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仁學（匯校本）》——匯校的意義(yi)

作者：鄭淩峰

來源：澎湃新聞 ∙ 上海書(shu) 評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六月廿八日庚辰

          耶穌2022年7月26日

《仁學（匯校本）》，[清]譚嗣同著，張維欣導讀，張玉亮匯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00頁，60.00元

繼“新編戊戌六君子集”《譚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麵世後，張維欣、張玉亮兩(liang) 位學人努力精進，又推出《仁學》匯校本，譚嗣同著作的點校整理，至此可稱觀止矣。近年來學界提倡對古籍進行深度整理，“匯校”便是深度整理的一種形式，但是正如古籍整理每每不被認定為(wei) 學術成果相同，匯校本時常僅(jin) 被視為(wei) 功勞不足、苦勞有餘(yu) 的機械性工作，讀書(shu) 界的評價(jia) 亦往往不過“方便利用”與(yu) “頗著勞績”兩(liang) 端，而忽略了匯校工作不僅(jin) 需要苦勞，更需要覃思。

《仁學》一書(shu) 的版本源流並不複雜，異文的信息量似也不大，與(yu) 近年新出版的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shu) 局2019年）、《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shu) 局2020年）校訂本的異彩紛呈相比，似乎稍顯遜色。然而《仁學》匯校本堪稱匯校工作的典範，看似平實無奇甚至略顯冗贅的校記，其實頗有奧妙，故而特撰小文，試為(wei) 發覆。

一、匯校方法論：以西方校勘學為(wei) 借鏡

自從(cong) 胡適發表《〈元典章校補釋例〉序》，將西方校勘學的譜係法引入中國以後，譜係法便成為(wei) 匯校工作的必備技能，清理版本譜係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仁學》匯校本在清理版本譜係，確定以《亞(ya) 東(dong) 時報》本為(wei) 底本，並以之觀照前此已刊諸本等方麵做得精準細致，讀者詳參本書(shu) 前言可知，毋庸筆者再加贅言。但是確定以《亞(ya) 東(dong) 時報》本為(wei) 底本的理由，以及針對通行本的實際底本文明書(shu) 局本的校勘原則，都可以窺見匯校本整理者的苦心所在。

校書(shu) 貴在使用早期版本，這在如今是個(ge) 常識，尤其是先以報刊連載而後成書(shu) 的著作，報刊本更應成為(wei) 校書(shu) 的取資。湯誌鈞先生《〈仁學〉版本探源》（原載於(yu) 《學術月刊》1963年第5期）一文就《仁學》兩(liang) 個(ge) 早期連載本——《清議報》本和《亞(ya) 東(dong) 時報》本進行對校分析，指出兩(liang) 本文字的歧異，得出兩(liang) 本並非同源的結論，指出應以《亞(ya) 東(dong) 時報》本為(wei) 底本，比勘各本完成新校本；然而湯氏僅(jin) 以梁啟超、唐才常各有《仁學》副本，其中以《亞(ya) 東(dong) 時報》本為(wei) 優(you) ，據此認為(wei) 唐才常藏有《仁學》的“稿本或抄本”，但是並未具體(ti) 展開論證，反而指摘《亞(ya) 東(dong) 時報》本多有排校失檢，使其結論不免有些模糊。

美國書(shu) 誌學家G.托馬斯·坦瑟勒在其講演集《校勘原理》中，對“作者意圖”概念作了詳盡的闡釋與(yu) 發覆（參見蘇傑編譯《西方校勘學論著選》，214-2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出於(yu) 對作者意圖的重視，坦瑟勒提出應當盡量在傳(chuan) 承程序上接近作者的原始文本：

由於(yu) 罕見精確複製，通往作者意圖的最佳向導可能就是作者自己的最終手稿，或者，如果沒有作者的最終手稿，則是由它所派生的、最少中間環節的抄本或印本。（《西方校勘學論著選》227頁）

對“作者意圖”的強調還有些由譜係法延伸而來的意味，但有時具體(ti) 版本的情形可能處理起來比較棘手。英國學者L.D.雷諾茲(zi) 、N.G.威爾遜《抄工與(yu) 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chuan) 播史》（蘇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論述譜係法的局限時，即指出文本的傳(chuan) 承是“開放的”，作者在不同階段的初稿和修訂稿可能都有流傳(chuan) ，並在後世輯校與(yu) 刊布的過程中出現“互相感染”現象，這都為(wei) 譜係法的運用增加了難度（《抄工與(yu) 學者》275-278頁）。

因此張維欣、張玉亮兩(liang) 位學人開展《仁學》匯校工作時取《亞(ya) 東(dong) 時報》本為(wei) 底本，不僅(jin) 是基於(yu) 湯誌鈞先生的研究結論，更有自己的思考，也即唐才常所藏為(wei) 稿本的可能性較大。基於(yu) 譚嗣同以手稿贈人的先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記載、《亞(ya) 東(dong) 時報》及《清議報全編》本刊有《仁學自敘》而《清議報》連載本未有的情形等，推測唐才常藏有稿本的可能性較大（參見張玉亮：《譚嗣同著述新考》，原載於(yu) 《湘學研究》2019年第2輯；另見匯校本附錄《紙背風雲(yun) ：唐才常的自立軍(jun) 起義(yi) 籌備與(yu) 〈亞(ya) 東(dong) 時報〉本〈仁學〉》一文）。

此外，兩(liang) 位學人還從(cong) 《亞(ya) 東(dong) 時報》本的訛字入手，指出部分訛字或係因草書(shu) 寫(xie) 法形近而產(chan) 生的訛混，以及部分訛誤可能與(yu) 手民誤認重文符號有關(guan) ，從(cong) 而論證《亞(ya) 東(dong) 時報》本所據底本很可能正是稿本，反而是《清議報》本中的看似詭異的“誤植與(yu) 重複”，很可能所據為(wei) 不同來源的錄副本，反映了譚嗣同不同時期起草初稿（或在世時為(wei) 朋輩傳(chuan) 抄）而未經寫(xie) 定、校訂的麵貌（參見匯校本附錄《糾結的思考：書(shu) 籍史、文獻學與(yu) 近代史交叉視域下的〈仁學〉》一文）。其中涉及《亞(ya) 東(dong) 時報》本訛誤與(yu) 草書(shu) 字體(ti) 的分析，與(yu) 西方校勘學之“古字體(ti) 學”（paleography）異曲同工（關(guan) 於(yu) 古字體(ti) 學，可參閱《抄工與(yu) 學者》244-248頁），兩(liang) 位學人對《亞(ya) 東(dong) 時報》文本的優(you) 劣亦作了分類討論，表彰其中優(you) 長異文的文從(cong) 字順、更能反映作者意旨，將其訛誤歸於(yu) “技術問題”而認為(wei) 不影響其整體(ti) 文本的價(jia) 值，亦與(yu) “實質性”異文與(yu) “非實質性”異文——前者直接影響作者意圖或其表達實質，後者則是文本呈現形式例如拚寫(xie) 、標點等——的區分理念合轍（英國校勘學者W.W.格雷格《底本原理》對實質性與(yu) 非實質性異文有解說，參見《西方校勘學論著選》160-161頁）。

至於(yu) 新編本《譚嗣同集》之前的通行本《仁學》實際采用的底本文明書(shu) 局本的校勘問題，盡管兩(liang) 位學人已經指出，文明書(shu) 局本源出國民報社本而多有訛誤，若是巨細靡遺地出校，恐怕徒增篇幅，意義(yi) 不大；但其中有些訛誤為(wei) 後世通行本所沿襲，這些異文仍予出校。正如坦瑟勒指出的：

在嚐試作出以上的區分之後，我們(men) 顯然不必給作者意圖以優(you) 先權，因為(wei) 作者的朋友、抄書(shu) 手、印刷工以及出版者對於(yu) 文本所做的一切也是曆史事實，我們(men) 有權作出決(jue) 定，選擇重建作為(wei) 他們(men) 中間任何人工作的產(chan) 物的作品原貌。這樣一種目標與(yu) 重現作者意圖文本的目標有著同等的有效性：各有其價(jia) 值，服務於(yu) 不同的曆史目的。而且它們(men) 不可兼得，因為(wei) 作者和出版者的文本意圖往往指向不同的方向，一個(ge) 文本不可能兼收並蓄。（《西方校勘學論著選》224頁）

有見於(yu) 此，雖然對文明書(shu) 局本的通盤出校，意義(yi) 並不甚大，但由於(yu) 中華書(shu) 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作為(wei) 通行本的曆史影響，兩(liang) 位學人參酌其異文選擇性出校，並采納該本編次與(yu) 分篇，以調和早期各本《仁學》分篇不同引起的歧異，既是尊重曆史事實，也是與(yu) 前賢的成果對話。

二、同頻共振：《仁學》與(yu) 《戊戌政變記》

匯校本提供的不僅(jin) 是各本異文，也包括版本、篇目、編次等信息，這些信息都為(wei) 學者進行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示與(yu) 參考。

就在《仁學》連載於(yu) 報刊的同時，譚嗣同生前摯友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也同樣在《清議報》上連載。和《仁學》的早期連載本相似，《戊戌政變記》的早期連載本也有兩(liang) 份刊物約略同時進行（另一份為(wei) 《東(dong) 亞(ya) 時論》），其間文本存在歧異的情形，湯誌鈞先生《近代史研究和版本校勘、檔案求索——〈戊戌政變記〉最早刊發的兩(liang) 種期刊》（見氏著《梁啟超其人其書(shu)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已細加揭示，概而言之，兩(liang) 刊的篇章結構次第有所不同，顯係隨寫(xie) 隨刊，複因不同發表主體(ti) 和不同受眾(zhong) 的考慮而有所區別，呈現出鮮明的版本係統差異。

這種區別也影響了《清議報》與(yu) 《清議報全編》的細節分歧，《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與(yu) 《政變原因答客難》兩(liang) 篇，在《清議報》中刊載於(yu) “本館論說”專(zhuan) 欄，而後者在《東(dong) 亞(ya) 時論》連載時與(yu) 《戊戌政變記》係列各篇等量齊觀，並未表示區別；前者在《東(dong) 亞(ya) 時論》中亦作為(wei) 《戊戌政變記》係列的連載部分，而在《清議報》中作為(wei) “本館論說”刊登時間較早（第二冊(ce) ），於(yu) 是《戊戌政變記》連載至《光緒聖德記》（《清議報》第九冊(ce) ）時，直接在“第一章上舍位忘身而變法”後加一小注“見前第二冊(ce) ”，正文則從(cong) 略。《戊戌政變記》九卷單行本出版時將這兩(liang) 篇都收入書(shu) 中，而將《清議報》第五冊(ce) 的《政變近報》略去未收。至於(yu) 《清議報全編》出版時，大約本著“斷者連之、闕者補之、無用者刪之”（《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的宗旨而未收錄《戊戌政變記》專(zhuan) 欄，包括單行本中未收的《政變近報》；隻在第六集“紀事”中刊出《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己亥建儲(chu) 紀事本末》，但在定有“問題已過而無關(guan) 大體(ti) 者則刪之”（《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的第一集“本館論說”中則仍然保留《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政變原因答客難》兩(liang) 篇（且文字與(yu) 《清議報》本相比，並無改動），以及原屬《續變法通議》，又收入《戊戌政變記》單行本的《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可見《清議報全編》的刪減工作，似也未盡細致而自洽。《戊戌政變記》的情形，與(yu) 《仁學》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刊印單行九卷本以後，《戊戌政變記》更因時勢變動不斷“訂正”“改正”，體(ti) 現出梁啟超“善變”的一麵，日本學者狹間直樹先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成書(shu) 考》（原載於(yu) 《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已有揭示。

廣州中山大學十八先賢廣場，譚嗣同塑像。

然而兩(liang) 書(shu) 在《清議報》的刊載又顯示出不同的命運。1899年初，《清議報》第十一期就刊載了《〈戊戌政變記〉成書(shu) 告白》，隨後不久《戊戌政變記》九卷本即刊行。而《仁學》自《清議報》第十四冊(ce) 起即中斷連載，直到第四十四冊(ce) 起又短暫恢複連載了三冊(ce) ，之後再次中斷，至第一百冊(ce) 始一次性刊出剩餘(yu) 部分。關(guan) 於(yu) 《仁學》在《清議報》的連載與(yu) 斷續，狹間直樹先生《梁啟超筆下的譚嗣同——關(guan) 於(yu) 〈仁學〉的刊行和梁撰〈譚嗣同傳(chuan) 〉》（原載於(yu) 《文史哲》2004年第1期）從(cong) 梁啟超本人思想變化、康有為(wei) 對《清議報》的控製和《清議報》的編務人事變動出發來解釋。兩(liang) 位學人則對狹間直樹先生的觀點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補正（參見匯校本附錄《糾結的思考：書(shu) 籍史、文獻學與(yu) 近代史交叉視域下的〈仁學〉》一文），概而言之，《仁學》在《清議報》連載的中斷，率為(wei) 康有為(wei) 及其固守保皇思想的擁躉幹預或控製《清議報》編務的結果，而《仁學》的短暫恢複刊載和最終一次刊出剩餘(yu) 部分，則是梁啟超的努力所致。至於(yu) 梁啟超的思想轉向國家主義(yi) ，雖然似與(yu) 譚嗣同有所疏離，實則梁啟超對譚嗣同思想的服膺並未因而淡漠，甚至以之向乃師進言。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清議報》第二冊(ce) 所載《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中所謂“同服膺南海”“光大南海之宗旨”雲(yun) 雲(yun) ，更像是梁啟超欲借康有為(wei) 勢力的運動以推廣譚嗣同的思想，而非相反。《清議報全編》本《仁學》的刊落上述兩(liang) 句，並補入《清議報》連載《仁學》時刊落的兩(liang) 章，以及國民報社本《仁學》卷首《譚嗣同傳(chuan) 》清除了《戊戌政變記》本《譚嗣同傳(chuan) 》中尊崇康有為(wei) 的色彩，更像梁啟超由調和康有為(wei) 與(yu) 譚嗣同雙方（但更偏向康有為(wei) ）的立場，轉而向光大亡友遺著的本心回歸的舉(ju) 動。

同樣在國民報社改本的《譚嗣同傳(chuan) 》中被清除的，還有《戊戌政變記》本中涉及袁世凱的文字。康有為(wei) 、梁啟超對袁世凱的態度與(yu) 評價(jia) 的前後變化，是梳理《戊戌政變記》各個(ge) 改本文字歧異的關(guan) 鍵（參見戚學民《〈戊戌政變記〉八卷本作年補證》，原載於(yu) 《史學月刊》2003年第3期），既如此，當初密訪袁世凱的譚嗣同在《戊戌政變記》初本中，自是值得濃墨重彩書(shu) 寫(xie) 的人物。但是到了康、梁尚未與(yu) 袁世凱徹底交惡的時期，梁啟超便在改本《譚嗣同傳(chuan) 》中清除袁世凱的色彩，並且在《清議報全編》的《戊戌政變紀事本末》之“政變前紀”中用簡略的措辭表明維新派對袁世凱的倚重，“政變正紀”以下再無袁世凱相關(guan) 敘述，約略可以窺見梁啟超似乎對袁世凱並不以為(wei) 然。

而從(cong) 《仁學》的連載與(yu) 單行諸節中，讀者已然可知梁啟超雖然仍恭謹地師事康有為(wei) ，然而兩(liang) 人已有貌合神離、漸行漸遠的端倪。或許從(cong) 處於(yu) 《仁學》《戊戌政變記》兩(liang) 書(shu) 交集的《譚嗣同傳(chuan) 》看來，恐怕康有為(wei) 對袁世凱的“一廂情願”，更加深沉而長久一點，梁啟超雖於(yu) 未與(yu) 袁世凱方決(jue) 裂之時，在《戊戌政變記》的各個(ge) 改本中都對袁世凱有所回護，也可以理解為(wei) 對康有為(wei) 保皇計劃的配合，但在梁啟超看來，恐怕他對乃師的這種寄望也是有些不能苟同的吧。

三、附錄的藝術：對“副文本”的重視

古籍的整理，有時並不隻是完成一書(shu) 文本的標點與(yu) 校勘就算完事，很多時候工夫正在本書(shu) 之外。編輯一束全麵且優(you) 質的附錄，其功力有時並不在對正文進行標點校勘之下，而提供的價(jia) 值甚至可能不亞(ya) 於(yu) 正文。

觀夫兩(liang) 位學人之前整理的“新編戊戌六君子集”《譚嗣同集》，相比通行的《譚嗣同全集》在附錄方麵有所進步。三聯書(shu) 店1954年出版的《譚嗣同全集》初版本，附錄僅(jin) 收梁傳(chuan) 、康詩，仍是隻站在康、梁的戊戌政變敘事角度搜輯附錄；中華書(shu) 局1981年增訂本全書(shu) 附錄凡五種：梁啟超《譚嗣同傳(chuan) 》、康有為(wei) 《六哀詩之四》、皮錫瑞《哀譚複生》、陳叔通《譚嗣同就義(yi) 軼聞》，雖從(cong) 收錄皮錫瑞哀辭來看，已有突破刻板印象視角、回歸譚嗣同本位的立場，是一種進步，但仍局限於(yu) 以提供譚嗣同的傳(chuan) 記與(yu) 評論資料為(wei) 主的思路。然則設若照此思路搜輯附錄，在文獻豐(feng) 富的近世又使人頗為(wei) 犯難，例如劉體(ti) 智《異辭錄》卷三分別論及譚嗣同之死和楊銳等得罪，可以補傳(chuan) 記之缺，且為(wei) 《全集》及《譚嗣同研究資料匯編》（長沙市、瀏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ui) 及譚嗣同紀念館聯合合編，1988年9月印行）未收；又近人王樾（森然）撰有《譚嗣同先生評傳(chuan) 》，勾稽評論資料頗為(wei) 有力，然篇幅略長。如果照此思路輯補資料，恐怕成書(shu) 篇幅將暴增，而其實用價(jia) 值未必高。

大概是有見於(yu) 此，新編本《譚嗣同集》也不采取《全集》這種以傳(chuan) 記和評論資料為(wei) 主的搜輯附錄的思路，而是改為(wei) 以文獻為(wei) 編輯附錄的線索。例如清季刊本《瀏陽二傑遺文》和民國六年上海文明書(shu) 局本《譚瀏陽全集》，都是譚嗣同著述匯集刊行的重要早期版本，尤其“瀏陽二傑”的另一傑唐才常，與(yu) 譚嗣同著述的刊行關(guan) 係非常，故新編本將《瀏陽二傑集序》《〈譚瀏陽全集〉例言》收入附錄（相比之下，中華書(shu) 局編《唐才常集》初版本、增訂本及嶽麓書(shu) 社“湖湘文庫”本《唐才常集》均未附錄《瀏陽二傑集序》），或許出於(yu) 篇幅和價(jia) 值考慮，亦或是彼時張維欣《譚嗣同年譜長編》擬刊（已由嶽麓書(shu) 社於(yu) 2020年出版），新編本未收《譚瀏陽全集》卷首的陳乃乾所纂年譜；其餘(yu) 幾篇附錄都是整理者所撰單篇研究，將前言限於(yu) 體(ti) 裁與(yu) 篇幅未能詳細展開的論題作了深入探討。單從(cong) 載錄文獻資料以供學者參考而言，新編本似不如《全集》本之豐(feng) 贍，但是兩(liang) 位學人既有《譚嗣同年譜長編》作為(wei) 輯考資料的媒介，此處自可求簡明、避重複。同樣的思路也見於(yu) “新編戊戌六君子集”的其他品種中，例如譚嗣同、劉光第著作較多，單獨刊行也較早，新編本《譚嗣同集》《劉光第集》分別單行，則勢難將以“戊戌六君子”作為(wei) 整體(ti) 的《戊戌六君子遺集》張元濟序收入附錄，但若舍去此序，似又遺憾；正好林旭、楊銳、楊深秀、康廣仁四人的作品篇幅較小，且《戊戌六君子遺集》之譚嗣同、劉光第兩(liang) 集的價(jia) 值並不突出，而為(wei) 其餘(yu) 四人的著作文獻流傳(chuan) 貢獻較大，是故《戊戌六君子遺集序》即為(wei) 新編本《戊戌四子集》收入附錄。

《仁學》匯校本的附錄繼承了新編本《譚嗣同集》的做法，除了梁啟超《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和輯錄《仁學》評論資料以外，另有三篇論文，對前言未能具論的問題作了詳盡探討，其中《蝶翼與(yu) 風暴：〈仁學〉刊行的書(shu) 籍史考察》一篇專(zhuan) 列一節討論《仁學》的“副文本”——《國民報》《清議報》《新民叢(cong) 報》刊登的《仁學》廣告，並對這些廣告進行了全文引用，實際起到了收入附錄作為(wei) 文獻資料的作用，而從(cong) 這些廣告的刊載時間及措辭異同，可以看出《仁學》刊行的曲折和梁啟超為(wei) 亡友計策的苦心，這是希望閱讀本書(shu) 的讀者能加以注意的。

但從(cong) 求全責備的角度來說，竊謂《仁學》匯校本似仍缺一項重要文獻，甚至這一文獻，在新編本《譚嗣同集》中即應收而未收，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梁啟超《譚嗣同傳(chuan) 》（匯校本所附《〈仁學〉評論資料》僅(jin) 從(cong) 《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附錄摘取《譚嗣同傳(chuan) 》的片段，未足全璧，似可商榷）。從(cong) 曆史文獻的角度來說，《仁學》重要版本之一——國民報社本已將《譚嗣同傳(chuan) 》置於(yu) 卷首，而且從(cong) 《清議報》本《戊戌政變記》到國民報社本《仁學》所載《譚嗣同傳(chuan) 》的異文，更為(wei) 《仁學》一書(shu) 的早期傳(chuan) 播及接受提供了重要參考，狹間直樹先生《“曆史家”和其所寫(xie) 的傳(chuan) 記——關(guan) 於(yu) 梁啟超撰兩(liang) 種〈譚嗣同傳(chuan) 〉及其他》（原載於(yu) 《北大史學》第13期，2008年初刊）論之已詳。若說《譚嗣同集》可以滿足於(yu) 僅(jin) 收《仁學》本《譚嗣同傳(chuan) 》，那麽(me) 《仁學（匯校本）》對收入梁啟超《譚嗣同傳(chuan) 》匯校本，應采取當仁不讓的態度。竊謂兩(liang) 位學人不應將這項重要的工作交給未來容或有之的《戊戌政變記》匯校本，況且即有學人擬對《戊戌政變記》進行整理匯校，亦未必會(hui) 將國民報社本《仁學》所附《譚嗣同傳(chuan) 》列入參校範圍。如果新編本《譚嗣同集》及《仁學》匯校本增補有日，當以附入這篇重要的《譚嗣同傳(chuan) 》為(wei) 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