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文學到易學
作者:胡彥(雲(yun) 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一月十四日甲午
耶穌2022年12月7日

《周易六十四卦象數集解》(全二冊(ce) ,中華書(shu) 局2022年10月)是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我的大學本科專(zhuan) 業(ye) 學的是漢語言文學,碩士、博士讀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大學教書(shu) 近30年,也主要從(cong) 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yu) 研究。
我為(wei) 什麽(me) 從(cong) 文學跨界到易學?這其中的緣由似可略說一二。
我第一次接觸《易經》,是1990年。讀的是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經今注》。彼時我在東(dong) 北的一所大學讀研究生,麵臨(lin) 畢業(ye) 選擇。至今猶記得,當我讀到蹇卦,這樣一句話不期而至:“利西南,不利東(dong) 北。”仿佛冥冥中,自己和蹇卦卦辭從(cong) 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3年,我抱著離開雲(yun) 南的心態考入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沒想到,陰差陽錯,三年之後,我博士畢業(ye) ,又回到了雲(yun) 南。
我們(men) 這一代學人,是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進入大學校園的,從(cong) 本科到研究生,所受到的文學教育、人文教育,所閱讀的書(shu) 籍,幾乎都是以西方文化、西方文學為(wei) 主的。雖然研究的對象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但所操持的文學批評的武器幾乎都是存在主義(yi) 、荒誕派、結構主義(yi) 、後結構主義(yi) 、後現代主義(yi) 、新曆史主義(yi) 、女性主義(yi) 、文化批評一類的西方時髦學說。許多學人都相信文學的秘密心髒與(yu) 精神的原鄉(xiang) 就隱匿在這些學說當中。所以我們(men) 這一代學人對西方人文著作、文學作品的閱讀與(yu) 膜拜,遠遠勝過對中華文化、中華原典和古典文學的熱愛。那時,我們(men) 都有一個(ge) “生活在別處”的美麗(li) 夢幻。
大約是2002年以後,我對自己所從(cong) 事的文學批評與(yu) 研究產(chan) 生了一種倦怠,必須閱讀的文學作品常使我感到“意味索然”。於(yu) 是,完全出於(yu) 個(ge) 人的好奇與(yu) 興(xing) 趣,不是為(wei) 了學術論文的寫(xie) 作,不是為(wei) 了各類項目的申報,隻是為(wei) 了彌補自己的閱讀缺陷與(yu) “文化空白”,我轉向了對儒道釋經典隨心所欲的研讀。
2003年以後,我開始致力於(yu) 研讀易學典籍。起初是給中國現當代文學專(zhuan) 業(ye) 的研究生作十部中國古代典籍的導讀,《周易》即是其中之一;後來又給中文專(zhuan) 業(ye) 本科生開設《周易導讀》的選修課。課堂上的講解,當然是極為(wei) 粗淺的,不過是為(wei) 了激發個(ge) 別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xing) 趣而已。教學之餘(yu) ,凡是我能搜集到的易學書(shu) 籍,我都找來囫圇吞棗地閱讀。開始讀的是《周易正義(yi) 》《程氏易傳(chuan) 》《周易折中》等義(yi) 理易學的名著。這些易學名著的哲學思想非常深刻,讀的時候令人怦然心動,滿心歡喜,但讀完之後,卻又有四顧茫然之感。義(yi) 理易學著作的確能夠給人思想的啟迪,但也的確不能藉此登堂入室,進入《周易》的世界。這是我研讀眾(zhong) 多義(yi) 理易學著作之後,得出的或許偏頗的一管之見。
對我的易學研究產(chan) 生重要影響的著作是潘雨廷先生點校的《周易集解纂疏》和他所著的《周易虞氏易象釋·易則》。潘先生是華東(dong) 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的教授。我去華東(dong) 師範大學讀書(shu) 時,先生已經駕鶴西去,惜無緣親(qin) 聆馨咳。好在潘先生的弟子張文江教授整理並促成了先生係列遺著的出版,生前寂寞的潘雨廷先生因此而複活,他的易學思想廣為(wei) 流布,熠熠生輝,沾溉士林。我從(cong) 潘雨廷先生的著述裏,知道了三國人物虞翻,對其將六十四卦卦爻辭還原為(wei) 八卦卦象的解易思路佩服不已,始悟《周易》的經傳(chuan) 文字是緣象而生的,不能離象空言。
對虞氏《易》作了深入的研讀之後,我開始感到不滿。虞翻將文字還原為(wei) 易象的思路,毫無疑問,是契合春秋易學的精神的,但他通過卦變還原易象的迂曲注《易》方法,我卻是心有存疑的。我認為(wei) ,先聖在創作《易經》的時候,絕不會(hui) 事先發明一個(ge) 卦變的係統來使文字與(yu) 易象一致。大道至簡,目擊道存,觀象係辭,應是聖人著述的不二法門。後來看到南懷瑾先生極為(wei) 推崇明代來知德的《周易集注》,於(yu) 是又開始學習(xi) 來氏《易》。從(cong) 來知德的《周易集注》那裏,我得到的最大收獲是懂得將一個(ge) 卦象顛來倒去、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錯綜複雜地看。但來氏《易》注也有卦象解釋含糊、義(yi) 理發揮過甚的地方。這是我對他的不滿意之處。
大概在2004年,我開始讀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周易尚氏學》,2005年又購得張善文先生校理、中國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尚氏易學存稿校理》叢(cong) 書(shu) 。尚氏易學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石破天驚,醍醐灌頂。於(yu) 省吾先生評價(jia) 《周易尚氏學》“對易象的貢獻是空前的”,洵不誣也。尚秉和先生從(cong) 漢魏象數古易中發現了被人們(men) 遺忘已久的八卦逸象,他的《周易尚氏學》,我以為(wei) 深得伏羲、文王、孔子的精神。毋庸諱言,尚先生的著作,也不是盡善盡美的,他的著作個(ge) 別地方存在訓詁繁瑣、略而不注、“求異”“求新”的瑕疵。
多年以後,我又有幸讀到台灣學者閆修篆先生的大著《皇極經世書(shu) 今說》。閆修篆先生的經曆頗為(wei) 不凡,以少將軍(jun) 銜退役,轉任商界,對易學深有研究。在《自序》中,閆先生引用了南懷瑾先生說過的一句話:“《易經》著作,雖已汗牛充棟,而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坦率地說,古代易學家,我最推崇的是北宋的邵雍。他的《皇極經世書(shu) 》,我以為(wei) 是“得透羲皇消息”的著述。遺憾的是,不知為(wei) 什麽(me) ,邵雍並沒有注解《周易》。南懷瑾先生所言“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我理解,先生的本意是說注解《易經》的著作能夠抵達本源的寥寥無幾。對此,我是深以為(wei) 然的。
當代學者丁四新先生在《周易溯源與(yu) 早期易學考論》一書(shu) 中對《周易》的研究曆史有如是評價(jia) :
“宋末至清初,學者貴尚自我,各逞己臆,讓《易經》脫離‘文本’的製約,而成為(wei) 申述個(ge) 人主張和個(ge) 人意見的單純工具和所謂‘空套子’。”
“20世紀的經學研究,主流也是一種考古式、博物館式的工作,不是以經義(yi) 的創發為(wei) 目標的,而所謂‘校’‘注’‘譯’,也多是試圖讓人理解卦爻辭的字麵意思,距離古人在‘畫-象-辭-占-意’的整體(ti) 結構上來理解《周易》文本,還十分遙遠。”
“《周易》解釋要重新實現經學化,並將義(yi) 理性(乃至哲學性)的闡釋有機地植入其中,這裏麵確實存在很大困難:沉舟病樹,山重水複。”
丁四新先生對《周易》從(cong) 古至今的解釋曆史的評價(jia) ,真是精彩絕倫(lun) ,勝義(yi) 紛呈。我以為(wei) 丁四新先生的評述和南懷瑾先生“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的感言構成了一種“照花前後鏡,花麵交相映”的無盡意趣。
狗尾續貂。我以為(wei) ,對《周易》經傳(chuan) 的注解、闡釋,疊床架屋、灶上起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這樣的闡釋困境,兩(liang) 千多年以前,莊子早已預言:“天下之人,各為(wei) 其所欲焉,以自為(wei) 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ti) 。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
筆者不揣譾陋,對先賢、時賢的思想“心有戚戚焉”,竟萌發出為(wei) 《易經》作一部通達的注解著作的大膽念頭。
拙著之所以要將虞翻、來知德、張惠言、尚秉和的易注匯集在一起,一是為(wei) 了向易學先賢致敬,說明自己易學研究的學術譜係;二是我認為(wei) 四位前賢的《易》注符合《周易》“觀象係辭”的著述方式,他們(men) 彼此之間存在前後影響的學術關(guan) 係,若能參透他們(men) 的注解,對其得失作出審慎的抉擇,“於(yu) 《易》則可彬彬矣”;三是我想完成一部匯集幾家代表性觀點的象數易學之作,為(wei) 易學愛好者、研究者提供一部比較方便研讀的著作。
我以為(wei) ,《周易》研究要擺脫“方術之作”的“困囿”,通向“道術之作”的澄明,其唯一的道路即是回歸本源與(yu) 開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應、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的變化機理,藉此才可能識“古人之大體(ti) ”,以“見天地之純”。
21世紀既是中華民族迎來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世紀,亦是中華文化否極泰來、走向複興(xing) 、走向自信、造福人類的世紀。《周易》所蘊含的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天下文明等等思想智慧,完全可以為(we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提供“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的中國智慧與(yu) 中國方案。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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