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後現代主義(yi) 辯護

作者：帕特裏克·韋斯特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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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將覺醒派歸咎於(yu) 德裏達和福柯者完全誤解了他們(men) 的著作。

將覺醒派歸咎於(yu) 其所謂的哲學理論基礎---後現代主義(yi) 已經成為(wei) 常見的做法。標準的敘事大概是這個(ge) 樣子：後現代主義(yi) 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美大學裏盛行的意識形態。它們(men) 談到相對論、客觀真理的缺乏、看不見的卻又無所不在的權力幽靈，而且總體(ti) 上是反西方的思潮。由此滋生出整整一代喝著後現代主義(yi) 思想奶汁長大的教授、作家、急著和相當大一批積極分子。結果就是與(yu) 覺醒派沆瀣一氣的文化精英。

正如海倫(lun) ·普拉克羅斯（Helen Pluckrose）和詹姆斯·A·琳賽（James Lindsay）在《犬儒理論》2020中所說，“應用性後現代主義(yi) 已經成為(wei) 它自己的支配性敘事，它已經站穩腳跟，被具體(ti) 化---就像基於(yu) 社會(hui) 正義(yi) 的真理被當成真實的 ---被激進主義(yi) 者廣泛傳(chuan) 播（諷刺性地）。”在《電訊報》上個(ge) 月的文章中，佐伊·斯特佩爾（Zoe Strimpel）重複了這個(ge) 指控，尖刻地寫(xie) 到“後現代主義(yi) 的真理嘲諷是覺醒派的理論基礎。”

覺醒派的很多右翼批評家也談到後現代主義(yi) 是他們(men) 所說的“文化馬克思主義(yi) ”的一個(ge) 派別，這個(ge) 術語可以追溯到20世紀早期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yi) 者安東(dong) 尼奧·葛蘭(lan) 西（Antonio Gramsci）。在這方麵，兩(liang) 位後現代主義(yi) 思想家常常受到特別的攻擊。一個(ge) 是雅各·德裏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宣稱詞匯的意義(yi) 永遠是不穩定的和模糊不清的。接著，還有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其觀點是壓迫性的權力意識形態是看不見的和無所不在的，這已經成為(wei) 覺醒派的核心思想，諸如“安全空間”和“微攻擊”（microaggressions）等概念，還有“不知情的”“無意識的”和“可感知的”歧視。

正如道格拉斯·默雷（Douglas Murray）在《西方的戰爭(zheng) 》（2022）中所寫(xie) ，“福柯對任何東(dong) 西都采取準馬克思主義(yi) 的權力關(guan) 係角度進行分析，這種癡迷將社會(hui) 上的一切東(dong) 西都簡化為(wei) 交易性的懲罰性的和毫無意義(yi) 的反麵烏(wu) 托邦。”在其他地方，約旦·佩德森（Jordan Peterson）說德裏達是個(ge) “騙子”，其“後現代和新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是對言論自由的威脅。他還談到他對福柯的“特別蔑視”。

對於(yu) 這些覺醒派批評者來說，福柯的影響尤其出現在任何地方。按照默雷的說法，它是通過受福柯啟發的學者愛德華·薩義(yi) 德（Edward Said）普及化的“反對殖民主義(yi) ”哲學實現的，福柯和後現代主義(yi) 已經過濾進入覺醒派哲學，他們(men) 認定西方社會(hui) 是獨特的種族主義(yi) 社會(hui) ，應該為(wei) 當今存在的所有問題負責。同樣，覺醒派的右翼批評家宣稱變性運動源自後現代對抗性觀念，性傾(qing) 向和性別都是社會(hui) 構建的產(chan) 物，因而是人為(wei) 塑造出來的，是可改變的。

如果福柯被認為(wei) 是覺醒派之父，那麽(me) 19世紀哲學家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則往往被認為(wei) 是祖父。畢竟，福柯受尼采的影響很大，甚至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尼采的信徒。就像福柯一樣，尼采也認為(wei) 人類的行為(wei) 源自權力欲望。他認為(wei) 道德---善惡和是非不過是權力意誌的表現而已。他在《快樂(le) 的科學》（1883）中談及“知識的源頭”時說，“漸漸地，人類大腦充斥著這樣的判斷和信念，在這種探戈舞蹈中形成了一種騷動、鬥爭(zheng) 和對權力的迫切渴望。在尋求“真理”的鬥爭(zheng) 中不僅(jin) 是功利性和快樂(le) 而且是任何一種衝(chong) 動都在選邊站。人們(men) 在福柯的《規訓與(yu) 懲罰》（1975年）中看到這種尼采式心態：‘權力產(chan) 生知識。。。權力與(yu) 知識是直接互相指涉的。” (第26頁。)

因此，按照這種基本上屬於(yu) 右翼的敘事，覺醒派是20世紀對真理、客觀性和西方的哲學攻擊的產(chan) 物。它受到尼采的啟發，受到若幹“文化馬克思主義(yi) 思想家”的領導。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對後現代主義(yi) 的誤解

這種幹脆的故事存在若幹問題。第一個(ge) 錯誤是使用“文化馬克思主義(yi) ”來談論後現代主義(yi) 或者覺醒派。這個(ge) 術語其實說不通。馬克思本人認為(wei) 其著作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焦點集中在階級和生產(chan) 手段上而不是文化上。的確，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有時候自稱馬克思主義(yi) 者的法蘭(lan) 克福學派某些思想家確實將焦點集中在文化而不是階級上，但是正如喬(qiao) 安娜·威廉姆斯（Joanna Williams）在《覺醒派如何贏得勝利》（2022）中所寫(xie) ，他們(men) 的思想“與(yu) 其說是代表了馬克思主義(yi) 的持續倒不如說是代表了與(yu) 馬克思決(jue) 裂。”

而且，後現代思想家普遍反對馬克思主義(yi) 。很多人或許在青年時期是簽名了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比如法國共產(chan) 黨(dang) 當時占據左翼政治的支配地位），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們(men) 已經高度批判馬克思主義(yi) 政治了。他們(men) 拋棄了這個(ge) 觀點，即曆史是在朝著共產(chan) 主義(yi) 未來或者“目的”“辯證地”取得進步的過程。他們(men) 常常對馬克思主義(yi) 中占據核心地位的科學客觀性和“啟蒙”價(jia) 值觀持敵視的態度。福柯寫(xie) 到曆史不是進步故事；而是一係列非線性的中斷和偶然性。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其影響力很大的著作《後現代狀況》（1979）中宣稱和推崇的“宏大敘事”已經終結，伴隨著的是馬克思主義(yi) 者的進步“宏大敘事”的終結。從(cong)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利奧塔的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yi) 尤其是客觀真理主張的斷然反駁。

至於(yu) 覺醒派本身，則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沒有任何關(guan) 係。因為(wei) 其核心焦點集中在種族和性別上，覺醒派積極分子對於(yu) 社會(hui) 的物質條件和階級結構是完全盲目無知的。怪異的是，當今常常是保守派比覺醒派“積極分子”更關(guan) 心工人階級的悲慘困境。正如威廉姆斯所寫(xie) ，“堅持認為(wei) 覺醒派是偽(wei) 裝的馬克思主義(yi) 的批評家們(men) 大錯特錯了。”

更重要的是，那些將覺醒派歸咎於(yu) 後現代主義(yi) 的人過分誇大了德裏達和福柯之流的影響力。他們(men)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wei) 低估了覺醒派盜用後現代思想的程度。我們(men) 通常合理地稱後現代的偉(wei) 大思想家比如尼采和福柯根本沒有覺醒派人士常有的典型特征，如巧言令色又堅定不移，動輒懲罰他人，擁有摧毀異議觀點的狂熱激情。事實上，福柯們(men) 很可能反對覺醒派的不寬容態度和清教主義(yi) 。

就拿福柯為(wei) 例，他的思想和積極行動主義(yi) 首先表現在它強調自由。正如梅基奧爾（JG Merquior）對這位法國人做的總結，“自由意誌主義(yi) 是福柯作為(wei) 社會(hui) 理論家的世界觀的最佳標簽。更準確地說，他是現代無政府主義(yi) 者（雖然他沒有用這個(ge) 詞）” (1)。福柯在1971年與(yu) 諾姆·喬(qiao) 姆斯基（Noam Chomsky）的那場著名的電視辯論中，堅定不移地相信自由，“無論一個(ge) 現有體(ti) 製多麽(me) 凶神惡煞，總是存在抵抗、不服從(cong) 和反對派群體(ti) 的可能性。” 當今覺醒派的指責非難和強製性的一致性可能得到他的反抗而不是支持。

福柯的權力概念尤其是“看不見的權力”或許被當今許多覺醒派以及身份認同派思想家所接受。顯然，它似乎也是“係統性種族主義(yi) ”或者“異性戀霸權”權力關(guan) 係等觀念的思想基礎。不過，若與(yu) 當今覺醒派對它的濫用程度相比，這種觀點可能更加有用和更能夠說明問題。

這裏，我們(men) 值得考察一下福柯在《規訓與(yu) 懲罰》（1975）中提出的“全景敞視主義(yi) ”（panopticism）概念。這個(ge) 觀點依據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指的是四周是一個(ge) 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ge) 囚室和每個(ge) 囚室裏的人都是完全看得見的。邊沁是19世紀哲學家和社會(hui) 改革家，設想了全景敞視建築作為(wei) 監獄的設計方案，但是在福柯的手中它變成了現代社會(hui) 的隱喻---在這個(ge) 社會(hui) 中，每個(ge) 人都可以被其他人看得見，都感受到要與(yu) 他人保持一致的壓力，要做出別人期待他所做之事。福柯寫(xie) 到，“全景敞視建築範式注定要傳(chuan) 播到整個(ge) 社會(hui) 機體(ti) 身上。”在這方麵，全景敞視建築的寓言在當今可以被解讀為(wei) 一種警告，或許比奧威爾的極權主義(yi) 噩夢《1984》中的警告更加令人觸目驚心。福柯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壓迫未必是殘酷的和顯而易見的。它可能默不做聲、看不見、最終來說是自我主動實施的。

如果真有什麽(me) 的話，福柯的思想給了覺醒派精英批判的工具，用以對付看不見的權力。想想人們(men) 在社交媒體(ti) 時代感受到的壓力，人人的一舉(ju) 一動都能被別人看得一清二楚，不得不謹言慎行。人們(men) 擔憂若不展現出“正確的”觀點，就可能遭到指責、排擠或者抵製。因此，他們(men) 對真誠觀點進行自我審查，轉而提出冠冕堂皇、言不由衷的觀點。這說明福柯的看不見的權力的觀點是真實的。

雅各·德裏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後現代主義(yi) 與(yu) 覺醒派

不是因為(wei) 覺醒派而指責後現代主義(yi) ，我們(men) 或許應該求助於(yu) 後現代主義(yi) 作為(wei) 抗拒覺醒派的手段。其實，我們(men) 甚至可以向後現代主義(yi) 尋找靈感，找到治愈我們(men) 文明的種種不滿的手段。

如果福柯的話在今天給我們(men) 耳邊回響，尼采的說也是如此。他將警告在群體(ti) 意識推動下的群體(ti) 思維的風險，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人類對權力的永不饜足的迫切渴望，他們(men) 常常幸災樂(le) 禍地使用殘酷無情的手段強加在他人身上。對於(yu) 覺醒派惹人注目的狂熱激情，口口聲聲宣揚的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友好更體(ti) 貼關(guan) 懷的說辭，他當然會(hui) 犀利批判。尼采很清楚，那些以這種高調侃侃而談者往往受到驕傲和權力欲望的驅使。正如他在《權力意誌》中所說，“如果你僅(jin) 僅(jin) 出於(yu) 愛而行善，你行善是為(wei) 了自己而不是為(wei) 了鄰居。”在社交媒體(ti) 出現幾百年之前，尼采就非常清楚為(wei) 什麽(me) 那些在推特上說“對人友好一些”的人常常做出最惡毒的行為(wei) ：那些認定自己充滿正義(yi) 感和慈善愛心者總是最不寬容的人。

德裏達不應該被指責為(wei) 滿嘴屁話的商人。他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任何善於(yu) 思考的人都明白的不言自明的真理：詞語的意義(yi) 是不穩定、不明確的，是常常會(hui) 發生變化的。任何一位重新讀過自己最喜歡的書(shu) 的人在第二次閱讀時都會(hui) 感受到稍微有些不同，都能認識到這一點。兩(liang) 次閱讀肯定不一樣。兩(liang) 個(ge) 人對同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德裏達隻是敦促我們(men) 相信不要膚淺地，從(cong) 字麵意義(yi) 上解讀文本。他在告誡我們(men) ，而不是質疑和審訊語言，責問它為(wei) 什麽(me) 不說話。今天的抵製文化狂熱分子雖然擁有自由主義(yi) 觀念，卻試圖禁止某些詞語和文本，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它們(men) 讓人討厭，他們(men) 往詞語裏灌輸了邪惡的、超自然的和伏都教 (voodoo尤指在海地奉行的一種宗教,涉及魔法和巫術)的權力，聽一聽德裏達，他們(men) 會(hui) 做得更好些。德裏達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詞語的意義(yi) 往往是模糊不定的、偶然性的、諷刺性的、挖苦嘲弄的、寓言性的、誇張的、隱喻性的，是受上下文影響的。

如今，甚至最傑出的後現代主義(yi) 思想家讓·鮑德裏亞(ya) （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也有一些話給我們(men) 啟發。比如，他很欣賞電子屏幕在創造現實方麵發揮的作用，其他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他承認在當今媒體(ti) 充斥的世界，真實之物和呈現之物已經合二為(wei) 一，完成一個(ge) 閉環。鮑德裏亞(ya) 可能癡迷於(yu) 社交媒體(ti) ，癡迷於(yu) 因特網改變我們(men) 思維、說話、和寫(xie) 作的方式---徹底重新塑造現實本身。

甚至後現代相對主義(yi) 當今也能服務於(yu) 有用的目的。後現代主義(yi) 思想家的確質疑了客觀性和真理，但是，他們(men) 這樣做的目的是提出問題。覺醒派則對提出有關(guan) 客觀真理的問題並沒有興(xing) 趣，它隻是想強行塞給人們(men) 答案。正如哈裏王子所說，它想談論“我的真理”。尼采可能就無情地批判這種發展趨勢。畢竟，他之所以譴責基督教恰恰就是因為(wei) 它鼓吹確定性，尼采推崇的是質疑。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中說，“對真理來說，信念是比謊言更危險的敵人。”當今的覺醒派之所以缺乏寬容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信念太多，自我質疑卻太少。這些虔誠的、動輒審查他人的道德執行者恰恰就是尼采在著作中始終如一激烈抨擊的“盲從(cong) 者群體(ti) ”。尼采可能辨認出他們(men) 的“苦毒的嫉妒、刻薄的報複心和暴徒般的驕傲。”

尼采也可能對覺醒派對身份認同的癡迷沒有深刻印象。他說，我們(men) 表麵上假定的身份認同實際上是由外部因素確定的。他稱這個(ge) 為(wei) “主體(ti) 化”（subjectification）---“人們(men) 開始將他或者她變成主體(ti) 的方式”。當今那些吹噓自己是“性別流動性的”或者“泛性戀的”人不過是把別人想出的概念、範疇和詞語強加在自己身上而已。福柯在《知識考古學》（1969年）中的反駁是：“不要問我是誰，我的身份和從(cong) 前一樣：讓官僚和警察費心去保存看我們(men) 的身份證件吧。”

福柯拒絕身份認同政治並不令人吃驚。畢竟，他拒絕固定不變的、穩定的範疇觀念。這和其他後現代思想家們(men) 一樣。就像福柯本人一樣，將他們(men) 描述為(wei) “自由意誌論者”或者“無政府主義(yi) 者”或者“浪蕩公子”可能更好些。畢竟，無論你認為(wei) 福柯和德裏達是什麽(me) ，他們(men) 都是自由思想家。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yu) 當今的覺醒派反應遲鈍的、不寬恕的、狂熱的信徒，安德魯·道爾（Andrew Doyle）將其描述為(wei) “新清教徒”不是沒有道理的。

後現代主義(yi) 者激勵我們(men) 質疑正統派思想。他們(men) 鼓吹懷疑主義(yi) 、自主性和反對威權主義(yi) 和自由開放。然而，今天的覺醒派鬥士則一味鼓吹服從(cong) 。如果遇到不同意見，隻會(hui) 尋求規訓與(yu) 懲罰。

注釋：

(1) Foucault, by J G Merquior, Fontana, 1991, p154

作者簡介：

帕特裏克·韋斯特（Patrick West）《尖刺》專(zhuan) 欄作家，最新著作《戰勝自我：當今時代的尼采》（Societas出版社）。

譯自： In defence of postmodernism by Patrick West

In defence of postmodernism - spiked (spiked-onl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