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曲阜衍聖公府的地位、作用與(yu) 影響

——《孔府檔案匯編》內(nei) 容簡介

作者：郭鬆義(y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來源：《國際儒學》2022年第4期

摘要

曲阜衍聖公府檔案，數量龐大，延續時間也長，內(nei) 容涉及與(yu) 孔府有關(guan) 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是我國檔案文獻中的一筆極其珍貴的文化財富。發掘利用孔府檔案，並將之公布於(yu) 大眾(zhong) 視野，整理出版《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匯編》，對推動研究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和儒學文化在我國曆史長河中起到的獨特作用，以及統治者為(wei) 倡導儒學而連帶對孔家後裔優(you) 遇所產(chan) 生的社會(hui) 效應，具有重要意義(yi) 。

關(guan) 鍵詞

孔府；檔案；曲阜；宗族製度

此次由山東(dong) 曲阜孔子博物館與(yu) 曲阜師範大學合作，整理出版《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匯編》一書(shu) ，對推動學術界了解研究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和儒學文化在我國曆史長河中起到的獨特作用，以及統治者為(wei) 倡導儒學而延推對孔家後裔優(you) 遇連帶產(chan) 生的社會(hui) 效應，具有重要意義(yi) 。書(shu) 題所稱“孔府”，也就是衍聖公府。衍聖公是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對孔子嫡裔所授的爵位，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一度改衍聖公為(wei) 封奉聖公，至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又改回衍聖公，以後曆金、元、明、清始終不變。現存的孔府檔案，上溯至明，下迄民國，其中數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是清代部分，總量不下於(yu) 30餘(yu) 萬(wan) 件。這宗孔府檔案不僅(jin) 數量龐大，觸及內(nei) 容廣，而且延續時間也長，稱得上是我國檔案文獻收存中一筆極其珍貴的文化財富。

那麽(me) ，孔府檔案究竟珍藏哪些有價(jia) 值的內(nei) 容呢？

《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匯編：明代卷》

一、它完整或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中國自明至民國各代統治者通過優(you) 遇孔府以示尊孔崇儒的態度

明朝肇建，太祖朱元璋便於(yu) 洪武元年（1368），敕諭衍聖公孔克堅前往南京朝覲，還在謹身殿向孔誇讚：“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wan) 世的好法度。”隨之立《為(wei) 禮祀嶽鎮海瀆免祀雜神專(zhuan) 崇孔子禦碑》，又褒揚“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wei) 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yu) 一方一時者可比”。又按規製將衍聖公秩由三品晉為(wei) 二品，隨後晉正一品，階資善大夫，朝賀列文武班首，於(yu) 京師賜宅邸；詔定衍聖公屬官和尼山、洙泗、三氏各學山長、教授、學錄等職，由孔府移谘吏部審定除授。為(wei) 了確保祀孔的正規和隆重，朝廷特賜孔廟祭田2 000大頃、又撥贍田73大頃（每大頃相當於(yu) 3官頃），確定佃戶500戶、2 000丁，稱欽撥佃戶，所出籽粒物品除供廟庭四時祭奉外，還準用於(yu) 屬官俸祿、各員役工食與(yu) 府內(nei) 日常開銷；賜林廟灑掃戶100戶，加尼山舊有灑掃戶15戶，共115戶，以備林廟值役灑掃；又選樂(le) 舞生146名、禮生100名，具體(ti) 人數，檔案中亦有不同記載。他們(men) 平時操練器樂(le) 、熟悉讚禮舞蹈，祭日不誤出演。凡以上供役人員，朝廷均免予官府雜泛差徭，很多人就通過捐納獲得資格。因此，特別自入清以後，這些人的數量更是大增。

為(wei) 表示對“孔子後裔不使他人統攝之意”，統治者早在唐懿宗鹹通年間（860—874），便開始命孔姓充任曲阜知縣，金元時期又常令衍聖公兼攝，是謂世襲縣尹。明洪武七年（1374），雖將世襲改為(wei) 世職，但由孔姓人充任的做法，仍相沿不變。直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廷為(wei) 削弱孔府權限，才將世職製改為(wei) 與(yu) 其他州縣一樣的流官製。對於(yu) 孔姓的其餘(yu) 族人，明朝政府也同樣給予優(you) 待，如“免孔氏子孫雜泛差徭”；免衍聖公本戶及族人自置田土稅糧，稱免糧地。後又設輕糧地，對坐落於(yu) 曲阜、鄒縣、滕縣三縣有關(guan) 的族人田地，所征正雜銀糧數較常賦偏輕。

乾隆帝像

清統治者自入關(guan) 進抵京師後，便確認“先聖孔子為(wei) 萬(wan) 世道統之宗，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yu) 此”。對於(yu) 明朝優(you) 遇孔府的事實均承諾不變，各種恩典賞齎不斷。康熙、雍正、乾隆等各皇帝經常遣官乃至派皇子赴闕裏孔廟致祭，欽賜碑文匾額、樂(le) 器、供器，多次撥府庫巨帑修葺孔廟。康熙和乾隆皇帝還借南巡、東(dong) 巡之名，親(qin) 臨(lin) 曲阜致祭孔廟孔林。這在孔府檔案中都有詳細記載，其文件數多達2 667個(ge) 卷宗，其中340件記錄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巡事。而乾隆皇帝到抵的八次中，十三年（1748）、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四十一年（1776）和五十五年（1790）五次，是專(zhuan) 為(wei) 祭岱（泰山岱廟）、祭孔而來的。皇帝駕臨(lin) 曲阜，宣揚的是“尊儒崇道”，但對孔府乃至山東(dong) 地方官府，在處理有關(guan) 接駕、陪駕和送駕等事務上，都需費盡心機，竭盡全力。

由於(yu) 皇帝臨(lin) 幸曲阜祭孔，主要是孔府的事，凡所涉及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亦主要歸其籌辦。乾隆時，孔府轄下滋生欽撥佃戶、廟戶以及孔姓族人，各不下上萬(wan) 家，但要他們(men) 於(yu) 每歲定額租賦差派外，再承擔高額攤派，實在難以應付。所以當皇帝臨(lin) 幸時，孔府和廟佃戶人以及與(yu) 孔姓族人間，圍繞著各種征派與(yu) 反征派的矛盾，成為(wei) 這批檔案中的重要內(nei) 容。當然這中間也包括了孔府與(yu) 曲阜等有關(guan) 州縣，為(wei) 搶奪驟然緊張的差役資源發生爭(zheng) 執相互遞交的文書(shu) ，而就其數量，甚至超過孔府為(wei) 迎駕接駕安排禮儀(yi) 活動所形成的文件。在孔府檔案中，留有如此全麵具體(ti) 又多角度的文字記錄，應是清代其他有關(guan) 皇帝出巡資料中難以見到的。

朝廷恩遇孔府，孔府當然得作相應回報。在當時，每逢朝廷有大事，孔府便需應和。從(cong) 明洪武元年孔克堅到南京朝覲太祖朱元璋後，曆代承襲者凡有可能，都要進京麵聖，參加各種典禮活動。其中第六十七代衍聖公孔毓圻留下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進京日記”、嘉慶二十四年（1819）七十三代衍聖公孔慶鎔進京慶賀皇帝六旬萬(wan) 壽召對形成的談話記錄稿，以及光緒三十二年（1906）到三十三年（1907）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與(yu) 生母彭氏多次朝覲慈禧太後有關(guan) 禮儀(yi) 與(yu) 對話記錄，都很具體(ti) 生動。另如“每代衍聖公襲封奏稿”“曆代衍聖公奏折檔冊(ce) ”“曆代衍聖公進京召對底稿”等文件，也都是記錄憑信。

孔令貽

二、它被塑造成為(wei) 中國封建社會(hui) 後期宗族製度的一塊樣板

在中國封建後期，政權和族權結合並相互依藉，成為(wei) 統治者加強既有社會(hui) 秩序穩定的一種重要手段，而族權所憑依的宗法製度，又與(yu) 儒學密不可分。宗法製以父係嫡長為(wei) 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餘(yu) 為(wei) 小宗。大宗通過“收族”以控製小宗，形成以小尊大、以幼敬長的格局。所以，當明清統治者優(you) 遇孔府的同時，也有意將之扶植成為(wei) 全國宗族製度的典型。

早在明代，太祖朱元璋賜衍聖“璽書(shu) ，令約束族眾(zhong) ”，又欽定孔氏行輩十字以別長幼、示尊卑。在孔氏宗族內(nei) 部，衍聖公是嫡裔嫡嗣，地位最高，稱大宗主，且“百世不祧”，是族眾(zhong) 繁衍而派生出60戶（也稱房或支）中的大宗戶。大宗主下設孔庭族長、林廟舉(ju) 事、戶頭等職以協助工作，並借“收族”“恤族”（設族田、宗學、行免差免糧）增強小宗戶對大宗戶的凝聚力。居住於(yu) 曲阜以外各省各州縣族眾(zhong) ，亦“效闕裏例”施行。孔廟、孔林也是大宗主欲行加強對小宗族人向心力的一種手段，如鼓勵外族眾(zhong) 定期回曲阜拜謁祖廟，祭掃祖墳，以恪盡孝道。再就是修譜，孔府規定，家譜限每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年為(wei) 期，小修定在甲午年。相比大修，小修隻就前譜做必要的補充和修改。

朱元璋像

孔氏子孫行輩取名訓字，前10字為(wei) 希、言、公、彥、承、弘、聞、貞、尚、衍，是明建文三年（1401）頒布的。乾隆五年（1740）又欽定：興(xing) 、毓、傳(chuan) 、繼、廣、昭、憲、慶、繁、祥10字。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繼定：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10字。當時，凡屬孔姓嫡傳(chuan) 子孫取名，均按此行輩為(wei) 準。另如曾、顏、孟等儒學子弟，其子孫取名，亦準用此行輩。關(guan) 於(yu) 孔氏子孫行輩字數、時間亦有不同說法，待考。

修譜首先是對所屬族眾(zhong) 的一次身份大檢查。具體(ti) 程序是，先由本人出具甘結，申明“無不孝”“無違犯國法”“流入下賤”“出家”等行為(wei) ，再排除“係義(yi) 子、贅婿、再醮婦帶來之子”諸身份，然後經所屬戶頭、戶舉(ju) 核定無誤，才得寫(xie) 入譜書(shu) 。隻有進得家譜，本人及家庭成員才能享受免差、入學、死後歸葬祖陵（孔林）和孔府“恤族”中設定的好處。聚居外地族人修譜，格式上多效仿曲阜本支。他們(men) 事先得向孔府呈稟，取得大宗主批示。待譜成後，再送孔府查驗鈐印，並存檔備考，以取得“聖裔”憑信。孔姓的族譜家規、家訓，首先多刊登由大宗主衍聖公頒定的“祖訓箴規”，然後再列具體(ti) 條規，當然也有隻登各房戶自行訂立規矩的。這些規訓，往往掛著“先聖”“先祖”的名號出現，從(cong) 而既宣揚了封建綱常，又向統治者明示，它與(yu) 遵守當前國家法度、安做順民的要求是一致的。

在孔府檔案中，有關(guan) 宗族方麵的內(nei) 容占有很大的分量。據不完全統計，共12 800餘(yu) 件。內(nei) 容包含立嗣，行查戶籍，違犯家規，選舉(ju) 族長、戶頭、戶舉(ju) ，婚喪(sang) 祭祀，免差，調解族人爭(zheng) 紛，族人訟案等。其中最寶貴的是它所保存的大量孔姓譜書(shu) 和圍繞修譜的榜示條規、族人呈繳入譜申請甘結等文件。就宗譜而言，時間最早的是成書(shu) 於(yu) 明成化年間（1465—1487）和嘉靖（1522—1566）間的兩(liang) 部珍本。清代的譜書(shu) ，不少是流寓外地族人成譜後呈送孔府鈐印留存下來的，計278部，其地域涉及山東(dong) 和全國18個(ge) 省區。迨及民國時期，大約在1929年到1930年間，有孔姓族人提出將全國孔姓合修一部家譜。經多年努力，終於(yu) 在1937年完成“全國孔氏合修族譜稿”445種、合計6 418頁。這在我國修譜史中稱得上是件大工程。

孔府檔案中還存留有曾、顏、孟、仲等各“先賢”家族的資料，現存庫“先賢”宗譜共22部。孔府檔案中之所以保存這部分資料，是因為(wei) 按照封建宗法關(guan) 係，除以血緣為(wei) 紐帶的同姓族人外，也可擴大為(wei) 非血緣的師生關(guan) 係。顏、曾、仲等人都授業(ye) 於(yu) 孔子，死後又被奉為(wei) “賢人”。至於(yu) 孟子等，也因尊孔崇儒，死後配享孔廟，得待孔府為(wei) 尊。明清兩(liang) 代，統治者特授命孔府有統率“先賢”之責，其後裔視衍聖公為(wei) “宗官”“宗師”“大宗”“大宗主”，稱孔府為(wei) “大宗府”，有師生之誼。於(yu) 是他們(men) 的公務，包括家族事務，都要呈文孔府裁斷或轉奏朝廷，包括他們(men) 的譜書(shu) ，也因呈交鈐印而匯存於(yu) “孔府檔案”之列。

孔子像

三、它集中體(ti) 現了中國封建社會(hui) 後期貴族地主的特性

作為(wei) 貴族地主的孔府，它始於(yu) 宋而盛於(yu) 明清，曆史悠久，加上統治者的恩寵長時不衰，故在體(ti) 現貴族地主特性上亦更具獨特的典型性。

明清統治者授孔氏嫡長裔世襲公爵，又欽賜田土、佃戶，屬於(yu) 地道的貴族大地主之家。在中國封建社會(hui) 裏，貴族地主的出現應是較晚的事。此前如周初，實行王對領主的領土封贈和農(nong) 戶撥賜。漢代以後，又采取頒食采邑的方式，皇帝隻把地稅賜給貴族，而沒有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大概到宋代才把貴族身份與(yu) 土地直接連在一起，明清則進入盛期。前述孔府的衍聖公封號出現於(yu) 宋仁宗時，隨後又“賜田一百大頃”，並“依鄉(xiang) 例自招佃種，而罷製祿之法”。到了明代，封號依舊，授田和撥賜佃戶數擴大了20倍。清朝換代後，往昔的王公貴族都在戰火硝煙和社會(hui) 激蕩中失勢倒台，孔府卻巋然不動，爵位仍舊，規製和特權得以繼承。所以在孔府身上，即可看出明朝貴族地主的影子，同時又適應於(yu) 清朝的現實。

明清的封授爵位製度，除皇帝宗親(qin) 授王號，通常以公為(wei) 最高等級。爵分兩(liang) 種，一隻限本身，二可世爵，即清代的“世襲罔替”，孔府則屬於(yu) “同天並老”“與(yu) 國鹹休”的襲封公爺。作為(wei) 公爺等級的孔府，為(wei) 保證其日常事務正常行運，下設有百戶、管勾、司樂(le) 、典籍、知印、掌書(shu) 六廳。六廳相當於(yu) 政府衙門的六部、六房。其中前四廳號稱兵農(nong) 禮樂(le) 四司，為(wei) 其核心。

無論六廳或四司，就職責而言，最能彰顯貴族地主特性的，當屬管勾和百戶兩(liang) 廳。管勾廳設管勾一員，始於(yu) 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負責“掌領禮樂(le) ”。到了明代，加稱屯田管勾，授正六品銜，改為(wei) 專(zhuan) 司祀田錢糧、統轄佃戶長官了。從(cong) 此他既是府內(nei) 的財務官，對眾(zhong) 多欽撥佃戶則又具有行施政務和司法權力的民政官。管勾在孔府外堂廊房與(yu) 百戶廳一樣，保有他的辦事房間，但真正辦事處所卻設在祀田最多、佃戶最集中的巨野縣。

管勾廳設有公差皂隸，每當有事，便可打點升堂，擲簽行杖，較之州縣官府可有過之而無不及。管勾下設八品屯官9員，分轄散落於(yu) 山東(dong) 兗(yan) 州、曹州、泰安3府16州縣的祭田和佃戶。

孔府的祭田分屯和廠，還有官莊。每個(ge) 屯往往包括幾十個(ge) 村莊，如鄆城屯即有莊所40餘(yu) 處，巨野、平陽兩(liang) 屯莊所60有零。屯官管屯，又設總甲和小甲協助。各廠有管事或管廠經管，以下也有小甲和莊頭。總計這些管事員役人數，僅(jin) 各屯廠便達500餘(yu) 名，可稱隊伍浩大。此外，孔府在曲阜等縣另設官莊20所。官莊的田土等級一般較屯廠好，收益亦高，多由孔府直接委員管理。與(yu) 當時多數貴族地主一樣，孔府除欽賜官地外，還有不少在冊(ce) 而不入書(shu) 的自置私產(chan) 。自置田的來源有墾荒、投獻、契買(mai) 和娶媳陪嫁等，均歸孔府本家人自管。

隨著時間推移，孔府賜田和佃戶數額也有所變動。先說祭田，明初號稱2 000大頃，至清順、康間約為(wei) 6 835畝(mu) ，以後雖有迷失、侵隱，但屢經清丈，加上河南、直隸、江蘇都陸續清理出舊時祭田，得失相較，變動不大。佃戶的增加是由於(yu) 人丁滋生，明初500戶、2 000丁，到清期，經核對檔案粗略估算，戶應上萬(wan) ，丁近10萬(wan) ，加上未成丁小口和女口，可在二三十萬(wan) 上下。

百戶廳稱“欽設林廟守衛司”，置林廟百戶一員，簡稱百戶，始設於(yu) 東(dong) 漢桓帝元嘉二年（152），清康熙間定百戶授四品頂戴，補服係刀，有傘(san) 、鑼、獸(shou) 刀、棍、鎖、藍旗等軍(jun) 牢儀(yi) 仗，其屬員有健丁80名（由廟戶中挑選）。由百戶統領的廟戶雖無授田，但可免除官府差役以應林廟灑掃守衛和府內(nei) 一應差徭。廟戶原定115戶，至乾隆中已有“昔日百戶，今且萬(wan) 家”之說，增加量也不小。檔案所見，康熙五十二年（1713）孔府廟戶額丁1 519丁，乾隆二十五年（1760）增至4 840丁，到了鹹豐(feng) 三年（1853），還有4 480丁。

按製例，祭學田地隻為(wei) 祭祀辦學，兼及孔府日常開銷，為(wei) 保證不致祀典有缺，故嚴(yan) 令凡此田地，不得轉讓買(mai) 賣。孔府對其擁有的隻是領有權，而不像它的自置莊田，具有能完全支配的所有權。至於(yu) 佃戶和廟戶，當朝廷將他們(men) 戶籍交給孔府時，便意味著原本應向官府繳納的稅課和人丁力役，也轉換成新主了，而且這種轉換不限本丁，而是子孫相承，世代勿替；又鑒於(yu) 征課派役和防止戶人逃差脫戶需要一定的強製性，故官府同時轉讓了部分行政司法權力。從(cong) 而增加了孔府儀(yi) 威，使其權益能得到確實的保證，顯示出貴族地主和一般民間地主的最大差異點。

衍聖公府征收祀銀執照木牌

盡管佃戶或者廟戶，自撥賜孔府門下，便得世代受管服役，但他們(men) 世享有另一種權利，即對賜受祭學田地，可“借為(wei) 恒產(chan) ，世世資生”，孔府不得隨意奪佃。不僅(jin) 如此，當日後戶丁滋生，或因貧富不齊，出現典賣祭田時，他們(men) 不論在屯戶之間進行，或典授於(yu) 州縣民戶，孔府同樣無權幹預。當時，孔府將凡將買(mai) 種祭田的民戶統稱寄莊戶（包括寄莊再將祭田契賣與(yu) 民戶者）。寄莊戶“但種地完糧而不執役，仍聽去留”，在戶籍、民政和司法關(guan) 係上一係於(yu) 州縣，即“種地則為(wei) 地戶，退地則為(wei) 版民”是也，但涉及“抗糧欺隱及事涉土田者”，孔府有權“查辦核奪”。據嘉慶初年統計，當時屯田“已歸寄莊者十之七，所存實在者十之二三”。百分之七十的屯地歸入州縣百姓之手，說明孔府祀典所需地租銀兩(liang) ，多數已由“版民”身份的寄莊戶來承擔了。

屯戶因契賣屯田免除了原先應向孔府繳納的田租，但因戶籍仍在，隨籍所係的丁差仍舊，所以他們(men) 與(yu) 孔府仍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關(guan) 係，而且屯戶在貧富分化中也有因擁有民地應納民賦，須與(yu) 官府交涉，有的與(yu) 官府交往甚至超過了與(yu) 原主孔府。於(yu) 是圍繞著田產(chan) 、賦課丁差，孔府和屯戶（包括廟戶）、寄莊戶以及他們(men) 與(yu) 官府之間的關(guan) 係愈來愈複雜，矛盾也愈益增多。孔府檔案中有關(guan) 清理查丈、盜賣、侵隱祀田，編審緝漏廟佃戶丁，查編各屯廠、官莊保甲，處理有關(guan) 廟戶和屯廟廠官莊佃戶訟案等文件，很多都反映了這樣的內(nei) 容。

孔府領受祭田，編排屯廠官莊，除種墾莊稼的田地外，也包括了山林、湖泊、房舍、店麵、集市等商業(ye) 場地。所以它的租課也種類繁多。實物有各種糧雜作物，還有棉、麻、茼、藕、菱芡、香椿、魚類、應時水果等，累計不下三四十種。再就是由實物租折征的銀租和從(cong) 事工商業(ye) 活動的贏利，以及集市稅銀等。在當初，朝廷撥賜田土多成片指劃，肥瘠差落不同，故租課亦有高有低，一般多因襲官府大糧地畝(mu) 的征賦法則，分成上中下次四個(ge) 等級（也有叫金銀銅鐵四等，更有細分五等六等的）。即使同樣等則，在不同屯廠或同一屯內(nei) 因土地高下不同而有所區別。因為(wei) 大田莊稼收成分春秋兩(liang) 季，即春忙和秋忙，故繳納租糧和租銀也分上下兩(liang) 限，大致“春季完半，秋季全完”。春季限於(yu) 4月，秋季限於(yu) 10月，“年清年款”，“從(cong) 無豁免緩征之例”。孔府對各廠田地多施行實物分租製，收成時五五對分，若由孔府提供種子、耕牛、農(nong) 具者，則需及時加利扣除。額租一般行施於(yu) 官莊或屯廠的上地，原因是它土質相對肥沃，產(chan) 量亦較有保證。

差役包括力差和由部分力差轉化而來的丁銀兩(liang) 部分。雍正四年（1726），山東(dong) 省按照朝廷的旨意實施“攤丁入地”，即將全省應征丁銀總數，按每銀1兩(liang) 攤丁銀1.15錢的方式，並入田畝(mu) 勻征。“攤丁入地”雖增加了田賦負擔，但孔府更害怕由此失去對本已典賣祀田的眾(zhong) 多廟佃人戶的控製，致征役無著，所以借故推諉，直到乾隆七年（1742），即16年後才被迫施行。至於(yu) 廟佃戶人需要承應的差役，可見雍正八年（1730）孔府在給東(dong) 阿縣的移文中列舉(ju) 的項目：“蓋因身等戶人，耕種之外，複供應廟墓灑掃及一切府中催糧辦祭、搬運口糧、祭器歲修、各處水火更夫、輪番值宿、伺候呼喚，俱係屯丁輪值，並無暇隙。”力差分按例行事和臨(lin) 事差遣。按例行事指孔府向東(dong) 阿縣移文中舉(ju) 出的那些事，須經日累月，年複一年地支應。臨(lin) 事差遣，如孔府遇有婚喪(sang) 壽誕以及皇帝巡幸、或派皇子、大臣頒詔、祀祭等活動，戶人便得額外應役，乃至出銀襄助，叫做“樂(le) 輸”。更有甚者，有的戶人因承擔專(zhuan) 門差務而固定有特定名稱的當差戶。如巡山戶、灑掃戶、林戶、豬戶、羊戶、牛戶、樂(le) 戶、女樂(le) 戶（明萬(wan) 曆初年革除）、嚎喪(sang) 戶、割草戶、窯戶、吹喇叭戶、荊炭戶、漿糊戶、祭酒戶、菜戶、蘿卜戶、笤帚戶、花炮戶、鴨蛋戶、看守屯莊糧倉(cang) 戶、貢納膏魚菱芡戶，以及專(zhuan) 供桃、李、杏等果品的貢納戶等。在孔府上下流傳(chuan) 一句話，叫做“有例不可減，無例不可增”，意思是凡有了成例，到時就得相沿應役，故切忌無例者借機再造新例。因為(wei) 一旦成例，就無豁免之日了。

明清兩(liang) 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浸淫到孔府的身上。根據檔案記載，至少在明萬(wan) 曆年間，孔府已在濟寧開設官店，又在東(dong) 阿縣張秋鎮擁有碼頭，囤積糧食及綢布、花絨、香油等貨，借進京朝貢之名，利用運河販賣得利。崇禎十六年（1643），孔府動用官銀8 000餘(yu) 兩(liang) ，借名“供辦至聖廟祭祀”，委付撰表生員王士英夥(huo) 開鹽票以謀取好處。入清後這樣的例子更多，如康熙初，有族人孔尚樂(le) ，聲稱“聖府夥(huo) 計，雇船七隻，運炭清江浦發賣，當年獲利萬(wan) 金”；又如孔府門下戶人孫作賓，乾隆間離曲阜赴膠州貿易，曾充任豬行行頭，後因遇到麻煩，稟文請求孔府出麵幫忙解決(jue) ；再像流寓於(yu) 天津的族人孔廣升，嘉慶時曾由大宗戶給銜，“在河路作糧行生理，而船隻均係孔府字樣”。如此等等，說明孔府通過門下戶人、族眾(zhong) 等中間代理人，把經商活動擴展到山東(dong) 以外的更遠地區了。至於(yu) 坐地開鋪，除孔府獨資外，也有借助屬員、族人和戶人的力量，實施合夥(huo) 經營。僅(jin) 據經眼者粗略統計，其鋪號名稱可不下於(yu) 二十家。這些由孔府參與(yu) 經營的鋪號，多涉及糧食、油房、酒坊、屠宰以及藥材、銀錢等行業(ye) ，地點除曲阜外，還開設在濟寧、濟南等城市，規模多為(wei) 中小型，顧客也以城市中下層消費者為(wei) 主。通過鋪商，孔府既可將所收糧食等實物租課和租銀流通增值，同時也便於(yu) 府內(nei) 消費使用。在“司房支取各處錢賬”和“報銷清冊(ce) ”上，就記載有孔府向各鋪號支取銀錢和米麥雜糧、油、燭、綿綢、布匹等實物貨品，有的還數目不小。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取用香油3 300斤、燭2 770斤；道光二年（1822）取用燭10 644斤、肉11 537斤、油8 679斤等。

孔府的集市分欽撥集市和一般義(yi) 集，清中期計欽撥集市10餘(yu) 處，義(yi) 集則更多一些。此外還有每年逢一定時節舉(ju) 辦的廟會(hui) 和行市。對於(yu) 這些集市和廟會(hui) 行市，孔府都通過委員管理以顯示權力，同時抽取行稅以增加收益。

四、其他有關(guan) 內(nei) 容

關(guan) 於(yu) “孔府檔案”的內(nei) 容，當然遠不止上麵說的那些，比如孔姓中有內(nei) 孔和外孔、真孔和偽(wei) 孔之說；又如宗族內(nei) 的“北宗”和“南宗”，以及有關(guan) 祭孔典禮、孔廟孔林的維修、各地書(shu) 院和聖賢祠祭的管理等，這批檔案都有記載和解釋。

孔家自宋以降，一直襲封衍聖公，且優(you) 遇代增，可按製不得預臨(lin) 民事，故權勢有限。但因統治者“尊儒崇道”，竭力將其塑造封建道德模範，故又有其獨特的優(you) 勢，加上家族內(nei) 確出現有學問優(you) 長者，以清代為(wei) 例，就擁有像孔尚任、孔繼汾、孔繼涵、孔廣森這樣的文學家和經學家，很多當朝官僚學子樂(le) 意與(yu) 之交往，更有結為(wei) 姻緣的。在清代，據不完全統計，與(yu) 孔家有姻親(qin) 關(guan) 係的就有大學士、尚書(shu) 王熙，大學士兼禮部尚書(shu) 史貽直，大學士兼工部尚書(shu) 陳世倌，吏部尚書(shu) 張照，直隸總督方承觀，工部尚書(shu) 閻循琦，刑部尚書(shu) 胡季堂，大學士於(yu) 敏中，湖廣總督畢沅，大學士阮元，直隸總督方受疇，江西巡撫張芾，大學士彭蘊章，刑部尚書(shu) 譚廷襄，以及內(nei) 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差不多都是一二品大員，有的像畢沅、於(yu) 敏中還是狀元出身。畢沅和孔家曾兩(liang) 代結親(qin) 。第七十三代衍聖公孔慶鎔的夫人是畢沅的女兒(er) ，後來畢沅又把他的孫女畢景桓嫁給第七十四代孔繁瀕做再繼配。據說這位畢景桓不但通讀經書(shu) ，還能詩善畫，是一位著名的才女。雍正初曾權傾(qing) 一時的一等公、大將軍(jun) 年羹堯，亦曾試圖與(yu) 孔家聯婚。如此不同尋常的人際交往圈和婚姻圈，難道不足以顯示，他們(men) 上層間為(wei) 尋求更多更大的權勢，互為(wei) 依藉、榮辱與(yu) 共的一幅幅政治生態圖畫？它是我們(men) 研究中國政治史和社會(hui) 史難得的憑證。再有，孔府收藏的眾(zhong) 多族譜，對考察中國人口史，以及有關(guan) 倫(lun) 理學的一些問題，亦彌足珍貴。

年羹堯像

五、它為(wei) 研究我國古文書(shu) 製度提供了諸多難得的參考樣本

孔府檔案的文書(shu) 形式，種類紛呈又各有規矩。

首先是具有公文性質的文檔，可分為(wei) 與(yu) 朝廷及各官府間的互動和公府內(nei) 部範圍互動的檔案。前者有皇帝和朝廷頒發的詔旨、敕諭、誥命等，孔府向皇帝和朝廷所上題奏本、進表、疏請等。至於(yu) 孔府和京師各部院，以及山東(dong) 和各省督撫布按衙門間的文書(shu) 往來，因為(wei) 雙方的職級大體(ti) 相仿，故多以谘文、告示、關(guan) 會(hui) 的方式知曉會(hui) 商。為(wei) 了顯示親(qin) 密，少數亦用書(shu) 函、信劄通款，但不算正規。再以下，比如像與(yu) 兗(yan) 州府、濟寧州、曲阜縣等在職級上低於(yu) 孔府的府州縣衙門間交往，對方用的是移文或申文，孔府亦用移文、手本、牌、關(guan) 會(hui) 通告或作答。在孔府內(nei) 部的文書(shu) 交往中，雖然他們(men) 中不少人也領有官家的頭銜、有職級等差，但因知會(hui) 交涉的範圍都是孔府內(nei) 部，或大宗、小宗及族人間事，故行文的形式和表達口吻，亦稍不同於(yu) 與(yu) 官府之間。孔府行文多用諭（曉諭）、示、劄、牌、批、手本、票等發出。其屬員乃至廟佃戶人、樂(le) 舞禮生、寄莊佃戶等向孔府遞文，用的是啟、稟、具、呈、申、狀告等。在家屬內(nei) 部，包括稱衍聖公為(wei) 大宗主的曾、顏、孟等家互通文書(shu) ，孔府發出的是批、牌、諭、飭、劄、帖、票、批照、榜示、告示；族人則用稟、狀訴、申、啟向之上遞。此外還有各種結狀、甘結、執照、合同、契約、誓詞等形式。

以上無論是官方機構之間，或府屬和家族內(nei) 部間的行文，無不體(ti) 現了上下尊卑的特點。什麽(me) 等級地位，就用什麽(me) 樣形式、稱謂行文，決(jue) 不允許越等混淆，否則便是失禮無教。它是中國封建等級製在文書(shu) 製度中的具體(ti) 反映。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衍聖公府”，為(wei) 奉祀事而給卜子夏後裔卜宗先的劄付

孔府檔案中還有大量的冊(ce) 簿、清單等成本成類的登錄文書(shu) ，按內(nei) 容可分為(wei) 四種：一是與(yu) 朝廷、官府、官員間交際往來和承辦各種事務的。如：曆代衍聖公進京陛見問話、奏對底稿和進貢、宴賞記錄單，及“曆代衍聖公奏折檔冊(ce) ”“曆朝各衙門來文號簿”“邸抄、京報存本”“官員、親(qin) 友通候副啟稟函”“拜候官員親(qin) 友名帖日記簿、互饋物品禮單”“與(yu) 滿漢官員交拜蘭(lan) 譜”“婚姻、壽慶喜帖簿”“喪(sang) 葬事宜簿冊(ce) ”等。二是有關(guan) 府內(nei) 屬官員役的。如“府廟職官年貌單”和選授選補府廟屬官的各種憑單、府內(nei) 屬官給劄號簿、捐官總額登記本、屬官及各員役考勤簿、祀田印契掛號簿等。三是各種田畝(mu) 、人丁登記冊(ce) 。像各屯莊人丁清冊(ce) 、編審老家人與(yu) 廟佃戶丁清冊(ce) 、保甲冊(ce) 、地畝(mu) 人丁清冊(ce) 、祀田地畝(mu) 糧銀赤書(shu) 、祀田地畝(mu) 糧銀花戶姓名清冊(ce) 、祀銀人丁報銷清冊(ce) 、交糧冊(ce) 、春秋祭祀銀糧紅冊(ce) 、屯地丁銀清冊(ce) 、祀銀房租清冊(ce) 、各屯莊祀田糧食分收賬冊(ce) 、集市征辦租銀收款清冊(ce) 等。四是有關(guan) 府廟各類收支賬本。如府內(nei) 曆年流水賬簿、報銷祀銀清冊(ce) 、府廟屬官俸銀、員役工食布費賬簿、司房收支銀錢賬簿、四柱清冊(ce) 、工程勘估清冊(ce) 、常例祭供及酒食飯菜支款賬簿等等。以上各種，有的隻為(wei) 登錄備案，有的屬於(yu) 憑證性質，以供隨時勘對查證。它們(men) 在記賬形式上與(yu) 當時民間流行的各色賬本、物件登錄冊(ce) ，大體(ti) 相同。比較特殊的是登錄廟佃人戶的各種人戶、人丁清冊(ce) 與(yu) 有關(guan) 祀田的地畝(mu) 糧銀冊(ce) 一類簿記。因為(wei) 它們(men) 都掛有欽撥、欽賜銜頭，所以不但冊(ce) 本標題如紅冊(ce) 、赤書(shu) 、保甲冊(ce) 、地畝(mu) 糧銀花姓名冊(ce) 等，與(yu) 官方存錄的本子相近，即在登錄內(nei) 容上，兩(liang) 者亦形影相隨。其性質更近於(yu) 官簿，應係內(nei) 容決(jue) 定形式，這在文書(shu) 製度上是大有考究的。

孔府檔案在私家檔案中擁有的文書(shu) 種類如此繁多，且曆經自明清直至民國這麽(me) 長的曆史變遷，難能可貴，很值得有心者去挖掘考究。

孔府檔案與(yu) 其他各色檔案一樣，屬於(yu) 不可再生的人類曆史遺存，而且因為(wei) 它質地脆弱，不易保存，而更顯出其珍貴性。孔子博物館與(yu) 曲阜師範大學同仁合作，願意將之整理出版，貢獻給社會(hui) ，這使我這個(ge) 在半個(ge) 世紀前有幸接觸過這批檔案，並試圖做些研究的老人，感慨萬(wan) 分。首先應感謝長期以來一直忠實守護這批檔案完整無損的每位看守者。半個(ge) 世紀時間不長，但經曆的風風雨雨可不平靜，據我所知，在檔案搬遷至新建館舍以前，孔府的保存條件相當簡陋，要說守護，實屬不易。再者，我認為(wei) 還應該向此次參加檔案整理的曲阜師大教工和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的同仁們(men) 致意。整理檔案，本是件瑣細不能馬虎的事，必須沉下心耐著性子去做，這就需要付出，甚至在工作上有所舍棄。在我看來，保存檔案的最佳辦法就是將其公諸於(yu) 眾(zhong) ，何況它又是百多年前形成的曆史檔案，並不涉及機密等事。況且，現在出版條件這麽(me) 好，完全可以把原件不失真的影印出來，供大家查閱使用，然後封存原檔，隻備必要時查溯使用，從(cong) 而既擴大受閱麵，又使人們(men) 在接觸中加深對這批檔案的認識，增強對檔案的保護意識。

清乾隆五十年衍聖公府捐賑魯省災荒米糧信票

在發掘利用孔府檔案的曆程中，我們(men) 不應忘記先行者楊向奎教授的功勞。楊向老在20世紀50年代初曾任山東(dong) 大學曆史係主任，是全國著名社科類期刊《文史哲》的始創者和首任主編。雖然他於(yu) 1957年奉調入京，任職於(yu) 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今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但仍熱愛齊魯文化、關(guan) 注山東(dong) 的學術動態。一個(ge) 偶然的機會(hui) ，當他得知在曲阜縣文管會(hui) 藏有大量“孔府檔案”亟待人發掘使用的消息時，便於(yu) 1961年春，親(qin) 往曲阜做實地考察，並抄錄了部分檔案。次年9月5日，他用檔案研究所寫(xie) 的一部分成果，以《明清兩(liang) 代曲阜孔家——貴族大地主研究小結》的篇名，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首次向學術界展示“孔府檔案”的價(jia) 值。1963年7月初，曆史所的7位年輕同事：劉重日、鍾遵先、張兆麟、胡一雅、何齡修、郭鬆義(yi) 、張顯清，在楊向老的帶領下，冒著酷暑奔赴曲阜，準備將存庫檔案做一次全麵翻閱，挑出能顯示明清貴族地主特性的資料，抄錄標點、再擬題，再寫(xie) 出分類說明，以備出版，同時配合寫(xie) 出一部研究著作。

《楊向奎集》

1963年8月同仁在曲阜查閱孔府檔案（左起：何齡修、郭鬆義(yi) 、楊向奎、酈家駒、張顯清、張兆麟、劉重日）

曆史所的這項工作，得到曲阜師範學院（今曲阜師範大學）領導的熱情響應，派出郭克煜、駱承烈、孔令彬3位老師參加標點擬題，還同意以暑假勤工儉(jian) 學的名義(yi) ，在曆史、中文兩(liang) 係高年級學生中選出20位同學（先是10人，後隨挑選檔案數量的增多，加至20人），協助抄寫(xie) 檔案（抄出的檔案一式三份，一供出版用，另兩(liang) 份分別存於(yu) 曆史所與(yu) 曲阜師院，以備研究用）。曲阜文管會(hui) 也很支持我們(men) 的工作，專(zhuan) 門讓熟悉孔府檔案文物的孔繁銀先生負責協調，又鑒於(yu) 檔案中發現有紙質黴變、脆薄等情況，還推薦孔昭培和另一位顏姓先生幫助修補（上述經費統歸曆史所財務報銷）。我們(men) 在曲阜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1月初，總共選抄約近500萬(wan) 字的檔案，剩下的複核整理以及分工做研究，那是回北京之後的事。

在查閱抄錄孔案中，我的最大收獲是由楊向老點名，讓我和另一位女同事張兆麟，隨他進庫挑檔。在檔案的海洋中，做千裏選一的工作，必須要有大局觀念，對所要的內(nei) 容了然於(yu) 胸，而且還牽涉到諸多必須懂得的曆史知識。這些，我都是在楊向老耳提麵命、不斷問學中完成的。這是我進所後圍繞研究題目從(cong) 事資料工作的一次最完整訓練，真是受益匪淺。而我的另一個(ge) 收獲是有幸翻閱了當時孔府庫藏的全部檔案（向老於(yu) 9月底因所裏有事提前返京），並就所藏情況做了筆記（可惜筆記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以至直到今天，每當我回憶起當年情況，仍曆曆在目，能說出個(ge) 一二三四來。

何齡修、劉重日、本文作者等著《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

由於(yu) 曆史的原因，選編檔案的出版已是十多年以後的事了。1978年，由山東(dong) 省委宣傳(chuan) 部牽頭，組織省內(nei) 一些學術機構和有關(guan) 高校，並聯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組成曲阜孔府檔案史料編輯委員會(hui) ，決(jue) 定以《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為(wei) 題，交由齊魯書(shu) 社負責出版，自1980年3月開始，至1985年完成，這套書(shu) 連同原檔的“全宗目錄索引”，共分3編24冊(ce) 。

《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

對於(yu) 檔案的順利出版，大家都很高興(xing) ，我還不止一次利用機會(hui) 向有關(guan) 學者作介紹。特別是1989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鹽湖城猶他家譜學會(hui) 、楊百翰大學和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做學術報告，或單獨交談時，都不忘提起它。芝加哥大學從(cong) 事經濟史研究的趙岡(gang) 教授，曾兩(liang) 次寫(xie) 信或麵詢到曲阜查閱原檔的可能性及相關(guan) 手續。2000年9月—12月，我應邀去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作學術訪問。期間有一次“清代檔案與(yu) 研究”學術座談會(hui) ，我的發言也談了曲阜孔府檔案，並得到與(yu) 會(hui) 者的反響。在那段時期，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推薦孔府檔案，一是因為(wei) 它的內(nei) 容實在豐(feng) 富，冷落它真是可惜，再就是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僅(jin) 僅(jin) 是“史料選編”，雖為(wei) 學界了解、研究孔府提供了方便，但因限於(yu) 那個(ge) 時代和那個(ge) 時代的認識，所選內(nei) 容畢竟單薄，局限性大，何況數量也少，隻占總收藏的1/30，遠不足以窺其全豹。而現在《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匯編》陸續出版，能將更多更好的內(nei) 容展示出來，讓躺在庫裏死的東(dong) 西活起來，讓大家了解並珍視它，更好地為(wei) 研究者所用，確實是件惠及社會(hui) 和學界的大好事，我願衷心地祝福它。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