shu) 寫(xie) 過程，豈止是“德不勝氣”，簡直是縱氣敗德、自甘墮落，是主動放棄了從(cong) 天所受正理的德性，而放縱自己的氣稟以逞一時之快。

據說蘇軾寫(xie) 草書(shu) 要借助酒力便是一個(ge) 頗為(wei) 極端的例子。他自言“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為(wei) 不及”，這是“縱氣”猶嫌不足，還要靠“縱酒”來加強書(shu) 寫(xie) 時的快感。而深受北宋士大夫推薦的蔡襄則不然，宋人多認可蔡襄的基本功。朱熹說“蔡公書(shu) 備眾(zhong) 體(ti) ”，“獨有歐虞筆意”，所以蔡襄就是“筆力到”就“字好”的典型，而蘇、黃則是筆力不到，而以爭(zheng) 出新奇的方式求字好的反麵典型。這在朱熹看來，當然是“胡亂(luan) 寫(xie) ”了。

朱熹批評黃庭堅：“但自家既寫(xie) 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wei) 是，但自要如此寫(xie) ，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愨為(wei) 是，但自要恁地放縱。”又說張孝祥的字“但是不把持，愛放縱”，皆是此意。可見，尚意書(shu) 風的本質，在朱熹等人看來，就是借機放縱。

相反，一個(ge) 真正在性命之學上有修為(wei) 的儒者寫(xie) 字，就能做到不逞一時之快，如朱熹評論邵雍的書(shu) 法：“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shu) 跡謹嚴(yan) 如此，豈所謂從(cong) 心所欲而自不逾矩者耶？”可見邵雍雖然也有“大筆快意”的氣稟，但書(shu) 跡謹嚴(yan) ，並不放縱自己的習(xi) 氣，可謂在寫(xie) 字中做了儒家所謂的“修為(wei) 之功”。

朱熹認為(wei) “灑掃應對之間，便是做涵養(yang) 底工夫”，寫(xie) 字是士大夫最為(wei) 平常的日用功夫，故而也最見修為(wei) 之功。而程頤以為(wei) “涵養(yang) 須用敬”，所以寫(xie) 字當然也不能亂(luan) 寫(xie) 。明道先生曰：“某書(shu) 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隻此是學。”這就是要把修為(wei) 之功放到日常書(shu) 寫(xie) 之中。“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朱熹此言道盡了理學型士大夫們(men) 的寫(xie) 字道理。

宋代的理學型士大夫在書(shu) 法圈中樹立的典型就是蔡襄。韓琦、邵雍、程頤等人的書(shu) 法雖然得到張栻、朱熹等人的極力推揚，但畢竟“書(shu) 名”不彰。宋四家中，蘇、黃、米皆尚意，唯有蔡襄重視法度。因此朱熹盛讚蔡襄“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並非後世所謂“書(shu) 如其人”之意，而是因為(wei) “字字有法度”，正是“端人正士” 所該做的“平日涵養(yang) 底工夫”。所謂持敬主一，“隻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yan) 肅，便是主一。”蔡襄“字字皆有法度”，正是在日常書(shu) 寫(xie) 中不忘“整齊嚴(yan) 肅”的涵養(yang) 修為(wei) 。

書(shu) 法與(yu) 詩歌一樣，都是宋代文人的必備技能。雖然，吟詩作賦是對文人刻板形象的塑造中最常見的一種，不過事實上，也有一輩子不喜歡寫(xie) 詩，甚至基本上不寫(xie) 詩的文人。詩歌對文人來說，是錦上添花的事。可是提筆寫(xie) 字，卻是文人每天都要用到的基本技能。無論是否想成為(wei) 一個(ge) 書(shu) 法家，宋代文人在童年時期，一定有練字的經曆，無意於(yu) 做書(shu) 法家的朱熹也不例外。

理學大師朱熹青少年時代喜歡臨(lin) 習(xi) “曹操帖”，他在晚年回憶說：“餘(yu) 少時曾學此表（按即曹操帖），時劉共父方學顏書(shu) 《鹿脯帖》，餘(yu) 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朱熹他們(men) 對書(shu) 法的品鑒，一方麵看重書(shu) 法家的人品德性，漢之篡賊和唐之忠臣，人品德性上的對比形成這麽(me) 大的反差，使得朱熹學曹操的字，顯得有點過於(yu) 反諷了。

但另一方麵，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特別是理學型士大夫，寫(xie) 字重視法度，認為(wei) 書(shu) 法越古越能得古人的法度。如朱熹認為(wei) ，雖然“書(shu) 學莫盛於(yu) 唐”，但唐代書(shu) 法的出現，卻是以“漢魏之楷法遂廢”為(wei) 代價(jia) 的，而“入本朝（即宋朝）以來，名勝相傳(chuan) ，亦不過以唐人為(wei) 法”。所以朱熹學曹操的字，是遠邁唐人而直追漢魏古法，在書(shu) 法的法度上比一般士大夫站得更高。

宋代理學型士大夫和書(shu) 法的這種矛盾緊張還不止這一例。朱熹一方麵講“字被蘇黃胡亂(luan) 寫(xie) 壞了”，從(cong) “寫(xie) 字”的角度對宋代興(xing) 起的尚意書(shu) 風予以批判。但另一方麵，當他們(men) 作為(wei) 一個(ge) 文人士大夫麵對“書(shu) 法”時，他們(men) 又對宋代流行的尚意書(shu) 風的書(shu) 法讚不絕口，甚至有些由衷的欣賞。

朱熹在《跋米元章帖》中稱道米芾：“米老書(shu) 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熹以“天馬脫銜，追風逐電”來評米芾的書(shu) 法，可謂深得“尚意”書(shu) 風之神髓。這表明朱熹對宋人喜好的尚意書(shu) 風的體(ti) 會(hui) 和把握是相當到位的，而且也是欣賞的。

米芾是整個(ge) 宋代把尚意書(shu) 風發揮到淋漓盡致的代表人物。跟蔡襄、蘇軾和黃庭堅都是正經的科舉(ju) 進士出身不同，米芾沒有科舉(ju) 功名，靠的是恩蔭入仕。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州縣小官。他為(wei) 人行事真率狂傲，好為(wei) 驚世駭俗之行，故能把尚意書(shu) 風發揮到極致。

為(wei) 了追求書(shu) 法的精進，他甚至不惜做出一些有損士人德行的怪誕行為(wei) 。蔡京的兒(er) 子蔡絛晚年回憶說：“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嶽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chuan) 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shu) 於(yu) 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老元章為(wei) 微官時，遊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寺僧亟訟於(yu) 官，官為(wei) 遣健步取還，世以為(wei) 口實也。”米芾沉迷於(yu) 書(shu) 法的嗜好，以致借了東(dong) 西，連夜跑路，為(wei) 了把人家鎮寺之寶的法帖真跡據為(wei) 己有，不惜巧取豪奪，全然不顧士人的顏麵。

米芾的書(shu) 法，以行草見長。高宗曾評價(jia) 他的字說：“米芾得能書(shu) 之名，似無負於(yu) 海內(nei) 。芾於(yu) 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yu) 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 2 米芾的字，筆法淩厲，側(ce) 鋒取勢，中鋒運筆，行筆迅速，轉折遒勁，因此鋒芒畢露，感情豐(feng) 沛激烈，“痛快”幾乎是當時人對其書(shu) 法最一致的評價(jia) 。

宋代理學型士大夫對尚意書(shu) 風的欣賞也表現在他們(men) 對王安石書(shu) 法的肯定上。盡管朱熹對王安石的“寫(xie) 字”不乏公開的批評，但對王安石的書(shu) 法，朱熹父子私底下其實是深為(wei) 喜歡和欣賞的。朱熹的父親(qin) 朱鬆，“自少好學荊公書(shu) ”，對王安石的書(shu) 法有很深的了解。朱熹受其影響，對王安石的書(shu) 法也有相當的鑒賞水平，朱熹自言，他對王安石的書(shu) 法作品，“家藏遺墨數紙，其偽(wei) 作者率能辨之”。喜歡一個(ge) 人的書(shu) 法，見得多了，自然就有了鑒別真偽(wei) 的能力。因此，朱氏父子儼(yan) 然成了王安石書(shu) 法真偽(wei) 的鑒定專(zhuan) 家。

而朱熹在談到王安石書(shu) 法的時候（不是從(cong) 學理修養(yang) 的寫(xie) 字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時）也是不惜讚辭的，如“筆勢翩翩”，如“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這些話都是誇讚王安石的書(shu) 法的。王安石的書(shu) 法，其書(shu) 風也是不講古法、抒發意氣的一路，與(yu) 蘇黃的追求大抵一致。這些品評都表明朱熹對於(yu) 尚意書(shu) 風的意趣不但能精到的體(ti) 會(hui) 和把握，而且也是持欣賞態度的。

事實上，朱熹把“寫(xie) 字”和“書(shu) 法”是分得很開的，他的立場當然是“寫(xie) 字不要好”，但書(shu) 法卻是在寫(xie) 字的基礎上“要好”。不過，對於(yu) 什麽(me) 叫好、為(wei) 什麽(me) 好的理解，朱熹與(yu) 宋代追求尚意書(shu) 風的蘇、黃、米等人幾無二致。他在評《十七帖》時有一段議論頗能說明問題：

玩其筆意，從(cong) 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yu) 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cong) 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shu) 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十七帖》是傳(chuan) 世的王羲之草書(shu) 的代表作，其中大部分作品的墨跡已佚，世麵上流傳(chuan) 最廣的都是刻帖。此帖的主體(ti) 內(nei) 容是幾組王羲之寫(xie) 給朋友益州刺史周撫的書(shu) 信，因篇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十七帖》。唐宋以來，《十七帖》一直是士人臨(lin) 習(xi) 草書(shu) 的經典範本。此帖中王羲之的草書(shu) ，用筆方圓並用，寓方於(yu) 圓，故而顯得書(shu) 風衝(chong) 和典雅，不激不厲，最有魏晉書(shu) 法的風韻之美。這就是朱熹所謂的“從(cong) 容衍裕而氣象超然”。

朱熹對《十七帖》的理解，其精華是“不與(yu) 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cong) 自己胸襟流出者”。根據這句話，我們(men) 可以說，朱熹的體(ti) 悟是，“寫(xie) 字”時要有法度，但書(shu) 法創作時則恰恰要求不被法度所束縛，並且好的書(shu) 法應該表現書(shu) 寫(xie) 者的情感和情趣。這些道理與(yu) 蘇、黃、米等人的尚意書(shu) 風何其相似。如黃庭堅在評顏真卿的書(shu) 法時，對於(yu) “法度”的理解是：

觀魯公此帖，奇偉(wei) 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禇、薛、徐、沈輩，皆為(wei) 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yu) 繩墨之外，而卒與(yu) 之合哉！

顯然，朱熹所謂“書(shu) 家者流”不能理會(hui) 的道理——“不與(yu) 法縛，不求法脫”，正是黃庭堅所謂的“出於(yu) 繩墨之外，而卒與(yu) 之合”的意境，真正的書(shu) 家如黃庭堅輩當然是能領會(hui) 到的。朱熹這種所謂的“求道”之士，其實也是文人士大夫，他們(men) 一輩子都在跟文字書(shu) 寫(xie) 打交道，他們(men) 要想按朱熹等人的理論主張把書(shu) 法降低到“寫(xie) 字”的狀態，事實上本就不符合他們(men) 自己的理論體(ti) 係。

何況對寫(xie) 字進行研究，乃是一個(ge) 致力於(yu) 求道窮理的人本就應該做的事情，所以朱熹才會(hui) 自信自己比“書(shu) 家者流”更懂書(shu) 法。因為(wei) 宋儒提倡的學問講究“格物窮理”，“格物，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而格物所謂的“物”，涵蓋範圍甚廣，二程論格物的“物”時說：“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wan) 物之理，但理會(hui) 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論及窮理，程頤更是明確指出窮理的途徑是多樣的：“窮理亦多端。或讀書(shu) 明義(yi) 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按此，士大夫日常不可或缺的文字書(shu) 寫(xie) 實踐當然也是應該加以格物窮理的。所以，包括書(shu) 法在內(nei) 的“多能”，也是儒家士大夫的看家本領之一。

朱熹雖然說“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但“聖主於(yu) 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又說：“聖人不見用，所以人隻見他小小技藝。若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ye) 來，不複有小小技藝之可見。”這句話反過來說，則是小小技藝恰恰是可以“見”聖人的地方，因為(wei) 聖人要“見用”幾乎不可能啊。因此，張栻也好，朱熹也好，書(shu) 法也是他們(men) 平日不可或缺的喜好之一。

“字字有法度”的“寫(xie) 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天馬脫銜，追風逐電”的書(shu) 法卻是“痛快”的。文人士大夫在習(xi) 字過程中，自然就會(hui) 培養(yang) 起一定的書(shu) 法欣賞偏好和能力，即便是對儒家義(yi) 理比較偏執的文人士大夫，很多時候也是很難把追求“痛快”的人欲和追求“天之正理”的人之德性統合起來。

雖然在理論上宋代文人士大夫們(men) 提出了以心統性情的主張，如朱熹說：“仁義(yi) 理智同具於(yu) 性，而其體(ti) 渾然，莫得而見。至於(yu) 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yi) 禮智之端於(yu) 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大抵仁義(yi) 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但“人心”有知覺有嗜欲，在“感物而動”的過程中，天理、人欲之間的分際就很難把握了。

朱熹認為(wei) ：“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感於(yu) 物而動，此豈能無？”而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文字書(shu) 寫(xie) 最為(wei) 習(xi) 見，也最容易培養(yang) 出所謂的嗜欲，“明窗淨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le) ”，正是歐陽修所謂的文人樂(le) 事。而這種樂(le) 事，不必把字寫(xie) 得有多好，享受書(shu) 法的快樂(le) ，才是最重要的——“餘(yu) 晚知此趣，恨字體(ti) 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wei) 樂(le) ，則自是有餘(yu) 。”

歐陽修早年的書(shu) 法造詣並不高，而且也無意於(yu) 通過臨(lin) 池苦學以提高書(shu) 法的水平，但他仍然終日臨(lin) 池不絕，乃是因為(wei) 學書(shu) 可以消日。他說：“自少所喜事多矣。終年以來，漸已廢去，或厭而不為(wei)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不厭者，書(shu) 也。至於(yu) 學字，為(wei) 於(yu) 不倦時，往往可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yu) 此，不為(wei) 無意也。”歐陽修晚年，在長期的書(shu) 法名跡的熏陶之下，他的書(shu) 法有了明顯的進步。蘇軾評價(jia) 歐陽修的字：“筆勢險勁，字體(ti) 新麗(li) ，自成一家。”我們(men) 看歐陽修題寫(xie) 的《集古錄》的跋尾，其書(shu) 風的高古淳厚，躍然紙上。

所以從(cong) 理論上講，一個(ge) 有追求的文人士大夫是不應喜歡書(shu) 法的，但他們(men) 在長年累月的日常書(shu) 寫(xie) 中，往往又不能自拔地喜歡上了書(shu) 法，因為(wei) 他們(men) 是離不開文字書(shu) 寫(xie) 的，這正是所謂的“至於(yu) 書(shu) 劄，於(yu) 儒者事最近”的道理。就連朱熹自己，在與(yu) 友人的交遊、信劄往來中也常常會(hui) 討論金石拓片、欣賞書(shu) 法墨寶。在大部分時候，書(shu) 法是最貼近他們(men) 日常的娛樂(le)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