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稱謂始於(yu) 西周？周人何以史詩級逆襲？

作者：倪偉(wei)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1期

西周之謎：中華文明的關(guan) 鍵一步

公元前1059年5月下旬，岐山腳下的人們(men) 仰頭看到了“赤烏(wu) 降臨(lin) ”。那一天，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聚集在西北的一小片天空中。這是種罕見的天象，3000多年後，天文學家追蹤證實了那一年的“異象”，這種天象516年才發生一次。

看到異象的人是周族的人，姓姬，生活在岐山下的岐邑。百年前，他們(men) 的首領古公亶父帶領族人踏上征途，來此定居，建立了屬於(yu) 自己族人的城邦。他們(men) 現在的首領叫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孫子。

經曆三代首領的經營，周人將岐邑建設得越發強盛，人口穩步提升。當時最強大的政權是位於(yu) 今天中原殷墟的商朝，周人則偏居在遙遠的西部，有山河阻隔，商人稱他們(men) 為(wei) 西岐。周人臣服於(yu) 商朝，出土的甲骨文顯示周人祭祀的時候，還會(hui) 祭奠商人祖先和最近死去的商王。不過，商朝的紂王非常殘暴昏庸，沉溺於(yu) 酒池肉林，不理朝政，百姓民不聊生。

這次天象震撼了周人。他們(men) 隱隱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神秘力量的召喚？或許是天命降臨(lin) ？

姬昌隨即稱王，宣布脫離商朝統治。在“天命”的召喚下，周人開啟了征戰之路，統治區域不斷擴張。文王去世後，公元前1046年，其子周武王率領西土部落聯盟東(dong) 征，冬天時抵達洛陽北部的黃河邊，跨過黃河，直撲商都。公元前1046年2月，西岐遠征軍(jun) 在商郊牧野與(yu) 商人全麵交戰。戰鬥異常慘烈，持續了一天一夜，次日日出時，周人大獲全勝。商紂王自焚身亡，西周建立。

陝西臨(lin) 潼1976年出土的武王征商簋(又名利簋)銘文記載了牧野之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寥寥4行33字，驚心動魄。這隻簋與(yu) 《封神演義(yi) 》的故事存在於(yu) 同一時期，如今在國家博物館可以見到真身。

今天，在關(guan) 中平原西部的陝西寶雞，岐山的地名，數千年未變。岐作為(wei) 地名，在這裏隨處可見。在曆史上，“岐”這個(ge) 字與(yu) 周朝密切相關(guan) ，這裏的周原遺址，散布著周人的大量遺跡。

與(yu) 以殘暴著稱的商朝相比，周朝仿佛進入另一個(ge) 文明的次元。幾百年後，東(dong) 周魯國的孔子念念不忘的那個(ge) 禮樂(le) 昌明、政通人和的時代，正是以文王、周公代表的先周晚期和西周早、中期。在後世，“周製”留下一個(ge) 令人懷想的政體(ti) 模式。周人更加嫻熟地使用起語言和文字，係統地撰寫(xie) 曆史、以詩言誌，他們(men) 留下的故事和詩歌，至今仍不難讀解。及至東(dong) 周，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如熔岩噴發，達到令人困惑的高度。而這一切的一切，距離殺人獻祭、神秘荒蠻的商朝，不過一步之遙。

西周肇建並不是中國曆史上一次普通的改朝換代，而是一次文化上的躍升。從(cong) 商到周，政治、哲學、文化等各層麵改天換地。如曆史學家許倬雲(yun) 所說，周代的建立並不隻是常見的朝代遞嬗，也是整個(ge) 文化體(ti) 係與(yu) 政治秩序的重新組合，從(cong) 此奠定了中國文化係統的一些基本特色。他總結：“西周以蕞爾小國取代商，崛起渭上，開八百年基業(ye) ，肇華夏意識端倪，創華夏文化本體(ti) ，成華夏社會(hui) 基石。”

謎團重重的商周巨變是如何發生的？

史詩級逆襲

這段遙遠而縹緲的曆史，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今天並非遙不可及。

2020年到2021年，在陝西寶雞岐山縣的王家嘴村西北，周原考古隊發現了一座夯土建築的基址。基址坐北朝南，麵積超過2200平方米，是前堂後室的兩(liang) 進四合院式建築。通過地層學、器物學分析後，考古工作者得出結論：這可能是周原遺址目前可以確認的第一座先周時期大型夯土建築基址。

先周，指的是周人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曆史時期，從(cong) 古公亶父到周文王都屬於(yu) 先周。也就是說，先周是周人發跡的時期，周原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岐邑。

為(wei) 了這個(ge) “先周首個(ge) ”，考古工作者已經陸續奮鬥了大半個(ge) 世紀。

尋找先周，始於(yu) 上世紀30年代的寶雞鬥雞台，興(xing) 盛於(yu) 周原。1976年2月，岐山縣鳳雛村生產(chan) 隊社員平整土地時，發現了大量堅硬的紅燒土和牆皮。考古隊隨後啟動發掘，一處大型建築基址浮出水麵，編號為(wei) “甲組(宗廟)建築基址”。從(cong) 上往下一共有四個(ge) 文化層，最底層正是西周時期。鳳雛甲組拉開了周原大範圍考古的序幕。

甲組基址一共1469平方米，中線依次分布著門道、前堂和過廊，東(dong) 西兩(liang) 邊配置門房、廂房，像一套標準四合院。除了宏大的建築，甲組基址還有一個(ge) 重大發現：在西廂房第二室的窖穴中，出土了1.7萬(wan) 多件(片)甲骨，其中282片上有刻辭。這是殷墟之外規模最大的一次甲骨發現。

那時候，因為(wei) 岐山這個(ge) 名字，附近一直被推測是古岐邑的所在，但沒有證據。一些考古學者認為(wei) ，鳳雛村的發現基本確證了岐邑的中心位置。甲組基址是一處高等級建築，這不禁惹人遐想：它會(hui) 是周王的宮殿嗎？至今仍有人認為(wei) ，它就是文王的宅院，可稱為(wei) “文王大宅”。

但考古總是小心翼翼，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根據考古分析，鳳雛甲組並不能確認為(wei) 先周時期，而西周特征則很明顯。在現實中，物質的使用周期往往橫跨人為(wei) 劃定的時代，這處建築有可能從(cong) 先周一直使用到西周，但半個(ge) 世紀前的考古工作沒有給我們(men) 留下足夠的線索。參與(yu) 周原考古10年並在2016年擔任考古領隊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宋江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遺憾的是，在當時的考古工作條件下，很多信息沒有搜集，導致現在還不能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

而宋江寧認為(wei) ，鳳雛甲組可能不是文王的宮殿，它的廂房多且小，居住的特點似乎更突出一些。根據越來越多的周原建築遺存發現，現階段很難指認周王的宮室，更無法確認哪座建築就是文王住過的。

周原位於(yu) 今天陝西關(guan) 中西部，考古學界定義(yi) 的周原有廣、狹之別。狹義(yi) 的周原指今天扶風、岐山兩(liang) 縣的北部，東(dong) 西寬約6公裏，南北長約5公裏。廣義(yi) 的周原則指關(guan) 中平原西部，渭河之北、岐山以南的狹長區域，東(dong) 西綿延餘(yu) 70公裏，南北寬約20餘(yu) 公裏，土厚水沛，自古就是理想的棲居之地。

3000多年前，生存在今天陝西北部地區的周人受到少數民族戎狄的騷擾，古公亶父帶領族人向西遷徙時，走到岐山下，見到這片土地肥沃繁盛，生長的苦菜都是甜的。《詩經·大雅·綿》被認為(wei) 是周人的史詩，記錄了這段傳(chuan) 說，“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他們(men) 很滿意，於(yu) 是“曰止曰時，築室於(yu) 茲(zi) ”，就此定居，命名周原。

周原是中國考古版圖上的一個(ge) 重要區域，也是解讀中國曆史的一個(ge) 迷人的切口。1976年之後，考古隊於(yu) 1999年、2014年幾次重返周原，重啟大規模發掘，尋找岐邑這個(ge) 目標貫穿始終。周原遺址是全國商周時期出土青銅器最多的遺址，數量達上千件，超過殷墟，其中大盂鼎、小盂鼎、牆盤、毛公鼎等重器以長篇銘文聞名。周原出土的萬(wan) 餘(yu) 片甲骨，數量僅(jin) 次於(yu) 殷墟；現已探明100多座單體(ti) 夯土建築遺跡，為(wei) 全國西周遺址之最。然而，這些證據還難以證明岐邑的所在，因為(wei) 缺乏先周的有力證據。

2003年12月，考古隊在周原遺址以西30公裏的岐山周公廟遺址作野外調查時，在一個(ge) 廢棄的水渠裏，北京大學考古專(zhuan) 家徐天進偶然看見了一個(ge) 小骨片，用手一擦，赫然有字。次年春天，考古人員順藤摸瓜，在水渠邊找到了一個(ge) 埋藏著密密麻麻甲骨的坑，挖出來的第一片卜甲上，開頭兩(liang) 個(ge) 字就是“周公”。周公廟甲骨上一共辨認出400多個(ge) 字，出鏡率最高的名字就是周公。隨後在一片野棗樹林裏，考古隊又發現了22座大墓，其中10座有4條墓道、4座有3條墓道，而西周諸侯國國君的墓葬隻有一或兩(liang) 條墓道。這些更高規格的墓葬主人不禁引人猜測：會(hui) 是周王嗎？但學者的普遍觀點是，周公廟遺址應該是周公的采邑——即國君賜給卿大夫世祿的田地，那些大墓不是周天子的墓，而是周公家族的墓。

尋找岐邑仍在繼續。2004年，考古人員在周公廟遺址以西10公裏的鳳翔縣水溝遺址有了新發現，發現了周長4000餘(yu) 米的城牆，是目前所知西周最大的城，城內(nei) 也有大型宮殿基址。隨後，他們(men) 以周公廟為(wei) 中心，四處出擊，在蔣家廟又發現一座軍(jun) 事防禦性質的周城，在周公廟之西發現了鑄銅作坊……

迄今，考古人員在周原遺址發現了4片建築區域，鳳雛村和王家嘴村都在其中。如今王家嘴先周遺存的確認，為(wei) 岐邑的證實提供了一個(ge) 難得的證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良高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找到每一個(ge) 時代的大聚落或者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目前來看，通過諸多發現，我認為(wei) 王家嘴這一帶應該是當時先周文化區內(nei) 最高等級的中心。如果我們(men) 認為(wei) 古公亶父遷岐這個(ge) 事是可信的話，(王家嘴)這個(ge) 地方應該是最有可能的。”

周文王在岐邑稱王後，十年內(nei) 似乎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商人族群，建立起周人的區域性霸權。他們(men) 逐漸東(dong) 進，進攻了晉南的一些小國，距離商朝都城已經不遠。文王去世前不久，在關(guan) 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建立“豐(feng) ”作為(wei) 新的都城，將勢力從(cong) 渭水西部的周原悄然東(dong) 移。

文王去世後，其子姬發繼承翦商大業(ye) 成為(wei) 武王，為(wei) 父守喪(sang) 三年後，武王率西土武裝東(dong) 征，完成滅商的最後一擊。據《史記》的說法，商紂王聚集起70萬(wan) 軍(jun) 隊迎戰，武王的武裝隻有四五萬(wan) 人，但在牧野的凜冬時節，商人都無心為(wei) 暴虐的紂王作戰，紛紛倒戈，商王朝葬送於(yu) 周人遠征軍(jun) 之手。在後來與(yu) 此有關(guan) 的神話小說《封神演義(yi) 》中，楊戩、哪吒、雷震子等人物都位列西土軍(jun) 隊之中。

在商朝，周隻是一個(ge) 偏居西部邊陲的少數民族聚落，在政治、經濟、文化、軍(jun) 事等各方麵，與(yu) 中央王權都沒有可比性。這樣一個(ge) 小國，為(wei) 何產(chan) 生滅商的理想，又如何實現翦商大業(ye) ，令人好奇。這是西周曆史研究中的一個(ge) 重要命題。曆史學家許倬雲(yun) 是西周史專(zhuan) 家，著有《西周史》，他研究的重點，就是西周從(cong) 一個(ge) 蕞小的部落，如何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國家，而且建構了超越國家的封建秩序。

而正是這套秩序，無意間鑄成了華夏社會(hui) 的基石。

西土聯盟與(yu) 天下分封

如果以《詩經》中的說法，周人滅商的戰略規劃始於(yu) 文王的爺爺古公亶父，“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憑借在西部地區三代首領的經營，周人勢力雖然逐步強大，但與(yu) 商王朝相比仍然難以抗衡。當時周是商的附庸國，據文獻記載，紂王曾聽信讒言拘禁過周文王，於(yu) 是才有司馬遷“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說法；周原甲骨卜辭裏也記載過，商王朝曾經討伐過周。可見，商對周有碾壓之勢。

周人臥薪嚐膽、厚積薄發，但為(wei) 了滅商，依靠自己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他們(men) 還需要一股別的力量加持。商朝西陲活躍著很多古老的少數民族，《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十一年，聯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方國部族，對陣商郊牧野。這就是西土聯盟。

聯盟的格局，延續到了西周建立之後。周朝並不像商朝那樣以吞並的形式實現統治，而是讓各方國部族各自回到故土，保持自己的特色。

曆史記載得到了考古的呼應。西周考古呈現出非常獨特的麵貌，是一種百花齊放的多次級區域中心布局。在西周都城遺址之外，遍布各地的諸侯國遺址不斷帶來驚喜。西周考古中大量發現的高等級遺跡遺物，都屬於(yu) 世襲貴族家族，如山西曲沃晉侯家族墓地、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平頂山市應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河北邢台邢國墓地、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墓地、西安張家坡井叔家族墓地、山西絳縣倗伯家族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黎城黎國墓地、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迄今為(wei) 止，考古已經證實了晉、燕、虢、魯、齊、應、邢、滕、陳、宋、蔣、衛等西周封國的所在。

西周為(wei) 何有這麽(me) 多封國？

回到西周開國之初，武王克商之後，並沒有立刻占領商朝都城自居，而是率主力部隊西歸。被征服的商朝遺民仍交給紂王之子武庚管理，武王留下三個(ge) 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駐紮在商舊都附近，監督武庚。兩(liang) 年後武王去世，幼子成王年幼，武王的另一個(ge) 弟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聯合武庚發動叛亂(luan) 。隨後，周公聯合西周宗室召公東(dong) 征，平定叛亂(luan) 。之後三年，周公再次攻下商舊都，並且征服了整個(ge) 東(dong) 部平原，將西周領地向東(dong) 推進到山東(dong) 半島。

正是這次周公東(dong) 征，而非武王伐紂，真正開啟了西周的政治建構大業(ye) 。

為(wei) 了管理東(dong) 部平原和其他王國邊緣的戰略要地，周王室成員和親(qin) 屬被派到各地建立封國，戰國時期的曆史學家將這種製度命名為(wei) ：封建。西周開國元勳薑尚——即傳(chuan) 說中的薑子牙——受封於(yu) 今天淄博附近，建立齊國；周公受封於(yu) 今天曲阜的魯國，由於(yu) 要在國都輔佐成王，派長子伯禽代為(wei) 赴任；燕國在今天的北京西郊房山，是北京近3000年建城史的起點……這些封國是西周王朝強有力的觸角，牢牢穩固了王朝對廣大領土的統治。“西周國家在其征服的每一個(ge) 角落都植入了周的成分，以作為(wei) 統一政權管理的一部分。”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教授、西周史學者李峰認為(wei) ，“(這些變化)決(jue) 定了中國華北平原隨後幾個(ge) 世紀裏的基本政治結構。”

這種政治格局正是源自周人龍興(xing) 的特殊經曆。周人小國寡民僻居西部，麵對東(dong) 部的廣土眾(zhong) 民，必須設計一套統治機製——“封建親(qin) 戚，以藩屏周”的製度。許倬雲(yun) 說，這一封建製度，包括兩(liang) 個(ge) 舉(ju) 措：一是分封子弟與(yu) 親(qin) 戚，在緊要的地點戍守，彼此援助，構成一個(ge) 龐大的控製網絡；二是籠絡不同文化的族群，尋求合作。

考古發現提供了佐證。迄今為(wei) 止，周王室的遺存都是一個(ge) 謎團。在普遍認同的西周三個(ge) 都城遺址——周原、豐(feng) 鎬與(yu) 成周，出土的基本是高等級貴族家族遺留下的遺存。豐(feng) 鎬遺址迄今所見最高等級的遺存，是西周貴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級建築和大量青銅器窖藏，基本也都與(yu) 貴族家族有關(guan) ；洛陽成周遺址考古所見的，也是周人和殷商遺民的貴族墓地，與(yu) 王室密切的文化遺存很難見到。

這說明，周王權的存在感遠不如商，王權留下的遺存也就稀少了，這些現象支撐了周王作為(wei) 天下“共主”的說法。徐良高認為(wei) ，這種商周政治體(ti) 製的差異，可能就是後來中國曆史上常常爭(zheng) 論不已的“周製”與(yu) “秦製”兩(liang) 種不同政治理念與(yu) 體(ti) 製的曆史根源。東(dong) 周時期周王權衰落，諸侯並爭(zheng) 、諸雄爭(zheng) 霸的曆史原因，也可以追溯到此。

做周原考古的宋江寧到殷墟考察時，就像西部小城岐邑的百姓進了首都，第一印象便被商都的壯觀所折服。商是資源高度集中於(yu) 首都的國家，“就像法國被稱為(wei) 巴黎和巴黎之外，商也可以分為(wei) 殷墟和殷墟之外，”宋江寧說，“整個(ge) 商王朝的GDP肯定比不過西周，但殷墟GDP會(hui) 超過西周的每一個(ge) 城市。”

地理角度為(wei) 周的逆襲提供了另一個(ge) 解釋。從(cong) 周人克商開始，來自西部關(guan) 中的政治集團取代東(dong) 部政治集團的變革，在中國曆史上不斷重演。秦滅六國，楚漢之爭(zheng) ，北周滅北齊，隋唐建立……這一係列由弱者厚積薄發造就的王朝更迭，都是這一經典模式的複現，而以周代商是第一次。原因在於(yu) ，關(guan) 中平原這片神奇的土地，西起寶雞、東(dong) 至潼關(guan) ，在黃河、秦嶺等山河環抱之中，擁有天然的軍(jun) 事屏障，而渭河、涇河衝(chong) 積的平原提供了北方難得的沃土，形成這些弱勢族群在安全的環境中默默積蓄勢力的理想溫床。彼時，周人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自然稟賦的優(you) 勢作用，但若從(cong) 整個(ge) 中國曆史來看，不難清晰地看出這一點。

對商周之際劇變的關(guan) 注由來已久。早在近一百年前，王國維曾在《殷周製度論》中斷言，“中國政治與(yu) 文化之變革，莫劇於(yu) 殷周之際。”他認為(wei) ，周人與(yu) 商人最重要的製度差異，一是立子立嫡之製，從(cong) 而產(chan) 生宗法及喪(sang) 服之製，以及封建子弟之製、君天子臣諸侯之製；二是廟數之製；三是同姓不婚之製。這些製度是周管理天下的綱紀，旨在“納上下於(yu) 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ti) 。”有人讚同這一論述，也有人認為(wei) ，周對商的承襲大於(yu) 革命。兩(liang) 種觀點至今爭(zheng) 論不休。

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教授、西周史學者李峰認為(wei) ，如果一定要說周代的創舉(ju) ，應該是西周的行政體(ti) 製。西周的官僚製可以按照行政理性和具體(ti) 的行政需要來運作，這對後來中國曆史的影響非常深刻。

不同於(yu) 商依靠霸權和宗教維係統治，正規的政府管理開始在西周出現。到西周中期，基本形成了具有官僚形態的政府體(ti) 製，主要包括卿事寮、太史寮、王家三大係統。最重要的成就是“寮”這種機構，寮不是具體(ti) 官職，而相當於(yu) 常設的行政機構，能把不同官員放在這個(ge) 機構裏，反映了當時周人對政府基本行政功能已經有分類的概念。“寮”本身的字義(yi) ，象征宮殿裏麵有火，火意味著燈火通明，反映的是日常不間斷的行政職能。中國最早的政府由此誕生。

殷鑒不遠：周的反思

不僅(jin) 後世為(wei) 周人滅商的曆史所不解，連周人自己也很意外。

為(wei) 什麽(me) 周能滅掉商？周人何以配得上這天下？他們(men) 希望找到一種解釋，同時也是在建立一種正統性。《尚書(shu) 》中幾篇寫(xie) 於(yu) 周初的文獻裏，記載了滅商之初周人對這段曆史的求索和解釋。他們(men) 最後相信，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qin) ”的道理讓他們(men) 繼承大統，將商人失國歸咎於(yu) 德行敗壞，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詩經·大雅·蕩》記下了振聾發聵的名句：“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周人發現，商朝的傾(qing) 覆與(yu) 夏朝近乎於(yu) 原樣複刻，他們(men) 終於(yu) 領悟，這便是“天命”的規律。

周人極具反思精神，譬如他們(men) 認為(wei) 嗜酒是商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便頒布禁酒令。青銅觚、爵、斝這些酒器，在商朝禮製中居於(yu) 中心地位，周朝則以鼎、簋等食器取而代之，考古證據與(yu) 文獻記載完全吻合。殷鑒不遠，周人處處以商人失國的教訓警戒著自己。

當他們(men) 追溯到公元前1059年那次“赤烏(wu) 降臨(lin) ”的異象，便追認為(wei) 那就是受命於(yu) 天的征兆，文王立國、武王伐紂是替天行道。後世學者普遍將“天命”概念視為(wei) 周人的一項重大發明，與(yu) 商人的“上帝”相對立。商人並不尊崇天，他們(men) 尊崇“帝”，“帝”是商族的保護神，源於(yu) 商部落的祖先崇拜。“作為(wei) 賦予了人性的神的‘天’——宇宙的終極力量，這看上去無疑是周人的一個(ge) 發現。”李峰說。

李峰認為(wei) ，周人滅商不僅(jin) 是一場軍(jun) 事戰爭(zheng) ，也是一場意識形態甚至心理上的戰爭(zheng) 。因為(wei) 商紂王被冠以昏庸殘忍的暴君之名，商王朝官員也是嗜酒成性、放縱無能，作為(wei) 天命所歸的周人，自認為(wei) 有難以推卸的責任執行上天對商的懲罰。如《詩經》所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周人自認代表著一套新的道德，開啟了一個(ge) 新的時代。

“周人當時很弱小，一看商王朝這麽(me) 強大又這麽(me) 殘暴，就必須在武力之外輔以德，才有可能團結更多的力量，建立強大的聯盟，才有可能克商。”宋江寧說。考古對於(yu) “殷周之變說”最直接的證據，是周人遺址中從(cong) 未出現過人殉、人祭的遺存。與(yu) 商朝同時的西岐小國，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統治方式和信仰結構。“王國維先生那時候絕對看不到這樣的證據，這是今天我們(men) 考古學能夠做的貢獻。”宋江寧說。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王震中曾經總結，商周兩(liang) 代禮製思維分別是注重“人神關(guan) 係之禮”和“人際關(guan) 係之禮”，從(cong) 周初開始，周人——特別是周公——將對天的虔敬納入禮製框架，提出敬天保民的理念，將“人神之禮”改造為(wei) “人際之禮”。王震中認為(wei) ，實現這一改造最重要途經，就是引入“德”的理念和規範，形成天命與(yu) 德治、天命與(yu) 民意相結合的辯證統一。相較於(yu) 商代的神權政治，這顯然是一個(ge) 飛躍性的進步。

周人將敬天保民的思想貫徹在執政中，比如“明德慎罰”“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依(痛)”等，與(yu) 商朝的人祭傳(chuan) 統等相比，周人在尊重生命、體(ti) 恤生民方麵走出了重要一步。許倬雲(yun) 認為(wei) ，周人提出的“天命”觀念，可以引申為(wei) 兩(liang) 點：第一，統治者的治國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對於(yu) 人間秩序有監督與(yu) 裁判的權力。這些觀點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見的突破，擺脫了宗神與(yu) 族神的局限，轉化為(wei) 具有普世意義(yi) 的超越力量。統治者承受天命，就要負起天命賦予的道德責任。

“這是高超的理想，很難在真實的人生完全實現，但正由於(yu) 有此理想，人間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在《西周史》中，許倬雲(yun) 稱讚道，“周人懸此理想，可謂中國文化上劃時代的大事，不像別處以神意喜怒為(wei) 標準的文化，要經過長時間的演變才走到這一步。”這一套新哲學，安定了當時的政治秩序，引導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為(wei) ，也開啟了中國人道精神及道德主義(yi) 的政治傳(chuan) 統。

奠基華夏文明

回到1976年鳳雛村發現的那座甲組建築基址，建築裏最神秘的部分，就是那個(ge) 作為(wei) 甲骨坑的窖穴。

這個(ge) 長方形窖穴位於(yu) 西廂房第二個(ge) 房間裏，長1.55米、寬1米、深1.9米，上段四壁為(wei) 1.3米的夯土，屬於(yu) 房屋的夯土台基，下段為(wei) 0.6米的生土。這個(ge) 構造說明窖穴打破了房屋台基，時代應晚於(yu) 房屋台基的年代。窖內(nei) 東(dong) 西兩(liang) 邊還各有一個(ge) 縱深1米左右的橫向洞室，北邊有一個(ge) 小龕。

提到甲骨文，人們(men) 想到的幾乎隻有殷墟，其實周人也有用甲骨的習(xi) 俗。其材質特點和字體(ti) 風格，與(yu) 安陽甲骨都有很大區別。許多刻字小如粟米，細如發絲(si) ，最小的隻有1毫米見方，堪比微雕，用放大鏡才能看清。而直筆刀法剛勁有力，圓筆運用自如，有獨特筆風。

周人用這些甲骨來祭祀和占卜，例如其中一片上刻著“伐蜀”，另一片刻著“征巢”，應該是為(wei) 征伐蜀、巢兩(liang) 國事先所做的占卜。卜辭中記載了關(guan) 於(yu) 周人的很多一手信息，比如周人會(hui) 祭祀去世的商王，說明他們(men) 臣服於(yu) 商人的地位；而“楚子來告”的表述，儼(yan) 然是一方霸主的口氣，說明周人的實力正在上升。負責發掘的周原考古隊推斷，這些記載中有很多是武王伐紂之前的先周曆史。

這些甲骨文體(ti) 現的語言文字水平，與(yu) 殷墟甲骨文類似。然而到了西周時期，鑄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則呈現出周人在語言文字能力上的巨大躍遷。現存至少有數百篇西周青銅銘文相當長，內(nei) 容已經十分完整。幸而有這些今天看來歪歪斜斜的甲骨文和青銅銘文，由於(yu) 古人對於(yu) 文字的虔敬和信仰，讓後世的人們(men) 得以重返真實的曆史現場。與(yu) 傳(chuan) 世的上古文獻相對照後，傳(chuan) 說與(yu) 信史的分野顯現出來。

如果說利簋對武王滅商的記錄尚顯得簡明扼要，那麽(me) 另一些青銅銘文則呈現出豐(feng) 富而生動的細節。周朝的鑄銘青銅器很多用在祭祀祖先的宗教場景中，但內(nei) 容卻通常與(yu) 祭祀本身並無關(guan) 係，而是記載了一些真實曆史事件，主題相當廣泛，涉及周王命令、軍(jun) 功、官員、婚姻、家係宗譜、經濟交易、外交和法律條約等方方麵麵。“比之商代，書(shu) 寫(xie) 證據在質量上的提高，可以使我們(men) 對西周的政治和禮儀(yi) 製度以及社會(hui) 狀況等方麵有更好、更連續的理解。”李峰說。

讀寫(xie) 文化的擴散並不限於(yu) 地理層麵，同時也延伸到西周各社會(hui) 領域。不同於(yu) 商朝主要用文字占卜，西周的政府行政、官員任命等活動都會(hui) 付諸文字，西周王畿出土了百餘(yu) 件冊(ce) 命金文，便是當時的任命文書(shu) 。根據青銅銘文顯示，當時在竹、木等材料上的文字書(shu) 寫(xie) ，已經被用在民間商品交易、土地定契等方麵，這些文字雖然早已隨著易腐材料化為(wei) 泥土，但曾經廣泛存在於(yu) 周人的日常生活中。

因為(wei) 文字在社會(hui) 中的廣泛應用，可以推想，讀寫(xie) 能力在西周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普及，這為(wei) 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易經》《尚書(shu) 》和《詩經》部分內(nei) 容便是由西周的人書(shu) 寫(xie) ，中國真正的書(shu) 寫(xie) 傳(chuan) 統從(cong) 此起步。周朝貴族從(cong) 渭河平原向偏遠地區遷移，可能同時帶著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商朝遺民，文字和文化被播撒到更為(wei) 廣闊的地區，西周因此成為(wei) 中國乃至東(dong) 亞(ya) 文字書(shu) 寫(xie) 發展的一個(ge) 關(guan) 鍵時期。

“西周的文化對後世影響很大。比如禮樂(le) 文化，我們(men) 後來認為(wei) 華夏與(yu) 戎狄之分就是禮樂(le) 文化之分，何為(wei) 華夏？禮樂(le) 文化就是華夏文化的核心。再比如政治的影響，周製與(yu) 秦製成為(wei) 塑造後世的兩(liang) 種政治模式。諸子百家更不用說了，中國文化的內(nei) 核和基礎都在於(yu) 此，儒家就是以周公作為(wei) 奠基人的。《詩經》更不用說了，奠定了文學的基礎。所以我們(men) 經常講，周文化某種意義(yi) 上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良高說。

商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消滅與(yu) 取代，周文化則以聯盟和兼容為(wei) 特征。“總的感覺，商文化的傳(chuan) 播猶如肯德基快餐連鎖店，全球一個(ge) 標準。而周文化的傳(chuan) 播猶如中國的川菜菜係，在不同地方都有所變化，以適應各地人們(men) 的傳(chuan) 統口味偏好。”徐良高說。

從(cong) 考古學視角來看，西周國家的形成可以視為(wei) 一個(ge) 渭河流域以外的那些帶有強烈本地傳(chuan) 統的各個(ge) 地區植入周人精英文化元素的過程。自西周中期以來，周文化傳(chuan) 統和不同地方傳(chuan) 統的最終融合，為(wei) 東(dong) 周繁榮的地方文化奠定了基礎。

1963年，在距離周原遺址不遠的寶雞市陳倉(cang) 區賈村，考古人員從(cong) 地底發掘出了一隻西周青銅尊，名為(wei) 何尊。何尊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外表張揚繁複，十分精致。尊內(nei) 底部鑄有122字長篇銘文，這篇重要的文獻講述了周成王遷都洛陽成周之事，最引人矚目的，則是銘文中出現的四個(ge) 字——宅茲(zi) 中國。

這四個(ge) 字的意思是，武王克商之後，向天昭告要建都於(yu) 天下之中，治理民眾(zhong) 。“宅茲(zi) 中國”象征獲得天命，擁有天下。所謂“中國”，並非指代國家，而是指代天下之中的區域。然而因為(wei) 其字麵含義(yi) ，它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意義(yi) ：這是現存所有文字中最早的“中國”二字。

從(cong) 文獻來看，中國的稱謂，正是始於(yu) 西周。當然，彼時的中國與(yu) 今天的中國，是兩(liang) 個(ge) 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隔著曆史回看，那個(ge) 遙遠又蒼茫、神秘又壯闊的遠古時代，在骨子裏與(yu) 我們(men) 仍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它以崇德和平等的信條聯合盟友，開創波瀾壯闊的逆襲神話，又以接納和包容的姿態融合異邦，走出不可思議的文化躍遷之路。如此種種，對三千年後的世界仍舊不無啟迪。

參考資料：李峰《西周的政體》《早期中國：社會與文化史》；許倬雲《西周史》《萬古江河》；徐良高《由考古發現看商周政體之異同》；韓茂莉《大地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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