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通書(shu) 》的思想價(jia) 值

作者：薑喜任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十一日丁亥

          耶穌2023年5月29日

周敦頤這個(ge) 名字之所以會(hui) 被大家記住，首先是因為(wei) 他的名篇《愛蓮說》。實際上，周敦頤不僅(jin) 是《愛蓮說》的作者，更是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他位居“北宋五子”之首，世稱濂溪先生。《宋史·道學傳(chuan) 》在述及兩(liang) 宋理學的發端時說：“千有餘(yu) 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yu) 舂陵，乃得聖賢不傳(chuan) 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shu) 》，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yu) 天而性於(yu) 人者，瞭若指掌。”意思是說，孔孟之後，漢唐千餘(yu) 年的儒學全是章句訓詁的傳(chuan) 經之學，對於(yu) 孔孟心法毫無了解，直至北宋周敦頤出世才跨越漢唐直接承繼孔孟之絕學，重新闡發儒學的陰陽五行之理和天道性命之妙。周敦頤的學術思想集中體(ti) 現在《太極圖說》和《通書(shu) 》中，曆史上對《太極圖說》的爭(zheng) 議較多，但對《通書(shu) 》的評價(jia) 卻一直很高，因而《通書(shu) 》實際上是周敦頤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關(guan) 於(yu) 周敦頤著作最早最權威的記載，見於(yu) 周敦頤的朋友潘興(xing) 嗣所作的《濂溪先生墓誌銘》。潘興(xing) 嗣在《濂溪先生墓誌銘》中說周敦頤特別擅長談論儒家的心性義(yi) 理之學，對《周易》有著精深的研究，“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據此，周敦頤的主要著作是上述三種，其中並沒有《通書(shu) 》之名。那麽(me) ，當今流傳(chuan) 的《通書(shu) 》是如何形成的呢？作為(wei) 收集、整理、注解周敦頤著作的第一功臣，朱熹認為(wei) ，在周敦頤的上述三種著作中，《易說》是“依經以解義(yi) ”，即依據《周易》的經文逐字逐句地解釋其含義(yi) ，而《易通》則是“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yu) 經者也”，即通論《周易》的大義(yi) 而並不逐字逐句地注解。朱熹認為(wei) ，《易通》即是後世所謂的《通書(shu) 》，隻不過何時由《易通》更名為(wei) 《通書(shu) 》則無從(cong) 考證。

從(cong) 曆史上《通書(shu) 》的實際流傳(chuan) 情況來看，早在朱熹之前，南宋初年學者胡宏、祁寬等為(wei) 周敦頤的著作所作的序、跋中已有《通書(shu) 》之名。另外，南宋高宗紹興(xing) 四年（公元1134年），學者朱震在其所上《漢上易傳(chuan) 》的《進周易表》中也說“敦頤作《通書(shu) 》”。由此可見，此書(shu) 至遲在北宋末南宋初已名之為(wei) 《通書(shu) 》。據祁寬的《通書(shu) 後跋》，此書(shu) 主要是在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兩(liang) 兄弟的門人弟子中流傳(chuan) ，因而書(shu) 名可能是二程兄弟或他們(men) 的弟子所更改，至於(yu) 為(wei) 何更名以及究竟何人所更，則早在朱熹時就無法得知了。

從(cong) 現存《通書(shu) 》的內(nei) 容來看，其中既有對《周易》某一卦的具體(ti) 解說，也有對《周易》大義(yi) 的通論。因此，有人懷疑，今本《通書(shu) 》可能並非當初《易通》的原貌，而是摻入了《易說》的內(nei) 容。對此，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表示讚同，他說：“周敦頤大概對於(yu) 《周易》，有專(zhuan) 講易卦的，這是《易說》；有通論《周易》的，這是《易通》。《易說》和《易通》的分別就像王夫之《周易內(nei) 傳(chuan) 》和《周易外傳(chuan) 》的分別。大概這兩(liang) 部著作後來都殘缺了，有人把剩餘(yu) 的部分混為(wei) 一書(shu) ，總名之曰《通書(shu)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這一解釋比較合理，今本《通書(shu) 》可能就是在《易通》的基礎上混合了《易說》的一部分內(nei) 容而編成的。

《通書(shu) 》共分40章，各章之間並沒有緊密的邏輯聯係，類似於(yu) 講稿或語錄的匯編。《通書(shu) 》文字簡約精審，義(yi) 理明白暢達，全麵展現了周敦頤的思想。其主要內(nei) 容包括哲理玄思、德性修養(yang) 和施政治民三個(ge) 方麵，既表達了對天人宇宙的哲學思考，又探討了士人學子的言行如何合乎聖人之道，還總結了怎樣當政施治才能獲得最佳的治理效果，可以說是一部理論與(yu) 實踐相結合的好書(shu) 。

周敦頤精通《周易》，《通書(shu) 》本身就是對《周易》的解讀，因而《通書(shu) 》中的哲理玄思其實就是周敦頤對《周易》哲理的思考。周敦頤認為(wei) ，《周易》探究了萬(wan) 事萬(wan) 物的本源，《易傳(chuan) 》曰：“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意思是說乾元天道是萬(wan) 事萬(wan) 物的根本，萬(wan) 事萬(wan) 物因乾元天道而得以產(chan) 生、發展、變化。由乾元天道衍生出一種純粹至善的德性，周敦頤稱之為(wei) 誠德，以仁、義(yi) 、禮、智、信五常為(wei) 代表的倫(lun) 理原則以及人類的各種行為(wei) 都是以誠德為(wei) 根本遵循的。盡管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從(cong) 天道稟賦了誠德，但是隻有聖人能把誠德完全地貫徹到自己的一切行為(wei) 中，賢人則以聖人為(wei) 榜樣時時檢點自己，改過遷善，努力讓自己不斷地恢複到純粹至善的本來麵目。

那麽(me) ，士人學子如何才能恢複到誠德的本來麵目呢？這就涉及德性修養(yang) 的問題。首先，周敦頤認為(wei) ，德性修養(yang) 最重要的是“慎動”。即言行謹慎，動必得正。聖人之所以為(wei) 聖人，關(guan) 鍵就在於(yu) 他的一切言行都符合誠德的要求。周敦頤說：“君子乾乾不息於(yu) 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士人學子以聖人為(wei) 榜樣，努力不停地讓自己的行為(wei) 達到誠德的標準，必須克製憤怒，抑製欲望，改過遷善，這樣才能符合仁義(yi) 中正的聖人之道。其次，周敦頤認為(wei) ，德性修養(yang) 還應該尊重師道，重視道德教化。每個(ge) 人個(ge) 體(ti) 之間存在剛柔善惡的氣質差異，或偏於(yu) 剛，或偏於(yu) 柔，很難達到中正中和。有鑒於(yu) 此，聖人重視師道尊嚴(yan) ，“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yu) 明”，在老師的教誨引導之下讓人能夠“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學而優(you) 則仕是儒家一貫的價(jia) 值追求，士人學子加強德性修養(yang) 的目的在於(yu) 治國安邦。因而，周敦頤在《通書(shu) 》中講誠德，講德性修養(yang) ，最終必然指向施政治民。首先，周敦頤認為(wei) ，施政治民最關(guan) 鍵的是統治者，他說：“天下之眾(zhong) ，本在一人。”為(wei) 了實現以仁義(yi) 治理天下的目的，周敦頤向統治者提出兩(liang) 點建議：一是用心要純，“仁義(yi) 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二是任用賢能，“賢才輔則天下治”。其次，在具體(ti) 的治理方法上，周敦頤主張重禮樂(le) 而慎刑罰。他說：“禮，理也；樂(le) ，和也。”禮的作用在於(yu) 區分尊卑貴賤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樂(le) 的作用在於(yu) 和諧社會(hui) 各階層之間的關(guan) 係。治理天下首重禮樂(le) ，用禮樂(le) 處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的關(guan) 係。禮樂(le) 不及之處則輔之以刑罰，但用刑必須慎重。周敦頤說：“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罰關(guan) 乎百姓的性命，因而不可不慎，這顯然是針對當時“政刑苛紊”的現實情形有感而發。

總之，周敦頤的《通書(shu) 》講德性修養(yang) ，然後歸之於(yu) 施政治民，完全符合孔孟儒學天人貫通、內(nei) 聖外王的學術理路。但是正如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任何思想都不能脫離它的時代，周敦頤的《通書(shu) 》正是因為(wei) 適應了宋明以來傳(chuan) 統中國思想文化與(yu) 政治曆史的發展趨勢，所以才會(hui) 被推崇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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