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學》詮釋的學術特質

作者：李敬峰（陝西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廿六日丙子

          耶穌2022年11月19日

緣於(yu) “其（王陽明）與(yu) 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一書(shu) ”，故《大學》遂成為(wei) “宋明六百年理學家發論依據之中心”以及“理學發展的風向標與(yu) 晴雨表。”這就將《大學》在理學史當中的肯綮地位提解出來。而在宋、元、明、清理學發展的四個(ge) 時期，清代無疑是《大學》詮釋史上大師雲(yun) 集，著述宏富，學派林立，新見紛呈，成就斐然的一代。其學術特質主要有：

《禮記》之《大學》與(yu) 《四書(shu) 》之《大學》並行

《大學》原本屬於(yu) 《禮記》中的一篇，後在朱子那，與(yu) 《論語》、《中庸》和《孟子》合刊為(wei) 《四書(shu) 》，並隨著朱子學上升至官學地位，《大學》亦隨同四書(shu) 成為(wei) 家弦戶誦的經典，以至出現毛奇齡所謂的“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的學術局麵。而這一情形到明代的時候有所鬆動。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來始有四書(shu) 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故愚以為(wei) 宜以《學》、《庸》還之禮家。”揆諸史料，應該說祝允明是較早發出《大學》重返《禮記》的學者，然囿於(yu) 朱子學的強勢地位，祝氏這一主張雖在當時並未引起多大影響，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義(yi) 要遠遠大於(yu) 其實際意義(yi) 。而後明清之際的郝敬、陳確、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礎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禮學著作中全文錄入《大學》，尤其是隨著乾嘉漢學的興(xing) 起，“《大學》璧回《禮記》”蔚然成風，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親(qin) 自主持編纂、刊行的《禮記義(yi) 疏》直接收錄《大學》，可謂是從(cong) 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學》返歸《禮記》的主張，其所產(chan) 生的蝴蝶效應，至清廷解體(ti) 依然存在。但必須指出的是，《禮記》之《大學》的出現，並未取代《四書(shu) 》之《大學》，反倒是形成相峙並存的態勢。但“由於(yu) 沒有出現一個(ge) 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nei) ），《大學》、《中庸》僅(jin) 僅(jin) 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也就是說，《四書(shu) 》之《大學》仍然稱雄科場，而《禮記》之《大學》則雖有官方支持，但並不具備足以取代《四書(shu) 》之《大學》的實力。無論如何，《禮記》之《大學》與(yu) 《四書(shu) 》之《大學》雙軌並行確是清代《大學》詮釋史上的一個(ge) 特色所在。

《大學》詮釋階段性特征明顯

一般而言，對於(yu) 斷代學術史的理解和把握，不約而同地會(hui) 關(guan) 涉到學術的分期問題。晚清的皮錫瑞將清代經學劃分為(wei) 三個(ge) 特征明顯的時期：以漢宋兼采為(wei) 主的清初、以漢學為(wei) 主的乾嘉時期和嘉道以後，以今文經學文主的時期。皮氏這一論斷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學術的主流特征。而後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又明確提出三變說：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wei) 程朱陸王之爭(zheng) ，次期為(wei) 漢宋之爭(zheng) ，末期為(wei) 新舊之爭(zheng) 。就從(cong) 學術特質而論，梁啟超的理解與(yu) 皮錫瑞大致相同。王國維則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鹹以降一變也。……國初之學術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稍晚的錢穆則將清代學術劃分為(wei) 四個(ge) 時期：一是晚明諸遺老時期；二是順康雍時期；三是乾嘉時期；四是道鹹同光時期。龔書(shu) 鐸主編的《清代理學史》則將清代劃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一為(wei) 順康雍時期；二為(wei) 乾嘉及於(yu) 道光中葉；三為(wei) 道光中葉至清結束。從(cong) 這些代表性學者的論述中可見，對清代學術的劃分主要是三期說和四期說，後者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為(wei) 關(guan) 注明清之際這一階段，意在為(wei) 清代學術的發生厘清源頭。但無論何者，清代學術特征的變化用梁啟超的三變說較為(wei) 清晰和準確，故本文此處采納梁啟超之論。而從(cong) 較為(wei) 宏觀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學》詮釋史在輪廓上與(yu) 梁啟超、王國維所論保持一致，在學術主旨上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即清初主要是回應朱、王之爭(zheng) ，中期隨著王學的衰熄，旨趣轉變為(wei) 漢、宋之爭(zheng) ，而晚清則經世致用特征明顯，顯豁出王國維所謂的“新”。

古本《大學》研究最為(wei) 鼎盛

眾(zhong) 所周知，《大學》是四書(shu) 當中牽涉爭(zheng) 議最多的經典，僅(jin) 僅(jin) 是版本問題就一直紛紜不斷，難有定論。僅(jin) 台灣學者李紀祥考證的兩(liang) 宋以來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而在這眾(zhong) 多版本中，占主導地位的無非是古本《大學》（鄭玄）與(yu) 今本《大學》（朱子改本）。而隨著陽明心學的崛起，古本《大學》開始與(yu) 今本分庭抗禮，並在明清之際“回歸原典”運動的刺激下，古本《大學》引起廣泛的關(guan) 注，發生前述的“《大學》璧回《禮記》”的學術現象，成為(wei) 乾嘉漢學興(xing) 起的一條主要線索。李紀祥對此有敏銳的判斷：“返回《禮記》，即宗漢學，宗漢學即宗古本。”基於(yu) 此，有清一代，雖然今本《大學》依然保持官學地位，但古本《大學》卻成為(wei) 士子從(cong) 事學術研究的文本，頗有“科舉(ju) 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態。實際上這一點，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說過：“諸生讀《大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於(yu) 切已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大學》”，湛氏此言可謂發了清儒的先聲，隻是在當時並未形成規模效應。這與(yu) 同屬四書(shu) 的《論語》、《孟子》穩居科場和學界頗為(wei) 不同。縱觀清代代表性學者的《大學》注本，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毛奇齡、楊亶驊、劉古愚、溫颺、張文檒等皆以遵從(cong) 古本為(wei) 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學者在《大學》版本上的唯古本是從(cong) 的取向。

改本《大學》數量較少

古本《大學》雖年代較之今本《大學》為(wei) 早，但比較吊詭的現象則是，它引起學界的關(guan) 注則是在朱子今本《大學》之後。更為(wei) 準確地說，是到明代中期陽明心學崛起之後，不僅(jin) 古本《大學》引起重視，同時改動《大學》文本亦迎來推崇和研究的高潮。而至於(yu) 個(ge) 中原因則在於(yu) ，陽明心學對朱子學的衝(chong) 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朱子學的權威，他們(men) 兩(liang) 者的文本競爭(zheng) “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yi) ，即從(cong) 《大學》文本改訂入手，進行理學學說創新活動。”故在明代陽明心學最為(wei) 鼎盛的中晚明時期，改本數量最多，可謂冠絕一時。而到清代，“考證之學興(xing) 起，學者尊注疏、複古本，力主《大學》歸返《禮記》，因之清代雖有改本，已非明季之盛”，主要有胡渭改本、惠士奇改本、甘家斌改本、宗稷辰改本、章鈞改本等八種，可見清代《大學》改本數量遠遠不及明代。

經世致用取向明顯

康有為(wei) 說：“夫內(nei) 聖外王，條理畢具，言簡而意賅者，求之孔氏之遺書(shu) ，其惟《大學》乎？”康氏此言不虛，道出了《大學》所涵具的內(nei) 聖外王的特質。也正是這一特質，使得《大學》在每逢世道澆漓之際，就會(hui) 受到格外的重視。就清代而言，明清之際和中晚清的《大學》詮釋其經世致用的詮釋麵向最為(wei) 凸出。如宋翔鳳在詮解《大學》時，“遂釋‘格物’為(wei) ‘器車’‘河圖’‘膏露’‘醴泉’等物，以傅合《公羊》家著治升平、文成致麟之說”，劉古愚在詮釋《大學》亦有類似做法，在詮釋《大學》“第九章”時道：“生財則須以人力補天地之缺陷，如羲農(nong) 以至堯舜之所謂則可也。孔子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禮》稱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製作，子貢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聖門論財用，未嚐斤斤於(yu) 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機器，一人常兼數人之功，一日能作數日之事，則真生眾(zhong) 食寡、為(wei) 疾用舒矣。”眾(zhong) 所周知，孔子並不諱談“財利”，而是主張取之有道，後宋明理學拔高“義(yi) ”，致使談“利”色變。劉古愚則通過引用孔子的話，來為(wei) 其“生財”思想進行辯護，他認為(wei) 儒家對於(yu) 財力並不單單是理論上的，而是主張生財的，所以西洋的機器皆可引以為(wei) 用的。可見劉古愚對西方知識、器械並不反對，而是主張變通以為(wei) 我用。在清代《大學》詮釋史上，如此事例不勝枚舉(ju) ，他們(men) 的詮釋已經不同於(yu) 其他斷代學者那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個(ge) 人的德性成就，而是轉向到外部經世濟民上來。

要之，經典詮釋既麵向過去，亦麵對當下，是連接過去與(yu) 當下的樞紐和津梁。在後經學時代，如何讓古老的經典重新煥發新的經世致用的生命本色，如何防止經典詮釋變成純粹的文獻研究，如何重建我們(men) 對經典的信仰，清代的《大學》詮釋的特質無疑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和典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