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事為(wei) 學：劉鹹炘與(yu) 中國史學的近代轉承

作者：張凱

來源：《天府新論》2022年第5期

摘    要：近代學術，經史嬗變。新文化派參照西方學術開創新史學，進而以現代史學觀念與(yu) 體(ti) 例改造中國傳(chuan) 統史學。“新史學”為(wei) 近代中國學術轉型提供有效平台，卻在無形中割裂了中國傳(chuan) 統史學之於(yu) 現代學術的關(guan) 聯。劉鹹炘提出，史學的廣義(yi) 就是人事學，進而以“察勢觀風”為(wei) 史識準繩，以“史有子意”為(wei) 史家宗旨，落實即事明理的人事學，倡導以紀傳(chuan) 體(ti) 編纂傳(chuan) 統創新史體(ti) 。在近代中西學術交匯的語境中，考察劉鹹炘的史學觀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學術傳(chuan) 統、會(hui) 通古今中西的旨趣與(yu) 方法，或可在中國傳(chuan) 統史學與(yu) 現代學術體(ti) 係之間建立有機關(guan) 聯，為(wei) 時下突破分科之學、建立中國學術本位開辟新路徑。

關(guan) 鍵詞：人事學; 察勢觀風; 史有子意; 劉鹹炘;

作者簡介：張凱，浙江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學術思想史、晚清民國社會(hui) 與(yu) 文化

晚清以降，西學東(dong) 漸，道鹹新學“務為(wei) 前人所不為(wei) ”以應對時局。甲午戰後，西學對中國形成壓倒性優(you) 勢，移植西學成為(wei) 學界主流。如何處理現代學術分科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經史之學的關(guan) 係，成為(wei) 晚清民國學人會(hui) 通中西和實現中國政教、文化轉型的關(guan) 鍵。【1 】正如梁啟超稱：“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wei) 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2】然而，傳(chuan) 統史學已難以應對世變。1902年，梁啟超高舉(ju) “新史學”旗號，批判傳(chuan) 統史學“四病二蔽三惡果”。新史學成為(wei) 清末民初朝野各界移植西學、建立現代學製與(yu) 學術體(ti) 係的有效平台。民國肇建，治國學者群趨史學一途，經史易位，幾成定局，現代西方學術分科體(ti) 係以現代學術之名在中國成為(wei) 正統，引入西方史學理論與(yu) 方法創新史學，成為(wei) 新史學諸流派的共識。【3】

劉鹹炘認為(wei) ，時下東(dong) 西學人妄判中西新舊，“迷惘無主”，遂以“視西如中，視新如舊”的立場，建構以史學為(wei) 核心的推十之學。在以新文化派與(yu) 新史學為(wei) 中心的學術史敘述中，劉鹹炘長期被主流學術所忽視。伴隨著“在中國發現曆史”的呼聲與(yu) 新一輪的“國學熱潮”，反思原有以“新史學”為(wei) 軸心的學術譜係成為(wei) 學界共識。眾(zhong) 多“被人所遺忘或誤解的學者”相繼被發現，劉鹹炘學術思想的獨特性引起學界廣泛關(guan) 注。【4】然而，既有研究多側(ce) 重分科與(yu) 中西新舊的視角考察劉鹹炘的學術思想與(yu) 史學觀念，與(yu) 劉鹹炘思想的主旨及其整體(ti) 性仍稍有隔膜。如若回到劉鹹炘學術的內(nei) 在理路與(yu) 學術語境中，以源流互質的方式考察劉鹹炘的史學觀念，揭示其會(hui) 通古今中西新舊之學的苦心孤詣，或可在中國傳(chuan) 統史學思想與(yu) 現代學術體(ti) 係之間建立有機關(guan) 聯，為(wei) 時下突破分科之學、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學術體(ti) 係提供有效參考。

一、學以為(wei) 人與(yu) 以人事為(wei) 學

1920年代，整理國故運動蔚然成風，新文化派主張用科學實證史學整合中國文化，把國學的一切都用文化史及其子目涵蓋與(yu) 分科，使經學自變為(wei) 史學，此一過程無形切斷了傳(chuan) 統曆史價(jia) 值與(yu) 現實的關(guan) 聯，中國文化衍為(wei) 客觀性知識，逐漸喪(sang) 失致用的價(jia) 值與(yu) 實踐的功能。梁啟超的文化史觀念與(yu) 胡適有別，注重文明史的成立與(yu) 展開，提出科學方法與(yu) 直覺方法並舉(ju) ，“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nei) 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5】1926年，劉鹹炘與(yu) 蒙文通、唐迪風等學人時常研討中國文化的當下價(jia) 值，三人一致認為(wei) “今日與(yu) 東(dong) 西學者共見者，乃不在中國之精華，而在於(yu) 糟粕”，在中西文化比較的視野中，“吾華賢聖於(yu) 天道（宇宙論）、人道（人生論）、群道（社會(hui) 論）自有其超然獨至之處”。時下暢言中西文化論爭(zheng) 的學人“略知者又不貫，能貫者又不言”，“雖亦有高談華化之輩，然大抵不會(hui) 詳讀華書(shu) ，又見脅於(yu) 時風，不免宛轉以調和”。【6】有鑒於(yu) 此，劉鹹炘撰寫(xie) 《兩(liang) 紀》一文，嚐試以“執兩(liang) 用中”的思維模式溝通中西古今：“陰陽虛實，源流始終，古今來往，南北西東(dong) ，出同入異，別私共公，推十合一，執兩(liang) 用中”，自稱“八年用功，得此一果，唯一之形而上學”。【7】

劉鹹炘認為(wei) ，西方學術以哲學為(wei) 最發達，“其義(yi) 本為(wei) 愛智”，“大抵重外而忽內(nei) ，重物理而輕人事；故求真之學則精，求善之學則淺”，倫(lun) 理僅(jin) 是哲學的分支，“西人謂中人有術而無學，不知彼正患其重學輕術”。【8】西學側(ce) 重求知萬(wan) 物，中學強調應對萬(wan) 物。“西學既為(wei) 求知，故重分析，各科不相謀。中學以人為(wei) 中心，故多渾合，每一宗旨貫於(yu) 人生及政治、生計一切問題”，西學探究人生問題，“亦視為(wei) 一物而欲知其究竟”【9】，向外探求人生的緣起、意義(yi) 與(yu) 歸宿等問題。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承認人生本於(yu) 宇宙自然，順流而下探究“何以生、何以善生”等問題。中國文化的義(yi) 理學與(yu) 其稱為(wei) 理學，不如視為(wei) 道術更為(wei) 恰當。換言之，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於(yu) 處理心物的方式根本不同，“中之哲學，本主人生，以心禦物，以理禦事，以綜貫為(wei) 長。故良史子家，皆遍論諸事，如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故不可得而分也”【9】。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脈絡中，人之為(wei) 學的目的就是學以為(wei) 人，僅(jin) 此一事，“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此可謂知學之範圍”【10】。成人之學應當以生、善、久為(wei) 人道之綱，溝通先天之性與(yu) 後天之學。然而，宋明理學家往往“標先天而忽後天，此其所以敗也”【10】，時下則應當以史學正邪說。有鑒於(yu) 此，劉鹹炘基於(yu) 劉沅的先天之學，以生、善、久為(wei) 人道之綱，人生當然的價(jia) 值源自天地萬(wan) 物之自然，當然本於(yu) 自然，中國學術以人生為(wei) 核心，為(wei) 學的目的在於(yu) 如何成仁盡性，“盡當然以求自然”【11】。同時，劉鹹炘主張先天之性應在“事上磨煉”，向外求知求理。在現代學術語境中，劉鹹炘通過文史校讎之學，下學而上達，以博學於(yu) 文的方式貫徹天道性命。

劉鹹炘認為(wei) ，時下學術研究的對象與(yu) 先聖賢哲所研究的範圍並無差別，一言以蔽之，“人事而已”。應對人事，既要弘揚先天的性善之旨，又要囊括後天的客觀經驗世界。宇宙不過由三物（天、地、生物）、二事（群與(yu) 史）組成，學問應當分為(wei) “物”與(yu) “事”兩(liang) 門，與(yu) 西學所分自然科學、社會(hui) 科學（或文化科學）大致相同。“究物者究靜，究事者究動”，曆史學的方法不外求因明變，劉鹹炘自稱“吾學止一史學，與(yu) 今人言社會(hui) 科學所指實同”，橫為(wei) 社會(hui) ，縱為(wei) 史，各舉(ju) 一端，不如直接稱之為(wei) “人事”，萬(wan) 物以人為(wei) 中心，“物之靜者無價(jia) 值，價(jia) 值生於(yu) 動之事”【12】。曆史文化科學應以價(jia) 值為(wei) 目的，因事明理，“價(jia) 值由人而生者也，求事實乃所以求價(jia) 值，求價(jia) 值又為(wei) 應付之預備，則由學而到術”【12】，史學應當打通事實與(yu) 價(jia) 值、學術理念與(yu) 人的實踐活動。

1920年代，北京大學史學係主任朱希祖受到德國新文化史家蘭(lan) 普雷希特與(yu) 美國新史學代表魯濱遜的影響，力圖引入社會(hui) 科學，發展“科學的史學”。劉鹹炘認為(wei) ，借鑒社會(hui) 科學的方法有助於(yu) 理解史學的意義(yi) ，“義(yi) 理之學須資哲學、心理、倫(lun) 理三科；事實之學，須資社會(hui) 、經濟、政治三科”【13】。劉鹹炘引述法國史家朗格羅瑟諾波《曆史事實分類表》，將曆史事實分為(wei) “物質的狀況” “心靈的態度” “人事的風俗” “經濟的習(xi) 慣” “社會(hui) 的組織” “政治的製度”等類別。站在學術分科立場的學人認為(wei) ，史實應當盡量廣泛，但並非一切記事之書(shu) 都可視作史學。劉鹹炘認為(wei) ，史學應當涵蓋一切人事，“常人以史為(wei) 止記政製、人事。史猶有專(zhuan) 域，不混於(yu) 群書(shu) ，今廣為(wei) 無所不包，則群書(shu) 各成專(zhuan) 門，史將一無所有”【14】。劉鹹炘認為(wei) 這正是史學的特質與(yu) 價(jia) 值：

史之所以無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為(wei) 關(guan) 係，而不可離析，《易》之所謂感也，史固意以人事為(wei) 中心，然人生宇宙間，與(yu) 萬(wan) 物互相感應，人以心應萬(wan) 物，萬(wan) 物亦感其心。人與(yu) 人之離合，事與(yu) 事之交互，尤為(wei) 顯著，佛氏說宇宙如網，誠確譬也。群書(shu) 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關(guan) 係也；群書(shu) 分詳，而史則綜貫也；綜合者，史學之原理也。無分詳，不能成綜貫，而但合其分詳，不可以成綜貫。蓋綜貫者自成一渾全之體(ti) ，其部分不可離立，非徒刪分詳為(wei) 簡本而已也。【14】

世界萬(wan) 事萬(wan) 物均有聯係，人與(yu) 人、人與(yu) 物相互交感而成事，史學是探討人事的綜合關(guan) 係，“觀察風勢，由此而生”【14】。分門別類的專(zhuan) 門之書(shu) ，僅(jin) 僅(jin) 記載事實，不能明了風勢。“綜貫成體(ti) ，是為(wei) 撰述，專(zhuan) 門之書(shu) ，多止記注而非撰述，即是撰述亦部分而已。明此三別，則史之獨據者可見。”14分科的專(zhuan) 門之史僅(jin) 是史學的初步，史學應當在更高的層次把握世間萬(wan) 物、人與(yu) 事的關(guan) 聯，探索人群實踐活動的原理與(yu) 趨勢。

史學的廣義(yi) 就是人事學，“理不離事，學以明理，即學以明事。學問無他求，俗所謂懂事而已”【13】。世間與(yu) 人相關(guan) 聯的不過事與(yu) 理，“載事之書(shu) 曰史，載理之書(shu) 曰子。經皆史也，而《易傳(chuan) 》 《論語》 《戴記》則子之類也。故經不能專(zhuan) 為(wei) 一學。事必求其理，理必著於(yu) 事，子史亦不能劃斷也。”【13】劉鹹炘以此為(wei) 基礎，夫子自道：“吾之學，其對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經而言史，舍儒而言道?”【15】劉鹹炘所講的“學”以明事理為(wei) 目的，探究事理必基於(yu) 史。“此史是廣義(yi) ，非但指紀傳(chuan) 、編年，經亦在內(nei) 。子之言理，乃從(cong) 史出，周秦諸子亦無非史學而已。橫說謂之社會(hui) 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謂之人事學可也。”【16】若要落實即事明理的人事學，需以“察勢觀風”為(wei) 史識標的，以“史有子意”為(wei) 史家宗旨。

二、 “察勢觀風”與(yu) “史有子意”

乾嘉漢學意圖超越宋明先天預成的形上學，卻群趨考證學的知識實踐。民初整理國故運動以方法與(yu) 材料為(wei) 準則判分新舊中西，倡導科學方法來實現整理國故，被時人視為(wei) “新漢學”。劉鹹炘批評民初學風， “餖飣之習(xi) 乃近日中國、日本所同，其所以趨此者，以麽(me) 小考證易於(yu) 安立，少引駁難，乃來名之捷徑”【17】。劉鹹炘認為(wei) ，史學可分四種類型：“一曰考證事實，是為(wei) 史考。二曰論斷是非，是為(wei) 史論。三曰明史書(shu) 之義(yi) 例，是為(wei) 史法。四曰觀史跡之風勢，是為(wei) 史識。”【18】史考為(wei) 治學的基礎，可是沒有係統的考證沒有太多價(jia) 值，“止是零碎事跡，不得為(wei) 史”【18】。論斷是非應以事實為(wei) 依據，“然無識則止是任意愛憎，不得為(wei) 學也”【18】。史學的核心是作史之法與(yu) 讀史之識，“作者有識，乃成其法，讀者因法，而生其識，雖二而實一也。法者，撰述之義(yi) 例，章先生所謂圓而神者也。識者，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孟子所謂論其世者也。”【18】史學方法不必人人專(zhuan) 精，史識則是“人人的通課，才是真正史的功用”。中國曆代史學，司馬遷、班固以史識卓絕著稱。自唐代以後，史法暗而不彰，“止知整齊，撰述方板”【18】。宋人雖有史識，但偏重於(yu) 史論，褒貶迂苛。近世鑒於(yu) 史論的弊端，又流於(yu) 考證之學，“於(yu) 是熟於(yu) 事實者，乃冒史學之稱，而史學蕪矣”18。史學由此偏重朝廷政事而忽視民情與(yu) 風俗，詳於(yu) 具體(ti) 事實而疏於(yu) 風氣流轉。

劉鹹炘認為(wei) ，史家的職能是觀盛衰之跡、風俗之變。誠如《七略》所言：“道家者流，出於(yu) 史官，秉要執本，以禦物變。”【16】 禦變就是疏通知遠，藏往知來。司馬遷所言通古今之變，正是史之要旨。劉鹹炘命名為(wei) “察勢觀風”。史學之可貴在於(yu) 通觀曆代政事、風俗與(yu) 人才的變遷升降，政事施於(yu) 上，風俗成於(yu) 下，人才為(wei) 疏通兩(liang) 者的樞紐。史識之義(yi) 就是在一代之中，探究三者之中人與(yu) 事的因緣，“何時兆之，何時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開之，何人變之，非史不詳。故《尚書(shu) 》每事為(wei) 篇，《春秋》經傳(chuan) 雖編年，而有先經張本，後經終事，皆明主事義(yi) 之本末源流，而人止散見於(yu) 其中”【19】。換言之，察勢主要是將潛藏的可能與(yu) 勢態的運轉兩(liang) 者聯動，洞觀世事的緣起與(yu) 流變，尋求人群的原理與(yu) 史事的公律，在曆史發展的大勢中探尋人事的若幹法則。【20】如何察勢?察勢主要是以道家持靜之術，深觀物變。邵雍溺於(yu) 數，不深究史學流變，不能知曉古今之變，然其所秉持的觀物之法，可謂道家禦變之嫡傳(chuan) ，“盡物之性，去己之情”，以物觀物。【21】靜觀物變，若務求形而上之理，而不能詳察形而下之變與(yu) 是非之公，則會(hui) 導致“委蛇於(yu) 兩(liang) 端之間而中無所主”【16】，若要彌補此種局限，應當同時注重觀風。【22】

風與(yu) 俗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重要的曆史觀念。《劉子新論》中稱：“風者，氣也。俗者，習(xi) 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xi) 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厚薄，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謂為(wei) 風，人習(xi) 而行，亦謂為(wei) 俗。”23龔自珍進而尋求風的特性與(yu) 背後的原因：“古人之世，倏而為(wei) 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為(wei) 後之世。旋轉簸蕩而不已，萬(wan) 狀而無狀，萬(wan) 形而無形，風之本義(yi) 也。”【24】劉鹹炘認為(wei) ， “風有源有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為(wei) 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25】。風就是潛藏於(yu) 人事背後的“有所為(wei) 而然”與(yu) “不知其然而然”。劉鹹炘在此基礎上指出， “人群之孚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謂之風氣”，“化民之道，亦進風氣而已”。【26】史家的卓識正是觀風察勢，“風勢萬(wan) 端，綜貫以求，由繁至簡，達於(yu) 最高之原則，則見民風無過一張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此生，此即循環之大律，《易》之所謂‘一闔一辟’者也”【27】。

史學講求時間與(yu) 空間的辯證統一。劉鹹炘認為(wei) ， “橫之綜合為(wei) 關(guan) 係，《易》之所謂感也；縱之綜合為(wei) 變遷，《易》之所謂時也”，“縱橫兩(liang) 觀，史家之能事畢矣”。【28】由此，可將風分為(wei) 土風與(yu) 時風，“一代有一代之時風，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麵目”【28】。土風側(ce) 重地方風俗，時風是指時代思潮影響於(yu) 人心，其中以“君之治術” “士之學術”最為(wei) 顯著。世事與(yu) 風氣相為(wei) 表裏，“事勢顯而風氣隱，故察勢易而觀風難。常人所謂風俗，專(zhuan) 指閭巷日用習(xi) 慣之事，與(yu) 學術政治並立，不知一切皆有風氣。後史偏於(yu) 政治，並學術亦不能詳，故不能表現耳。風之小者，止一事，如裝飾之變是也。風之大者，兼眾(zhong) 事，如治術之緩急，士氣之剛柔是也。”【28】蒙文通講述國史體(ti) 係時就認為(wei) ，德國史家蘭(lan) 普萊希的集團心理“即一時代之心理及其轉變如何”，認為(wei) 這“既不是唯心論，又不是唯物論，就是由一時代心理反映上去理解其社會(hui) 發展的各方麵，而不是像唯心論者以心理為(wei) 決(jue) 定曆史因素”。【29】

風與(yu) 人心緊密關(guan) 聯， “察勢觀風”並非僅(jin) 僅(jin) 關(guan) 係求真，更在於(yu) 凸顯史家的情意與(yu) 史學的宗旨。章學誠所言“史而有子意”，觀風取決(jue) 於(yu) “道公學私”的旨意。史是客觀的“序述”，子屬於(yu) 主觀的論辨，天地之間關(guan) 於(yu) 人的知識可分為(wei) 事與(yu) 理、史與(yu) 子。事與(yu) 理交互，史書(shu) 不僅(jin) 是“序述”，還有作者的主觀貫穿其中，子書(shu) 也不單是論辨，議論中必有實事的例證，“若史單講事，則六房案卷亦為(wei) 良史，子單懸空，則成一個(ge) 籠統的東(dong) 西”【30】。劉鹹炘認為(wei) ， “史當純客觀者，過甚失情之論也，史崇質實，中國早明其義(yi) ，西洋則前史多為(wei) 宗教、政治之用，近始懲其弊而重客觀”【28】。然而，純粹客觀是物質科學分析方法，可視作整理史料之法而非作史之法。人事絕不能像物質那樣分析探討，即便是物質科學，也要發明公律，“不止於(yu) 分析，公律由綜合而成。凡經綜合，即參入主觀矣。若必不參主觀，則隻有零碎事實，日記、帳簿乃足當之。”【28】史家的宗旨正是由史識綜合而成，西方人稱之為(wei) 史觀或史之解釋。中國文化秉持中庸的特性，又傳(chuan) 承道家的宇宙觀，“知世間事變互為(wei) 因果，故雖於(yu) 史多所解釋，而未嚐特立一義(yi) ，大抵置重人心，而又承有莫之為(wei) 而為(wei) 之天，故史遷謂究天人之際。”【28】章學誠在《史德》篇中，標舉(ju) “敬、恕二義(yi) ”，最能體(ti) 現“史有子意”的含義(yi) ：敬即“慎於(yu) 褒貶”，恕即“曲盡其事情”，如此才能稱之為(wei) “能入”，世間學問未有“不入而能出”，道家史觀秉要執虛，虛己之心觀察物變而究其始終。不過，“道家之弊在但論事不論理”，儒家以仁義(yi) 之道探究性命之理，評判社會(hui) 變遷的利害得失，“然不明事之始終，從(cong) 何論理?”【31】

劉鹹炘發展史德說，以天道、人事、道家持靜之術、儒家精義(yi) 之功，建構了“察勢觀風”與(yu) “史有子意”的詮釋係統：

天道之顯然者為(wei) 四時，史本根於(yu) 時間，變本生於(yu) 時間。變乃自然，道家之所謂道，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天。孟子曰：“莫之為(wei) 而為(wei) 者，天也。”道家、史家之所謂天，即指莫之為(wei) 而為(wei) 者。遷所謂天人之際，即是古今之變耳。四時即天道之變，而人事該焉。人事之變，不能逃天道。《易》之數與(yu) 史之風，實相同也。六經中《易》言天道，而董氏則以《易》治《春秋》。太史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即謂由事見風，以數該事耳。由此貫說，數也，時也，風也，皆變也。【32】

四時為(wei) 時間演化與(yu) 自然變遷，是天道最直接的呈現，既構成人事發生的基礎，又為(wei) 人事無法出離的法則。史學的根本即在時間的演進中探究人事變遷，究古今之變是史家最高之追求。【33】以道家史觀與(yu) 《易》數通變之法，探究《春秋》大義(yi) ，方能“察勢觀風”，通觀明變，因事明義(yi) ，“事實實而風氣虛，政事、人才皆在風中，即事見風，即實求虛，所謂史而有子意”【31】。由此可見，“淺陋之學究，專(zhuan) 以論人為(wei) 史學，徒騁己見，固不足貴。而博雜之考據家，專(zhuan) 以考事為(wei) 史學，亦隻為(wei) 拾骨之學”【31】。曆代史家中，司馬遷、班固兩(liang) 人學有所本，“善觀變，知流弊，所以為(wei) 良史”【31】，可謂“察勢觀風” “史有子意”的典範。司馬遷網羅逸聞，考證史事，以考信六藝、折衷孔子為(wei) 主旨；考察帝王之道至秦漢間的變局，以緩柔、急剛分別古今風氣，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wei) 主旨。

就方法而言，劉鹹炘舍儒而言道，以道家史觀不斷拓展博學之學。從(cong) 學術主旨而論，劉鹹炘闡發性善之旨，實踐為(wei) 人之道。儒道融匯，方能將研究方法與(yu) 學術旨趣相配合，以精微之本統攝廣大之末，又在時勢變動中展現恒常之道。“察勢觀風”方能洞悉人事演化；“史有子意”貫通義(yi) 理與(yu) 事實、主客兩(liang) 端，又直接指向史學體(ti) 裁與(yu) 書(shu) 寫(xie) 方式，落實人事學勢必需要綜合通貫的史體(ti) 。劉鹹炘自稱於(yu) 史學服膺章學誠，“章氏分別撰述、記注，其所發明別識心裁，發凡起例，皆撰述之事”，若要以“察勢觀風” “史有子意”的方法與(yu) 旨趣，賅攝人事的常與(yu) 變，又必須以“作史圓神之法”，實踐撰述之事，“吾輩非有作史之責，而必斤斤講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識乃生。”【31】

三、史體(ti) 演化與(yu) 別創新體(ti)

道鹹以降，西學東(dong) 漸，隨著基督紀年法和分時編纂觀念的引入，以章節體(ti) 為(wei) 代表的西方曆史編纂理論和史書(shu) 體(ti) 裁逐步成為(wei) 清末民初學界主流，新史學家往往以紀事本末體(ti) 比擬章節體(ti) 史書(shu) 。【34】梁啟超認為(wei) ，時下西方史學大多為(wei) 紀事本末體(ti) ，“蓋紀傳(chuan) 體(ti) 以人為(wei) 主，編年體(ti) 以年為(wei) 主，而紀事本末體(ti) 以事為(wei) 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wei) 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wei) 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ti) ，於(yu) 吾儕(chai) 之理想的新史最為(wei) 相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現代歐美史家大體(ti) 工作全都在此。紀事本末體(ti) 是曆史的正宗方法”。【35】楊鴻烈主張紀事本末體(ti) “以一事為(wei) 一篇，每事各詳起訖”，時下社會(hui) 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法製史、藝術史、宗教史等應當運用這種方法編纂專(zhuan) 史。【36】現代學人總結近代西史東(dong) 漸的本質在於(yu) 中國史家重新審視中國的過去，運用“西方”話語，接受時間觀念和組織分類，解釋中國之“落後”，“與(yu) 從(cong) 前存在於(yu) 中國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37】錢穆對此頗為(wei) 不滿，批評學界“競相模仿西方史書(shu) 之體(ti) 裁，於(yu) 是紀事本末一體(ti) 乃獨見推崇”，“皆昧失於(yu) 舊史之深義(yi) ”。【38】

劉鹹炘認為(wei) ，讀書(shu) 必須先明體(ti) 例，讀史必須先明史法，“史法不明，雖工考證，善鑒賞，論必不當”【39】。 “蓋因史跡變動交互，必有變動交互之史體(ti) ，乃能文如其事。”【40】清末民初，關(guan) 於(yu) 《春秋》的性質，經今古文學在斷爛朝報抑或大義(yi) 微言之間各執一詞，劉鹹炘則視《春秋》為(wei) 史。作《春秋》之法為(wei) 貫通史法，然而史並非僅(jin) 為(wei) 事實，作史並非僅(jin) 為(wei) 記錄而已，“史之所以成者三：曰事，曰義(yi) ，曰文。觀事而知其所以然謂其識，因而有所是非向北謂其指。識與(yu) 指，即所謂義(yi) 也。著其文者，記其事而明其義(yi) 也。”【41】在劉鹹炘明統知類的文史校讎體(ti) 係中，“凡一切文字之體(ti) 無不本於(yu) 六經，故六經統群書(shu) 。辨六藝以辨群書(shu) 則得其體(ti) ，因所載之殊而後體(ti) 殊，故辨體(ti) 即辨義(yi) ，是謂校讎。”【42】文史校讎首重分類，劉鹹炘認為(wei) ，分類的標準不外體(ti) 與(yu) 義(yi) ，“體(ti) 者，著述之體(ti) 裁。義(yi) 者，學術之統係也。”【43】劉鹹炘立足於(yu) 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梳理曆代史法、史體(ti) 衍化，論斷各家史學。

劉鹹炘以六藝統攝經史子集，以六經確立文字著述的旨趣，以史書(shu) 傳(chuan) 衍六經各異的體(ti) 例，以史法統於(yu) 《尚書(shu) 》 《春秋》、紀傳(chuan) 三種體(ti) 例，“明於(yu) 三體(ti) 而後史可成”。【44】若要明了曆史變遷的曆程，必須知曉史書(shu) 的體(ti) 係。章學誠談史體(ti) 最精，其要點有三：一為(wei) 分別記注與(yu) 撰述，“即真史書(shu) 與(yu) 廣義(yi) 史書(shu) 之分”；二為(wei) 考察《尚書(shu) 》 《春秋》、編年、紀傳(chuan) 演變的緣由，“昔之論者，止知三體(ti) ，且視為(wei) 各別之種類，章君則明其嬗變，藉詞名之，可謂為(wei) 史體(ti) 演化論”；三為(wei) “於(yu) 三體(ti) 之後別創新體(ti) ”，司馬遷吸收編年之長處，章學誠計劃“上取《尚書(shu) 》，下采紀事本末”，將司馬遷的紀傳(chuan) 體(ti) 發展為(wei) 更為(wei) “廣大活動之體(ti) ”。劉鹹炘認為(wei) ，從(cong) 廣義(yi) 上而言，“凡記事書(shu) ，皆為(wei) 史”；真正的史學必須建立在“真史書(shu) ”和“撰述”的基礎之上，具有“尋常記事書(shu) 所無之素質”。【40】單純的考據隻是治史的功力，一般的記事書(shu) 隻是史料，都不是“真史學”，而“今之讀章君書(shu) 者，猶混史料與(yu) 史為(wei) 一”【40】。此論明顯針對胡適所闡發的“六經皆史料”說。錢穆對胡適等人將“六經皆史”說引申為(wei) “六經皆史料”頗為(wei) 不滿，讚譽劉鹹炘是“近代能欣賞章實齋而來講求史學的”。【45】

辨析史體(ti) ，始自劉知幾。劉知幾在《史通》首章，論斷《尚書(shu) 》《春秋》《左傳(chuan) 》《國語》《史記》《漢書(shu) 》六家與(yu) 編年、紀傳(chuan) 二體(ti) ，認為(wei) 《尚書(shu) 》為(wei) 紀言之書(shu) ，體(ti) 例不純，《國語》為(wei) 國別之史，“二種後皆少繼”；紀傳(chuan) 與(yu) 編年各有短長，“編年長在整齊，無重出，短在隱僻不關(guan) 國政之事，不能迂道而說。紀傳(chuan) 長在賅廣，短在事多重出，編次不求年月。”【40】劉鹹炘認為(wei) ，劉知幾立論粗疏，不明書(shu) 體(ti) ，標準參差不齊，尤其是紀傳(chuan) 本是一個(ge) 整體(ti) ，文存互見並非“重出”。讀史貴在明晰事情的來龍去脈與(yu) 發展趨向，“一事必經時與(yu) 人，依年依人，各為(wei) 一線”，編年、紀傳(chuan) 在年代與(yu) 人物方麵各有側(ce) 重。兩(liang) 漢之後，編年、紀傳(chuan) 日趨方板，“守直線而不知變化”【46】，導致事件日益分散，讀者無法洞悉事件整體(ti) ，遂有紀事本末體(ti) 的“別為(wei) 一體(ti) ”，接續《尚書(shu) 》《國語》的傳(chuan) 統。章學誠闡發《尚書(shu) 》、編年、紀傳(chuan) 三體(ti) 的遞嬗，“一線相承而不變，史體(ti) 於(yu) 是大明”【46】。劉鹹炘立足章學誠《書(shu) 教》篇，以源流互質的方式，論述史體(ti) 變遷：

蓋史之起原，本為(wei) 賬簿，大氐最初即依年月，是可名之為(wei) 年曆。（免與(yu) 編年相混） 其體(ti) 蓋止記注，且必粗略，故有別記之書(shu) 生焉，則進入於(yu) 撰述矣。諸國當皆有之，如所謂百國寶書(shu) 及《楚書(shu) 》 《鄭誌》之類皆是。其專(zhuan) 主記言者，則為(wei) 《國語》。《春秋》者，年曆之長成，與(yu) 《尚書(shu) 》為(wei) 對立，左丘明取別記之材，入年曆之中，以成經緯，其內(nei) 容擴充，而於(yu) 年曆徑直之體(ti) ，亦稍變動。司馬遷更進而加擴充變動之，以年曆本體(ti) 為(wei) 本紀，又依《周譜》作表，而以別記之舊式為(wei) 書(shu) 與(yu) 列傳(chuan) ，其不同於(yu) 左氏者，年次變為(wei) 篇次耳。其同於(yu) 左氏者，年曆為(wei) 經，別記為(wei) 緯也。【46】

年曆體(ti) 例方板，別記相對靈活，左丘明撰《左傳(chuan) 》結合年曆與(yu) 別記，司馬遷因實事之變，因勢利導，合之為(wei) 一體(ti) ，之所以日趨靈活完備，“求合於(yu) 變動交互之史跡”【46】。然而，漢以後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日趨方板，“變為(wei) 卯冊(ce) 類書(shu) ”，修史“變專(zhuan) 家為(wei) 官修”，史學之弊病日趨明顯，“史識之褊、史體(ti) 之壞”，“史材之日隘”與(yu) “史文之日瘠”，紀傳(chuan) 體(ti) 逐漸為(wei) 編年、紀事本末所取代，“史學亦由是陋矣”：“自晚宋人以擊斷為(wei) 史學，不惟不究文化風俗，即並製度亦希加考論，其視史也，若君子小人譜而已。故著史論者，多止論人，議史體(ti) 者，惟爭(zheng) 傳(chuan) 之正副。此則行狀、墓誌之簡本，固已足以供之矣，亦何怪作史者之惟刪行狀、墓誌哉?”【47】史學以全文化為(wei) 內(nei) 實，不當限於(yu) 政治；宋代以來罕言文化風俗，史識日益狹隘。“讀史本為(wei) 求識，所以必讀紀傳(chuan) 書(shu) ，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chuan) 書(shu) 隻是一碑傳(chuan) 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隻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48】

梁啟超主張以文化史代政治史，以縱斷史取代橫斷史，縱斷分為(wei) “年代” “地理” “民族” “政治” “社會(hui) 及經濟” “文化”等六種。西方史學以分類為(wei) 專(zhuan) 門，又強調綜合之法，哲學史必依托文化，政治史兼顧經濟。劉鹹炘針對學界欣羨西方史學的分詳，輕忽中國史學“綜貫之妙”，提出時下應當發揮章學誠學說，“明古紀、傳(chuan) 上承《尚書(shu) 》之義(yi) ，別立新體(ti) ，斯盡善矣，何區區於(yu) 專(zhuan) 門分類乎?”【48】紀傳(chuan) 體(ti) 以紀為(wei) 全書(shu) 綱目，表、書(shu) 、世家、列傳(chuan) 為(wei) 緯，既詳述專(zhuan) 門又互相聯動，可依據史事變動與(yu) 複雜程度，因時應事而調整。欲求史識，必治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紀傳(chuan) 的特長有三：“一曰能具事之始末，二曰能綜合，三曰能賅廣。”時下應當立足於(yu) 紀傳(chuan) ，再創新體(ti) 。章學誠曾主張以紀傳(chuan) 之體(ti) ，綜合紀事本末之法，增加圖譜，刪除書(shu) 誌之名，創新史體(ti) 。乾嘉時期，此說未能引起學界注意。歐洲章節體(ti) 史書(shu) 並非編年與(yu) 紀傳(chuan) ，今人無意貫徹章學誠的計劃，撰寫(xie) 教科書(shu) 時多效仿歐史，以之為(wei) 新史體(ti) 。劉鹹炘再三強調史體(ti) 不出依年、依事、依人三類，“編年依年，紀事本末依事，而《尚書(shu) 》 兼事與(yu) 人，紀傳(chuan) 則兼三者而成類。若純依人，則後之紀傳(chuan) 乃然，是記注與(yu) 單行傳(chuan) 記之體(ti) ，非史體(ti) 也”【46】。紀傳(chuan) 體(ti) 實則兼具依年、依事、依人，“為(wei) 最宏而變”，“紀、表以年，書(shu) 以事，傳(chuan) 以事或人。傳(chuan) 之所述廣博，過於(yu) 書(shu) 、誌。書(shu) 、誌方而有限，傳(chuan) 體(ti) 圓而多變”。【48】章學誠以此為(wei) 基礎，加以變通，“以事為(wei) 目，而分注諸篇之目，以濟年人分散之弊，是可謂為(wei) 最後完備之體(ti) ”，弘揚《尚書(shu) 》、司馬遷之精神，“歐洲史體(ti) 亦兼有製度與(yu) 個(ge) 人之篇，校紀事本末為(wei) 宏，然猶不能及此，況粗糙之教科書(shu) 哉?”【46】

20世紀30年代，治國學者群趨史學一途，編纂宋史成為(wei) 民國學界的重要議題。鑒於(yu) 學界盲目效仿西方史學的風氣，蒙文通、唐迪風建議劉鹹炘重修宋史。劉鹹炘認為(wei) ，編纂宋史首要是複興(xing) 浙東(dong) 學術，貫通寬廣之風與(yu) 歸一之論，實踐理不離事、“道公學私”的理念。浙東(dong) 學術融貫時勢與(yu) 人事，道器合一，可謂人事學的典範，此一主張“不獨為(wei) 當然之理，亦必然之勢”【49】。雖然劉鹹炘編修宋史的計劃未能得以實現，但在現存修訂宋史的綱目中，劉鹹炘將政體(ti) 與(yu) 治術、黨(dang) 爭(zheng) 、學術與(yu) 世風融會(hui) 貫通，以“察勢觀風”的視野突顯天水一朝的風勢之變。劉鹹炘認為(wei) ，近三百年，熟悉宋代史事者，“首推全謝山，蓋浙東(dong) 之傳(chuan) ”【50】，宋史編撰應當承續浙東(dong) 學術，發揮章學誠的遺誌，“試用新體(ti) 而分條輯論”【49】。劉鹹炘嚐試以題目長編為(wei) 初步，“倘竟不能成體(ti) 而為(wei) 別裁，亦非止如尋常紀事本末也”【49】。

四、中國史學轉化的取徑

“價(jia) 值的宣揚”與(yu) “事實的重建”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中本為(wei) 一體(ti) ，現代學術由經入史之後，兩(liang) 者逐漸分離。胡適認為(wei) 學問、信仰與(yu) 道德應當分離，現代人要脫離道德倫(lun) 理來研討學問，以此推動學術進步。【51】柳詒徵指明乾嘉時期與(yu) 民國學術的分別與(yu) 利弊：“乾嘉學者過於(yu) 尊聖賢，疏於(yu) 察凡庶，敢於(yu) 從(cong) 古昔，怯於(yu) 赴時勢。今人則過於(yu) 察凡庶、怯於(yu) 從(cong) 古者（昔）。必雙方劑之，始得其平。”【52】現代學術轉型應當在曆史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現實社會(hui) 問題之間建立有機關(guan) 聯，方能平衡價(jia) 值與(yu) 事實，因事而明理。近代新史學主張史學由記事功能演化為(wei) 探尋進化的軌跡。柳詒徵強調曆史學既要通觀各國家、民族曆史，考究共同的軌轍，“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又要追求本民族特殊的發展曆程，“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闡揚固有文化，振興(xing) 民族精神。治史的第一要義(yi) “不當專(zhuan) 求執德以馭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53】，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價(jia) 值與(yu) 事實的雙重功能。朱希祖受到德國新文化史家蘭(lan) 普雷希特與(yu) 美國新史學代表魯濱遜的影響，力圖引入社會(hui) 科學，將“文學的史學，改為(wei) 科學的史學”【54】。何炳鬆應邀翻譯魯濱遜的《新史學》，同時撰《章學誠〈文史通義(yi) 〉劄記》《章學誠史學管窺》，“立說宗實齋而以《新史學》之說融會(hui) 貫通之”【55】。何炳鬆心目中的“撰述”是以考辨史料為(wei) 基礎，又賦予曆史以意義(yi) ，以此實現“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獨斷之學。何炳鬆提倡以科學的精神審視《史通》和《文史通義(yi) 》中的史學原理，“合科學的，我們(men) 應該提出來加以發揮，不合的就應該打倒”【56】。

劉鹹炘認為(wei) ，中西新舊之爭(zheng) “不免要受未通兩(liang) 字的考語”，中西是地方，新舊是時代，不應當成為(wei) 是非判斷的標準。“我是視西如中，視新如舊。本來主義(yi) 是主義(yi) ，問題是問題，論是論，證是證，材料是材料，方法是方法，各不相混。”【57】胡適的實驗哲學與(yu) 周作人的文學，“不但在時間上是中國舊東(dong) 西的變相，而且在空間上還是中國土風的結晶體(ti) 。”【28】劉鹹炘力圖融匯中西新舊之學於(yu) 一爐，“旁參書(shu) 者，采西方專(zhuan) 科，申係統之說，以助吾發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學傳(chuan) 入中華，南朝趙宋諸公皆取資焉，以明學理，增加名詞，緒正本末。以今況古，勢正相同。此非求攻錯於(yu) 他山，乃是取斧鐵於(yu) 陶冶。”【58】魯濱遜《新史學》“在西方為(wei) 前無古人。而吾國人亦頗推奉之，不知其說有淺有深。淺者劉子玄之所已言，已為(wei) 中國學者之常談。深者則誠子玄所未有，而鄭漁仲、章先生所已發明也”【59】。魯濱遜所言“廣材料” “重普通” “知綜合” “重源流” “求原理”五點均非常確當，魯濱遜所言史家研究事物的所以然，需要有史心貫注其中。然而，魯濱遜不能深知風氣的根本，其所言原理偏重物質，“史止是事物發明史”，“止知物質是西人通病”。【59】學者將魯濱遜“新史學”視為(wei) 科學定律，章學誠“別識獨斷”之說貌似主觀，實則能盡分合之能事，“因時而變，而歸於(yu) 不變，由特殊以達於(yu) 普通，所持者圓”【59】。進化論無法解釋一切曆史變遷，中國道家史學的精當處在於(yu) 見始知終，簡而能賅。“章先生之所謂天與(yu) 道者恢恢大哉，疏而不漏，夫豈生物學之定律所能比擬乎?”【59】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是劉鹹炘學術的基石，劉鹹炘深知章學誠學術的張力：長於(yu) 統紀，但缺乏“根本之識”，同時見聞未廣，編纂史書(shu) 時於(yu) “征實發見亦未造極”。【60】劉鹹炘在病逝前夕，有意將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提升至哲學層次， “由七略、六藝、諸子之分，而明道公學私，事先理後之大理，可假名之曰校讎哲學”。【61】

現代學術體(ti) 係以“分盡專(zhuan) 長”為(wei) 特性，分科之學與(yu) 現代社會(hui) 分工相對應，為(wei) 解決(jue) 現代社會(hui) 問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識係統與(yu) 技術手段，而同時在無形之中割裂了知識與(yu) 道德、價(jia) 值與(yu) 事實，以及人與(yu) 社會(hui) 的整體(ti) 性。有鑒於(yu) 此，劉鹹炘嚐試通過“合歸大體(ti) ”的方式轉化傳(chuan) 統經史之學，以人事學或真史學融匯儒家義(yi) 理與(yu) 道家史觀，以德性引導學問與(yu) 功力的開展，又以道問學的方式激發與(yu) 滋養(yang) 德性。史學即是廣義(yi) 的人事學，從(cong) 人與(yu) 事的角度確定了曆史的主體(ti) 與(yu) 曆史學的對象，直麵並包容現實經驗世界，為(wei) 絕對價(jia) 值提供經驗基礎。真史學應當“察勢觀風”，洞悉人事變遷，“史有子意”方可溝通主觀與(yu) 客觀，“察勢觀風”與(yu) “史有子意”可視作貫通古今的史學方法與(yu) 視野；紀傳(chuan) 體(ti) 裁可以兼顧時間、事與(yu) 人，以此開創新體(ti) ，為(wei) 書(shu) 寫(xie) 整體(ti) 的曆史提供體(ti) 例參考，融貫先天與(yu) 後天。1932年，年僅(jin) 36歲的劉鹹炘英年早逝，其諸多學術抱負未能係統化展開。然而，人事學視野中的史學或能被視作超越現代學術分科的有效資源，以“察勢觀風”與(yu) “史有子意”出發考察曆史文化、當下時勢的流變，進而會(hui) 通古今中西，為(wei) 建立義(yi) 事兼備的現代學術體(ti) 係以及紮根中國又融匯中外的學科係統提供切實的新路徑。

注釋
 
1相關研究成果，參見周鼎：《劉鹹炘學術思想研究》，巴蜀書社，2008年；嚴壽澂：《察變觀風，史有子意：讀劉鹹炘〈治史緒論〉》，《第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二）》，2007年，第277-293頁；劉開軍：《西史東漸中的堅守：劉鹹炘的中國本位史學理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楊誌遠：《察勢觀風：劉鹹炘史學思想析論》，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2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第1集，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94-101頁。
 
3劉鹹炘：《推十文·與蒙文通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戊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05頁。
 
4劉鹹炘：《兩紀》，《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049-1054頁。
 
5劉鹹炘：《內書·撰德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912頁。
 
6 劉鹹炘：《子疏》定本，《推十書》 （增補全本）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6頁，第35頁。
 
7 劉鹹炘：《左書·邵堯夫學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4頁，第175頁。
 
8劉鹹炘：《善惡》，《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79頁。
 
9 劉鹹炘：《淺書續錄》，《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8頁，第178頁。
 
10 劉鹹炘：《淺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第115頁，第115頁。
 
11 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9頁，第239-240頁，第240頁，第240頁。
 
12劉鹹炘：《中書·道家史觀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3頁。
 
13 劉鹹炘：《中書·道家史觀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3頁，第43頁。
 
14劉鹹炘：《推十文集·複蒙文通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戊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05頁。
 
15 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5頁，第235頁，第235頁，第235頁，第235頁，第237頁。
 
16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
 
17參考瞿林東：《天人古今與時勢理道——中國古代曆史觀念的幾個重要問題》，《史學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於連：《勢：中國的效力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18 劉鹹炘：《左書·邵堯夫學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0頁，第172頁。
 
19關於劉鹹炘“風”之觀念的研究，可參見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執拗的低音：一些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曹小文、曹守亮：《“風”：劉鹹炘曆史理論的樞機》，《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20劉勰：《劉子集校合編》，林其錟集校，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76頁。
 
21龔自珍：《釋風》，《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8頁。
 
22劉鹹炘：《中書·流風》，《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5頁。
 
23劉鹹炘：《內書·揚善》，《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11頁。
 
24劉鹹炘：《史學述林·重修〈宋史〉述意》，《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73頁。
 
25 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40頁，第242頁，第241頁，第243頁，第243頁，第243頁。
 
26蒙文通：《國史體係》，《國立東北大學校刊》1944年第6期。
 
27劉鹹炘：《戊辰春講語》，《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65頁。
 
28 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第238頁，第238頁，第244頁，第237頁。
 
29劉鹹炘：《中書·道家史觀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3-44頁。
 
30參考馮嬋、劉開軍：《劉鹹炘“察勢觀風”的史學內涵與思想價值》，《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3年第11期。
 
31舒習龍：《傳統曆史編纂學的嬗變與中西史體的初步交融》，《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32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24頁。
 
33楊鴻烈：《曆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461頁。
 
34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鄧常春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50頁。
 
35錢穆：《張曉峰中華五千年史序》，《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3頁。
 
36劉鹹炘：《太史公書知意》，《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37（11）（13） 劉鹹炘：《史學述林·史體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79頁，第379頁，第379頁，第380頁。
 
38劉鹹炘：《左書·春秋平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8頁。
 
39劉鹹炘：《中書·認經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8頁。
 
40劉鹹炘：《校讎通義》，《推十書》 （增補全本）丁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41劉鹹炘：《中書·三術》，《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頁。
 
42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70頁。
 
43 劉鹹炘：《史學述林·史體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81頁，第381頁，第382頁，第382頁，第382頁，第283頁。
 
44劉鹹炘：《史學述林·史病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65頁。
 
45 劉鹹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第240頁，第240頁。
 
46 劉鹹炘：《史學述林·重修〈宋史〉述意》，《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73頁，第574頁，第574頁。
 
47劉鹹炘：《〈宋史〉豫記》，《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761頁。
 
48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3-12頁。
 
49柳詒徵：《與青年論讀史》，楊共樂、張昭軍主編：《柳詒徵文集》第11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07頁。
 
50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1頁。
 
51朱希祖：《北京大學史學係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載《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會宣傳股編印，1929年，第70-71頁。
 
52李孝遷、任虎編校：《近代中國史家學記》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63頁。
 
53何炳鬆：《論所謂“國學”》，《何炳鬆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9頁。
 
54 劉鹹炘：《看雲》，《推十書》 （增補全本）庚辛合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40頁，第241頁。
 
55劉鹹炘：《淺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
 
56 劉鹹炘：《〈文史通義〉識語·較新》，《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119頁，第1121頁，第1121頁，第1121頁。
 
57劉鹹炘：《推十文·自述》，《推十書》 （增補全本）戊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19-520頁。
 
58劉鹹炘：《藝文勢變表》，《推十書》 （增補全本）丁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94頁。
 
59 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係統之創建》，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60 陳書良編：《梁啟超文集》 2，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06頁。
 
61 桑兵：《近代中國的新史學及其流變》，《史學月刊》 2007年第11期；張凱：《經史分合：民國時期〈中國史學史〉的兩種寫法》，《社會科學戰線》 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