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公不顧私

—— 孔德墉先生行狀二三事

作者：張振濤

來源：《中國音樂(le) 學》2023年第2期

孔德墉先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的開創者之一，也是“資料室”(圖書(shu) 館的初期稱呼)最早的負責人，為(wei) 收藏事業(ye) 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的三件事尤為(wei) 突出：第一，參與(yu) 接受盛家倫(lun) 的兩(liang) 萬(wan) 冊(ce) 圖書(shu) ，第二，謀劃接手鄭穎孫180件樂(le) 器書(shu) 譜，第三，確立音樂(le) 圖書(shu) 館分類法。“三板斧”讓資料收藏其道大光。圖書(shu) 館最珍貴的一批藏品均出自他手，後人不能不對這位生命力超級旺盛、記憶力超級強健的創始人的回憶與(yu) 口述刮目相看。是曆史的恩賜還是孔德墉的存在推動了音樂(le) 圖書(shu) 館拾級增高、最終擔得起“天下第一樓”的盛名?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書(shu) 譜收藏史的幸運，而受惠者更願意將這種小概率的幸運解釋為(wei) 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

一個(ge) 好的研究機構同時也必須是一個(ge) 好的資料中心，獨一無二的圖書(shu) 資料是衡量一家學術機構品次的重要標準之一。20世紀50年代前，無論是宮廷藏書(shu) 閣，還是私家藏書(shu) 樓，基本上都沒有音樂(le) 書(shu) 譜的專(zhuan) 藏，裹挾於(yu) “經史子集”夾縫中的音樂(le) ，若隱若現、若有若無。中國音樂(le) 研究所建立音樂(le) 圖書(shu) 館的意義(yi) ，就在於(yu) 改寫(xie) 了不把音樂(le) 當回事的狀況，以專(zhuan) 業(ye) 性、係統性、規模性，使無處安身的音樂(le) 學找到了獨立門戶的家。一批學者，一時俱起，網羅理董，以夜繼朝，在簡樸平靜的年頭致力於(yu) 收藏事業(ye) ，把尚未聚集的音樂(le) 典籍匯集一庫，讓學科大致摸清了豐(feng) 厚家底。稿本、抄本、善本、孤本、珍本，囊豐(feng) 篋盈，蔚為(wei) 钜觀，使中國音樂(le) 研究所圖書(shu) 館成為(wei) 中國音樂(le) 資料庫藏的無冕之王。如果把晚清以降音樂(le) 家為(wei) 尋求自立而匯集音樂(le) 資料的目標視為(wei) 一種連續行動的話，那麽(me) 探視這座富甲四海、一峰獨秀的圖書(shu) 館，就是回視“興(xing) 廢係乎時序”的曆程。

2022年12月25日，孔德墉先生故去(享年96歲)。他是中國音樂(le) 研究所的開創者，也是“資料室”(圖書(shu) 館最早稱呼)最早的負責人。他穿著白襯衫、打著領帶一塵不染的樣子，定格於(yu) 僅(jin) 差五天的新年前夜。過去一年，單位名冊(ce) 上掛出了多次縞素，孔德墉、簡其華、毛繼增，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幾位年逾九十的高齡長者，都於(yu) 2022年謝世。他們(men) 代表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他們(men) 積累的庫藏卻永不消失。這篇誄文就是為(wei) 了讓曆史記住他們(men) 留在來路上的深深轍痕，以免遺澤無複可識。

孔德墉先生做過一係列今天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大事，其中三件尤其突出：第一，參與(yu) 接受盛家倫(lun) 的2萬(wan) 冊(ce) 圖書(shu) ，第二，謀劃接手鄭穎孫180件樂(le) 器書(shu) 譜，第三，確立音樂(le) 圖書(shu) 館分類法。“三板斧”讓資料收藏其道大光。圖書(shu) 館最珍貴的一批藏品均出自他手，後人不能不對這位生命力超級旺盛卻於(yu) 最好時節不得不黯然離職的人投以歉愧目光。不知是他出生晚了還是時代早了，他遇到了孔氏家族“推尊入卑”最終成為(wei) 反麵角色的年頭，昔日第一世家的榮耀帶來了無盡麻煩。1957年，文彥出任資料室主任，實際上是對他的曲加革斥。雖有李元慶庇護，但進退皆受羈牽，意見屢遭蔽塞，60年代初成為(wei) 第一批“下放幹部”(他的用語“被淘汰”)，使他心灰意冷。“文革”時，屢遭批鬥。之後，他再也不願回到音樂(le) 研究所，先選擇去了美術研究所，1980年轉赴香港，繼承家業(ye) ，棄文從(cong) 商。

1999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在香港舉(ju) 辦中國樂(le) 器展，他看著老器物的表情，讓人感到比之人言，倒是默默無語卻留下過年輕時代手澤的藏品讓他“胸隱然痛，心砰然躍”(錢鍾書(shu) 語)。某種程度上講，是樂(le) 器藏品讓他心底回暖，盡釋前嫌。可見博物館具有一器以勾恩怨、一物以平溝壑的作用。2010年，他策劃、出資、出版了《李元慶紀念文集》。讓他讚美的人不多，李元慶是他真心擁戴的領導。這件事沒人逼著他做。心甘情願，出錢出力，與(yu) 其說是對老領導的交代，毋寧說是對年輕歲月的遙寄。命運似乎又給了他一個(ge) 反饋機會(hui) ，讓一輩子沒有名分的“戍邊卒”終於(yu) 獲得了在一本嚴(yan) 肅著作上署名的光榮。因署名而正名，因丹心而汗青，多少慰藉了鬢霜時節“非官身”的寒心。他神采奕奕親(qin) 率我們(men) 到周巍峙家請其作序的路上，笑著說：“又去找組織了”。

說起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人們(men) 首先想到的是楊蔭瀏、李元慶、黃翔鵬等，談起資料，也會(hui) 想到王世襄夫婦和有“掃地僧”之稱的李文如，孔德墉則因幾十年遠居香港，成為(wei) 一個(ge) 被忽略的名字，如同隱士湮沒於(yu) 中心敘事。其實對圖書(shu) 館收藏事業(ye) 的貢獻，大多數人遠不如這位深藏不露的人。他應該成為(wei) “資料室”的敘述主角。

他收藏鄭穎孫樂(le) 器的事，我在《懷滿鏗鏘》(《中國音樂(le) 學》2009年第4期)一文已有敘述，此不贅。對於(yu) 他的生平，尚待係統梳理，一篇行狀，難以盡舉(ju) 。本文僅(jin) 舉(ju) 三事，以見其功，也表達我們(men) 對孔德墉先生的哀思。

一、盛家倫(lun) 書(shu) 庫

(一)藏書(shu) 家

盛家倫(lun) (1910—1957)，因演唱電影《夜半歌聲》插曲(田漢詞、冼星海曲)而影響廣泛。1935年他與(yu) 呂驥、沙梅等在上海組織合唱團，從(cong) 事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參與(yu) 過“新音樂(le) 運動”的許多大事。他是中共地下組織成員，曾穿上國民黨(dang) 軍(jun) 裝，借憲兵隊的車，掩護田漢出逃。田漢觀看俄羅斯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創作的中國風格歌劇《孟薑女》後，直率地指出朗誦調食洋不化，引用盛家倫(lun) 的話：“黃源洛的《秋子》用西洋標準的朗誦調，結果人們(men) 都學著用唱洋歌的調子念‘哪裏來的奸賊，我把他丟(diu) 在河裏’，傳(chuan) 為(wei) 笑談。如今《孟薑女》的‘看四下無人，不免脫下衣衫，親(qin) 自撈取便了’，‘你唱個(ge) 歌兒(er) ，我放你過關(guan) ，也就是了’，都同樣可笑。”可見田漢與(yu) 盛家倫(lun) 關(guan) 係非同尋常，並對其民族聲樂(le) 鑒賞力大為(wei) 欽佩。

1935年冼星海回國，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特科，委派盛家倫(lun) 與(yu) 周巍峙，做冼星海工作，爭(zheng) 取其投入抗日救亡歌詠運動。這使冼星海改變了出國計劃，轉赴延安。

1953年起，盛家倫(lun) 定編為(wei) 中國音樂(le) 研究所“通訊研究員”。說來奇怪，他的名聲不是因為(wei) 演唱《夜半歌聲》，而是因為(wei) 藏書(shu) 。他生平落拓，不利營謀，把錢都花在藏書(shu) 上。術有專(zhuan) 攻，藏有專(zhuan) 類，在音樂(le) 領域，他的品鑒力到了在京城藏書(shu) 圈內(nei) 舉(ju) 足輕重、左右書(shu) 價(jia) 的程度，常以書(shu) 霸式作風對付書(shu) 商。孔德墉回憶道：

他家的地上，堆著一包袱一包袱的書(shu) ，都是琉璃廠、隆福寺的書(shu) 商送來的，東(dong) 四“中國書(shu) 店”那邊的也有。書(shu) 商在一函書(shu) 中，拆出頭一本和末一本，讓他估價(jia) ，看值多少錢。書(shu) 商不懂音樂(le) ，叫他鑒定。什麽(me) 朝代?品相好不好?大概多少錢?許多好書(shu) ，盛家倫(lun) 留了下來，沒給人家錢，人家也不好意思要。

孔德墉回憶盛家倫(lun) 與(yu) 書(shu) 商會(hui) 麵的場景，聽他縱論天下藏書(shu) 樓與(yu) 各類版本，什麽(me) 宋版、明版、秘書(shu) 閣、道光本。各家藏書(shu) 與(yu) 自己的相比，先比有沒有，後比什麽(me) 版本，最後比開本、墨色、品相。在樂(le) 書(shu) 、樂(le) 譜領域，他敢與(yu) 任何藏家一爭(zheng) 高下，所以，這種名聲既讓人意外也順理成章。

(二)落魄者

盛家倫(lun) 也有過“男兒(er) 何不覓封侯”的雄心。但1949年後，居功自傲，沒有走上領導崗位，不免自甘沉淪。孔德墉繼續道：

當時盛家倫(lun) 40多歲，情緒不好，天天罵街。盛家倫(lun) 是光棍，李元慶對我說：“你也沒有女朋友(那時李元慶太太李肖，還忙活著給我介紹女朋友呢)，你就星期日到他那裏學習(xi) 吧。他懂得圖書(shu) ，你多請教，好為(wei) 圖書(shu) 館做點具體(ti) 事。”

當時盛家倫(lun) 住在王府井附近東(dong) 單棲鳳樓一個(ge) 小院的二層樓內(nei) 。先後同住的有黃苗子、鬱風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北京電影製片廠製片主任戴浩一家，時任文化部處長的鄔析零一家。鄔析零住樓下，盛家倫(lun) 住樓上。樓下一間大廳和兩(liang) 間側(ce) 室，因吳祖光介紹，曾為(wei) 上海《新民報晚刊》駐北京辦事處。《新民報晚刊》總經理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常在此旅居。1957年“反右”後，小院被視為(wei) 文人相聚的是非之地。主持運動的領導表示，不能讓這批人住在一起。於(yu) 是，黃苗子、鬱風一家，搬到王世襄的芳嘉園小院。

盛家倫(lun) 家裏除了兩(liang) 個(ge) 沙發沒別的。他生活起居很不正常，中午12點起床，所以我得下午去。禮拜天也一樣，到那兒(er) 一塊兒(er) 吃飯。吃飯也很奇怪，飯店外賣送粽子。要幾個(ge) ?我去也要兩(liang) 個(ge) 。四個(ge) 粽子，你來兩(liang) 個(ge) ，我來兩(liang) 個(ge) 。吃了聊天，他就開罵。1949年後，他自然應該當官，但他不買(mai) 一些人的賬。

沒有人描述過盛家倫(lun) 的內(nei) 心，近在咫尺的孔德墉看到了他的短處。對組織認同，對領導不認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仕途。生活毫無規律，目中無人，難以相處，成為(wei) 致命要害。他最大的貢獻是幫助田漢逃避了國民黨(dang) 追捕，動員冼星海轉道延安。對其藝術名聲奠定影響最大的當然還是因為(wei) 電影插曲的演唱者，這些導致了他過分自負，前功盡棄。他是有資格成為(wei) 領導也渴望成為(wei) 領導卻因特殊原因而不能成為(wei) 領導的人，這使他處境尷尬。

(三)搶占風波

1957年，盛家倫(lun) 病倒了，他的藏書(shu) 成了各個(ge) 單位窺伺的目標。孔德墉敘述道：

剛開始也不知道他得了什麽(me) 病，沒上醫院，後來來了車，送到病房，住了兩(liang) 個(ge) 禮拜。

我每天去，護士提意見：“你負責這病人嗎?病房都成了俱樂(le) 部了，你叫那些人趕快走，不許再來了，能養(yang) 病嗎?”後來病情惡化，是尿毒症。

盛家倫(lun) 到醫院後，把家裏鑰匙給了我。我就住在他家，看到衣櫃裏怎麽(me) 一件衣服都沒有。白天上醫院，晚上回去，吃完飯再回屋。他的藏書(shu) ，各單位都打算據為(wei) 己有，因為(wei) 涉及舞蹈、戲曲。文聯的、舞協的(舞蹈家協會(hui) 吳曉邦非常想要)、美協的、劇協的，爭(zheng) 著要。

究竟是什麽(me) 書(shu) ，當時我也不知道。沒功夫翻，他擺得很亂(luan) ，都靠牆堆著。他住院期間，我把書(shu) 翻完了，知道有些什麽(me) 了。

有一本書(shu) 據說是盛家倫(lun) 寫(xie) 的。他生前說，你別動這個(ge) 手稿。最後我才動的那本手稿。看完才知道，不是盛家倫(lun) 寫(xie) 的，是潘懷素寫(xie) 的。他把潘懷素的稿子抄了一遍。我知道潘懷素有研究燕樂(le) 的稿子，就是這本。

病情轉化，開始還挺好的。第二天找了個(ge) 湖南籍大夫，開的藥方是，一條獨參湯。一條人參，我得去買(mai) 呀。那時，不能隨便買(mai) ，是高幹專(zhuan) 供品。李淩等人來看過，我就坐著李淩的車，找到中國文聯副主席陽瀚笙。陽瀚笙開了封信，讓我去買(mai) 。

楊梅珠斜街，有個(ge) 小院，是專(zhuan) 供高幹商品的指定地點。不是一般商店，但也是商店，得有介紹信才能買(mai) 東(dong) 西。有700多元一條的人參，太貴了，買(mai) 不起。雖然前兩(liang) 天我身上帶著800塊錢。後來買(mai) 了460元一條的，趕快回去。醫院給我開了一間房，拿了個(ge) 電爐子，把人參放裏邊。煮唄，煮完後，十點多鍾，但他已經咽不下去了。腿和腳，腫成麵包一樣。不行了，咽不下去了。搪瓷缸一小碗，喝不了了。一點多鍾，盛家倫(lun) 去世了。

那條人參，不是一塊，是一整條，而且是野參，從(cong) 頭到尾的一條，有頭有須，這麽(me) 長一條，我得喝呀。還有個(ge) 錦盒，裏麵還有渣，我磕到手裏，一塊兒(er) 吃了。吃了以後覺得怎麽(me) 那麽(me) 甜?看來是拿糖醃過的，甜得很。喝了獨參湯，把電爐子、搪瓷杯交還，還了鑰匙，去了火葬場。

在火葬場，我們(men) 一起推進去。我親(qin) 手給他撿骨灰，人家告訴我先撿哪塊，後撿哪塊，最後把天靈蓋，擺在上麵。我給他買(mai) 了骨灰罐兒(er) 。他有一個(ge) 舅舅，帶他一塊去買(mai) ，得叫人家滿意才行。到了安定門，看了一個(ge) 古董罐兒(er) ，真不錯，窯燒的，非常好。我們(men) 連夜寫(xie) 挽聯，有替趙丹寫(xie) 的，還有替別人寫(xie) 的。追悼會(hui) 來了很多名人，老一代電影人金山等都來了。

此事發生於(yu) 1957年，正值“反右”。李元慶讓孔德墉不要回所，有意避開，天天泡在盛家整理圖書(shu) 。

呂驥早就給我布置了任務，他說：“你這兩(liang) 個(ge) 月不能離開(我剛結婚呢)，就得在那兒(er) 待著。各單位都會(hui) 來搶書(shu) 。住醫院的錢，是我們(men) 音樂(le) 研究所出的。這個(ge) 理對不對?想要書(shu) ，得先拿錢來。你們(men) 沒拿錢，這就不好說了。書(shu) 怎麽(me) 處理呢?你得記好，他是贈送給中國音樂(le) 研究所的。明確這一點，別人就不來搶了。”

為(wei) 了不讓別的單位搶，就得先登報，先發《光明日報》。那天晚上，呂驥對我說：“你擬個(ge) 稿吧。”我說：“不行，我擬稿還得給李元慶看，你擬稿就不用給李元慶看了。”其實我已經和李元慶商量了，這是李元慶讓我這樣說的。

呂驥給我的任務還有找自傳(chuan) ，他連個(ge) 自傳(chuan) 都沒有交給過組織。他的信很多。我主要是找遺囑，假如遺囑說要送給別人，我們(men) 就麻煩了。但確實沒有。

李元慶和鄔析零，同在延安，交情深厚。鄔析零答應，第二天發稿。一見報，其他單位全都傻了。名正言順，歸音樂(le) 研究所了。

我住了兩(liang) 個(ge) 多月，後來資料室的周昌璧等人也來參加了登記、入賬、分類。我在那兒(er) 整理，她們(men) 登記。

李元慶還派了王世襄、楊友鴻、何稚潔等人一起參與(yu) 了書(shu) 目清理造冊(ce) 工作。

(四)營構既成

這段故事，刀光劍影，幕幕驚險，場場驚心。表麵上是“盛家倫(lun) 遺囑將藏書(shu) 約兩(liang) 萬(wan) 冊(ce) 全部捐贈中國音樂(le) 研究所”，實際上是呂驥、鄔析零、李元慶、孔德墉合作導演的一場接收大戲。呂驥頂層設計，命筆定調；鄔析零保駕護航，彌縫曲護；李元慶深謀遠慮，未雨綢繆；孔德墉貼身跟進，親(qin) 力親(qin) 為(wei) 。四位音樂(le) 家，上下貫通，前後一心，終於(yu) 把這批珍貴藏書(shu) 盡收囊中。圖書(shu) 館分量，平添千鈞。

孔德墉是我所見過的記憶力最強的人，幾十年前發生的事，何年何月何時何人，脫口而出，許多細節，描述清晰，極富畫麵感。我之所以盡量保持文本的口述形式(難免的訛誤略有矯正)，也是想保留這份栩栩如生、頗具現場感的敘述。這則故事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大事記》中隻有短短一行字：“1957年5月10日，中國音樂(le) 家協會(hui) 理事盛家倫(lun) 在北京病逝，終年47歲。盛家倫(lun) 遺囑將藏書(shu) 約兩(liang) 萬(wan) 冊(ce) 全部捐贈中國音樂(le) 研究所。”然而，人們(men) 無法想象這字裏行間卻深藏了天機。發生於(yu) 1957年的波瀾不驚的事件，沒有參與(yu) 者的講述，誰也不敢相信，更無法以書(shu) 麵方式流傳(chuan) 下來被世人知曉。他的口述像一把錘子，敲碎了我頭腦中有關(guan) 資料收藏的“常規定勢”。原來匯集寶藏，不僅(jin) 要靠購買(mai) 、捐贈，還要“鬥智鬥勇”“明爭(zheng) 暗強”，甚至上下其手，裏外聯通。想到這裏，就不禁冒出一身冷汗來——幸虧(kui) 孔先生的手腳麻利，更幸虧(kui) 他的超強大腦！

文學家也無法設計藏書(shu) 主人瀕臨(lin) 去世之際，另一位主角跑前跑後、暗中揣度並意外獲得吞咽一根百年老參的“插部”以增加緊張之外的風趣幽默的添枝接葉。至於(yu) 他與(yu) 呂驥、李元慶栩栩如生的對話，更是小說家無以描繪的妙筆生花，這些引出無限焦慮感的“橋段”，都增加了收藏的緊張度。呂驥、李元慶以驚人的洞察力和行政執行力，定調定規，沒讓轉手過程，一波三折。單位發文，等於(yu) 宣告所有權。結果急轉直下，主人耗盡一生精力與(yu) 最後一絲(si) 氣力渴望找到藏書(shu) 最好歸宿的托付，沒有白白耗費。孔德墉重任在肩，站立台中，成為(wei) 整個(ge) 故事的串場人，戲劇效果超出想象。

當各單位圖書(shu) 館還試圖采用各種方式分得一杯羹時，盛家倫(lun) 藏書(shu) 已經原封不動地躺到了中國音樂(le) 研究所圖書(shu) 館的新書(shu) 架上，仿佛書(shu) 架外的爭(zheng) 奪與(yu) 它們(men) 的命運毫不相幹。光看目錄，便會(hui) 有開卷驚人、雲(yun) 霞滿篇之感；再看品相，更會(hui) 生出“過屠門而大嚼”的過癮。超大開本的《律呂正義(yi) 》，如同剛印出來依然散發墨香的《魏氏樂(le) 器圖》(1780年)、《樂(le) 學軌範》、《荀勖笛律圖注》(1800年)，紙白如玉、字墨如漆的《瑟譜》(1813年)、《擬瑟譜》(1691年)，聞所未聞的《水雲(yun) 笛譜》、《趙氏昆腔笛譜》(1844年抄本八冊(ce) )、《雙忽雷本事》(1910年)......一本本、一冊(ce) 冊(ce) 、一套套，全是好書(shu) !看到這些就會(hui) 明白，盛家倫(lun) 是位名副其實的行家裏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眼光獨到，下手準確。

從(cong) 書(shu) 目上便可得知，盛家倫(lun) 是位有學養(yang) 的收藏家，沒有音樂(le) 學積累，無從(cong) 判斷典籍價(jia) 值。還有個(ge) 細節耐人尋味，盛家倫(lun) 把潘懷素研究燕樂(le) 的手稿(翻譯日本音樂(le) 學家林謙三的書(shu) 稿)抄了一遍，這份抄本令人意外。燕樂(le) 宮調研究，不是簡單理論問題，願意花氣力抄寫(xie) 這類書(shu) 稿，足見素養(yang) 。由此可知，盛家倫(lun) 雖未留下文字，但藏書(shu) 確有學養(yang) 支撐，絕非僅(jin) 憑愛好就能夠收集上萬(wan) 冊(ce) 音樂(le) 古籍那麽(me) 簡單的事。他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樣僅(jin) 是位唱歌家。

本雅明說：“書(shu) 籍並不是因為(wei) 收藏者而活了過來，而是收藏者通過書(shu) 籍得到了生命。”“盛庫”之名，就是讓盛家倫(lun) 不朽的豐(feng) 碑。

(五)專(zhuan) 藏“盛庫”

李元慶批專(zhuan) 款定做了一批書(shu) 架，辟為(wei) 特藏，單獨建立了索書(shu) 號，簡稱“盛庫”。

帶玻璃門的書(shu) 櫃，是從(cong) 北郊木材廠定做的，質量非常好。木頭烤幹了，烘幹的濕度要特別注意，木頭太幹，以後就弓了，或者翹了，走形。一走形，玻璃門就關(guan) 不嚴(yan) 。跟普通書(shu) 架不一樣。

東(dong) 直門外新源裏西一樓的圖書(shu) 館和音樂(le) 史、樂(le) 器陳列室，是兩(liang) 個(ge) 打卡地。一個(ge) 位於(yu) 底層，一個(ge) 位於(yu) 頂層。天庭地基，頂天立地。一層格局，南北兩(liang) 分，中間一堵承重牆。前後切為(wei) 三大隔間。外間是閱覽室和出借口，內(nei) 裏是書(shu) 庫。書(shu) 庫分兩(liang) 部分，外是外借圖書(shu) ，內(nei) 是版本庫。版本庫的亮區，就是“盛庫”。當年大部分書(shu) 架都是橫欄式，隻有“盛庫”帶玻璃門，那無疑是“貴族身份”的標誌。

書(shu) 庫的每本書(shu) 都有數本，部分對外借閱，一本存放版本庫。孤本、善本，隻允許在館內(nei) 查閱，不外借。需要借閱時，需經資料室主任簽字。閱覽室一側(ce) 擺放著音樂(le) 刊物、詞典、類書(shu) 等工具書(shu) ，開架取拿，坐下來即可坐擁書(shu) 城。

書(shu) 庫內(nei) 排列書(shu) 櫃，沿左牆形成一條長廊。數列分隔，庋藏書(shu) 籍。書(shu) 架頂頭貼有標簽，按中文字母排序。找書(shu) 就是根據索書(shu) 號和信息查找。許多管理員對什麽(me) 書(shu) 放什麽(me) 地方，門清兒(er) ，一看書(shu) 名，即能準確找到第幾排、第幾架、第幾層、第幾本。我無數次見過李文如、王秋萍，看到書(shu) 名即刻走到書(shu) 架前抽出書(shu) 來的事，那種功夫，就是用心的結果。

這是個(ge) 吉祥年。兩(liang) 萬(wan) 冊(ce) 珍貴典籍收入圖書(shu) 館。這應該是花費一生精力致力於(yu) 音樂(le) 圖書(shu) 收藏的盛家倫(lun) 最理想的歸宿。呂驥、李元慶盡管持重，談及這份遺產(chan) ，也會(hui) 狡黠一笑。孔德墉的行為(wei) ，讓人感到風雨時代練就的應對複雜局麵的高超能力和專(zhuan) 業(ye) 智慧。新主人出手不凡，讓藏書(shu) 名正言順地歸屬到老主人同屬的音樂(le) 界。

二、收集與(yu) 購書(shu)

(一)德國人留下的書(shu)

1949年後，許多外國人離開中國。許多單位的圖書(shu) 館，由此獲得了藏書(shu) 。當然也有一些流散市場。李文如回憶，北京“東(dong) 安市場”有家很大的二手書(shu) 店，許多寶貝被識貨者購買(mai) 。1954年中國音樂(le) 研究所資料室成立，不久便迎來了第一批寶貝，即外國人留下的書(shu) 。這件事也發生於(yu) 1956至1957年間。孔德墉回憶道：

呂驥與(yu)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金紫光很熟，都是延安出來的，年齡差不多。我跟呂驥說，我看到金紫光接受了一批外國人的書(shu) ，能不能上那兒(er) 去看看。呂驥說可以呀!他給我寫(xie) 了封信。

金紫光說，這批書(shu) 籍是接收德國人的，是德國人臨(lin) 走時留下的......邊軍(jun) 是人民藝術劇院辦公室主任，當時30來歲。他說：“需要的你拿走，給我留點。”我想，也不能全拿走。這批書(shu) 有音樂(le) 、有戲曲，凡是戲曲的，中國音樂(le) 研究所已有的，都不要。另外看到版本好的，我說：“咱們(men) 倆(lia) 換吧。”他說：“你隨便拿，書(shu) 都在箱子裏沒動。”我每天在他們(men) 樓裏，開箱子看書(shu) 。看看哪些歸我，做一份清單。清冊(ce) 上表格密密麻麻，滿滿幾張紙。最後決(jue) 定，哪些書(shu) 交給我，哪些不要，雙方蓋章，拿走了。

孔德墉向呂驥申報，調撥外國人離境時留下的書(shu) 。成箱、成捆、成函、成套，洋裝書(shu) 、線裝書(shu) 。最後，抄成清單。那時人本分，孔德墉隻拿與(yu) 音樂(le) 相關(guan) 的書(shu) ，沒有大包圓。呂驥充分利用製度優(you) 越性，調撥資源，占得先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這批一分錢不花的書(shu) 盡收囊中。

(二)各地收集

1955年，李元慶派王世襄、孔德墉到南京、蘇州、鎮海、合肥等地收購音樂(le) 圖書(shu) (《中國音樂(le) 研究所大事記·1955年》)。王世襄是鑒書(shu) 行家，識貨懂書(shu) ，雙目如炬。在擺放著越來越多被時代淘汰的書(shu) 籍中，敢於(yu) 把民間唱本和經卷並置其上。兩(liang) 人四處奔波，沒有禁忌，隻要符合專(zhuan) 業(ye) 需要，不合時宜，也統統放入書(shu) 筐。

琉璃廠是聖地。有幾間書(shu) 店，除了下麵一層新書(shu) ，上麵全是舊書(shu) 。他們(men) 很快搞清了音樂(le) 書(shu) 放在哪個(ge) 角落，戰利品往往來自足跡未到的地方。孔德墉仰頸搜索，入神入境，每次都不會(hui) 空手而歸。

1952年，孔德墉在天津遇到宋版《冊(ce) 府元龜》的雕版，200元買(mai) 下，後來將木版捐贈中華書(shu) 局。當時，收集古籍並非難事，但必須懂行。他們(men) 在天津買(mai) 了不少書(shu) ，大部分由王世襄鑒定。

三、初建分類法

查閱者進圖書(shu) 館就是為(wei) 了找資料，管理者就是為(wei) 了讓讀者找到資料。提供捷徑，是圖書(shu) 館負責人的天職。當時的孔德墉，既不知道四庫分類，也不知道“中圖分類法”，更沒聽說過西方分類法，卻像沒有指南針僅(jin) 憑著感覺就找對了方向的探險家一樣，找到了捷徑。

1958年，圖書(shu) 館製定出《中國音樂(le) 研所圖書(shu) 分類表》《漢語拚音著者取號方案》，圖書(shu) 登錄、分編，建立了四套目錄卡，使音樂(le) 圖書(shu) 分類成為(wei) 現代目錄學的分支。這些都建立在孔德墉初期探索上。他回憶道：

1954年，我做了一件有意義(yi) 的事，設計了“音樂(le) 分類法”。有了圖書(shu) ，怎麽(me) 分類?做目錄卡片，著錄目錄、書(shu) 名目錄、拚音目錄、分類目錄，做了好多事。不懂就到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係主任劉國鈞[7](比我大20多歲)處請教。這個(ge) 老頭真不錯!我請教他，他還叫我到他家吃飯。他著有《中國圖書(shu) 分類法》，但書(shu) 中的音樂(le) 分類相當簡單，我得自己細分。我找他學分類學，再加上我的音樂(le) 知識，弄出一個(ge) 初稿。讓他看過之後，我再改，改完後，他再看，最後製定出來一份音樂(le) 分類法。

後來我又認識了中國人民大學圖書(shu) 館的館長張兆，也處得非常好。這些人都是學者，我那時年輕，不到30歲。人家看我肯幹，願意教我。他介紹，我吸收，完全是自學，閉門造車，弄出來了。劉國鈞肯定了我，說音樂(le) 分類法確實在中國圖書(shu) 管理係統上首屈一指。他說：“別人弄不了，你懂行。”我說：“我這不都是現學的嗎!”

那時候隻有大的分類框架，比方說民歌、戲曲、說唱，再從(cong) 裏麵分出幾類。我的分類按十進位作，0、1、2、3、4、5......按照劉國鈞十進位體(ti) 係派生。一個(ge) 大類下麵，分成小類。比如音樂(le) 史是1，下麵再分1.1、1.2、1.11、1.21......就這樣派生小類。根據館藏，逐漸豐(feng) 富補充。

中國音樂(le) 研究所使用的分類法，就是在此基礎上搞的。半年後，文彥拿去了，我也就不管了。這件事，是我開始做的，後來人家不叫我管了。設計分類法，沒人表揚我，但我確實拿它當個(ge) 事業(ye) ，而且確實發揮了作用。中央音樂(le) 學院圖書(shu) 館後來也參考了這個(ge) 分類法。

由大而小，逐項細化，生成邏輯。孔德墉竟然找到了留學美國的一流學者劉國鈞，並將音樂(le) 圖書(shu) 納入現代知識體(ti) 係。“劉國鈞的《中國圖書(shu) 分類法》200頁，我讀了400頁，因為(wei) 反複看，擴大了範圍。”實用的圖書(shu) 分類，處處體(ti) 現著他遍遍錘打的痕跡。

孔德墉也有過著書(shu) 立說的想法，但積累沒有留下來。他說：

我還做了一個(ge) 副業(ye) ，編輯油印了“二百種舊期刊音樂(le) 資料索引”，把《東(dong) 方雜誌》全翻了一篇。北京圖書(shu) 館有一大批《東(dong) 方雜誌》，剩下的在上海圖書(shu) 館。當年想出版，但領導不支持。二百種舊期刊編完後(隻有幾樣不是音樂(le) 期刊)，都排好了，放在十二盒卡片蓋裏。“文革”時，知道將被查抄，我自己把它們(men) 燒了。今天返回來看，太可惜了，那是我自己燒的呀!害怕呀!當時心灰意冷，涼到底了。可惜了那套《索引》。

這則故事，讓人痛心。李文如編輯大型工具書(shu) 《二十世紀中國音樂(le) 期刊篇目匯編》，也是個(ge) 逐漸積累的結果。

四、結語

楊蔭瀏、李元慶一代學者全麵收集樂(le) 書(shu) 、樂(le) 譜的事業(ye) ，積小致巨，眾(zhong) 少成多，以暗致明，以微致顯。興(xing) 之於(yu) “接收”，繼之於(yu) “盛庫”，昌之於(yu) 梅蘭(lan) 芳、程硯秋、鄭穎孫的樂(le) 器捐贈，盛之於(yu) 樂(le) 譜、琴譜、樂(le) 書(shu) 的田野收求、八方匯流。

我因羈旅香港而在中國樂(le) 器展之際結識了孔先生，幸運地聽到了他的故事。講述地點，變換數次，第一次是他那座俯瞰整個(ge) 維多利亞(ya) 海灣的巨大客廳的落地窗前，第二次是在位於(yu) 旺角與(yu) 他的豪宅相反、狹小的公司辦公室內(nei) ，還有數次是在他的商業(ye) 帝國的飯店餐桌上。我開始埋頭記錄，時時忘了書(shu) 寫(xie) 而不得不改為(wei) 錄音，因為(wei) 那些“過去的事情”，高潮迭起，一波三折，孔先生興(xing) 致所至，“如健馬在禦，蹀蹀不能止”(陸希聲《唐太子校書(shu) 李觀文集序》)。

孔德墉十幾歲走出曲阜，不像孔府裏的多數人坐享其成，不願離開。他熟稔曲阜通向濟南的道路，告訴我那條路原本也可以從(cong) 大運河上揚帆而至。那不是孔子周遊列國時盤旋的地界，是朱棣南下被鐵鉉阻擋的咽喉要道。當年齊魯地界的著名琴家詹澄秋是否留意過這位行色匆匆、呼嘯而過的同鄉(xiang) ，但他就在詹澄秋眼皮子底下發現了音色品相俱佳的宋琴“輕雷”。1958年我尚懵懂無知，當然不知今生有緣的“忘年交”沿著我將來北上的道路風塵仆仆地南下。第一次采訪後，我乘坐天星碼頭的航船回新界，沐浴維多利亞(ya) 海灣的強風，禁不住為(wei) 孔先生一生事與(yu) 願違、誌功相背的經曆嗟歎。佇(zhu) 立甲板，夕陽欲頹，驀然想到他當年走出曲阜的年輕身影和不得已離開中國音樂(le) 研究所投奔香港的中年背影。對他的采訪使我認識到，他的確是機構的“脊梁”，是我所遇到的靠一己之力改變機構含金量的梁柱之一。積器在藏，猶風在吹，而人不見；積書(shu) 在庫，猶日添長，而人不知。但樂(le) 譜、唱本可證，琴譜、抄本可證，壘在“盛庫”書(shu) 架上的一冊(ce) 冊(ce) 線裝書(shu) 可證，而最好的見證還是親(qin) 曆者講述來路時的鹹澀淚水。從(cong) 他口中我才了解了半個(ge) 世紀前他做的那些風鳴骨驚的往事。概觀其平生，怎能不發為(wei) 深喟!

“十七年”是個(ge) 理想主義(yi) 的時代，隱藏民間的書(shu) 山曲海，敞開一扇扇大門，讓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圖書(shu) 館拾級增高，在專(zhuan) 業(ye) 排行榜上漸成崇閣。這到底是曆史的恩賜還是因為(wei) 李元慶、孔德墉、王世襄等人的存在而改寫(xie) 了走向?無論是曆史選擇了李元慶、孔德墉、王世襄，還是他們(men) 選擇了這份事業(ye) ，都是音樂(le) 圖書(shu) 收藏的幸運。沒有上述收藏，圖書(shu) 館就擔不起中國音樂(le) 學“天下第一樓”的盛名。如果說王世襄以默默著述方式改變了藏書(shu) 品質的話(編著不能署名的《中國音樂(le) 書(shu) 譜誌》)，那麽(me) 孔德墉則以驚天動地的行為(wei) 改變了收藏狀況。兩(liang) 人同心輔政，讓一批深藏厚閉、隱形滅跡的藏書(shu) ，大光於(yu) 天下。

口述史應當盡量減少回述的個(ge) 人色彩，但看到這類人物所起的作用又怎能禁得住崇仰?以著述為(wei) 評定標準的習(xi) 慣是種蹈襲：實際上沒有包括行動執行力所體(ti) 現的覃思深功的考量，而在“立德立言立功”的分級中過分仰仗了書(shu) 寫(xie) 。或許祭文常常難以把握曆史評定的邊界把情緒化的語調流露出來——但這樣的語調就是為(wei) 了給曆史敘述留下我們(men) 一代人對上一代人的評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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