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在昔 古人未遠

作者：周誌文

來源：鳳凰網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廿九日辛亥

          耶穌2022年8月26日

2016年的春天，台灣文化總會(hui) 的秘書(shu) 長楊渡先生跟我談起，他想在交卸之前的任內(nei) 完成一件文化事業(ye) 的“壯舉(ju) ”：邀請台灣幾位有聲望的學者，每人講十次有關(guan)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問題或事件。演講由教育電台播出，播出後的講稿由文化總會(hui) 出版成書(shu) ，所以學者跟文化總會(hui) 所簽的合約，包括廣播播出與(yu) 出版圖書(shu) 兩(liang) 種。

承楊渡看得起，我沒任何“聲望”，竟也派了任務給我，派給我的是這本書(shu) 的原型“陽明學十講”。其實我原來是想講《論語》的，我那時正在寫(xie) 《論語講析》一書(shu) ，自認對《論語》有點新的領受與(yu) 感悟，但開會(hui) 時《論語》給林安梧教授先“認”去了。林安梧當時在慈濟大學任教，也是我熟識的好友，楊渡隻得跟我商量改講陽明。幸好我平日也讀了點兒(er) 陽明的書(shu) ，對陽明還算熟悉，也有一些感受，我想了一下，便“從(cong) 善如流”地答應了。這是這次演講與(yu) 這本書(shu) 最初的來由。

我答應改講陽明還有個(ge) 理由，是多年前大陸曾有個(ge) 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寫(xie) 本王陽明的傳(chuan) 記，說了不少他的構想，都是很崇高的，我被他感動，便答應試試。後來我因手邊瑣事繁多，朋友的催促也不算緊，就因循耽誤下來了。遲遲不動手其實還有一個(ge) 原因，是當時我找來坊間一些有關(guan) 陽明的書(shu) 來看，發現陽明的事已不能再談了。

看過的書(shu) 中，有點學術氣息的，所談都幾乎一個(ge) 樣子，都在一點已熟知的材料上兜圈子，而且圈子也兜不太大；沒學術氣息的變化稍多，但很少談陽明在思想上的啟發與(yu) 貢獻，都比較偏重在陽明的事功方麵，講他如何避自己的禍、平國家的亂(luan) ，弄得陽明像傳(chuan) 統演義(yi) 裏麵的諸葛亮、劉伯溫似的，神機妙算得很，又身手不凡，仿佛有奇門遁甲的功夫。在他們(men) 眼中，陽明不隻是人，還“神”得很呢！這些書(shu) 當然不能看。

不論在有明一代，或從(cong) 整個(ge) 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陽明都是值得談的，一般書(shu) 寫(xie) 得不好，所以更需要談。我如要寫(xie) 陽明，就想寫(xie) 點兒(er) 別人沒寫(xie) 的東(dong) 西。問題是我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卻讓我不太能施展得開。我出身學院，總有點考據的訓練的。所謂考據即現在說的科學，講的是證據，學術上要求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不能望文生義(yi) ，更不能杜撰事實。有關(guan) 陽明的書(shu) ，不論史部、集部還是現代人的專(zhuan) 著都不算少，但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卻十分有限。

我想這是源自我們(men) 中國人編文集的一項傳(chuan) 統。古代文集很少是自己編的，別人幫你編的時候，想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總在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幾個(ge) 議題上打轉。萬(wan) 一發現有點爭(zheng) 議文字，便發揮“為(wei) 賢者諱”的心理，將那些東(dong) 西刪之棄之了事。北宋的歐陽修，算是個(ge) 重要人物吧，我們(men) 看後代所編的《歐陽文忠公集》，其中“內(nei) 製”“外製”“奏議”“奏事”“濮議”（宋英宗時一種特殊的奏議名稱，由“台官所論濮園事”而得名）等一大堆，加起來超過全集的一半，以之研究歐陽修的政治生涯，材料不虞匱乏。而歐陽修一生的成就，除了政治之外尚多，就算隻研究他的為(wei) 官經過，這些材料都太公開了，也太正式了，內(nei) 容都是冠冕堂皇的，用處不大。研究一個(ge) 人，還需要一些“私”領域的資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飲食起居的習(xi) 慣，以及人際關(guan) 係或與(yu) 人相處的細節等，就算是缺點，也是很重要的。有了這些材料，傳(chuan) 記才可以算是活生生的傳(chuan) 記，所記的人是高矮胖瘦、會(hui) 思考、有行動的人，而非隻是一個(ge) 薄薄的“紙片人”了。

這得怪編書(shu) 人的不察，他們(men) 欠缺多元觀念。文集也有些是自己編的，卻也一樣有這毛病。編自己文集的，也許沒想到要朝自己臉上貼金，但總希望能幫自己留下“流芳萬(wan) 世”之作，其他自認不登大雅的東(dong) 西，都投入廢紙簍了。像徐文長那樣自著《畸譜》，專(zhuan) 曝自己的短，諷刺自己說“幾間東(dong) 倒西歪屋，一個(ge) 南腔北調人”；或如王船山自題畫像，說“龜於(yu) 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說得這樣頹廢、真實，是少數中的少數。大量刪除自己認為(wei) “不重要”的作品，這是古代編書(shu) 的習(xi) 慣。你不能說他們(men) 都錯了，以往刻書(shu) 不易，去蕪存精是必要的手段，但什麽(me) 是蕪什麽(me) 是精，得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看。

研究一個(ge) 人，不能光憑他隻想示人的一麵。盡管那些原想示人的資料不見得不可信，但對一個(ge) 人跌宕的一生，正麵的資料其實沒有太大佐證的作用。一個(ge) 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後的陰影來襯托，所以陰影是重要的。舉(ju) 個(ge) 例子，貝多芬一生寫(xie) 了九部光輝的交響曲，在音樂(le) 史上，都是最重要的作品，而就在貝多芬寫(xie) 他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之前，發現得了耳疾，這對音樂(le) 家而言，不等於(yu) 是被判了死刑嗎？他當然傷(shang) 心欲絕，寫(xie) 了令人回腸蕩氣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shu) 》（Heiligenstadt Testament），幾次想到自殺。所幸他沒有死成，後來也沒有被命運打倒，他最後幾個(ge) 交響曲與(yu) 中期之後的弦樂(le) 四重奏、鋼琴奏鳴曲、《莊嚴(yan) 彌撒曲》等，都寫(xie) 在幾乎全聾之後。他所有作品，都充滿了意誌與(yu) 張力，多是鬥誌昂揚而充滿正麵的生命能量的。說起貝多芬，絕不能忽略他大部分晦暗的人生——他的疾病，還有他殘破的感情生活。不知道貝多芬的晦暗，便無法體(ti) 會(hui) 他充滿意誌力的藝術的偉(wei) 大。因此那些不是很正麵的材料，反而是了解一個(ge) 人最重要的憑據。

回過頭來說說本書(shu) 的主角王陽明。王陽明最大的貢獻在於(yu) 他掙脫了幾百年以來“理學”的束縛，提出了“良知”這個(ge) 觀念。良知是個(ge) 人的，用一句現在人的話來說，所謂良知便是我權衡世上所有價(jia) 值的標準。陽明又認為(wei) ，良知是每個(ge) 人天生就有的，不是要到大學讀了個(ge) 學士、博士才會(hui) 有的，也不是做了大官發了大財才有的。這良知的標準早深植於(yu) 我們(men) 的心中，無須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們(men) 隻要依著這既有的良知去為(wei) 善去惡，每個(ge) 人都有機會(hui) 完成自己，也可以成聖成賢。陽明的良知學，讓很多人走上善途，而且充滿信心，這是陽明對學術、對世人的主要貢獻。

陽明對良知的體(ti) 悟，是在他“居夷處困”的狀況下展開的。簡單的真理，背後卻充滿了爭(zheng) 議與(yu) 衝(chong) 突，包括個(ge) 人的與(yu) 環境的，這是必然。但我們(men) 看陽明的文集或弟子編的《傳(chuan) 習(xi) 錄》，有關(guan) 爭(zheng) 議與(yu) 衝(chong) 突背景的記錄卻很少，有的話，也不見細節，所有的敘述都顯得過於(yu) 表麵化了。

不隻如此，文集與(yu) 傳(chuan) 記中相當詳細地記錄了陽明與(yu) 弟子之間的各項行事與(yu) 對談，對陽明的外在功業(ye) ，也記載得巨細靡遺，卻很少甚至不記陽明的家人。舉(ju) 例而言，陽明與(yu) 他父親(qin) 王華的關(guan) 係，是和諧呢還是緊張呢？

王華是成化年間的狀元，陽明是他的長子，他對陽明的督責應該是很嚴(yan) 的。陽明自少就有應考中舉(ju) 的壓力，這壓力可能來自社會(hui) ，而來自父親(qin) 的更大。錢德洪輯《陽明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曾記陽明十一歲時與(yu) 塾師意見相左的對話，陽明曾問塾師何為(wei) 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shu) 登第耳，陽明不以為(wei) 然地說：“登第恐未為(wei) 第一等事，或讀書(shu) 學聖賢耳。”塾師是王華請的，塾師的意見其實便是王華的意見，陽明不以為(wei) 然，可見陽明的內(nei) 心，對狀元郎的父親(qin) 不是表麵上的那麽(me) 欽服，至少在延師課己這一事上不是這樣。之後陽明十五歲時，因看不慣朝廷平亂(luan) 無功，一度想上書(shu) 皇帝，又曾被王華斥之為(wei) 狂，細節是什麽(me) 並不很清楚。王華對兒(er) 子的斥責可能是對的，因為(wei) 陽明當時太小了，這些事不該由他來管，然而這些事都顯示少年時的陽明，與(yu) 他父親(qin) 或父親(qin) 所代表的權威格格不入。

陽明十七歲到南昌迎娶，隻知道這位夫人姓諸，第二年陽明歸浙時曾攜她拜訪當時的大儒婁諒，但自此之後，《年譜》與(yu) 其他的記錄都缺少諸夫人的影子了，隻在嘉靖四年正月，陽明時年五十四歲，《年譜》僅(jin) 記“夫人諸氏卒”。諸氏一生未有生育，陽明長子正憲是“族子”過繼來的。陽明後來續娶張氏，諸夫人死後一年的十一月，張氏為(wei) 陽明生了個(ge) 兒(er) 子名叫正億(yi) ，正億(yi) 出生兩(liang) 年後，陽明去世。遍查所有資料，陽明本身的家族史，隻零星出現這幾個(ge) 記錄，其他就沒了。陽明也寫(xie) 詩的，詩是最富感情、最為(wei) “言誌”的文學，但陽明跟傳(chuan) 統詩人一樣，關(guan) 心的是旅行、山水與(yu) 朋友，而朋友也大多是成年的男性，很少有為(wei) 家人寫(xie) 的詩。

另外，陽明身體(ti) 的情況應該不很好，他以中國人的算法也隻活了五十七歲而已，就以當時的標準而言，也算死得早了。他一直有“痰疾”，咳起來往往不能停止。他一生的最後一年，在平定了廣西思、田之亂(luan) 後上書(shu) 給皇帝，曾說：“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wei) 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cong) 事，竣事而出，遂爾不複能興(xing) 。”他說的當然是事實，可見這病在他第一次建軍(jun) 功平南、贛之亂(luan) 時就有了，上書(shu) 之後不久，陽明死在歸途，他的一生可能以劇咳告終。陽明得的可能是肺癌或有傳(chuan) 染性的肺結核，但當時人並不知道這種病。可惜的是，不論陽明自己的文集或弟子編的《年譜》，有關(guan) 這方麵的描寫(xie) 並不多，這使我們(men) 對陽明的一生，缺少了健康上的證據。

當然，不論陽明個(ge) 人還是他的思想，都是可以研究的，隻是缺乏了這些細節，研究的效果就會(hui) 打了折扣了。我在書(shu) 裏，已盡量將陽明的背景材料運用出來了，包括時代的與(yu) 他自己的。他與(yu) 當時流行的朱學，有不少相異的地方。他哲學的標的，在把人對外在事物的專(zhuan) 注轉回對內(nei) 心的探索。陽明跟孟子一樣，是個(ge) 處處有“不忍之心”的軟心腸的思想家，他不說自己與(yu) 朱熹不合，而是說朱熹晚年思想已轉向，他寫(xie) 了篇《朱子晚年定論》的文章，引起很大的爭(zheng) 議。這件事很有趣，連他自己也知道要說朱熹的轉向，理由是不太充足的，但他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做？真正的原因，是他不願對朱熹“直斥其非”罷了。他心腸軟也表現在他對父親(qin) 就算心存不滿，但辭色仍恭謹不逾，從(cong) 未有過忤逆的行為(wei) 。另外，他率兵對待下屬、對待敵人都體(ti) 恤又仁慈，戰爭(zheng) 不得已有殺戮，數量是不多的，而且兵燹之後，一定想盡辦法來平治地方，不斷對當地實施柔性的教化，這都是他極仁慈又細心的地方。

但他麵對比自己高的政府與(yu) 官僚，往往過於(yu) 嚴(yan) 正，不假辭色，偶爾會(hui) 有比較放肆的行為(wei) 。比如，他因戴銑案而遭“廷杖”，後被貶貴州龍場；平宸濠之亂(luan) 後曾上書(shu) 皇帝，要求武宗：“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說得直接又嚴(yan) 正，這都是他十分特別的地方。他雖然有功於(yu) 國家，卻沒受到朝廷太大的禮遇，原因在此。

這些事，我在書(shu) 中都設法點出了，但受限於(yu) 記載過於(yu) 表麵，細節往往不好討論，我認為(wei) 這樣的陽明是不足的。我說過，我受的學術訓練，不容我在沒有根據的情形下“杜撰”一個(ge) “新”的陽明。我雖盡力追求靈動，但還是覺得說的、寫(xie) 的不夠精彩，這一方麵有我個(ge) 人的問題，而受限於(yu) 材料，使我不容易探到他人格的“縱深”，也是事實。

最後，我想談一談我對陽明這個(ge) 人與(yu) 陽明學的整體(ti) 感受。

陽明整個(ge) 人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個(ge) “異類”。他從(cong) 小就不太受繩墨約束，不喜歡儒家四平八穩的那套，少年喜歡兵法韜略，十五歲登居庸關(guan) ，便有經略四方之誌，之後喜歡道教、佛教，這個(ge) 不尋常的舉(ju) 動，可由結婚當天還夜宿道觀見出。婚後一年見到當時大儒婁諒，才“折節”做起正統儒家的學問來，但他做儒家學問也充滿衝(chong) 突性，波折不斷，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些衝(chong) 突與(yu) 波折源自他的懷疑，他對任何既存的道理都抱著懷疑的態度，高潮是他跟同樣年輕的朋友一起“格竹子”的故事。

“格竹子”的故事發生在陽明二十一歲時，他照朱熹在《大學·格物補傳(chuan) 》上說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的說法，他與(yu) 朋友都用這種“格”法以圖做到經書(shu) 上的“格物”，但物沒格成，他們(men) 都病倒了，他因而認定朱熹的格物說是有問題的。其實朱熹並沒要人用這樣的方法來格物，是陽明誤會(hui) 了，不過這場誤會(hui) 卻造成了陽明的大發現，也就是《大學》講的“格物”，不是研究科學上的“格物”，“格物”也不能單獨地講，而是要與(yu) 下麵的“致知”連在一起講。照陽明後來的發現，“格物致知”講的就該是“知行合一”與(yu) “致良知”，而唯有用這個(ge) 方法，才能銜接後麵的“誠意”“正心”，“《大學》八目”才是所謂的一貫之學。

“格竹子”對陽明來說是一個(ge) 困頓與(yu) 挫折，被貶龍場是他的另一個(ge) 困頓與(yu) 挫折，但龍場三年，讓他體(ti) 察出“良知”的意義(yi) ，而良知又與(yu) 他“格竹子”失敗後發現的《大學》格物致知之旨相結合，最後成為(wei) 陽明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

《陽明學十講》，周誌文著，中華書(shu) 局2022年7月出版。

因好奇與(yu) 懷疑，加上不斷地思考與(yu) 探索，陽明發現了許多真相，而陽明發現的真相，對道德的建設與(yu) 人的完成，是有積極貢獻的。儒家文化自孔、孟以來都講貢獻所學、有益社會(hui) ，但格於(yu) 現實，真正能實踐有成的，卻是少數又少數，所以陽明的成就，益覺珍貴。

陽明在《答羅整庵少宰書(shu) 》中說：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yu) 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孔子，不敢以為(wei) 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yu) 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庸常，不敢以為(wei) 非也，而況其出於(yu) 孔子者乎！

這真是一段倔強又有見地的話，可以把陽明懷疑與(yu) 探索的精神表露無遺。

《陽明學十講》是從(cong) 電台的演講整理出來的，因為(wei) 是給一般人聽的，所以要盡量簡單明白。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有話就直說，一句能說完不說第二句，避免書(shu) 成為(wei) 人見人“畏”的學術著作，也不作煩瑣的注解，書(shu) 後也不附引用書(shu) 目了。當然談的是陽明，還是要征引一些曆史資料的，我在引證資料時也盡量求簡明通順，不讓它過於(yu) 夾纏。陽明哲學的特色就是化煩瑣為(wei) 簡約，又強調身體(ti) 力行，我認為(wei) 真正的孔子與(yu) 真正的儒學，就該是這個(ge) 樣子的。《明儒學案》卷首載劉宗周評陽明語：

先生承絕學於(yu) 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wei) 知，見知不囿於(yu) 聞見；致良知為(wei) 行，見行不滯於(yu) 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ti) 即用，即工夫即本體(ti) ，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劉宗周說得很對，陽明之學來自孔、孟，“深切著明”，是指陽明把握了孔孟之學最深切的部分，卻把這個(ge) 學問發展成淺明易懂的力行哲學，劉宗周對陽明的這個(ge) 判斷可謂十分精準。《論語·憲問》又有段子路夜宿石門的記錄，晨間司門的人問子路從(cong) 何處來，子路答以“自孔氏”，說我是從(cong) 孔子那裏來的，子路的回答很有意思。

兩(liang) 千多年來，從(cong) 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國幾乎人人與(yu) 孔子思想有關(guan) 。陽明的良知，淵源於(yu) 孟子的四端之說，而孟子自認是孔門的傳(chuan) 人，因此說陽明之學即洙泗遺響，是絕不為(wei) 過的。如果有一天司晨門的人要陽明表明來處，我想他也會(hui) 像子路一樣說“自孔氏”的。原來隻要自認是中國人，都是一家人，隻要思想行動帶有儒家的成分，也都算孔門的一分子，這麽(me) 說來，孔子之家便是我家，孔子之國便是我國，這是子路“自孔氏”的最高意義(yi) 。

典型在昔，古人未遠，想到這裏，心中又有一段奇特的感受了。

辛醜(chou) （2021）年春月，序於(yu) 台北永昌裏舊居

【編後】本文摘自台灣著名學者周誌文新著《陽明學十講》自序，鳳凰網國學受權發布。該書(shu) 是基於(yu) 講稿整理而成，作者周誌文通過對陽明學之前儒學曆史的溯源、陽明學出現的背景分析、陽明人生與(yu) 學術的精到論述、王門後學的發展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使讀者能夠在平易而有力的話語中，深切感受到王陽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絕當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業(ye) 與(yu) 文章。

周誌文，祖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於(yu) 湖南辰溪。台灣大學文學博士，台灣大學中文係教授，現已退休。主要從(cong) 事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現代文學研究，博涉廣獵，著述頗豐(feng) ，其中學術著作有《晚明學術與(yu) 知識分子論叢(cong) 》《汲泉室論學集》《論語講析》等，另有散文隨筆集《同學少年》《時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