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為(wei) 邦本 中國傳(chuan) 統民本思想的集中體(ti) 現

作者：劉餘(yu) 莉 申靜思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廿一日辛未

          耶穌2022年11月14日

“民為(wei) 邦本”是中國傳(chuan) 統民本思想的集中體(ti) 現，原寫(xie) 作“民惟邦本”，出自《尚書(shu) ·五子之歌》。書(shu) 中記載，禹的孫子、啟的兒(er) 子太康，身居帝位卻不務朝政，放縱情欲沒有節製，百姓對他非常怨恨，但他卻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獵，打了百餘(yu) 天都不回都城，國民怨聲載道。有窮國的國王（即後羿）把太康攔在了黃河岸邊，不讓他回國。太康的五個(ge) 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別作了一首詩來勸誡太康。其中第一個(ge) 弟弟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lin) 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wei) 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婦，都能夠戰勝我。對於(yu) 民怨，豈能隻在乎已經顯露的？應該在尚未顯露時就有所謀劃。我治理億(yi) 萬(wan) 民眾(zhong) ，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六匹馬拉的馬車，怎麽(me) 能夠不謹慎恭敬呢？

《尚書(shu) 》中的這種以民為(wei) 本的執政理念貫穿於(yu) 整個(ge) 中國曆史。早在《周易》之中，就已經出現了與(yu) 此一致的思想。《易·剝》：“《象》曰：山附於(yu) 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本是高起於(yu) 地麵，卻由於(yu) 下不厚而頹下，附著於(yu) 地，這是圮剝之象。圮剝必然是從(cong) 根基開始，下剝則上危。為(wei) 政者通過圮剝之象反思施政，那麽(me) 在治理時就應當“厚下”，厚恩加於(yu) 百姓，以求得“安宅”。山附於(yu) 地就是孟子所謂的得乎丘民而為(wei) 天子。也就是《論語》中的“百姓足，君孰與(yu) 不足？”故厚下乃可安宅，此救剝之妙策也。民是社會(hui) 的基石，以民為(wei) 本則民足，民足則社會(hui) 的基石就穩固，社會(hui) 的發展才有了保證。

曆史的發展驗證了“民為(wei) 邦本”曆史規律。例如，《群書(shu) 治要·魏誌下》記載：夏商周曆經數十世才衰敗，而秦朝兩(liang) 世就衰亡了，原因在於(yu) 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夠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壓迫百姓，所以一旦傾(qing) 覆、遇到危難，也沒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見：“夫與(yu) 人共其樂(le) 者，人必憂其憂；與(yu) 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這說明，在位者、執政者對待人民、百姓的態度與(yu) 其基業(ye) 的興(xing) 衰成敗具有密切關(guan) 係。正如《群書(shu) 治要·春秋左氏傳(chuan) 》中所總結：“國之興(xing) 也，視民如傷(shang) ，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wei) 土芥，是其禍也。”

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三個(ge) 層次，即經濟上富民，政治上重民，文化上教民。

關(guan) 於(yu) 經濟上富民，孔子的“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經濟發展“三步曲”論述說明，孔子從(cong) 不否認人們(men) 對物質財富的正當追求，並認為(wei) 一定的物質條件和經濟水平是實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的基礎。孟子也說：“今也製民之產(chan)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yu)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yi) 哉？”管子也明確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所以治國首先應該從(cong) 經濟上富民。

關(guan) 於(yu) 從(cong) 政治上重民，在《群書(shu) 治要·六韜》中記載：善於(yu) 治理國家的人，對待百姓就像父母慈愛自己的兒(er) 女、兄長友愛自己的弟弟一樣，“見之饑寒，則為(wei) 之哀；見之勞苦，則為(wei) 之悲”。在位者從(cong) 政治上重民主要表現在必須重視傾(qing) 聽人民的呼聲，使下情上達。《群書(shu) 治要·潛夫論》中講：“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為(wei) 此，古聖先王設立了各種製度，以便聽取人民的諫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書(shu) 治要·漢書(shu) 五》記載：古代聖王采取的製度，是史官在前記載君主的過失，樂(le) 工誦讀規勸的諫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評時事，商旅之人在市場上可以隨意議論朝政，這樣國君方能聽到他的過失，見義(yi) 則從(cong) ，加以修正。《群書(shu) 治要·後漢書(shu) 三》中亦記載楊震之語：古代聖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於(yu) 廣泛聽取普通百姓的意見、全麵細致地體(ti) 察民情。使民情上達，民心安定。這樣廣開言路，才能洞察隱憂，做到兼聽則明，不被蒙蔽。

關(guan) 於(yu) 文化上教民，《群書(shu) 治要·管子》中曾言：“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關(guan) 於(yu) 教育的目的和核心，《禮記·學記》中言，“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即使人善良的方麵不斷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因此，一個(ge) 好的領導者應同時具備“君”“親(qin) ”“師”三個(ge) 職能。這意味著在位者不僅(jin) 僅(jin) 要管理率領民眾(zhong) ，還要像父母關(guan) 愛兒(er) 女般關(guan) 愛民眾(zhong) 。除此之外，還要教導民眾(zhong) 做人的道理。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群書(shu) 治要·晏子》中記載，齊景公曾問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回答說：首先要明確教義(yi) 和政令，並且自己率先履行；對待人民不用苛政，而以刑罰來防止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須先做到；禁止百姓去做的，自己一定不能違反，這樣，人們(men) 才會(hui) 服從(cong) 其教誨。所以，教民要求領導者和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古代四書(shu) 五經等經典都是針對領導者的教誨。正如《禮記·樂(le) 記》中所言：“君好之，則臣為(wei) 之；上行之，則民從(cong) 之。”如果為(wei) 官者認為(wei) 需要教化的是百姓，自己卻不能身體(ti) 力行，結果勢必會(hui) 導致“言教者訟”，達不到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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