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勸諫的曆史記憶

作者：徐大明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內(nei) 容提要：勸諫是西周政治文化的重要內(nei) 容，是西周對華夏優(you) 秀文化的傳(chuan) 承，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周十一次有影響的勸諫，雖然幾乎全部失敗，但勸諫者的精神和富含政治哲理的諫言，周天子拒諫導致的嚴(yan) 重失敗或失利，對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我革命和自我糾錯乃至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都具有借鑒意義(yi) ，是珍貴的政治文化資源。

關(guan) 鍵詞：西周；勸諫；記憶；啟示意義(yi)

曾任西安市委常委，市委宣傳(chuan) 部長的王軍(jun) ，在他的《官場隨筆之三十一：聽許倬雲(yun) 聊於(yu) 右任·許倬雲(yun) 給西安支招》中提到：2006年11月，台灣著名曆史學家許倬雲(yun) 先生參加“西安：曆史記憶與(yu) 城市文化建設研討會(hui) ”。許倬雲(yun) 提出“西安是中國人的祠堂”命題，說道：“我不知道未來西安的建設是什麽(me) 樣的，假如我有機會(hui) 來建設一些景點，我會(hui) 找出一個(ge) 地方，拿漢朝、唐朝重要的諫臣來作為(wei) 景點。舉(ju) 個(ge) 例子，唐朝魏征、狄仁傑的事跡和漢朝司馬遷的事跡都放到那兒(er) ，給大家說，就是當年那麽(me) 高聳、那麽(me) 龐大的皇室，還有那麽(me) 多人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為(wei) 了正義(yi) ，為(wei) 了人民，為(wei) 了國家勸諫。所以可以建‘勸諫廳’。”

我看後當時就想到，如果說勸諫的曆史影響，西周的勸諫的曆史文化影響，要比漢唐早多了、大多了，由此構成長安所要保護和傳(chuan) 承的優(you) 秀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內(nei) 容。記憶和傳(chuan) 承在古長安發生的中國優(you) 秀勸諫文化，首先應該從(cong) 對西周勸諫曆史文化的挖掘展示開始，長安如果要設具有曆史展示意義(yi) 的“陳諫廳”，首先要給西周勸諫曆史足夠的一席之地，於(yu) 是產(chan) 生梳理西周諫言曆史記載的想法。

一、西周及以前的諫文化記憶

勸諫即規勸諫諍，是指身處相當地位的官員，出於(yu) 對天下有道堅守或對天下無道的不滿，對做出錯誤選擇的天子直言規勸，幫助天子放棄或糾正錯誤。

陳來先生曾提出：“從(cong) 西周開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現了一種製度化的“規諫”傳(chuan) 統，既使得“規諫”成為(wei) 統治者正己、防民的重要理念，也構成士大夫規諫君主、疏導民情的正當途徑。”“西周政治文化中的誦諫傳(chuan) 統也是各個(ge) 諸侯國所熟悉的”。（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聯書(shu) 店2009年版，第297、299頁） 

據說周文王時，周王室內(nei) 設有“保氏”一職，“保氏”可說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諫官。《周禮·地官·保氏》雲(yun) ：“保氏，掌諫王惡。據《周禮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義(yi) ，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yu) 道”“諫者以禮義(yi) 正之文王”，“王有惡則諫之，故雲(yun) 掌諫王惡”。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過保氏一職。

但根據有些經典記載，構成中華文明的諫言文化，或許更早一些。《管子· 桓公問》載管仲曾告知齊桓公：“黃帝立明台之議（谘議製度）者，上觀於(yu) 賢也（從(cong) 上麵搜集賢士的意見）；堯有衢室（唐堯征詢民意的處所）之問者，下聽於(yu) 人也；舜有告善之旌（進諫的旌旗），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yu) 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商湯聽取民意之處），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台之複（靈台報告製度），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 ·不苟論· 自知》載：“故天子立輔弼（宰相），設師保（負責教養(yang) 、輔導帝王的官），所以舉(ju) 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獨甚。存亡安危，勿求於(yu) 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供想進諫的人敲擊的鼓），舜有誹謗之木（供書(shu) 寫(xie) 批評意見所立的木柱；誹謗：批評指責），湯有司直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供想勸戒君主人搖的鼓），猶恐不能自知。”

《孝經·諫諍章》載子曰：“昔者，天子有爭(zheng)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zheng)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zheng) 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zheng) 友，則身不離於(yu) 令名；父有爭(zheng) 子，則身不陷於(yu) 不義(yi) 。故當不義(yi) ，則子不可以不爭(zheng) 於(yu) 父；臣不可以不爭(zheng) 於(yu) 君；故當不義(yi) 則爭(zheng) 之。”孔子這裏的曆史依據，也應該是西周以前的史料，因為(wei) 從(cong) 東(dong) 周或春秋開始，周天子雖也受到尊重，但決(jue) 策天下的權力似乎已經不存在。

上述資料，把中化文明具有文化傳(chuan) 承性的勸諫曆史，追溯到遠古，包含著人們(men) 對當朝天子納諫和朝廷要員勸諫的理想期待和期盼。

二、西周勸諫的曆史故事

筆者從(cong) 《史記》《國語》《逸周書(shu) 》《左傳(chuan) 》《說苑》等有限的曆史文獻查出，西周有影響的勸諫有十一次，其中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三次；召穆公、芮良夫勸諫周厲王三次；虢文公、仲山甫、左儒勸諫周宣王五次。每次諫言都事關(guan) 天下有道或對天下無道的批評和告誡，內(nei) 容涉及尊重天之道（即當時人們(men) 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規律）、遵守先王之道和既有秩序規範（禮）、尊重人民權利和保護庶民利益、反對武力征伐、天子和其他官吏德行等。

（一）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

祭公謀父是周公後裔，與(yu) 周康王姬釗(公元前996年)，是堂兄弟，周穆王尊稱為(wei) 祭公謀父。祭公謀父勸諫周穆王有三次。 

第一次，諫穆王征犬戎。《國語・周語上》載，周穆王時期，犬戎的國君一直按照荒服的規矩朝見周天子，但周穆王則以犬戎不貢要征犬戎，於(yu) 是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幹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yu) 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yu) 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xiang) ，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夫先王之製，邦內(nei) 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yu) 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yu)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yu) 德而無勤民於(yu)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祭公謀父認為(wei) 周穆王征犬戎是廢棄先王的遺訓而使王業(ye) 敗壞。並告知周穆王：我聽說犬戎性情敦厚純樸，能遵守先人的德行而專(zhuan) 一不變，他們(men) 是有能力抵禦我們(men) 的。（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但周穆王王不聽，執意征之，最後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此以後，荒服者的邦國不再朝見周王朝。

第二次，病危告誡周穆王。《逸周書(shu) ・祭公解》載：祭公謀父久病不愈且病危，周穆王前去探視並請教德治天下的訓示。祭公告誡周穆王：要順承文王武王所受天命，長期借鑒夏商敗亡的教訓，學習(xi) 文王武王之道。並從(cong) 五個(ge) 方麵提出告誡：一不能因天災人禍而使偉(wei) 大邦國滅亡；二不能因為(wei) 寵妾而疾惡嫡夫人；三不要因為(wei) 小計謀而敗壞了大的國策；四不要因為(wei) 寵臣而疾惡卿士重臣；五不要做事隻考慮自己氏族裏，卻不考慮氏族之外。要適時遵循中道治理天下國家（汝毋以厲災辠無時遠大邦，汝毋以嬖禦疾爾莊後，汝毋以小謀敗大作，汝毋以嬖士疾大夫卿士，汝毋各家相而室，然莫恤其外。其皆自時中乂萬(wan) 邦）。

第三次，作《祈招》止王貪心。《左傳(chuan) ・昭公十二年》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yu) 祗宮。《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這個(ge) “止王貪心”，對於(yu) 周天子廉潔從(cong) 政，樹立形象；整治朝廷，從(cong) 嚴(yan) 治吏；獲取民心都有基礎性、關(guan) 鍵性的意義(yi) 。

（二）芮良夫勸諫周厲王

芮良夫是芮國國君，周厲王大臣，也是西周一位重要的諫臣，《詩經》《國語》《逸周書(shu) 》等都有芮良夫的記載。

芮良夫諫言曆史影響較大的有二，一是麵對周厲王的失道行為(wei) ，告誡周厲王認識民意和人民的力量，關(guan) 心人民疾苦。“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於(yu) 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民至億(yi) 兆，後一而已，寡不敵眾(zhong) ，後其危哉。”《逸周書(shu) ・芮良夫解》

二是勸諫周厲王厲王不要重用貪財斂財的榮夷公和實行具有搜刮民財性質的所謂“專(zhuan) 利”：“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zhuan)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zhuan)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zhuan)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yu) 今。今王學專(zhuan) 利，其可乎？匹夫專(zhuan)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國語・周語上》）

（三）召穆公勸諫周厲王弭謗

召穆公是召公奭的後代，周厲王死後，太子周宣王即位，召穆公與(yu) 周定公輔佐周宣王 。《詩經・大雅・江漢》有周天子對召穆公的重用和召穆公對周天子忠誠的稱頌。如“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召穆公在周厲王對國人不滿他的言論采取惡意監督、殘暴殺戮的手段，導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周厲王卻沾沾自喜時，告誡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川壅而潰，傷(shang)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wei) 川者決(jue) 之使導，為(wei) 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yu) 是乎出。……夫民慮之於(yu) 心而宣之於(yu) 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yu) 能幾何？”《國語・周語上》

（四）仲山甫勸諫周宣王

仲山甫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後裔，據說是魯國第七任君主魯獻公的第二個(ge) 兒(er) 子，雖家世顯赫，但本人卻是一介平民，早年務農(nong) 經商，在農(nong) 人和工商業(ye) 者中部有很高威望。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受舉(ju) 薦入王室，任卿士（相當於(yu) 後世的宰相）。詩經起碼有兩(liang) 處對仲山甫輔佐周宣王的貢獻給予肯定。《詩經·大雅·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詩經·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於(yu) 下。保茲(zi) 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yi) 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yi) 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文心雕龍· 銘箴》載 ：“…仲山鏤績於(yu) 庸器，計功之義(yi) 也。”

仲山甫勸諫或告誡周宣王也有三次。

1、諫宣王廢長立少

《國・語上》載：武公九年春，武公與(yu) 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wei) 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wei) 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cong) 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cong)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2、諫宣王料民

宣王既喪(sang) 南國之師，乃料民於(yu) 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yu) 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nong) 於(yu) 籍，搜於(yu) 農(nong) 隙，耨獲亦於(yu) 籍，獮於(yu) 既烝，狩於(yu) 畢時，是皆習(xi) 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lin) 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yu) 政而妨於(yu) 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周語上》

3、為(wei) 周宣王薦魯君

魯懿公九年（前807年），懿公兄括之子伯禦與(yu) 魯人弑懿公，立伯禦為(wei) 君。伯禦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禦，詢問仲山甫：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wei) 魯後。仲山甫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yu) 遺訓而谘於(yu) 固實；不幹所問，不犯所谘。”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yu) 夷宮，是為(wei) 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國語・周語上》）

（五）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mu)

虢文公，西周時期虢國(西虢國)國君，諡號文公，又稱虢季。生卒年月不詳。但根據今本《竹書(shu) 紀年》記載，其年齡應該與(yu) 周宣王差不多。

虢文公勸諫不籍千畝(mu) 見《國語・周語上》。所謂籍千畝(mu) ，就是遵循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規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特點和先王的禮儀(yi) ，天子在規定時間恭敬履行親(qin) 耕儀(yi) 式，百官依次參與(yu) ，後由輪庶民耕完整片籍田。但周宣王即位後，不履行天子耕籍田之禮。虢文公勸諫說不可以，給周宣王講了農(nong) 業(ye) 對安天下的重要作用（“夫民之大事在農(nong) ，上帝之粢盛於(yu)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yu) 是乎生，事之供給於(yu) 是乎在，和協輯睦於(yu) 是乎興(xing) ，財用蕃殖於(yu) 是乎始，敦庬純固於(yu) 是乎成”）和籍千畝(mu) 的儀(yi) 式規範及其神聖性。周宣王不籍千畝(mu) ，無疑是對天的神聖性的冒犯和人間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秩序的帶頭破壞，故虢文公直言勸諫，盡管周宣王不聽。

（六）左儒諫周宣王不殺杜伯

左儒的生卒年月和個(ge) 人生平無資料介紹。周宣王怨殺杜伯和杜伯報複射殺周宣王之事，《國語·周語上》和《墨子·明鬼》有記載。左儒諫周宣王不殺杜伯出現在《說苑·立節》章。左儒和杜伯是好友，與(yu) 杜伯同為(wei) 周宣王的重臣。根據《竹書(shu) 紀年》，左儒勸諫周宣王當在周宣王四十三年。《說苑 ·立節》文字不多，但左儒犯言直諫的精神氣質體(ti) 現在字裏行間。“左儒友於(yu) 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zheng) 之於(yu) 王，九複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yi) 以從(cong) 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在周宣王殺死無辜的杜伯後，左儒隨之自盡表示抗爭(zheng) ，這算得上曆史上第一位屍諫。

三、西周勸諫的曆史特點

從(cong) 諫言動機、效果和政治哲理維度看，西周諫言可以歸納幾個(ge) 特點。

（一）勸諫動機的善意性

諫言雖然是批評、反對或糾正天子、天朝無道的行為(wei) ，但勸諫的目的則是從(cong) 維護統治者的合法性出發，使一代天朝在天下有道的統治下長期存在。不管統治者多麽(me) 無道，他們(men) 的勸諫始終是善意的，盡管勸諫失敗，總是對統治者抱有感情和希望，而對任何暴力性質的武裝行為(wei) ，則持反對態度。換言之，勸諫者堅持犯言直諫，反對犯上作亂(luan) 。這樣做，既可以達到糾正天子錯誤和過失，避免天下無道或失序，又可以避免暴力或其他過激行為(wei) 導致的天下混亂(luan) 或或社會(hui) 震蕩。

這似乎是一代忠臣的精神氣質使然。如商末孤竹國王子伯夷、叔齊，雖對紂王的殘暴統治不滿，聞西伯昌善養(yang) 老來到西周，但麵對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 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武王已平殷亂(luan)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yi) 不食周粟,隱於(yu)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首陽山《史記·伯夷傳(chuan) 》。孔子稱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不降其誌，不辱其身”《論語·微子》。 

召穆公對周厲王的無道肯定不滿，但當國人暴動，周厲王出逃，國人圍住召穆公家要殺王太子時，他竟以“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要求自己，做出以其子代王太子的舉(ju) 動，保住了太子的生命，後輔佐太子登上王位，才有了以後的宣王中興(xing) 。

仲山甫曾對周宣王幹涉魯國內(nei) 政，廢長立少強烈不滿，肯定也反對周宣王伐魯殺死魯君，但當周宣王詢問誰做魯國嗣君時，他仍從(cong) 社稷考慮，給周宣王推薦：“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yu) 遺訓而谘於(yu) 固實；不幹所問，不犯所谘”的魯懿公之弟稱，被周宣王采納，在夷宮立稱為(wei) 魯君。

（二）由於(yu) 天子的固執，幾位諫言者的多次勸諫幾乎都失敗了；周天子拒絕諫言，則導致了他們(men) 更大的失敗

分析上述十一次勸諫，有三次被天子接受：第一次是周穆王看望病危的祭公謀父危時，請教和接受祭公謀父治理天下的告誡。第二次是祭公謀父作《祈招》止王貪心。這個(ge) 是不針對具體(ti) 行為(wei) 的告誡，周穆王一般可以接受。第三次是周宣王在對魯君繼承人沒有人選的情況下征詢仲山甫意見，接受了仲山甫的人選推薦。

但其餘(yu) 八次，在周天子錯誤想法形成後，盡管勸諫者苦口婆心，義(yi) 正嚴(yan) 詞，甚至以死抗爭(zheng) ，但仍以勸諫失敗告終。這說明，勸諫者的勸諫效果，首先取決(jue) 於(yu) 天子的道德素養(yang) 和開明程度，也包括諫言者的勸諫智慧和經驗，但勸諫者有時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甚至生命危險。

而周天子固執拒諫給個(ge) 人和朝廷乃至天下帶來的，則是更大的失敗或失利。

如周穆王不接受祭公謀父不可征犬戎的勸諫，“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厲不接受王芮良夫不要貪圖財利和“榮公若用，周必敗”的勸諫和召穆公“為(wei) 民者宣之使言”的勸諫，最後被國人趕出西周國都，逃到彘地，客死他鄉(xiang) 。周宣王不聽仲山甫廢長立少的勸諫，執意立戲為(wei) 魯太子為(wei) 懿公。但到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禦與(yu) 魯人就殺了懿公，立伯禦為(wei) 君。雖然伯禦在位十一年又被周宣王伐魯殺死，但“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這無疑動搖了周宣王的統治地位。周宣王拒絕虢文公諫言不籍千畝(mu) ，導致三十九年後在千畝(mu) 發生戰爭(zheng) ，周王室的軍(jun) 隊敗於(yu) 西部邊地少數民族的軍(jun) 隊。周宣王拒絕左儒勸諫殺杜伯，則導致自己在三年後在圃田打獵時，被射中心髒離奇而死。

（三）諫臣們(men) 的勸諫雖失敗了，但勸諫者的精神和諫言有超時空的意義(yi)

勸諫者的精神包括：修身以道，以道事君；為(wei) 民請命，犯言直諫；以道殉身，殺身成仁（如左儒）等。勸諫過程表達的很有哲理和格言如：

1、反對窮兵黷武，包括對周王朝與(yu) 諸侯國關(guan) 係處理的反思。“先王耀德不觀兵”。“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yu) 德而無勤民於(yu)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國語・周語上》）

2、為(wei) 民請命的表達。“先王之於(yu) 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xiang) ，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國語・周語上》）“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川壅而潰，傷(shang)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wei) 川者決(jue) 之使導，為(wei) 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周語上》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yu) 政而妨於(yu) 後嗣]”。（《國語・周語上》）撇開語言背景，單從(cong) 這句話而言，它對統治者的警示意義(yi) ，殊於(yu) 於(yu) 孟子“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但比孟子早四百年。

“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於(yu) 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民至億(yi) 兆，後一而已，寡不敵眾(zhong) ，後其危哉。”《逸周書(shu) ・芮良夫解》

3、表達士大夫氣節的。“士不枉義(yi) 以從(cong) 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

四、西周勸諫曆史的啟示

西周勸諫的曆史記憶，對於(yu) 今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民主政治建設，對中國政府加強和改善治國理政，對當今各級黨(dang) 政機關(guan) 的領導班子建設，對於(yu) 中國的民主建設，都具有曆史性的借鑒意義(yi) 。

應該看到，當前政治建設要解決(jue) 問題不少，但最突出、最嚴(yan) 重、最普遍且危害最大的是不少哦主要領導官僚特權產(chan) 生的權力曆任性，以及權力任性給人民，給國家，給社會(hui) 乃至對共產(chan) 黨(dang) 形象的嚴(yan) 重破壞和損害。我們(men) 不時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或單位，主要領導一句話，就是涉及麵很大的一項行動，一項工程，一片開發區或一片大麵積拆遷，一道景觀，一個(ge) 廣場，一個(ge) 公園，一條大馬路，一處牌坊，一個(ge) 雕塑……等等，對這些好大喜功，違反常識甚至夾雜著以權謀私，禍國殃民的愚蠢行動，人民怒不能言，怨聲載道。在這些愚蠢決(jue) 策形成和行動前 ，如果有更多的堅持正義(yi) ，有為(wei) 民請命的犯言直諫者在場 ，有正確意見者的挺身而出和義(yi) 正嚴(yan) 詞地強烈表達，加上各種媒體(ti) 的公開監督參與(yu) ，權力任性就會(hui) 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製，也就會(hui) 有所收斂。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直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有自我革命，自我糾錯的豐(feng) 富政治經驗，這對避免錯誤的繼續，無疑有關(guan) 鍵性的積極作用。黨(dang) 的十九屆六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黨(dang) 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jue) 議》指出：“勇於(yu) 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區別於(yu) 其他政黨(dang) 的顯著標誌。自我革命精神是黨(dang) 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借鑒西周和其他曆史時期勸諫和納諫的經驗教訓，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賦予時代內(nei) 涵和新意，就可以形成一種新的諫言文化自覺。了解信息的一切人員特別是黨(dang) 政領導機關(guan) 的同僚和知識分子以及公共媒體(ti) 人員，都有為(wei) 民請命，“以道事君”的擔當，敢於(yu) 仗義(yi) 執言，犯言直諫。通過納諫和勸諫的自覺配合，使各種建設性意見（特別是反麵意見）建議都得到充分發表和聽取，進而使決(jue) 策者有更多的常識遵循和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就可以避免犯錯誤和少犯錯誤，這樣就更有根本性。但是，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正確領導下，諫言者的發心必須是善意的而不是惡意的；是對現實的關(guan) 心、關(guan) 懷，而不是幸災樂(le) 禍，唯恐天下不亂(luan) ；是為(wei) 了增強和加強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政權的合法性和政治生命力，而不是喪(sang) 心病狂，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是積極的對話討論而不是消極的煽風點火。因而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

這裏有個(ge) 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各級黨(dang) 政機關(guan) 的主要領導，要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摒棄“封建”的特權意識，有更多的自知之明和“納諫”自覺；牢記人民是衣食父母，牢記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自己是人們(men) 的勤務員，而不是不自量力地把自己看作人民的父母官，淩駕於(yu) 人民之上；有聞過則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雅量和境界，誠懇接受來自各方麵的批評意見，而不是諱疾忌醫，文過飾非，甚至惱羞成怒，尋機報複；自覺把個(ge) 人權力關(guan) 進人民監督的籠子，而不是絞盡腦汁、急不可待地想跳出籠子，跳出籠子後繼續瘋狂。

最根本的是，要通過民主製度建設，使新時代的納諫和勸諫成為(wei) 一種製度，把納諫成為(wei) 領導的一種道德自覺和不得不接受的剛性約束，使勸諫者有平等的表達權利並得到尊重和保護。使勸諫和納諫成為(wei) 中國式民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wei) 全過程民主的重要環節，成為(wei) 中國式民主的新常態。

作者曾任西安市長安區委黨(dang) 校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