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語言學轉向

作者：克裏斯潘·薩特維爾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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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菲比·凱茨（Jean-Philippe Ksiazek）拍攝 圖片來源:（AFP/Getty）

在癡迷於(yu) 語言這點上，分析哲學家和大陸哲學家曾經團結一致，如今卻出現了新問題。

雅各·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在1967年曾經說過“文本之外什麽(me) 也沒有。”就像德裏達說過的很多話一樣，如果考察其語境和語境的語境的話，這個(ge) 臭名昭著的聲明就更加難以解釋了。不過，它敏銳地捕捉了當時學界哲學熱衷的口味，那年也是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文集《語言轉向》出版的年份，該書(shu) 體(ti) 現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語言哲學的論證思路。到了此時，除了少數反動派之外，幾乎人人都讚同這個(ge) 評判。幾十年來，哲學一直無情地強調語言的本質（與(yu) 現實、善和美的本質形成對比）。任何真正的哲學問題沒有一個(ge) 不是有關(guan) 語言的問題，對此說法的確存在一些爭(zheng) 議。

從(cong) 這裏回顧那個(ge) 時代，語言問題的融合似乎特別引人注目---思想家們(men) 本來千差萬(wan) 別，本來不能或無意進入對話，結果卻持續不斷地幾乎是排他性地完全集中在語言上作為(wei) 我們(men) 體(ti) 驗的核心。那是20世紀思想史的顯著標誌之一，也是一個(ge) 有用的視角用以觀察那個(ge) 時代的哲學發展。

20世紀，西方哲學分裂為(wei) 兩(liang) 種話語，通常被稱為(wei) “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各自擁有自己的經典和術語。同時精通兩(liang) 者（如熟練掌握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伯特蘭(lan) ·羅素（Bertrand Russell）或者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很少有人擁有這樣強烈的動機。如果你呆在某個(ge) 領域，幾乎肯定這個(ge) 院係隻從(cong) 事這種或那種哲學研究。無論是偏向哪一邊，這個(ge) 院係幾乎可以肯定會(hui) 詆毀另外一邊。分析學派認為(wei) 大陸哲學根本就不是哲學，而是毫無意義(yi) 的相對主義(yi) 胡言亂(luan) 語，幾乎沒有什麽(me) 價(jia) 值。大陸學派則將分析哲學歸納為(wei) 毫無用途的、一絲(si) 不苟的邏輯詭辯和科學主義(yi) ，根本不可能進行文化批判甚至不可能與(yu) 人類的實際生活建立起有意義(yi) 的聯係。

然而，兩(liang) 種話語路線擁有的共同之處比熱衷嘲笑對方的參與(yu) 者設想的程度多多了，這一點或許並不令人吃驚。與(yu) 此同時，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源於(yu) 共同的思想曆史（理性主義(yi) 者、經驗主義(yi) 者、唯心主義(yi) 者等），它們(men) 在西方學術界融合起來。這種競爭(zheng) 既有概念爭(zheng) 論也有職業(ye) 利益考量，對抗總是要看哪邊能搞掉對方的教授。但是，在整個(ge) 世紀的上千種方式中，它們(men) 都被嵌入同樣的時代精神。它們(men) 擁有很多相同的癡迷，也有很多相通的缺陷，到了1967年，它們(men) 已經擁有完全不同的詞匯表。

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癡迷於(yu) 語言，一直到世紀末幾乎完全沉迷於(yu) 其中。雙方的動機有些類似：語言哲學將要治愈該學科19世紀猜測性形而上學的混亂(luan) 模糊和空洞無物，諸如黑格爾（ G W F Hegel）、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或者亞(ya) 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等人建立起來的龐大體(ti) 係。背離所有曆史的方向或者存在的本質本身，20世紀哲學家們(men) 傾(qing) 向於(yu) 將焦點集中在短語如“一切存在的本質本身”的意義(yi) 上。當他們(men) 這樣做時，很多人得出結論說這樣的術語沒有什麽(me) 意義(yi) 或者被可怕地濫用了，如果試圖澄清語言的本質，哲學可能變得好很多，似乎更有意義(yi) 得多。

語言學轉向是對自1890年到1910年持續存在的專(zhuan) 業(ye) 和思想危機的一種回應。對黑格爾和康德唯心主義(yi) 的詳細闡釋支配了半個(ge) 多世紀的研究領域，“係統”似乎變得越來越詳細，在任何其他學科尤其是科學領域變得難以理解和應用。與(yu) 當時若幹經驗性科學領域顯著的飛速發展相比，哲學似乎陷入到闡釋老掉牙觀念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其相關(guan) 性令人懷疑，而且語言晦澀難解，不堪卒讀。

首先，我們(men) 拿分析哲學為(wei) 例。正如羅素和摩爾（G E Moore）在世紀初表明的那樣，其基本要旨是通過分析用來表達哲學的語言應對和消除哲學問題，兩(liang) 人都覺得這個(ge) 策略體(ti) 現在其學生和同事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邏輯哲學論》(1921)。那個(ge) 帶來本質性轉向的工程就是澄清有意義(yi) 語言的邊界。比如，摩爾並不試圖解釋存在的意義(yi) ，而是“存在”這個(ge) 詞的意義(yi) ，他認為(wei) 它不是真正的謂語。他並不嚐試告訴我們(men) 存在什麽(me) 特定事物，而是帶著極端的一絲(si) 不苟的關(guan) 心去弄清那個(ge) “特定”意味著什麽(me) 。對話從(cong) 自我的本質轉向“我”這個(ge) 詞的意義(yi) 上。

從(cong) 前的幾乎所有哲學都是廢話，就像“所有的扭捏作態展示了無聊龍、蠢人的早熟、懶人的平庸”（出自劉易斯·卡羅爾的兒(er) 童文學作品《愛麗(li) 絲(si) 鏡中奇遇記》第一章。---譯注），但更少趣味性。

正如羅素和摩爾希望的那樣，這種強調伴隨著邏輯上取得的進步，在相當大程度上讓這個(ge) 學科再次充滿活力，提高了它在學界的地位和可敬性，開啟了一種思考和寫(xie) 作話語和風格，主宰英美大學將近一個(ge) 世紀之久。雖然有時候它墮落成為(wei) 毫無用途的技術細節，但重組的學科成功地定義(yi) 了一種專(zhuan) 業(ye) 技能，從(cong) 方法論上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思想家們(men) 天馬行空恣意翱翔。實證主義(yi) 哲學家艾耶爾（A J Ayer）1936年說過，“所有真正的問題至少在理論上都是能夠解決(jue) 的”，但他認為(wei) ，大部分哲學問題都是偽(wei) 問題，可以通過仔細考察表達這些問題的語言就能消解。他認為(wei) “這樣的形而上學偽(wei) 命題比如‘絕對性進入演化和進步，但其本身不能夠演化和進步’”沒有字麵上的含義(yi) ，甚至對於(yu) 說這句話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因為(wei) 它不可能通過觀察和實驗來驗證。

艾耶爾說他任意性地從(cong) 19世紀末期英國最典型的和占主導地位的哲學家之一布拉德雷（F H Bradley）的作品中摘出來有關(guan) 絕對性的句子。他在確認幾乎所有從(cong) 前的哲學都是字麵意義(yi) 上的廢話，就像“所有的扭捏作態展示了無聊龍、蠢人的早熟、懶人的平庸”，但更少趣味性。不過，艾耶爾說，如果哲學要擁有任何可敬的、有用的和很好定義(yi) 的主題，它應該在語言的本質和功能而不是在現實的本質和功能中去尋找。

18世紀10年代的經驗主義(yi) 形而上學家喬(qiao) 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說過“存在就是被感知”（Esse is percipi）。在貝克萊和很多其他人（如康德）看來，對於(yu) 存在或者真實的東(dong) 西就是它要在人類感知中發揮一定作用，或者對應我們(men) 心中的想象。在對這種風格的形而上學的致敬和模仿中，蒯因（Quine）在1939年寫(xie) 到“存在就是成為(wei) 約束變量的值。”（出自蒯因的論文《論何物存在》，表明了蒯因關(guan) 於(yu) 本體(ti) 論的思想。---譯注）現在，蒯因認為(wei) 自己是在嘲諷形而上學的宏大命題。但是，很難不聽到“約束變量”（bound variable）之類東(dong) 西，它本身就是本體(ti) 論，據此理論，存在依賴於(yu) 語言：存在就是被句子中的“某物”撿起，就像“存在某種高而綠的某物”（或者邏輯語言(∃x)(Fx&Gx)），其中存在量詞約束變量x)。

蒯因在哈佛的同事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其《構造世界的多種方式》(1978)中總結了這個(ge) 途徑：

如果我問這個(ge) 世界，你能主動告訴我它在一個(ge) 或者多個(ge) 參照係之下，但是，如果我堅持要求你告訴我它如何和其他框架分開，你怎麽(me) 說？我們(men) 被限製在描述任何可表述的東(dong) 西上。可以說，我們(men) 的宇宙就是由這些方式而不是由世界構成的。

古德曼和其他人認為(wei) ，數不清的哲學問題已經被世界和我們(men) 描述世界的方式之間的所謂的區分製造出來。他們(men) 認為(wei) ，除非我們(men) 能夠離開自己的心靈，否則我們(men) 就不能對付後者，我們(men) 就真的沒有選擇。羅蒂在1970年代初期總結了這樣的發展是“世界丟(diu) 失了”。現在，我們(men) 隻能談論詞語。

隨著分析的發展，分析動機也在發展。比如在維特根斯坦後期，語言對人類體(ti) 驗和文化的核心重要性已經成為(wei) 明顯的主題，闡釋它給這個(ge) 主題帶來的光亮工程獲得更具內(nei) 在價(jia) 值的動機。現在人們(men) 已經不再是要摧毀19世紀哲學的問題，而是旨在顯示人類文化和交際的基礎。

維特根斯坦在世紀中期的《哲學研究》中宣稱“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分析一種語言就是分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個(ge) 性和一種文化。羅蒂的《語言學轉向》是總結這種思想史的第一部強有力的敘事，到了該書(shu) 出版時，人人都非常清楚的是，無論他們(men) 喜歡與(yu) 否，20世紀哲學的核心研究領域就是語言的本質和對其功能的詳細分析（如奧斯汀（J L Austin）等人的“普通語言”哲學或者索爾·阿倫(lun) ·克裏普克（Saul Kripke）和大衛·劉易斯（David Lewis）的語言形而上學。

在緒論中，羅蒂寫(xie) 到：

本卷的目的是提供在最近的哲學革命---語言哲學方麵反思的材料。我用“語言哲學”指的是這種觀點，哲學問題是或許能夠依靠改造語言或者依靠比現在使用的語言更多的語言理解而解決(jue) 的問題。許多支持者認為(wei) 這個(ge) 觀點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最重要的哲學發現，其實也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發現。

正如在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和羅蒂本人的著作中進一步發展的那樣，蒯因和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走向現在被認為(wei) 是“後現代主義(yi) ”等，這種趨勢在歐洲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了。它認定我們(men) 的體(ti) 驗和我們(men) 的世界是語言構建的產(chan) 物。應該承認，很多人可能抗拒這種描述或其他類似標簽。但是，正如羅蒂、理查德·伯恩施坦（Richard Bernstein）和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具體(ti) 顯示出的那樣，到了1985年，分析傳(chuan) 統和大陸傳(chuan) 統開始在某些結論中出現碰巧一致的情況了，雖然他們(men) 相互之間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如果世界和我們(men) 是文本，我們(men) 或許更像現代主義(yi) 詩歌而不是古典戲劇。

讓我們(men) 現在轉向大陸哲學一邊。雖然他也表現出對“形而上學”的敵意，海德格爾認為(wei) “事物在言詞中、在語言中才生成並存在。”這是他對人的定義(yi) ：

人顯示自我是能說話的實體(ti) 。這並不意味著發出聲響的可能性是人獨有的特征，而是說他是一個(ge) 需要發現世界和自我的實體(ti) 。

現在，那不是蒯因願意說的那種話，不是艾耶爾願意認為(wei) 有意義(yi) 的那種句子。但是，它將語言一直不斷地置於(yu) 核心位置。就像他們(men) 做的一樣，海德格爾的語言哲學途徑開啟了幾十年的話語分析。

海德格爾在其晚期作品比如《在通向語言的途中》(1959)中詳細闡述了這些思想。對它們(men) 的解釋之一就是讓語言成為(wei) 人類體(ti) 驗和現實的根本底線。這可能在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闡釋哲學”中表達得最為(wei) 清楚。伽達默爾式海德格爾的學生和羅蒂的英雄。“闡釋學”這個(ge) 詞最初指的是文本闡釋學科，尤其是聖經，20世紀末期大陸哲學暗示它應該成為(wei) 哲學的繼承人。

“語言是我們(men) 的在世存在的根本操作模式和世界構成的擁抱一切的形式。”伽達默爾在1976年的時候寫(xie) 到。

在有關(guan) 我們(men) 自己和世界的一切知識中，我們(men) 從(cong) 來都是被自身——就是我們(men) 自己的語言包圍著的。我們(men) 是在學習(xi) 講話中長大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們(men) 認識了人，而且最終認識了自己。在真理中，我們(men) 總是在語言中遊刃有餘(yu) 。語言的真實存在就是“它所說的”，當我們(men) 聽到它時，就被帶入語言之中。

現在，這再次不是任何一位分析哲學家的情緒、口吻或教義(yi) 。但是，它可能激發類似深入和詳盡地觀察語言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其實，在很多方麵，德裏達之流的語言“解構”緊跟著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同時也狡猾地放大了後者的偽(wei) 裝。德裏達說，是的，我們(men) 有史以來一直就是語言動物。在某種意義(yi) 上，語言給了我們(men) 現實，或者就是我們(men) 的現實；語言是我們(men) 接觸世界和自己的模式，或者我們(men) 構建和揭示它們(men) 的方式。文學闡釋是人類整體(ti) 體(ti) 驗的很好類比，因為(wei) 兩(liang) 者都是用符號表現的闡釋性活動。

但是，德裏達指出可怕的問題出現了。如果我們(men) 認為(wei) 世界體(ti) 驗類似於(yu) 閱讀體(ti) 驗，正如在闡釋學中，我們(men) 不得不承認閱讀行為(wei) 產(chan) 生幻覺的頻率與(yu) 發現真理的頻率是一樣的。我們(men) 不得不承認，我們(men) 能夠理解的每個(ge) 文本都有可能充斥著晦澀難解的奧秘甚至自相矛盾之處。20世紀的很多文學就是在玩模糊性、超現實主義(yi) 和晦澀難解：如果世界和我們(men) 是文本，我們(men) 或許更像現代主義(yi) 詩歌而不是古典戲劇，更像是詹姆斯·喬(qiao) 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而不是簡奧斯汀的小說。或許我們(men) 陷入了一種處境，我們(men) 沒有辦法向外走遠一點以便看得到這個(ge) 陷阱。

後現代時刻，尤其是諸如福柯和吉爾·德勒茲(zi) （Gilles Deleuze）等人的法國版本開始將焦點集中在語言構建現實的方式上，這是一個(ge) 沒有地基的建築結構，“隨時準備好”垮塌。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後現代思潮理論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 Lyotard）論證說，所有合法性的主人敘事都已經崩潰，這個(ge) 時代已經不能為(wei) 自己創造出闡述自身合理性的連貫語言。法國作家、哲學家、社會(hui) 學家讓·鮑德裏亞(ya) （Jean Baudrillard）論證說，外表/現實區分不過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一種虛構或意識形態回響，我們(men) 生活在符號世界，這些符號並沒有任何所指意義(yi) ，那是包含了所有“現實”的迪士尼樂(le) 園。到了這個(ge) 世紀結束時，其他人探索了更積極的後現代模式。

這些變化之一是諸如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和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等人將焦點集中在敘事概念或故事之上。心理學、曆史、倫(lun) 理學中的敘事理論---還有其他應用---都是以某個(ge) 特定的語言模式或故事敘述作為(wei) 核心，作為(wei) 構建個(ge) 性、文化和現實的核心，就像價(jia) 值觀理論一樣處於(yu) 核心地位。利科在其巨作《時間與(yu) 敘事》（1984）的第3卷中說“生活本身就是講述的故事編織而成的一塊兒(er) 布。”這種人性理論非常時髦：甚至耐克公司就登上了它們(men) 的廣告口號“我們(men) 就是我們(men) 講述的故事。”

利科確認“暫時性…要求思考間接的敘事話語…如果沒有敘事時間，就不可能有關(guan) 於(yu) 時間的想法。”他使用這個(ge) 概念來解釋個(ge) 人身份認同。他寫(xie) 到“什麽(me) 證明我們(men) 行動主體(ti) 的合理性，被他的她的或者適當的名稱所指定，作為(wei) 從(cong) 生到死貫穿一生始終的同一個(ge) 東(dong) 西？答案就是敘事。”對於(yu) 20世紀末期很多人來說，敘事提供了心理學、倫(lun) 理學和形而上學的基礎。它同時解釋了人類身份認同的本質和我們(men) 共同居住的世界的本質，而不是“上帝”或者“自然”為(wei) 從(cong) 前的思想家們(men) 做的事。

他們(men) 的觀念---人人都在像看書(shu) 一樣體(ti) 驗世界---似乎是享受特權者的工藝品。

到了這個(ge) 世紀末，這種敘事理論在影響力很大的哲學家如羅蒂和泰勒的著作中是一種逐漸被稱為(wei) 語言學的或社會(hui) 學的建構主義(yi) 版本：在很大程度上由詞語構建的世界畫麵。它擁有充滿希望的和慈善的政治隱含意義(yi) ：一個(ge) 由我們(men) 構建的世界，能夠被我們(men) 重新構建的世界。我們(men) 可以通過將焦點集中在語言上，通過揭示、批判和改造我們(men) 的語言來創造更美好的社會(hui) 世界。泰勒在其重要著作《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1989）中寫(xie) 道“研究人就是研究僅(jin) 僅(jin) 存在於(yu) 某種語言中的存在，或者部分被某種語言構建的存在。”“除了被介紹進入語言之外，我們(men) 不可能有其他方法被引入人格培養(yang) 中。”

溫和一點說，在羅蒂、泰勒、伯恩斯坦、麥金泰爾身上，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的共同點和跨越大洋的後現代情緒逐漸成為(wei) 一種自我意識。無論如何，如果不是在美國哲學協會(hui) 的會(hui) 議上，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至少在他們(men) 身上已經融合起來了。雙方都能和諾姆·喬(qiao) 姆斯基（Noam Chomsky）辯論，隔離牆開始顯得像一個(ge) 籬笆，你能夠時不時看見籬笆牆外麵的場景，甚至翻過去也並非不可想象的。

但是，同樣道理，他們(men) 提出的問題和引發的衝(chong) 突開始顯得不那麽(me) 迫切了。從(cong) 語言學轉向轉身離開的情景已經開始出現。在20世紀早期顯得非常迫切的問題，無論究竟是什麽(me) ，到了世紀末或許已經得到回答或者已經被放棄了。我不敢肯定，到了20世紀70年代大西洋兩(liang) 岸的語言哲學到底變得多麽(me) 深刻和多麽(me) 複雜。語言哲學和敘事理論到了1999年或許已經非常精致，就像德國唯心主義(yi) 在1899年那樣，但其相關(guan) 性已經讓人產(chan) 生懷疑了。

在新千年，拿一個(ge) 經過改造的領域為(wei) 例，環境議題逐漸成為(wei) 核心，它似乎讓語言構建主義(yi) 變得無關(guan) 緊要，或者簡單地暗示其虛假性。雖然話語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幫助創造碳排放，無論人們(men) 知道還是不知道，敘述還是不敘述，問題的核心是顆粒的物質互動。任何哲學，如果似乎在破壞自然世界現實或者使其變成可以隨意鍛造的人類工藝品，人們(men) 都會(hui) 逐漸覺得它們(men) 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其實，學者癡迷於(yu) 語言闡釋以及他們(men) 的觀念---人人都在像看書(shu) 一樣體(ti) 驗世界---似乎是享受特權者的工藝品，從(cong) 根本上說也是不合理的。

我們(men) 不再是新聞報紙泛濫的星球，而是一個(ge) 想象和視頻圖像文本雜合體(ti) 的世界，這是《邏輯哲學論》沒有涵蓋的東(dong) 西。我們(men) 現在似乎更關(guan) 心我們(men) 是否生活在虛擬現實中而不是生活在文本中。但是，產(chan) 生的各種新問題都在要求我們(men) 新思考，而且也在創造新曆史。正如黑格爾觀察到的那樣，除非塵埃落定，否則我們(men) 真的無法講述某些故事。

譯自：The post-linguistic turn by Crispin Sartwell

How philosophy’s obsession with language unravelled | Aeon Essays 

作者簡介：

克裏斯潘·薩特維爾（Crispin Sartwell），賓夕法尼亞(ya) 狄金森學院哲學副教授，著有《政治美學》（2010）和《糾纏：哲學體(ti) 係》（2017）、最新著作《美：快速沉浸其中》（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