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之道德觀的價(jia) 值內(nei) 核與(yu) 德性基質

作者：王澤應（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廿五日辛醜(chou)

          耶穌2023年6月12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隻有全麵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曆史發展中創造的倫(lun) 理文明和道德觀，是中華民族關(guan) 於(yu) 處理人與(yu) 自我、人與(yu) 人、人與(yu) 社會(hui) 群體(ti) 、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諸關(guan) 係的道德智慧、倫(lun) 理精神的總和，是集川流的“小德”與(yu) 敦化的“大德”於(yu) 一體(ti) 的道德價(jia) 值體(ti) 係，反映著中華民族關(guan) 於(yu) 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ge) 堂堂正正的好人以及建設一個(ge) 好社會(hui) 、好國家和打造一個(ge) 好世界的價(jia) 值追求和價(jia) 值踐履。中華倫(lun) 理文明和道德觀淵源於(yu) 伏羲時期的“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積蓄於(yu) 炎黃時期的“修德振兵”“得其中和”，大備於(yu) 堯舜時期的“定國名為(wei) ‘中’”“教以人倫(lun) ”，並經由夏商周三代“禮”的損益鼎革、周公“製禮作樂(le) ”“敬德保民”倫(lun) 理價(jia) 值觀的確立，至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法諸家對義(yi) 理價(jia) 值、性命道教及修齊治平等的深度思考和理論建構，孕育並形成了既源遠流長又博大精深的倫(lun) 理文明傳(chuan) 統，凝結成既有根有魂又兼容並蓄的道德觀。

中華道德觀是一種崇尚中正中和與(yu) 中庸之道的道德觀，“務以中道詔人禦物”是這種道德觀的基本價(jia) 值取向。唐堯虞舜時期開始“定國名為(wei) ‘中’”，將“上古以來尚中之德”上升到國德的高度，凸顯了篤行並堅守“中道”的國性意義(yi)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其要旨在“允執厥中”。《尚書(shu) ·洪範》提出了治國安邦的九大理論範疇亦稱“洪範九籌”，而其最根本的涵義(yi) 或價(jia) 值核心則是大中之道。大中之道具有“無偏無陂”“無偏無黨(dang) ”的價(jia) 值特性，在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就是中正無私，無過無不及。中正之道也就是“王道”。隻有超越個(ge) 人的偏好和不以偏好取人才能夠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才能夠執貞一之理，成就王天下的光明正大之德。以孔子、子思、孟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十分推崇中庸之道和中正之德，孔子提出的“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君子矜而不爭(zheng) ，群而不黨(dang) ”都凸顯了君子人格德性的中道品質。《中庸》認為(wei)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子思推崇中庸之道的思想，特別強調“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並在“辟楊墨”的具體(ti) 實踐中倡導“執中用權”，認為(wei) 人們(men) 之所以厭惡執著於(yu) 一端就在於(yu) “賊道”即傷(shang) 害中正之道。漢儒董仲舒從(cong) “道莫正於(yu) 中”的認識出發，認為(wei) “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中庸之道與(yu) 中庸之德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yi) ，直接確證和範導著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德性，也教導人們(men) 如何在天地之間堂堂正正、頂天立地地做人。

中華道德觀是一種崇尚仁愛並以仁為(wei) “人之安宅”的道德觀，“仁者愛人”“為(wei) 仁由己”“親(qin) 仁善鄰”和“天下歸仁”是這種道德觀的基本立足點和價(jia) 值取向。“仁”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內(nei) 在規定性和基本德性。孔子創立了以仁為(wei) 核心的仁學，認為(wei) 仁的本質要求就是“愛人”。積極意義(yi) 上的愛人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消極意義(yi) 上的愛人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一部《論語》，“仁”字出現了109次之多，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對仁德的重視。孟子不僅(jin) 提出了“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理論命題，而且還強調“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仁則榮，不仁則辱”，並將仁義(yi) 視為(wei) 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的“幾希”。仁愛的觀念，仁德的品質貫穿中華民族整個(ge) 文化生命和中華倫(lun) 理文明發展史之中，成為(wei) 中華倫(lun) 理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理念或“母德”。中華文明所推崇的仁愛德性或仁愛美德，持續而有效地鑄造了中國人的“良善”“友善”“和善”之心性，體(ti) 現著“愛人猶己”“推己及人”和“仁以為(wei) 己任”的道德價(jia) 值追求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境界。

中華道德觀是一種崇尚道義(yi) 、正義(yi) 並以義(yi) 為(wei) “人之正路”的道德觀，“君子義(yi) 以為(wei) 質”“惟義(yi) 所在”“舍生而取義(yi) 者也”是這種道德觀的核心要義(yi) 和基本價(jia) 值取向。“義(yi) ”的最一般涵義(yi) 是適宜、合理、正當，“義(yi) 者宜也”。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指出：“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他也把義(yi) 視為(wei) “天理之所宜”，與(yu) “人情之所欲”的“利”相對而言。在將仁德視為(wei) “心之德，愛之理”的基礎上，朱熹把義(yi) 界說為(wei) “心之製，事之宜”，義(yi) 既是人們(men) 心理的一種價(jia) 值宰製與(yu) 自我規約，又是行為(wei) 適宜與(yu) 合理的一種標準或尺度。義(yi) 的本質屬性和基本要求就是要在動機和行為(wei) 上區別正當與(yu) 不正當、應該與(yu) 不應該的合理限度，追求自己應當追求的，舍棄自己應該舍棄的，在實際的道德生活中就是要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guan) 係，做到“見得思義(yi) ”“義(yi) 然後取”。孟子在見梁惠王時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命題，並對之進行了深刻的論證，堅持認為(wei) 從(cong) 來沒有崇尚仁德的人會(hui) 遺棄自己的父母，從(cong) 來沒有傾(qing) 慕義(yi) 德的人會(hui) 背叛自己的國君。孟子認為(wei) ，無論何種人，隻要秉持仁義(yi) 之道待人接物就會(hui) 處理好各種人際關(guan) 係和事業(ye) 關(guan) 係，就會(hui) 形成理想性或“王天下”的道德生活佳境或效果。孟子還將義(yi) 視之為(wei) 人世間的最高價(jia) 值，高於(yu) 人的生命。當人的生命與(yu) 道義(yi) 發生矛盾的時候，真正有道德追求的人總是“舍生而取義(yi) 者也”。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區分了“一人之正義(yi) ”“一時之大義(yi) ”和“古今之通義(yi) ”，並引入“公”“私”概念來進行分析，強調“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認為(wei) 就“一人之正義(yi) ”與(yu) “一時之大義(yi) ”的關(guan) 係而言，“一人之正義(yi) ”為(wei) 私，“一時之大義(yi) ”為(wei) 公，而就“一時之大義(yi) ”與(yu) “古今之通義(yi) ”而言，“一時之大義(yi) ”為(wei) 私，“古今之通義(yi) ”為(wei) 公。因此，堅守義(yi) 道崇尚義(yi) 德要求我們(men) “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始終著眼於(yu) 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ti) 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將“天下為(wei) 公”視為(wei) 中華美德的最高價(jia) 值目標之一。中華義(yi) 德鑄就了中華民族“率天載義(yi) ”的浩然正氣，培育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liang) 昆侖(lun) ”的愛國主義(yi) 情操和民族精神。

中華道德觀是一種崇尚誠信並以誠信為(wei) 做人、經商和治國之本的道德觀，“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是這種道德觀一以貫之的主張和價(jia) 值追求。《管子·樞言》指出：“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結”即是紐結或者說核心價(jia) 值觀念。《管子·幼官》將“結之以信”與(yu)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qin) 之以仁，養(yang) 之以義(yi) ”等相提並論，堅持認為(wei) “身仁行義(yi) ，服忠用信，則王”。孔子不僅(jin) 提出了與(yu) 朋友交言而有信和“敬事而信”的倫(lun) 理命題，而且將“民信之矣”視為(wei) 治國平天下重要的德性和價(jia) 值觀念，認為(wei) “民信之矣”遠高於(yu) “足食”“足兵”，凸顯出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至上價(jia) 值。《中庸》不僅(jin) 對“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作出了深刻論述，而且提出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的“誠明合一論”，認為(wei) 唯天下至誠不僅(jin) 能夠“參讚天地”而且能夠感化天下，達到成己成物、“合外內(nei) 之道”的目的。《貞觀政要·論誠信》載魏徵上疏言：“為(wei) 國之基，必資於(yu) 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yu) 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yu) 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又說：“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wei) 上則敗德，為(wei) 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wei) 也。”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說》中將“必信”與(yu) “知恥”“重厚”“耿介”相提並論，並認為(wei) “信者，向之所謂重然諾也”，一個(ge) 團體(ti) 或一個(ge) 人“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矣”。革命要成功就必須弘揚“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諾”“輕死生”的倫(lun) 理美德，故信之為(wei) 德至大且遠，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華道德觀是一種崇尚和諧和睦、主張以和為(wei) 貴的道德觀，“家和萬(wan) 事興(xing) ”“和衷共濟”“協和萬(wan) 邦”是這種道德觀基本的精神信念和品德追求。中華道德觀始終堅持以和為(wei) 貴的價(jia) 值標準，推崇“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充滿著對和睦、和諧、和平以及“中和”“太和”的高度肯定，以和為(wei) 貴、協和萬(wan) 邦等觀念和傳(chuan) 統深深植根於(yu)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體(ti) 現在中國人的行為(wei) 方式上。《國語·鄭語》記載周太史史伯的話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之謂和，故能豐(feng) 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把“和”定義(yi) 為(wei) “以他平他”，即不同事物相互集合得到平衡，從(cong) 而能產(chan) 生出新事物，這就叫“和實生物”。如果隻是相同事物重複相加，就不可能產(chan) 生新事物，這就叫“同則不繼”。比史伯稍後的齊相晏嬰也探討了“和”與(yu) “同”的區別，認為(wei) “和”是不同事物之間的辯證統一，“和”運用到君臣關(guan) 係中就要求臣下既認同君主正確的地方同時又能舉(ju) 諫君主的過錯，這樣才能做到君臣和諧，使國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和安頓。《易經·乾卦》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wan) 國鹹寧。”《尚書(shu) ·堯典》指出：“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中華民族曆來是崇尚和諧、熱愛和平的民族，中華文明始終是堅持“和而不同”，主張“仇必和而解”“化幹戈為(wei) 玉帛”和“協和萬(wan) 邦”的文明。

此外，中華道德觀還是一種推崇忠孝廉恥、禮儀(yi) 文明的道德觀，“在家盡孝”“在國盡忠”並富有濃鬱的家國情懷，為(wei) 人為(wei) 官注重廉潔奉公、知榮明恥，講求文明禮貌、待人以禮是這一道德觀的基本價(jia) 值取向，並使中國獲得了禮儀(yi) 之邦、文明古國的稱譽。

中華道德觀形成了一整套關(guan) 於(yu) 個(ge) 體(ti) 的處世美德，關(guan) 於(yu) 處理婚姻家庭生活的家庭美德、關(guan) 於(yu) 處理職業(ye) 生活關(guan) 係的職業(ye) 美德、關(guan) 於(yu) 處理社會(hui) 公共生活的社會(hui) 公德，關(guan) 於(yu) 處理國家民族關(guan) 係的國際交往美德和民族關(guan) 係美德，有助於(yu) 建構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道德價(jia) 值和美德倫(lun) 理體(ti) 係，對凝聚中華民族的倫(lun) 理價(jia) 值共識和發展中國特色的倫(lun) 理文明作出了曆久彌新的曆史性貢獻。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王船山思想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研究”〔21AZD105〕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