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中華文明統一性看民族認同與(yu) 國家認同

作者：李禹階 肖玲玲（重慶師範大學曆史與(yu) 社會(hui) 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廿三日己巳

          耶穌2023年7月10日

與(yu) 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不同，華夏民族與(yu) 國家在曆史演進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曆史發展道路以及特有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同一性傳(chuan) 統，並在曆史發展中構成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包容性與(yu) 華夏民族的深層價(jia) 值理念。

“協和萬(wan) 邦”與(yu) “天下結構”觀念

國家不僅(jin) 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是社會(hui) 整合的工具。在早期生產(chan) 力水平低下的中國大地上，外在的自然災害及族群間戰爭(zheng) ，與(yu) 聚落社會(hui) 階等分層形成的階級衝(chong) 突相結合，形成了早期國家演進的內(nei) 外動因。從(cong) 文獻考察，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既是一個(ge) 災異頻仍的時代，又是一個(ge) 部落之間衝(chong) 突激烈的時期。為(wei) 了應對這種環境挑戰，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唐虞時代，就產(chan) 生出“自願聯合”的龐大部落聯盟。這種部落聯盟的重要職能就是強化對內(nei) 對外的應力機製，以各氏族、部落的共同力量，來抗拒單個(ge) 氏族、部落所無法抵禦的洪水、幹旱；通過聯盟內(nei) 社會(hui) 整合，達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團的有序化，彌滅內(nei) 部爭(zheng) 戰以及抵禦其他部落的騷擾、入侵。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這種區域間聚落的聚合呈現加速趨勢，並構成了新石器時代“曆史化”運動的二重機製。一方麵，戰爭(zheng) 、遷徙、災害等因素，使各血緣兼地緣性的政治共同體(ti) 成為(wei) 氏族、部落成員的生存“外殼”而具有強大的活力。另一方麵，戰爭(zheng) 與(yu) 洪水、海浸或幹旱，使單個(ge) 氏族、部落必須求助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其他部落力量，以“類”的群體(ti) 手段去對付威脅與(yu) 挑戰。這種挑戰與(yu) 應戰機製，使血緣與(yu) 地域性的部落共同體(ti) 逐漸形成層層疊加的複合型社會(hui) 組織，它既促使著史前政治共同體(ti) 的發展，也促進了各政治體(ti) 中的族類認同與(yu) 政治體(ti) 認同的一致性。

史前中國這種以血緣為(wei) 紐帶的聚落、聚落群的內(nei) 聚化，會(hui) 使史前先民將原始宗教的信仰主體(ti) 及主神崇拜轉移到與(yu) 現實關(guan) 係密切的祖先神崇拜中來，即通過將祖先神作為(wei) 最高主神尊崇，使聚落組織的族類和政治體(ti) 認同更具有宗教神聖性與(yu) 權力合法性。由於(yu) 祖先神的“先公”“先祖”信仰範圍通常保持在其子孫所屬的政治體(ti) 界域內(nei) ，故它必須以世俗的政治、軍(jun) 事權力為(wei) 前提，盡力擴張其政治體(ti) 界域。這使它又具有超乎尋常的開放性、擴展性、包容性，它與(yu) 史前血緣氏族的內(nei) 聚力、向心力相互適應，互相契合，建構了一種跨越血緣、種族、文化，並對周邊區域、種族開放的無界域的“天下”觀以及血緣族氏的中華文明的禮儀(yi) 傳(chuan) 統。

正是這種政治文化傳(chuan) 統，使史前國家具備超越文化、種族的寬廣胸襟及宏大的對“天下”的想象力。唐虞至三代時期，隨著中原政治體(ti) 的迅速擴張，形成了“萬(wan) 邦”來朝的局麵和“天下結構”觀念。《尚書(shu) ·堯典》所謂“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史記·夏本紀》中“眾(zhong) 民乃定，萬(wan) 國為(wei) 治”，應該即是堯舜禹時期的龐大部落聯盟對各大大小小政治體(ti) （聚落群或“古城”“古國”）的吸收、容納、整合。這種政治文化基因催生並強化著中原早期國家的政治建構，也催生著一種新的價(jia) 值形態即“天下結構”觀念。

距今4000年左右“夏”代國家與(yu) 民族的同步產(chan) 生，正是在這種“天下”觀念促進下的民族認同與(yu) 國家認同一致性的體(ti) 現。在中國古人眼中，夏國家與(yu) 夏民族的互生耦合，是作為(wei) 農(nong) 業(ye) 生業(ye) 環境下為(wei) 了應對外在壓力如洪水、衝(chong) 突、戰爭(zheng) 等挑戰而形成的族類理性和文化共識而存在的。如古人通常認為(wei) 夏王朝的建立是大禹“湮洪水，決(jue)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置萬(wan) 國”的結果。《叔屍鎛銘》說：“鹹有九州，處禹之堵。”《詩·商頌·長發》曰：“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這說明在古人眼裏，大禹治水與(yu) 地域性國家和“夏”民族的形成有直接關(guan) 係。而這個(ge) 關(guan) 係的演變過程，即政治和民族的互生共耦過程又是通過文化認同來實現的。《尚書(shu) ·禹貢》稱禹隨山濬川，而後達到“四海會(hui) 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鹹則三壤，成賦中邦……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在《詩經》《左傳(chuan) 》《國語》等亦多有此類記載，這正反映了時人對三代文明口碑相傳(chuan) 的曆史認知。它說明由“夏”所得名的國家與(yu) 民族認同，已經超越當時一邦一族之界限，而具有更為(wei) 廣大的民族認同和政治國家的一體(ti) 化含義(yi) 。

華夏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演進

在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上，民族認同與(yu) 國家認同常常空前一致。例如春秋時期的內(nei) 外交患，使其時代主題交叉點的坐標定在“尊王攘夷”這個(ge) 點上。“尊王攘夷”鮮明地體(ti) 現了時代政治與(yu) 民族這個(ge) 大主題，也是華夏民族認同與(yu) 國家認同向新時期轉化的旗幟。從(cong) 政治意義(yi) 上說，“尊王”凸顯了華夏政治國家的主權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幟作為(wei) 華夏政治共同體(ti) 最高權力的象征，從(cong) 而希望通過“尊王”而循守華夏政治國家的製度秩序。從(cong) 民族意義(yi) 看，“攘夷”突出了華夏民族自覺的族別認知和自我認同意識。《左傳(chuan) 》閔公元年記齊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qin) 昵，不可棄也。”《國語·周語中》周定王雲(yun) ：“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shou) 焉。”很明顯，上述論調既帶有諸夏文化優(you) 越的感性色彩，也有著團結諸夏以求生存的理性意識。這種意識在春秋戰國的曆史發展中，逐漸構成華夏民族、國家一體(ti) 化的文明特質。

春秋戰國的曆史演進本質上對華夏國家與(yu) 民族的發展方向起到了定位作用。一是隨著華夏化浪潮向四方的推湧，華夏民族文化圈進一步向四邊疆域擴展，越來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納入華夏文化範圍，許多過去的夷狄之民融入華夏文化中，成為(wei) 華夏民族中的一部分。二是許多邦、國也在兼並戰爭(zheng) 進程中被大國吞並，政治一體(ti) 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戰國時迸發的由諸夏向華夏（漢）族的民族一體(ti) 化和由邦國向（秦漢）帝國的政治一體(ti) 化的曆史演進呈不可阻擋之勢。而隨著秦漢以來中原及周邊地區大規模的政治一體(ti) 化與(yu) 民族融合，春秋時代激烈的民族對立情緒也逐漸趨於(yu) 緩和，華夷關(guan) 係也基本穩定下來。而在這種國家、民族的一體(ti) 化進程中，華夏族與(yu) 周邊各族人民的思想意識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即作為(wei) 主權的“中國”與(yu) 作為(wei) 民族主體(ti) 的華夏民族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為(wei) 共識，並逐漸沉澱為(wei) 華夏民族、國家深層的價(jia) 值理念。

秦漢是古代中國自夏商周三代以來天翻地覆的時代。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是一次由宗法分封製國家政體(ti) 和以“諸夏”為(wei) 標誌的早期華夏民族向統一的君主集權製國家和統一的漢民族轉化的關(guan) 鍵期。它使統一的王朝國家和漢民族在產(chan) 生、發展的進程中，進入一種新的國家建構與(yu) 民族認同的自覺狀態。武帝時代的“大一統”內(nei) 容不僅(jin) 包括政治一統、文化一統，亦包括了“天下為(wei) 一”的民族和睦和一統的思想。正是漢代士民中這種國家和民族的“天下為(wei) 一”理念，構建了武帝時宏大的王朝氣象。尤其在關(guan) 於(yu) 漢代國家、民族的構建問題上，漢代傑出史家司馬遷著《史記》，為(wei) “華夷共祖”“聖王始祖”的國家觀和民族觀提供了理論依據。《史記·五帝本紀》等篇章以黃帝為(wei) 華夏民族始祖與(yu) 華夏國家第一帝，將匈奴族、南越族、東(dong) 越族、西南夷等民族納入華夏同祖共源的世係中，以開放包容的胸懷，構建了由五帝三王為(wei) 起始的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並成為(wei) 中國人“同源同祖”“聖王始祖”的民族與(yu) 國家的族統、法統、治統的淵源。

其後，曆經魏晉、宋元和明清數個(ge) 時代，在由古代邦國向帝國的政治一體(ti) 化和“諸夏”向華夏民族一體(ti) 化進程中，盡管有著分分合合的大一統及分裂的朝代，但是中國文明始終保持著綿延不絕的連續性的演進曆程。這種演進曆程與(yu) 中國文明的內(nei) 在特征有著密切關(guan) 係，這就是中國古代文明在政治、民族認同意識上既有著強烈的一致性，同時並沒有自我封閉，仍然表現出一種開放、兼容、內(nei) 聚、禮義(yi) 的形式與(yu) 特點。這些特點包含以下幾點內(nei) 容。

第一，種族的兼容性。從(cong) 春秋到近代，華夏周邊許多民族及其氏族、部落，通過與(yu) 華夏（漢）族在文化與(yu) 婚姻等方麵的交融，逐漸融入華夏（漢）民族大家庭。尤其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幾次大的民族衝(chong) 突與(yu) 融合，加速了華夏（漢）民族的發展、壯大。例如唐王朝的盛大繁榮，正是建立在魏晉時代民族融合、胡漢夾雜基礎之上的。

第二，文化的開放性。華夏文化常常有著超越種族、文化差異的巨大包容性、互融性與(yu) 開放性。以秦漢魏晉為(wei) 例，秦漢大一統時代東(dong) 西的鄒魯、關(guan) 中的文化融合，南北的楚漢文化交融，直到魏晉時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使華夏文化融入了各區域的文明要素，更加絢麗(li) 多彩。故古代“中國”在時空上雖相對固定，但在文化上卻十分開放。隻要承認華夏文化的價(jia) 值理念、道德觀念，就可以被華夏文明所接納，各個(ge) 民族、各種文明成果都可以滲透、交融於(yu) 華夏文明之中。

第三，國家對民族的安全性義(yi) 務。在華夏（漢）族人的意識中，作為(wei) 主權的“中國”與(yu) 作為(wei) 中華民族主體(ti) 的華夏（漢）民族的不可分割性成為(wei) 人們(men) 共識。國家維護統一的職責與(yu) 華夏民族的和睦、共榮往往緊密相連。例如自秦漢以來，北防、南征就成為(wei) 曆代王朝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外交、軍(jun) 事要務。秦代修長城、禦北方，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等，都是這種國家、民族一體(ti) 化意識的表征。故每當民族危機來臨(lin) ，人們(men) 往往將“救亡”（民族、文化）與(yu) “救國”（政治國家）聯係在一起，並將這種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於(yu) 國家，期望執政者能領導民眾(zhong) ，擔負起救亡與(yu) 救國的責任。這在我們(men) 國家的曆史上，有無數例證可以說明。尤其在近代鴉片戰爭(zheng) 後，“救亡”“救國”成為(wei) 時代潮流和激勵人心的兩(liang) 大主題，從(cong) 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深層價(jia) 值結構

在秦漢以來的幾千年曆史上，華夏民族往往將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作為(wei) 評判國家、民族強弱興(xing) 衰的基本標準，並形成民族、國家的一種深沉的、綿延不絕的文化心理與(yu) 社會(hui) 理想。曆史上的文景之治、漢武之功、盛唐之音之所以長久被人們(men) 稱頌，就在於(yu) 這些盛大的朝代首先是一個(ge) 民族、國家統一的朝代，一個(ge) 國家穩定、民族和睦、社會(hui) 安寧的時代。

在中國古代，分與(yu) 合、衝(chong) 突與(yu) 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衝(chong) 突的結果，總是更高層次、更大規模的民族關(guan) 係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新調整，並導致更加強大、繁盛的統一帝國和民族共同體(ti) 的出現，使中華文明更加繁榮絢爛。而由衝(chong) 突向融合轉化的必然性背後，一個(ge)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yu) 我們(men) 民族、國家意識中所積澱的深層文化價(jia) 值理念，即以文化認同為(wei) 基礎的國家、民族認同的一致性。世界曆史上不乏一個(ge) 民族長久地分為(wei) 多個(ge) 國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國，人們(men) 往往將國家作為(wei) 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為(wei) 國家的基石，甚至將國家、民族的雙重統一看作實現人生生命價(jia) 值的崇高目標。民族危機即是國家危難，在民族與(yu) 國家危難中，國家與(yu) 民族之間的認同常會(hui) 達成空前的一致，並成為(wei) 人們(men) 願為(wei) 之赴湯蹈火的生命價(jia) 值取向。這種價(jia) 值取向與(yu) 民族集體(ti) 理性涉及方方麵麵的人物。即使是懷抱不平的韜晦之士，隻要觸及國家與(yu) 民族這一主題，也會(hui) 憂憤酣歌、視死如歸。

這種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一致性，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特有情懷。不論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還是封建知識分子（包括農(nong) 民階級的代言人），往往把民族與(yu) 國家統一視為(wei) 其政治、軍(jun) 事的天然使命和最高目標。甚至一些深受漢文化熏陶的少數民族君主亦將一統宇內(nei) 作為(wei) 畢生大業(ye) 和目標。時至近代，在鴉片戰爭(zheng) 之後，麵對民族、國家的危亡和現代化發展的任務，近代愛國誌士積極探索民族和國家的複興(xing) 路徑。他們(men) 在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深層價(jia) 值理念支配下，創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與(yu) 民族革命相統一的思想，並以此為(wei) 核心構建新的中華民族國家。這就從(cong) 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體(ti) 的民族與(yu) 國家在認同之間的張力，為(wei)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所以，當日益腐朽的羅馬帝國為(wei) 四麵八方湧入的“野蠻民族”所侵擾並阻斷其國家、民族的文明發展進程時，中國則在民族與(yu) 階級矛盾的危境中生存自救。這說明，中國內(nei) 部有著十分強大的自我調節和應付挑戰的機製。而這種自我調節的基礎，就是在中華文明統一性基石上建立的民族認同與(yu) 國家認同的深層價(jia) 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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