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葉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義(yi) 理辯護與(yu) 廢立爭(zheng) 議——以‌“虞廷十六字”為(wei) 中心

作者：黃湛

來源：《中國典籍與(yu) 文化論叢(cong) 》第二十五輯（2022.4）

提  要：清中葉考據學興(xing) 盛之際，賴以發明道統心傳(chuan) 的“虞廷十六字”因屬於(y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義(yi) 理價(jia) 值遭到質疑，廢黜偽(wei) 《書(shu) 》之議甚囂塵上。不少學者以義(yi) 理價(jia) 值為(wei) 依據，為(wei) 偽(wei) 《古文》辯護。此外亦有尊尚漢學者，在辨偽(wei) 的同時，重視道統心傳(chuan) ，將文獻真偽(wei) 和義(yi) 理是非分別劃入經學、道學兩(liang) 個(ge) 範疇，使兩(liang) 者互不幹涉，以化解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緊張。在漢、宋學雙方各自的不同應對下，“虞廷十六字”雖屬偽(wei) 經，卻未被剔除出經典，仍舊是儒學思想體(ti) 係的核心環節。

關(guan) 鍵詞：偽(wei) 《古文尚書(shu) 》；虞廷十六字；漢宋之爭(zheng) ；清代考據學

作者：黃湛（1989- ），北京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現為(wei)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清代學術思想史、經學史，曾在《文獻》《中國經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

在清初以降的群經辨偽(wei) 風潮中，《古文尚書(shu) 》經過閻若璩（1636-1704）、惠棟（1697-1758）等人的考辨，偽(wei) 書(shu) 性質漸被接受[1]。逮到清中葉，《古文尚書(shu) 》為(wei) 後世偽(wei) 造更成為(wei) 公認的事實。《古文尚書(shu) 》既已被證實為(wei) 後世偽(wei) 造，便失去作為(wei) 記錄聖賢事跡的神聖憑據，將其移除於(yu) 經典文本似乎順理成章。然而究其事實，除了少數學人仍堅持《古文尚書(shu) 》就是上古流傳(chuan) 下來的真實記錄外，即使承認辨偽(wei) 的眾(zhong) 多學者中，也不乏反對將偽(wei) 《古文》剔除於(yu) 經典行列的聲音。

質疑《古文尚書(shu) 》不始於(yu) 清初，宋代吳棫（1100-1154）、朱熹（1130-1200），明代梅鷟（1480-1553）等學者早已有所論辨。惟宋明學者尚缺乏清儒的嚴(yan) 謹考辨和詳實證據，錢大昕（1728-1804）即雲(yun) ：‌“自宋訖明，攻其偽(wei) 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2]崇禎十六年（1643），國子助教鄒鏞上疏請分今、古文《尚書(shu) 》，並專(zhuan) 以《今文》取士，後因京師戒嚴(yan) 而作罷[3]。從(cong) 此事即可說明，盡管宋明儒的辨偽(wei) 工作不甚徹底，偽(wei) 《古文》之說在清儒辨偽(wei) 風潮以前已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清儒的辨偽(wei) 則是從(cong) 學理層麵給《古文尚書(shu) 》的偽(wei) 經性質做了蓋棺定論。

隨著《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書(shu) 成為(wei) 板上釘釘的‌“常識”，辯護者們(men) 開始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證明偽(wei) 經的存在價(jia) 值，甚至認為(wei) 有讓偽(wei) 經混雜於(yu) 真《古文》之中的必要。在這場以廢立偽(wei) 經為(wei) 中心的論戰中，經學的意義(yi) 、義(yi) 理於(yu) 經學的定位、考據與(yu) 義(yi) 理之關(guan) 係等問題逐漸成為(wei) 學者重點討論的話題。偽(wei) 《古文》中《大禹謨》‌“虞廷十六字”是宋儒建構道統和理學學說的重要一環，其真偽(wei) 廢立直接牽連著對傳(chuan) 統義(yi) 理思想的認知和取舍。以往學界對清代《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的研究集中於(yu) 辨偽(wei) 派和文獻考據問題。至於(yu) 清中葉漢宋之爭(zheng) 大背景下的論述，特別是站在宋學立場為(wei) 《古文尚書(shu) 》辯護的情況，較少受到學界關(guan) 注。有鑒於(yu) 此，本文將以《古文尚書(shu) ·大禹謨》“虞廷十六字”為(wei) 中心，考察清中葉漢宋之爭(zheng) 背景下偽(wei) 《古文》廢立之爭(zheng) ，通過辯護者的義(yi) 理論析及“偽(wei) 經”廢立之態度，探討其背後的經學觀。就學術思想史而言，清中葉辯護者采取了與(yu) 清初學人不同的辯護策略，通過比較其間的異同，可以窺見經學在清代百年間的發展和分化趨勢。

一“虞廷十六字”與(yu) 義(yi) 理建構

‌“虞廷十六字”是理學道統的核心內(nei) 容，在被證明出自偽(wei) 經後，真偽(wei) 的考辨直接牽涉到理學思想的判斷、取舍，乃至重構。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需先回溯至朱熹的《尚書(shu) 》研究，探討朱子如何利用‌“虞廷十六字”建構道統、解釋心性。

其實朱子對《古文尚書(shu) 》的真偽(wei) 已有懷疑，但在建構道統和理學體(ti) 係時，仍舊利用偽(wei) 書(shu) 文字。特別是《大禹謨》‌“虞廷十六字”中，舜對禹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子聯係《論語·堯曰》堯對舜所言‌“允執其中”，指出《大禹謨》在《堯曰》‌“允執其中”的基礎上，舜對禹的辭命增添為(wei) 十六字。從(cong) 堯到舜再到禹的心傳(chuan) 既是傳(chuan) 道，也是上古聖人治世大法，其原則要義(yi) 為(wei) ‌“執中”[4]。朱子承襲程頤‌（1033-1107）“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5]的思想，將“虞廷十六字”與(yu) 《中庸》的‌“孔門傳(chuan) 授心法”聯係起來，完善了帝王治統到孔門儒學一脈相承的道統體(ti) 係。傳(chuan) 心是傳(chuan) 道的核心，朱子根據‌“虞廷十六字”以說明聖人‌“執中”的道理，以道心為(wei) 天理、為(wei) 善，要求學者踐履省察人心、持守道心的工夫[6]。

‌“虞廷十六字”的義(yi) 理闡發與(yu) 朱子對待整部《尚書(shu) 》的解經思路相表裏。朱子曾說：‌“向日喻及《尚書(shu) 》文義(yi) 通貫猶是第二義(yi) ，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7]朱子擺脫了漢唐以來以訓詁為(wei) 主的傳(chuan) 統解經模式，改以義(yi) 理為(wei) 解經的核心，將探求二帝三王之心作為(wei) 解經求道的目標、《尚書(shu) 》學的首義(yi) 。他將這一經學思想傳(chuan) 給弟子蔡沈，令其作《書(shu) 集傳(chuan) 》。蔡沈用十年時間完成此書(shu) ，將老師的義(yi) 理學宗旨貫徹到經解中去。‌“虞廷十六字”在朱子一派理學和《尚書(shu) 》學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8]。隨著《書(shu) 集傳(chuan) 》被立為(wei) 學官，“虞廷十六字”的義(yi) 理詮釋也一並成為(wei) 學人的普遍認知。

二 清初辨偽(wei) 對義(yi) 理的影響及其發展

01 閻若璩、黃宗羲辨偽(wei) 與(yu) 義(yi) 理論述

“虞廷十六字”是理學體(ti) 係中道統心傳(chuan) 學說的重要依據，也是明代學人熱衷討論的問題。晚明學者朱康流謂‌：“從(cong) 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9]清代以前，辨偽(wei) 學者已經開始對《大禹謨》及其中‌“虞廷十六字”展開質難。如元代王充耘《讀書(shu) 管見·禹謨古文之辨》從(cong) 體(ti) 裁上加以分辨，《尚書(shu) 》包括典、謨、訓、誥、誓、命六體(ti) ，而《大禹謨》名為(wei) ‌“謨”，卻體(ti) 例不一，混合典、誓二體(ti) ，顯非原典[10]。王氏又有《傳(chuan) 授心法之辨》，指出《大禹謨》“虞廷十六字”於(yu) 《論語·堯曰》‌“允執其中”之上另增三句，其中‌“人心”、‌“道心”並非出自聖人手筆。盡管王氏並未進一步討論失去文獻根據後，道統學說是否仍然成立，但他明言‌“傳(chuan) 者不悟其偽(wei) ，而以為(wei) 實然，於(yu) 是有傳(chuan) 心之法之論” [11]，等同於(yu) 將文獻考證上的真偽(wei) 問題作為(wei) 義(yi) 理廢立的前提條件。換言之，《大禹謨》若被證明是後出的偽(wei) 經，便應否認道統心傳(chuan) 的經典性和神聖性。

逮至清初，經學複興(xing) ，辨偽(wei) 學風流行。閻若璩、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朱彝尊（1629-1709）、胡渭（1633-1714）、姚際恒（1647-1715）等碩學名儒紛紛參與(yu) 到《古文尚書(shu) 》的辨偽(wei) 之中。林慶彰即指出，清初《古文尚書(shu) 》“虞廷十六字”的辨偽(wei) 打破了宋人的道統根據，‌“此無異要拆掉宋人的大本營” [12]。《大禹謨》既被證明乃晉人所作，邏輯上自然失去了作為(wei) 記載聖賢言行的經典憑據。然據筆者考察，“虞廷十六字”的義(yi) 理詮釋在清初並未受到辨偽(wei) 的影響，這從(cong) 辨偽(wei) 派領袖閻若璩和黃宗羲的論述即可見一斑。

閻若璩《尚書(shu) 古文疏證》中有不少條目論及‌“虞廷十六字”（分別見第31、32、33、74、115條[13]），但並未觸及道統心傳(chuan) 的義(yi) 理問題。當有人（按，閻氏未道明此人名姓）批評閻氏對“虞廷十六字”的辨偽(wei) 等同否定了‌“萬(wan) 世心學之祖”，是“得罪聖經”大逆不道的行為(wei) 時，他強調“虞廷十六字”即使被證偽(wei) ，也不會(hui) 影響道統心傳(chuan) 學說的成立與(yu) 否。閻氏首先指出，“虞廷十六字”的要旨在‌“執中”二字，《論語·堯曰》引堯所說“允執其中”四字已盡道此義(yi) ，並非如批評者提出的惟有‌“虞廷十六字”才能闡明。其次，“虞廷十六字”經過程朱的“推明演繹”，義(yi) 理價(jia) 值才彰顯於(yu) 世。批評者基於(yu) 義(yi) 理立場確信“虞廷十六字”為(wei) 聖賢所作，這種以義(yi) 理是非判定文獻真偽(wei) 的做法，在閻若璩看來是本末倒置。閻氏強調：“餘(yu) 之疑偽(wei) 古文也，正以其信真聖經也。”[14]‌可知其《古文尚書(shu) 》研究的立腳點止於(yu) 辨偽(wei) ，而非義(yi) 理上的反思[15]。

與(yu) 閻若璩同時而學宗陽明心學的黃宗羲同樣支持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說法。黃氏起先抱持宋學傳(chuan) 統，未曾留意《尚書(shu) 》辨偽(wei) 。在他早年完成的《孟子師說》[16]中，黃氏依據“虞廷十六字”闡發心性論曰：“降衷而為(wei) 虛靈知覺，隻此道心。道心即人心之本心，唯其微也，故危。”[17]黃氏尊信陽明“心即理”的思想，認為(wei) “道心”、“人心”實為(wei) 一心，批判尊奉程朱理學者歧分道心、人心為(wei) 二。但與(yu) 尊朱學者相同的是，黃氏也是采用“虞廷十六字”作為(wei) 闡發義(yi) 理的文獻依據。

當黃宗羲閱讀到《尚書(shu) 古文疏證》後，接受了閻若璩的辨偽(wei) 結論。在為(wei) 此書(shu) 作序時，黃氏承認“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虞廷十六字”為(wei) 後世雜糅而成。與(yu) 閻若璩的區別在於(yu) ，黃氏仍舊利用“虞廷十六字”來闡述心學思想。隻不過先前他通過闡述“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強調道心、人心為(wei) 一元而不可分割；在承認偽(wei) 書(shu) 性質後，其論述重點則轉變為(wei) 強調“虞廷十六字”分判道心、人心來源《荀子》“性惡論”的偏頗學說，根本上否定了“道心”、“人心”的二元分法，指出“夫人隻有一心……不失次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並批判“虞廷十六字”為(wei) “理學之蠹”，程朱理學‌“人心”、‌“道心”之說，是對原本儒家‌“執中”思想和聖人心學的歪曲[18]。

綜上所述，閻若璩和黃宗羲都屬於(yu) 辨偽(wei) 派學者，在“虞廷十六字”的態度上，閻氏無意挑戰道統心傳(chuan) ，因此強調考辨《古文尚書(shu) 》與(yu) 偽(wei) 書(shu) 的義(yi) 理是非為(wei) 二事。換言之，考辨真偽(wei) 雖是解經之根本，但義(yi) 理的闡釋並不與(yu) 考據結果存在必然的關(guan) 聯。黃宗羲對《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性質的態度前後發生轉換，但文本依據的顛覆沒有改變其義(yi) 理認知。在接受《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經的觀點後，黃宗羲的義(yi) 理學說不但沒有隨著理據的缺失一並瓦解，反而利用偽(wei) 《古文》繼續為(wei) 心學提供支持。可以說，黃氏雖然吸取了考據學成果，但他對經書(shu) 的解釋仍以義(yi) 理為(wei) 中心。

02 惠棟、崔述的辨偽(wei) 與(yu) 義(yi) 理發明

由清初發展至幹嘉時期，《古文尚書(shu) 》“虞廷十六字”的討論有兩(liang) 方麵進展：一是考據學者延續閻、黃的路徑，更進一步地在辨偽(wei) 基礎上重新審視“虞廷十六字”的義(yi) 理內(nei) 涵。如惠棟即將“虞廷十六字”還之於(yu) 荀學體(ti) 係，結合《荀子•解蔽篇》上下文，謂：

《荀子》之言“危”、“微”與(yu) 俗解異。危，猶《中庸》之“慎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非先精而後一也。且微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荀子》所言七十子之大誼，推而上之，即聖人之微言也。梅氏用其說以造經，而誼多疏漏。閻氏謂其造語精密，殊未嘫。[19]

惠棟認為(wei) 《荀子•解蔽篇》“危”字當釋為(wei) 《中庸》“慎獨”義(yi) ，即是說於(yu) 人獨處時當戒慎其心，而非程朱所訓人心私欲“危殆”的“俗解”[20]。《解蔽篇》前文“處一危之，其榮滿側(ce) ；養(yang) 一之微，榮矣而未知”[21]，是講“處一”、“養(yang) 一”之道，由此達至精微境地。朱子根據《大禹謨》所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八字，將“惟精”、“惟一”說成前後兩(liang) 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個(ge) 物事；一，是辨別了，又須固守他。”從(cong) 而扭曲了《荀子》原文之意。惠棟不滿於(yu) 閻若璩在辨偽(wei) 之外，卻肯定“虞廷十六字”“造語精密”，不能明辨義(yi) 理是非。在他看來，梅賾自造之文“誼多疏漏”，他將荀子“七十子之大誼”上溯孔子微言，從(cong) 辨偽(wei) 和義(yi) 理上均對“虞廷十六字”加以否定。

崔述（1740-1816）則是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闡釋“人心”、“道心”之義(yi) 。他自述年少時閱讀《尚書(shu) 》及《中庸序》，已發覺其文“語之不經”。後來看雍正朝大儒李紱（1673-1750）《古文尚書(shu) 考》，得知“虞廷十六字”乃偽(wei) 造者襲取道家語而來，這也印證了自己原先的疑問。崔述繼而批判“虞廷十六字”臆造“道心”的概念實屬荒謬。他認為(wei) 儒家的“道”隻是“日用當行之路”的意思，與(yu) 表示知覺的人心並無幹涉。孔孟講“存心”、“盡心”、“仁人心”中的“心”，隻有操舍與(yu) 否、思慮有無的區別，而沒有“人心”、“道心”的差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說法將“道心”淩駕於(yu) “人心”之上，實際上是襲取莊、釋“以心為(wei) 己累”、欲坐忘兩(liang) 空的異端思想而來[22]。

清中葉關(guan) 於(yu)  “虞廷十六字”討論的第二點變化，是隨著《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書(shu) 的觀點被廣泛接受，辯護派的策略亦發生改變。清初學人如毛奇齡（1623-1716）、陸隴其（1630-1692）、李光地（1642-1718）、李塨（1659-1733）等立足於(yu) 文獻考據為(wei) 《古文尚書(shu) 》辯護[23]。到了清中葉，辯護者不再糾結於(yu) 文獻真偽(wei) 的考據，轉而強調道統思想和經世意義(yi) 等義(yi) 理是非的問題。下麵試做探討。 

三 辯護派關(guan) 於(yu) 真偽(wei) 廢立問題之態度

01 莊存與(yu) 科舉(ju) 廢立之議

隨著經學的發展，逮到考據學興(xing) 盛的清中葉，《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書(shu) 基本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丁晏（1794-1875）即稱：‌“曩鄉(xiang) 先生閻潛邱征君著《尚書(shu) 古文疏證》八卷，證明偽(wei) 書(shu) ，學者奉為(wei) 定論。”[24]又說：‌“《古文》之偽(wei) 至我朝而大著於(yu) 世，晚進後生皆知《古文》之為(wei) 言贗鼎矣。”[25]焦循（1763-1820）亦雲(yun) ：‌“東(dong) 晉晚出《尚書(shu) 孔傳(chuan) 》，至今日稍能讀書(shu) 者皆知其偽(wei) 。”[26]章學誠（1738-1801）則認為(wei) 偽(wei) 《古文》既已成為(wei) 共識，接下來不必再作考辨以博求名聲[27]。

就在偽(wei) 《古文》說‌“信於(yu) 海內(nei) ”，官方及民間主流學者步調一致的形勢下，將偽(wei) 《古文》剔除於(yu) 科舉(ju) 考試讀本之外已是大勢所趨。據記載，幹隆後期有言官學臣提議‌“重寫(xie) 二十八篇於(yu) 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shu) ，偽(wei) 《書(shu) 》毋得與(yu) 。”莊存與(yu) （1719-1788）卻在上書(shu) 房輪值時進言反對，以為(wei) 《古文尚書(shu) 》不可廢。他說：

古籍墜湮十之八，頗借偽(wei) 《書(shu) 》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習(xi) 幼習(xi) 五經之簡，長以通於(yu) 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jian) 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sang) 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屙癢關(guan) 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ye) 者。[28]

由於(yu) 莊氏的力排眾(zhong) 議，‌“《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從(cong) 莊存與(yu) 反對廢除《古文尚書(shu) 》的話，可以看出考辨真偽(wei) 於(yu) 他而言並非重點。莊氏承認《古文尚書(shu) 》的偽(wei) 經性質，卻從(cong) 治道學統的義(yi) 理角度指出偽(wei) 《古文》合乎聖人之言，因此不應被廢黜。在儒學統領學術思想的古代，經書(shu) 的價(jia) 值在於(yu) 修身和經世，而不是單純的曆史文獻。當訓詁考據的成果觸及到傳(chuan) 統義(yi) 理思想和經世觀念時，如何進行取舍則見仁見智。莊存與(yu) 以通經大義(yi) 、經世致用作為(wei) 經學的根本要旨，視考據為(wei) 瑣屑小道，認為(wei) ‌“辨古籍真偽(wei) ，為(wei) 術淺且近者也。”[29]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並不以宋學家自居的莊存與(yu) 漠視辨偽(wei) 成果、極力反對廢除偽(wei) 經的用意了。

莊存與(yu) 雖然憑藉一己之力阻止了科舉(ju) 廢黜《古文尚書(shu) 》的議案，但他的觀點卻在當時頗具代表性。為(wei) 《古文尚書(shu) 》進行辯護的學人中，不乏與(yu) 莊存與(yu) 類似，並不以理學自居或是以宋學為(wei) 門戶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人當屬翁方綱（1733-1818），下麵將探討翁氏有關(guan) “‌虞廷十六字”的討論，以及他對《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廢立的觀點。

02 翁方綱的辯護及其經學觀

翁方綱就‌“虞廷十六字”的精微義(yi) 理反複陳說，從(cong) 動機和意圖上對辨偽(wei) 者進行鞭撻，卻不執著於(yu) 文獻考據[30]。其論“虞廷十六字”雲(yun) ：‌“‌‘危微精一’節，蔡《傳(chuan) 》語皆本朱子《中庸序》。蓋朱子雖嚐致疑於(yu) 《古文》，而獨於(yu) 此十六字闡發深至。借使《荀子》所引別出《道經》，而此十六字以‌‘精一’承‌‘危微’，以‌‘中’字承‌‘精一’，其精密已百倍於(yu) 《荀》矣。”相較《荀子》所引《道經》八字，‌翁氏認為(wei) “虞廷十六字”的義(yi) 理更為(wei) 精密。除此之外，《古文尚書(shu) 》中尚多‌“聖賢之言，有裨於(yu) 人、國家，有資於(yu) 學者。”[31]辨偽(wei) 者攻詆《古文尚書(shu) 》出於(yu) 立異博名和賣弄學問等不良動機，而非他們(men) 所宣稱的實事求是。又說：

今之攷《古文尚書(shu) 》者，凡一語之偶見它書(shu) ，必抉擿出之，以為(wei) 勦襲偽(wei) 作。甚至‌“人心”、‌“道心”之十六字，亦不免於(yu) 見疑，其禍蓋甚於(yu) 焚坑之烈。而近日競為(wei) 騖廣者喜其新異，靡然從(cong) 之。[32]

翁方綱特別指責閻若璩‌“苛求《古文》，毛舉(ju) 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為(wei) 非經所有。”[33]針對惠棟《尚書(shu) 古義(yi) 》一書(shu) 的評價(jia) ，翁方綱刻意跳過其中辨偽(wei) 的內(nei) 容，卻提及保留“偽(wei) 書(shu) ”篇名的做法，來說明《古文尚書(shu) 》的義(yi) 理價(jia) 值：‌“言《尚書(shu) 》者多欲別去古文，遂刪並《舜典》，而不載《大禹謨》矣。然近日剖（掊）擊古文者，莫惠氏若也。而惠氏《九經古義(yi) 》仍題《大禹謨》之目，足見言《尚書(shu) 》者但依今所傳(chuan) 唱之本矣，庸更動耳。後皆仿此。”[34]從(cong) 中不難看出，翁方綱雖然承認了《古文尚書(shu) 》的偽(wei) 書(shu) 性質，但他更為(wei) 關(guan) 注的是義(yi) 理是非，由此堅持偽(wei) 《古文》不可廢黜。

翁方綱的辨偽(wei) 態度還可以從(cong) 他為(wei) 朱彝尊（1629-1709）《經義(yi) 考》所作的“補正”了解。其中，翁氏首先肯定閻若璩、惠棟等人在《尚書(shu) 》辨偽(wei) 方麵的成果，其一是使‌“悖於(yu) 義(yi) 理者，毋以溷經文也”；其二是使“涉於(yu) 後世者，毋以假先代也。”行文至此，他對辨偽(wei) 尚持正麵評價(jia) 。但接下來話鋒一轉，提到《大戴禮記》雜入秦漢禮文，《小戴禮記》‌“魯之君臣未嚐相弑”有悖《春秋》大義(yi) ，這些儒家經典均摻入後人的“偽(wei) 作”，卻基於(yu) 義(yi) 理價(jia) 值得以保留於(yu) 原書(shu) 。翁氏因此批判辨偽(wei) 者對《大禹謨》‌“危微精一”過加糾擿，不顧朱子發明道統的重大意義(yi) ，卻斤斤計較於(yu) 尋章摘句的考據之學。

翁方綱意識到清初以降的辨偽(wei) 考據已然動搖了傳(chuan) 統義(yi) 理的立足根本，欲調和考據、義(yi) 理的緊張關(guan) 係，其法是在尊奉程朱義(yi) 理前提下，最大化地利用新興(xing) 考據之學，以補足傳(chuan) 統經義(yi) 的缺失。翁氏言：‌“其果孰為(wei) 真古文，更千萬(wan) 世孰能起而複理之，亦更不必於(yu) 此間再下斷語耳。況說經以䌷繹經義(yi) 為(wei) 務，此等處勿庸究心焉。”[35]對於(yu) 足以破壞傳(chuan) 統義(yi) 理根基的辨偽(wei) ，擱置爭(zheng) 議、存而勿論是翁氏所作的最大讓步，其立足點仍在於(yu) 維護傳(chuan) 統義(yi) 理的考量。

03 翁方綱與(yu) 孫星衍、王芑孫的辯論

值得說明的是，翁氏既不滿於(yu) 妄言廢除偽(wei) 經的言論，但他對於(yu) 尊宋學者盲目維護偽(wei) 經，無視真偽(wei) 事實，亦不敢苟同。他曾分別批評孫星衍（1753-1818）和王芑孫（1755-1817）——辨偽(wei) 和守舊兩(liang) 派的觀點。其中孫星衍屬於(yu) 典型的漢學考據學者，就《尚書(shu) 》一經而言，他的《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便隻疏今文，棄偽(wei) 《古文尚書(shu) 》不疏。孫星衍與(yu) 翁方綱共事時，曾就《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相質詢。據翁氏回憶，自己當時隻是‌“笑而不答” [36]。事後翁氏在筆記中寫(xie) 道：‌“近日攻古文者，必皆求其所可信之哉。即以《禹謨》之文，其最賅洽者矣，如‌‘六府三事’一節；其最精深者矣，如‌‘危微精一’一節。借使諸家攻之之說信為(wei) 可據，亦不過同見於(yu) 他書(shu) 耳，於(yu) 義(yi) 固無乖也。”[37]翁氏深知孫氏經學考證的立場與(yu) 自己以義(yi) 理為(wei) 判斷標準背道而馳，在《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問題的爭(zheng) 執無異於(yu) 徒費口舌，故不就孫氏的提問予以回應。

孫星衍批評當時為(wei) 偽(wei) 經辯護者‌“知其偽(wei) 而不疑，反附於(yu) 闕疑之義(yi) ” [38]，翁方綱正是此中典型。麵對那些挑戰傳(chuan) 統（特別是朱子學說），且具備文獻依據的經解，翁方綱不願正視真偽(wei) 事實，反而強調闕疑的謹慎態度。翁氏說：‌“先聖曰：‌‘多聞闕疑。’疑之不能無也，則闕之為(wei) 功大也。若並其疑而不生焉，則廢學矣，又大不可也。今之學者不患其不能疑，但患其不能闕耳。”[39]主張擱置爭(zheng) 議，正是應對漢學考據挑戰傳(chuan) 統經義(yi) 的一種策略和手段。翁氏批評當時在考據學大興(xing) 的背景之下，學者動輒質疑經典，“果於(yu) 自是”，‌“恥於(yu) 闕疑”，與(yu) 前代經學荒廢時學者的“疑而不生”一樣應被杜絕，正所謂過猶不及[40]。對於(yu) 有害於(yu) 義(yi) 理的考據，翁氏認為(wei) ‌“皆由專(zhuan) 執漢學者，固滯一家之言，而不甘於(yu) 闕疑之所致也。”[41]在他看來，漢學家基於(yu) 瑣碎考據攻詆程朱，僅(jin) 僅(jin) 執拗於(yu) 經書(shu) 文字，完全忽略了倫(lun) 理精神和社會(hui) 責任，應被視為(wei) 離經畔道的叛逆之舉(ju) 。

雖然翁方綱對立異程朱的考據學者多有批評，可他亦不甘與(yu) 盲目排斥訓詁考據的宗宋學人為(wei) 伍。當時極力反對漢學的長洲文士王芑孫曾就《尚書(shu) 》前來問學。翁氏記曰：‌

芑孫者，吾同年王世琪孫也。昔來吾齋，知吾欲理《尚書(shu) 》諸條，問曰：‌“先生必專(zhuan) 治今文也。”予應之曰：‌“古文豈可廢乎？”蓋彼習(xi) 聞閻氏說，妄以此疑我耳。[42]

王芑孫因見到翁方綱從(cong) 事考據，理所當然地認為(wei) 翁氏在《尚書(shu) 》辨偽(wei) 上與(yu) 漢學家普遍的觀點一樣，亦持廢《古文》的立場。翁方綱對於(yu) 王氏極深的門戶偏見和狹隘的學術觀念不敢苟同，他批評王氏妄斥考據，比之於(yu) 邪說，‌“此不特不知考訂，抑且不知義(yi) 理也。”[43]認為(wei) 王氏的做法無疑是要迫使讀書(shu) 人株守講章時文，荒於(yu) 經學，重蹈明人覆轍。

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將翁方綱列為(wei) 漢學家，原因是翁氏不僅(jin) 緊隨考據時尚，且是當時金石學領袖[44]。江氏的學派劃分不無可議，但從(cong) 翁方綱卷帙浩繁的經學著作及傳(chuan) 世手稿，足以證明他對考據的重視。因此我們(men) 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堅持“以恪守程朱為(wei) 主，而後可以考證古籍”[45]治經原則的翁方綱，會(hui) 嚴(yan) 詞批評王芑孫盲目反對漢學的做法。

04 其他宗宋者的辯詞

在考據學興(xing) 盛的清中葉，考據學給傳(chuan) 統經學構成了嚴(yan) 重的威脅和“破壞”。翁氏以義(yi) 理為(wei) 依歸，反過來為(wei) 考據學“立規矩”，說明傳(chuan) 統義(yi) 理在清代經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影響著考據學的發展。繼翁方綱之後，反漢學最力的桐城派學人方東(dong) 樹（1772-1851），在其《漢學商兌(dui) 》中花了不少篇幅為(wei) 《古文尚書(shu) 》辯護。就文獻辨偽(wei) 而言，方氏認為(wei) ：‌“偽(wei) 孔《古文書(shu) 》至閻、惠諸家書(shu) 出，舉(ju) 世皆知，已有定論。”[46]說明已然接受辨偽(wei) 的結論。但他亦如翁方綱，將論述重點放在義(yi) 理。他認為(wei) “人心”、“道心”之語被荀子、程朱等大儒重視，後世卻“不審義(yi) 理之實，而第執左證，棄心任目”，批評此種以考據攻詆義(yi) 理的做法乃“漢學膏肓錮疾” [47]。方氏又說：‌“無論偽(wei) 《古文》足信與(yu) 否，《荀子》所引足重與(yu) 否，隻此二語，即出於(yu) 巷說裏諺，亦當平心審諦，斷然信其精粹無疵，不詭於(yu) 道，足以質古聖而無疑，而無庸代為(wei) 周防也。”[48]不要說‌“虞廷十六字”是否為(wei) 舜的原話，荀子引用之下應否被重視，即便此語出自‌“巷說裏諺”，其精粹的義(yi) 理亦足為(wei) 道學信條。相較翁方綱更甚者在於(yu) ，方東(dong) 樹的辯詞完全脫離了解經的範疇，而是以固有的思想左右經義(yi) 的判斷。

麵對《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書(shu) 的事實，辯護者時而表現出一種含糊其辭的態度。如夏炯（1796-1846）言：‌

予讀閻氏《尚書(shu) 古文疏證》《四書(shu) 釋地》《潛邱劄記》等編，考據精深、辨駁詳贍，信乎能實事求是者也。然必攻詰《大禹謨》‌“人心惟危”一十六字，以為(wei) 無一字不從(cong) 剿襲而來，則肆妄未免太甚……謂《古文尚書(shu) 》未可盡信則可，謂《古文尚書(shu) 》無一字可信則斷不可。《古文》之真偽(wei) 未能遽必，即使真係偽(wei) 撰，其文詞古樸、義(yi) 蘊宏深，古先聖王之遺訓微言亦深賴以不墜。曆代以來朝廷頒置學宮，儒者奉為(wei) 圭臬。閻氏試自問，所學能窺見此中之萬(wan) 一乎！[49]

夏氏籠統地用《古文尚書(shu) 》未必全偽(wei) 的邏輯反駁閻氏，然後又退一步承認偽(wei) 《書(shu) 》性質，轉而強調辨偽(wei) 者不應攻詆這部飽含義(yi) 理價(jia) 值的經書(shu) 。但在另一篇文章《書(shu) 毛西河全集後》中，他卻又稱許閻若璩《古文尚書(shu) 疏證》‌“雖未必盡當，而於(yu) 偽(wei) 《書(shu) 》疏通證明，精博為(wei) 南雷黃氏所深服。”[50]因為(wei) 該文旨在批判毛奇齡著書(shu) 專(zhuan) 攻朱子，作為(wei) 毛氏的論敵，閻若璩的《疏證》隨之得到了正麵的評價(jia) 。夏氏此種自相矛盾的行為(wei) ，乃是基於(yu) 辨駁對象的改變。作為(wei) 程朱信徒，夏炯的觀點總是從(cong) 維護程朱學說出發。在“虞廷十六字”的問題上，他自然也就會(hui) 為(wei) 了維護道統，駁斥辨偽(wei) 考據。

四 解經與(yu) 傳(chuan) 道的分與(yu) 合

清儒以考據學作為(wei) 解經方法，在《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礎上，清儒進一步詮釋新經義(yi) ，挑戰宋儒定下的經義(yi) 傳(chuan) 統，從(cong) 而動搖了傳(chuan) 統義(yi) 理思想的立論根基。考據學給傳(chuan) 統經學帶來的“破壞”，不僅(jin) 讓守舊者們(men) 忙於(yu) 應對，甚至是辨偽(wei) 者始料未及的。以程廷祚（1691-1767）為(wei) 例，程氏作《尚書(shu) 後案》辨偽(wei) 後，卻又對辨偽(wei) 的後果表示擔憂。在寫(xie) 給友人儲(chu) 仁煦的信中，他直言：‌“夫慎思明辨，此古先聖賢進德修業(ye) 之要務也。今吾輩乃以此追尋於(yu) 章句之末，無補於(yu) 身心性命之萬(wan) 一，而蔽精憊神，有乖養(yang) 生之道，無所得而有所喪(sang) ，知道者豈由於(yu) 此！弟方自怨自艾，思息心蠲慮而三緘其口，足下其許我否耶？”[51]程廷祚的困擾在於(yu) ，儒學應以身心性命為(wei) 主導，考據促進經學的同時，卻與(yu) 真正的儒學背道而馳，這是以弘道為(wei) 己任的程廷祚不願接受的事實。但程氏找不到解決(jue) 矛盾的出口，他既不願違背學術的良心，又持章句末學有傷(shang) 大道的固見，最終寧願‌“三緘其口”。其實程廷祚本是在讀毛奇齡《古文尚書(shu) 冤詞》後，欲為(wei) 毛氏伸張佐證。沒想到‌“探索愈久，而痕瑕愈見。求其可據信者愈力，而愈以無征。雖至單詞片語可以勉強枝梧，而亦莫之為(wei) 用。”[52]可以說，程廷祚的治經初衷決(jue) 定了他即使變成辨偽(wei) 派，也沒有徹底將偽(wei) 經剔除出經典行列的決(jue) 心。

張循指出：‌“儒者們(men) 千方百計地證明了《古文尚書(shu) 》並非聖人經典之後，卻又不得不千方百計地保住其經典的地位。這個(ge) 有些吊詭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據與(yu) 義(yi) 理之間的緊張所引起的。”[53]張氏清楚描述了清中葉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緊張關(guan) 係，但時人處理偽(wei) 《古文》的態度其實存在幾種不同的情況。下麵分別述之：

（一）主張將偽(wei) 書(shu) 部分剔除出經典行列，否定其義(yi) 理價(jia) 值，強調偽(wei) 經與(yu) 聖人之道無關(guan)

此種觀點主要出於(yu) 漢學派學者。如洪亮吉（1764-1809）《讀史六十四首》（其五十三）言：‌“《尚書(shu) 》別有《古文》傳(chuan) ，西蜀才人著《太玄》。僭聖亦同非聖例，楊雄梅賾趙師淵。”洪氏自注曰：‌“今所傳(chuan) 《通鑒綱目》實朱子門人趙師淵所作。揚以《太玄》擬《易》，趙以《綱目》擬《春秋》，與(yu) 梅賾撰偽(wei) 《古文尚書(shu) 》，其罪一也。”[54]擬造經典、混淆真偽(wei) ，是非聖無法的悖逆行為(wei) 。傳(chuan) 道者所要解讀的是記載於(yu) 真經典中的聖賢之言，至於(yu) 偽(wei) 經的義(yi) 理，則不是學者需要關(guan) 心的問題。

又如前文論及的孫星衍，他曾與(yu) 朱珪（1731-1807）論及偽(wei) 《古文尚書(shu) 》。朱珪主張“偽(wei) 《尚書(shu) 》無損益於(yu) 人心風俗”，不當廢黜，其背後的考慮與(yu) 翁方綱近似。孫星衍則認為(wei) 應先厘清文獻真偽(wei) 問題，依據去偽(wei) 存真的原則剔除偽(wei) 經，不應雜入義(yi) 理是非而混淆辨偽(wei) 。他說： 

吾師（筆者按：指朱珪）以偽(wei) 《尚書(shu) 》無損益於(yu) 人心風俗，竊又非之……無論其製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借偽(wei) 晉人之言以為(wei) 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55]

孫氏的論說包含兩(liang) 點重要信息：其一，聖人之言存於(yu) 經書(shu) ，辨偽(wei) 工作正是為(wei) 了恢複經典原貌，後人據此垂世立教，偽(wei) 造的部分自當被剔除。其二，後世文集甚至異教中亦不乏義(yi) 理中正、符合道德的思想，自然不能將這些內(nei) 容全部歸為(wei) 儒家經典，由此說明義(yi) 理是非不能作為(wei) 判斷《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的標準。

（二）主張將偽(wei) 書(shu) 部分剔除出經典行列，卻強調經學與(yu) 傳(chuan) 道為(wei) 兩(liang) 事，偽(wei) 書(shu) 義(yi) 理在傳(chuan) 道的範疇內(nei) 仍有其價(jia) 值

此種觀點既承認考據辨偽(wei) 的事實，又要堅持傳(chuan) 統義(yi) 理學說，為(wei) 解決(jue) 考據與(yu) 義(yi) 理的矛盾，重新探討經學、理學的關(guan) 係，使考據和義(yi) 理分屬經學、理學範疇之下互不侵擾。以沈彤（1688-1752）為(wei) 例，他認為(wei) 真正的尊經就是要還原經典的原本樣貌，偽(wei) 書(shu) 不可混雜於(yu) 經典。但沈氏並不否認偽(wei) 《古文》可以傳(chuan) 道明理，而且還可作為(wei) 重要讀物保留於(yu) 官學。他說：‌“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yu) 義(yi) 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56]沈彤指責毛奇齡擔心偽(wei) 《書(shu) 》會(hui) 被廢黜是杞人憂天，認為(wei) 《古文尚書(shu) 》中如《禹謨》《伊訓》《說命》等篇‌“雖非親(qin) 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旅獒》《周官》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 [57]。沈彤是在傳(chuan) 道範疇內(nei) 肯定偽(wei) 《古文》的價(jia) 值，至於(yu) 經學，則是與(yu) 傳(chuan) 道平行的兩(liang) 套體(ti) 係。在兩(liang) 套體(ti) 係之下，處理偽(wei) 《古文》的方式和原則截然不同。

同時期以《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聞名的宋鑒（幹隆十三年進士）也有類似的觀點。宋鑒指出《大禹謨》作為(wei) 偽(wei) 《古文尚書(shu) 》之一篇，其中“虞廷十六字”又被證明出自《荀子》所引來路不明的《道經》，那麽(me) 朱子借此構建的道統體(ti) 係亦會(hui) 隨之動搖[58]。宋鑒接下來卻說：“夫言苟合道，芻蕘可詢，何必出於(yu) 《荀子》者必無與(yu) 於(yu) 聖道？書(shu) 雖偽(wei) ，無害於(yu) 其言之醇也。言雖精，無救於(yu) 其書(shu) 之偽(wei) 也。”[59]經學是經學，理學是理學，文獻真偽(wei) 與(yu) 義(yi) 理是非不可混為(wei) 一談，不能因為(wei) “虞廷十六字”合乎聖道，就漠視其出自偽(wei) 經的事實。

稍後程晉芳（1718-1784）也說：《古文尚書(shu) 》雖是偽(wei) 作，‌“其中嘉言正論頗有來曆，當與(yu) 伏《書(shu) 》分別觀之，未可悉棄也。”義(yi) 理上雖如此講，但“儒生讀書(shu) 不辨真偽(wei) ，占嗶囫圇，則又不可矣。”[60]故經學與(yu) 理學、解經與(yu) 傳(chuan) 道、考據與(yu) 義(yi) 理當分開討論。阮元（1764-1849）亦有類似的觀點，他在接受《古文尚書(shu) 》為(wei) 東(dong) 晉偽(wei) 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說：‌“《古文尚書(shu) 》、孔《傳(chuan) 》出於(yu) 東(dong) 晉，漸為(wei) 世所誦習(xi) 。其中名言法語，以為(wei) 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ju) 。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為(wei) 古人所愚，則善矣。”[61]就傳(chuan) 道而論，《古文尚書(shu) 》與(yu) 曆代大儒賢哲的著作闡明義(yi) 理、傳(chuan) 承道學，不能因偽(wei) 經義(yi) 理合乎聖人，便斷言必歸屬經典。另一方麵，經書(shu) 義(yi) 理並不能囊括萬(wan) 物、包攬古今的道理，同樣也不能因為(wei) 《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經，便一並否定其中合乎聖人精神的義(yi) 理。

（三）強調義(yi) 理價(jia) 值，主張將偽(wei) 書(shu) 保留於(yu) 經典行列

此種觀點多出自程朱信徒。他們(men) 延續宋明儒的路徑，以傳(chuan) 道為(wei) 己任，思維往往不囿於(yu) 文獻的界限，在偽(wei) 經廢立的問題上完全以義(yi) 理價(jia) 值作為(wei) 判斷標準。如潘德輿（1785-1839）即謂：‌“《古文尙書(shu) 》不盡真，亦不盡偽(wei) 。”潘氏所說的真偽(wei) ，在於(yu) 從(cong) 義(yi) 理上認定偽(wei) 《古文》內(nei) 容‌“精奧深痛”，‌“非古聖人不能作”。潘氏承認部分義(yi) 理純正的文字‌“辭氣不淳古”，顯然出於(yu) 後世手筆。但他認為(wei) 這些文字仍屬於(yu) 古聖人格言，隻不過在流傳(chuan) 的過程中，修改成後世流行的語言。潘氏又說：‌“誠知其不盡真，則可以論古人之世而不得盡信。知其不盡偽(wei) ，則可以淑後人之身而不得徑刪。” [62]結合潘氏維護偽(wei) 《古文》的目的來看，此番看似客觀謹慎的文獻認知，實則帶有明顯的尊宋學色彩。盡管承認《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書(shu) ，為(wei) 了鞏固反對廢黜偽(wei) 經的立場，潘氏強調偽(wei) 經中存在“可以淑後人之身”的內(nei) 容。正是考慮到義(yi) 理上的價(jia) 值，故雖知其偽(wei) “而不得徑刪”。潘氏又說：‌“餘(yu) 非欲為(wei) 千餘(yu) 年論《古文尙書(shu) 》者進一解而調停其間也，重天地聖人之道而已矣。”[63]漢學家“通經求道”的路徑是通過聖人留下的文字探求義(yi) 理，以潘德輿為(wei) 代表的宋學派恰恰是將順序顛倒過來，認為(wei) 符合義(yi) 理、“天地聖人之道”的文字便是聖人格言、便是‌“經”。傳(chuan) 道才是潘德輿的終極關(guan) 懷，偽(wei) 《古文》是否真出自聖人手筆並不重要。

桐城派文人陳用光（1768-1835）在得知老師姚鼐（1732-1815）主張廢黜偽(wei) 《古文》後寫(xie) 信辨駁。他認為(wei) 荀子雖不及孟子，但所論多近乎道，‌“虞廷十六字”更記載著道統和心性精義(yi) ，不應輕言廢黜。他說：‌

道書(shu) 者，三代相傳(chuan) 舊說，古聖之說也。偽(wei) 《古文》者竊取之，以為(wei) 堯之語舜，則不必然矣，而理則當也。程朱諸儒取之以為(wei) 曆聖相傳(chuan) 之心法，以理斷之，未為(wei) 不可也。《書(shu) 》缺有間矣，二帝三王之微言，容有錯出於(yu) 各家之傳(chuan) 記者，別白而標舉(ju) 之，是即無異於(yu) 尊經。[64]

陳用光承認《古文尚書(shu) 》為(wei) 後世偽(wei) 造，‌“虞廷十六字”也不是聖人傳(chuan) 心之語。但他並未糾結於(yu) 此，轉而強調宋儒闡發義(yi) 理、建構道統的重要性。他相信那些雖不屬經典、卻符合義(yi) 理的文字，就是遺散在子史文集中的聖人微言，思路與(yu) 潘德輿如出一轍。如果說‌“淨化經典”、將偽(wei) 書(shu) 剔除於(yu) 經典之外是對經書(shu) 做減法，那麽(me) 陳氏等將符合義(yi) 理微言的文字歸屬於(yu) 聖人，等同於(yu) 給經書(shu) 做加法。但究竟哪些可算作符合聖人義(yi) 理標準的文字？陳用光並未進行深入的討論。

宋學派辯護偽(wei) 《古文》時，文獻考據的根基本就薄弱，為(wei) 了支持偽(wei) 《古文》不可廢的立論，很多時候便不得不閃爍其辭。其中比較極端的例子是道鹹時期的夏炘（1789-1871）。他曾專(zhuan) 門撰寫(xie) 《古文尚書(shu) 不可廢說》一文，敘述朱子在《尚書(shu) 》考據和義(yi) 理上的兩(liang) 項功勞：‌“剏議《古文》之非真，為(wei) 天下鑿破混沌者，朱子之見之卓。屢闡《古文》之奧旨，為(wei) 後學示厥準繩者，朱子之心之精。”[65]對於(yu) 接踵朱子辨偽(wei) 的清儒，夏炘給出極低的評價(jia) ：‌“繼朱子而攻古文者，自宋元迄明代不乏人。至我朝閻百詩、惠定宇諸先生出，穿穴抵釁，搜瑕索瘢。耳食之徒眾(zhong) 喙一詞，莫不唾而棄之矣。”[66]從(cong) 此番措辭即可看出夏炘對考據學者的不屑。盡管夏氏麵對大量考據事實，不得不承認《古文尚書(shu) 》為(wei) 偽(wei) 書(shu) ，但他認為(wei) ‌“《古文》之偽(wei) 在乎來曆之暗昧，筋衇之緩弛，文氣之散漫，而非謂古昔之格言正論不借以存之也。”[67]與(yu) 潘德輿和陳用光一樣，仍然強調偽(wei) 《書(shu) 》義(yi) 理的重要性。夏氏此文看似將考辨真偽(wei) 和義(yi) 理相提並論，但帶有鮮明的尊宋抑漢偏向。他指出和清儒相比之下，朱子研習(xi) 《尚書(shu) 》兼備考據和義(yi) 理，‌“閻、惠諸君子其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68]也就是說，朱子高明之處，正在於(yu) 指出《古文尚書(shu) 》的偽(wei) 書(shu) 性質之後，更能洞察其中的義(yi) 理真諦，從(cong) 而選擇保留偽(wei) 書(shu) 的文字。清儒的辨偽(wei) 不過是步朱子後塵，摒棄義(yi) 理的做法則是學術的倒退。

清中葉學者在普遍接受偽(wei) 《古文尚書(shu) 》之後，對偽(wei) 經廢立及義(yi) 理是非的態度何以會(hui) 存在以上分歧？筆者認為(wei) ，其中原因當歸於(yu) 兩(liang) 點經學基本認知的差異：首先，解經究竟以考據還是義(yi) 理為(wei) 終極標準？再者，義(yi) 理是否要以儒家經典為(wei) 絕對的文本根據？通過上文的論述，可知此兩(liang) 點重要問題在當時學者間並未達成共識。其中，漢學派多主張將偽(wei) 作剔除出儒家經典行列，以考據作為(wei) 解經的標準。尊奉程朱理學的宋學派多將義(yi) 理作為(wei) 解經的標準，僅(jin) 將經學作為(wei) 道學中一環，這正符合宋明理學體(ti) 係下的經學定位。在義(yi) 理是非的問題上，漢學內(nei) 部卻分裂為(wei) 兩(liang) 種意見。以洪亮吉為(wei) 代表的漢學派將解經與(yu) 傳(chuan) 道合而為(wei) 一，延續清初顧炎武“經學即理學”[69]的治學理念，以經學主導理學，考據主導義(yi) 理，認為(wei) 偽(wei) 書(shu) 不惟應予剔除出經典，內(nei) 容上亦自無義(yi) 理價(jia) 值可言。以沈彤為(wei) 代表的漢學家則是承接清初閻若璩的辨偽(wei) 思路，在論析真偽(wei) 廢立問題之前，首先厘清經學與(yu) 理學、考據和義(yi) 理的分別——判斷真偽(wei) 當以文獻考據為(wei) 標準，以此作為(wei) 經學範疇的問題，後世偽(wei) 造的內(nei) 容在經學範疇中理當作廢；就理學範疇而言，這些被剔除於(yu) 經書(shu) 之外的內(nei) 容當以義(yi) 理為(wei) 標準再進行取舍，若符合聖人之道，仍不被廢黜。相較之下，宋學派將解經與(yu) 傳(chuan) 道合而為(wei) 一的做法上更近第一種漢學取徑，隻不過宋學派以理學主導經學，義(yi) 理主導考據，二者於(yu) 解經、傳(chuan) 道的根本原則截然相反，故所持偽(wei) 經廢立的觀念亦南轅北轍。

結語   

本文考察清中葉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廢立爭(zheng) 議，並對漢宋之爭(zheng) 中考據與(yu) 義(yi) 理的關(guan) 係予以探討。首先立足於(yu) 清代《古文尚書(shu) 》辨偽(wei) 的發展脈絡，指出閻若璩、黃宗羲等清初辨偽(wei) 派尚未進一步反思“虞廷十六字”的義(yi) 理問題。隨著考據學的發展，《古文》的偽(wei) 經性質到了清中葉已成公論，辨偽(wei) 派開始向傳(chuan) 統義(yi) 理發難。偽(wei) 經的辯護者不再從(cong) 文獻考據上尋求支撐，他們(men) 往往回避文獻真偽(wei) 的問題，論述策略轉移到辨析義(yi) 理，堅持以義(yi) 理是非判定經義(yi) 。通過闡述偽(wei) 書(shu) 的義(yi) 理價(jia) 值，說明偽(wei) 經保留於(yu) 經典的必要性。

在清中葉漢宋之爭(zheng) 的大背景下，圍繞《古文尚書(shu) 》的論爭(zheng) 不止是兩(liang) 派間二元對立的“漢宋之爭(zheng) ”，漢學、宋學內(nei) 部也有諸多複雜的表現。辯護派的代表人物中，莊存與(yu) 雖是常州漢學先驅，但他維護《古文尚書(shu) 》的觀念卻與(yu) 多數宋學派學者一致。翁方綱較其他宋學派學者有更多經學論述，其經學宗旨是以義(yi) 理主導考據。漢學派內(nei) 部對《古文尚書(shu) 》的態度分為(wei) 兩(liang) 種情況，其一是否定偽(wei) 經義(yi) 理，主張廢黜偽(wei) 經；其二是在道學、理學範疇內(nei) 承認偽(wei) 經價(jia) 值，但主張將偽(wei) 經剔除出經典行列。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義(yi) 理不僅(jin) 沒有“敵意”，反而采取調和的方法消融考據、義(yi) 理間的緊張。其方法是將解經與(yu) 傳(chuan) 道劃分為(wei) 儒學係統下的兩(liang) 大門徑，令考據與(yu) 義(yi) 理作為(wei) 各自分支下的原則標準，互不幹涉。

從(cong) 學理層麵看，宋儒賴以發明道統心傳(chuan) 的偽(wei) 《古文》‌“虞廷十六字”既被證明是假貨，其學說體(ti) 係按理說自然會(hui) 瓦解。然而廢黜偽(wei) 《古文》之議不僅(jin) 擱淺，“虞廷十六字”的道統心傳(chuan) 思想仍被奉為(wei) 圭臬。其原因在於(yu) ，漢學家“訓詁明而義(yi) 理明”、“道在六經”的治經原則，即使到了考據學極盛的清中葉，亦未能達成共識，“偽(wei) 經當廢”並非邏輯上的必然。在尊信傳(chuan) 統義(yi) 理的學人看來，經書(shu) 不單單是三代留存的曆史文獻，還是承載天地常道、肩負政教使命的“經”書(shu) 。偽(wei) 《古文》的義(yi) 理微言不斷被引述闡發，從(cong) 未因辨偽(wei) 而淡出經學的視野。從(cong) 《古文尚書(shu) 》的案例也可解釋，何以到了考據學興(xing) 盛的清中葉，理論根基備受動搖的傳(chuan) 統義(yi) 理仍能占據穩固的地位。

注釋：
 
[1] 有關清初辨偽運動的研究，參見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佟大群《清代文獻辨偽學》，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清]錢大昕著，陳文和點校《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古文尚書考序》，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冊，頁368。
[3] [清]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66冊，頁546上。
[4] [宋]朱熹《朱子語類（三）》卷七八《尚書一·大禹謨》，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冊，頁2671‒2672。
[5] 引自《朱子語類（三）》卷七八《尚書一·大禹謨》，頁2668。
[6]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六五《尚書·大禹謨》（雜著），《朱子全書》，第23冊，頁3180。
[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續集》卷三《答蔡仲默》，《朱子全書》，第25冊，頁4717。
[8] 有關朱子《尚書》學的研究，參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人民出版社，2004年。陳良中《朱子〈尚書〉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
[9] 引自[清]黃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尚書古文疏證序》，中華書局，1985年，頁2。
[10] [元]王充耘《讀書管見》卷上，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影印清通誌堂經解本，1980年，頁13。關於《尚書》的體裁曆來眾說紛紜，相關研究見程元敏《尚書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伍章《尚書之體裁》，頁64‒87。
[11] 《讀書管見》卷上，頁16。
[12] 《清初的群經辨偽學》，頁248。
[13]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卷五下、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幹隆十七年眷西堂刻本，1987年，頁244‒258、496‒497、1137‒1138。其中第33條所屬《疏證》第三卷全闕，僅存目錄。見《尚書古文疏證》目錄，頁19。有關閻若璩《古文尚書》辨偽的具體討論，參見《清初的群經辨偽學》，頁146‒184。
[14] 《尚書古文疏證》卷二，頁246‒248。
[15] 餘英時指出“虞廷十六字”的‌“傳心”與禪宗‌“單傳心印”接近，是陸王心學的‌“重要據點”，但對程朱理學隻有‌“邊緣的價值”，從而認為閻若璩‌“有意識地借辨偽方式來推翻陸王心學的經典依據”。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30‒231。通過本文的討論，可知餘氏此說值得商榷。
[16] 閻若璩完成《尚書古文疏證》前四卷後寄給黃宗羲，並請黃氏作序。黃《序》大約作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孟子師說》初成於康熙七年 (1668) 前後，最終定稿於康熙二十五年（1680）。有關《尚書古文疏證》的成書經過及黃宗羲作《序》具體時間的考證，詳見錢穆《讀張穆著〈閻潛邱年譜〉——再論〈尚書古文疏證〉》，《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聯經，1998年，第22冊，頁253‒270。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第三章《閻若璩與清初學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0‒32。李燕《〈尚書古文疏證〉成書考略》，《晉中學院學報》第27卷第1期（2010年2月），頁86‒88。有關《孟子師說》的成書時間，參見鄭宗義《黃宗羲與陳確思想因緣之分析》，《漢學研究》1996年第2期，頁59‒74。
[17] [清]黃宗羲《孟子師說》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208冊，頁889上‒889下。
[18]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尚書古文疏證序》，頁2。
[19] [清]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4冊，頁72下。
[20] 程頤謂：“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朱熹《中庸章句序》謂：“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四，中華書局，1981年，第3冊，頁312。《朱子語類（三）》卷七八《尚書一•大禹謨》，頁2664。
[21]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五，中華書局，1988年，頁400。
[22] [清]崔述《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37冊，頁81。
[23] 相關討論，見《清代文獻辨偽學》，頁155-174。
[24] [清]丁晏《頤誌齋文集》卷三《論語孔注證偽自序》，《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民國三十六年刊本，2010年，第587冊，頁102。
[25] [清]丁晏《頤誌齋文集》卷一《尚書餘論自敘》，頁52。丁氏又有《古文尚書傳為王肅偽作說》七篇，見《頤誌齋文集》卷一，頁52‒61。
[26] [清]焦循著，劉建臻點校《焦循詩文集·雕菰集》卷一六《群經補疏自序·尚書孔氏傳》，廣陵書社，2009年，頁303。
[27] 章學誠謂：‌“《古文尙書》之偽，自宋迄今六百餘年，先儒曆有指駁，已如水落石出。至閻氏而專門攻辨，不遺餘力，攻古文者，至此可以無遺憾矣。”[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80。
[28] [清]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頁142。
[29]《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第2輯，頁142。
[30]  需要說明的是，翁方綱於《大禹謨》之外其他篇章作了不少考辨。如有十四條駁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條目上方標明‌“訂閻”），為偽《書》辯護。詳細討論，見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43‒152。
[31] [清]翁方綱《複初齋文集》卷一《古文尚書條辨序》，《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李彥章刊本，2010年，第382冊，頁19下。
[32]《複初齋文集》卷二六《書別建曾子祠記後》，頁269下。
[33] 《複初齋文集》卷七《攷定論上之一》，頁74下。
[34] [清]翁方綱《書附記》卷二，《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第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5。
[35]《複初齋文集》卷一《古文尚書條辨序二》，頁20上。
[36] 《複初齋文集》卷一《古文尚書條辨序》，頁19上。
[37] 《書附記》卷二，頁68。
[38] [清]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岱南閣集》卷二《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叢刊本，2010年，第436冊，頁162下‒163上。
[39] 《複初齋文集》卷一一《致吳槎客》，頁109下。
[40] 《複初齋文集》卷六《巽齋記》，頁62下。
[41] 《複初齋文集》卷一六《跋張惠言儀禮圖二首》，頁164下。
[42] 《複初齋文集》卷一一《與陳石士論攷訂書》，頁113下。
[43] 《複初齋文集》卷一一《與陳石士論攷訂書》，頁113上。
[44] [清]江藩著，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99‒600。
[45]《書附記》卷二，頁75。
[46]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鳳凰出版社，2016年，頁178。
[47]《漢學商兌》卷中之上，頁47。
[48]《漢學商兌》卷中之上，頁50。
[49] [清]夏炯《夏仲子集》卷三《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鹹豐五年刻本，頁11上‒11下。
[50] 《夏仲子集》卷三《書毛西河全集後》，頁7下‒8上。
[51] [清]程廷祚《青溪集·文集續編》卷七《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道光十八年東山草堂刻本，2010年，第269冊，頁247下。
[52] 《青溪集·文集續編》卷七《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頁243下。
[53] 張循《‌“讀書當論道”還是‌“唯其真而已”？——清儒關於偽〈古文尚書〉廢立的爭論及困境》，《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2015年8月），頁6。
[54] [清]洪亮吉《更生齋集·北郊種樹集》卷八《讀史六十四首》（其五十三），《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授經堂刻本，2010年，第414冊，頁198下‒199上。
[55]《孫淵如先生全集·岱南閣集》卷二《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頁162下‒163上。
[56] [清]沈彤《果堂集》卷五《古文尚書考序》，《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經解》本，2010年，第264冊，頁379上。
[57] 《果堂集》卷八《書古文尙書冤詞後二》，頁397下。
[58] [清]宋鑒《尚書考辨》卷四《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考辨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4冊，頁194上。
[59]《尚書考辨》卷四《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考辨下》，頁194下。
[60] [清]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晚書訂疑後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慶二十五年冀蘭泰吳鳴捷刻本，1995年，第1433冊，頁314下。
[61] [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一集》卷四《引書說》，中華書局，1993年，頁77、80。
[62] [清]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一七《讀大禹謨》，《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1995年，第1511冊，頁84下。
[63] 《養一齋集》卷一七《讀大禹謨》，頁84下。
[64] [清]陳用光著，徐雋超、王曉輝點校，蔡長林校訂《太乙舟文集》卷五《寄姚先生書》，台灣“中研院”文哲所，2019年，頁92‒93。
[65] [清]夏炘《景紫堂文集》卷三《古文尚書不可廢說》，《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鹹豐五年刻本，2010年，第565冊，頁558上。
[66] 《景紫堂文集》卷三《古文尚書不可廢說》，頁557上。
[67] 《景紫堂文集》卷三《古文尚書不可廢說》，頁557上。
[68] 《景紫堂文集》卷三《古文尚書不可廢說》，頁558上。
[69] “經學即理學”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轉述顧炎武語。顧炎武的原話是：“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清]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中華書局，1959年，頁58。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將顧氏此言總結為“經學即理學”：“晚益篤誌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清]全祖望著，詹海雲校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國立編譯館，2003年，第2冊，頁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