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ju) 製度創建對選官製度變革的影響

作者：金瀅坤（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初六日戊子

          耶穌2022年8月3日

【光明學術筆談】

隋唐盛世的形成主要得益於(yu) 製度創新，科舉(ju) 製度創建直接推動了貴族官僚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轉變。東(dong) 晉南朝以來，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皇權主要依靠士族支持，以致皇權極不穩定。隋文帝取代北周之後，為(wei) 了防止“關(guan) 隴集團”等士族勢力過分強大，威脅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實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廢除了士族賴以維係的選舉(ju) 工具——察舉(ju) 製，打破了以門第和軍(jun) 功為(wei) 主的選拔標準，通過文學、才能等治理國家的專(zhuan) 門文化知識，選拔青年才俊參與(yu) 新政權的管理，一定程度上體(ti) 現了政治的民主化。從(cong) 而解決(jue) 了士族累世公卿、武斷鄉(xiang) 曲的嚴(yan) 重社會(hui) 問題，為(wei) 成就唐代盛世打下了堅實基礎，奠定了後世王朝選官的基本格局，在中國選舉(ju) 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yi) 。

打破出身觀念——取士不論門第、職業(ye) 與(yu) 地域

隋唐時代科舉(ju) 考試設科招考不論門第、地域、行業(ye) 等出身，開創了選人不論出身的傳(chuan) 統。一是不論門第出身。針對察舉(ju) 製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士族子弟坐至公卿、累代為(wei) 官，社會(hui) 階層固化的問題，科舉(ju) 製打破了門第觀念，允許士人“懷牒自進”，不辨士庶。唐代科舉(ju) 考試旨在選拔英彥，“士無華腴寒素”之辨，無論“流品之人”還是“寒賤之子”，都可以自由報考，使“朝為(wei) 匹夫，暮為(wei) 卿相”成為(wei) 現實，從(cong) 而打破了魏晉以來社會(hui) 階層的壁壘，實現了社會(hui) 流動，為(wei) 文官隊伍提供了新鮮血液。丈夫讀書(shu) 便是“隨身寶”的觀念深入人心，諸如李義(yi) 府、郭正一、張九齡、韓愈等宰相、文宗均起自寒素，以進士及第改變命運。二是不辨行業(ye) 出身。唐初科舉(ju) 考試限製濁吏、商賈子弟應舉(ju) ，但中晚唐的這種限製逐漸被打破。唐代“朝為(wei)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wei) 寒素子弟立誌讀書(shu) 、登科入仕、躋身新貴、改變門庭的最有效途徑，就連士族子弟也不得不“勉強隨計”，參與(yu) 科舉(ju) 競爭(zheng) ，以保持門第的不衰。三是不論地域出身。唐代科舉(ju) 考試充分考慮大一統王朝疆域廣大、各地文化水平差距的問題，按照諸府州文化程度、人口數量等因素分配各府州的解額，以照顧邊遠、落後地區舉(ju) 子的應試資格，籠絡天下英才。當然，這並不能完全杜絕“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在科場競爭(zheng) 中“不勞而成”的現象。中央省試最終及第者多為(wei) 京畿和文化發達地區的舉(ju) 子，“京兆解”前十名等同及第與(yu) 荊州“天荒解”形成了巨大反差。解額分配還導致落後地區的舉(ju) 子到京畿等文化較為(wei) 發達的府州“冒籍”取解，與(yu) 現代高考移民頗為(wei) 類似。開元以後，中央屢次下令嚴(yan) 禁舉(ju) 子到他州冒籍取解，但始終沒有解決(jue) 冒籍問題。不過，總體(ti) 而言，唐代科舉(ju) 考試實行解額製度，以平衡地域文化、人口和地緣差距，不僅(jin) 對籠絡天下人士、維護大一統中央集權具有重要意義(yi) ，而且對後世曆代地方解額分配和金代南北榜和清代“苗額”等製都有啟發。

打破選舉(ju) 觀念——考試選人

隋唐科舉(ju) 製相較漢魏察舉(ju) 製，在選舉(ju) 內(nei) 容、公平和方式等方麵都有質的變化。一是選舉(ju) 內(nei) 容實現了察舉(ju) 重“德行”向科舉(ju) 考“才能”的變化。察舉(ju) 製的核心是由州郡長官、中正等考察士人的“德行”，“以德取人”，輔之以中央“經學”考試。由於(yu) “德行”很難考察，“才能”則可以通過考試定等，有利於(yu) 公平選才，創建科舉(ju) 製就成了人才選拔的必然選擇。科舉(ju) 製分科考舉(ju) 子的“才能”，“以文取士”，兼及“時輿”即社會(hui) 評價(jia) 。唐代六品以下官員的選任、遷轉等諸多環節，都要參加試判、詩賦、對策等諸多形式的考試，五品以上中高層官員的選任更是看重科名，“舍德行而趨文藝”，反映了唐代科舉(ju) 考試、吏部銓選的突出特點。

二是逐步建立了考試“至公”的取人製度。唐高祖在立國之初，便下詔實行府州鄉(xiang) 貢考試和中央省試的兩(liang) 級科舉(ju) 考試製度，實現了察舉(ju) 製向科舉(ju) 製的轉變。唐代科舉(ju) 考試機構與(yu) 知貢舉(ju) 獨立，由吏部考功員外郎、禮部侍郎及知貢舉(ju) 主司負責，不受皇帝、宰相及其他部門和權勢的幹涉，有效地保障了考試公平。唐代還逐步建立了進士、明經等常科省試的三場試製度，逐場定去留，從(cong) 製度層麵實現了考試程序有效公平。同時還建立禮部貢院，實行鎖院製度、中書(shu) 門下複核和複試製度，對防止科場舞弊、監督知貢舉(ju) 都起到積極作用。唐代進士科三百年取士基本做到了“喻之明鏡，喻之平衡，未嚐不以至公為(wei) 之主”。唐代科舉(ju) 製開創的考試“至公”原則，成為(wei) 後世科舉(ju) 考試追求的基本原則和理念，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出身決(jue) 定命運的社會(hui) 痼疾。宋代的謄錄、密封、雙重等第法、殿試製度與(yu) 明清的八股文等考試程式、形式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舉(ju) 考試的革新追求公平。

三是科舉(ju) 考試科目多樣，以選拔各類人才。唐代科舉(ju) 科目多樣，大致可分為(wei) 文舉(ju) 、武舉(ju) 兩(liang) 大類。文舉(ju) 又可分為(wei) 常舉(ju) 、製舉(ju) 和吏部科目選，有近三百個(ge) 科目，還有獻書(shu) 、獻策授官等取人之法。唐代科舉(ju) 以進士科影響最大，諸如張柬之、張說、裴度等名相和韓愈、柳宗元等文學領袖，都出自是科。李白、杜甫雖然不是進士出身，但也是以進獻頌、賦的方式獲得授官。唐代武舉(ju) 則選拔了力挽狂瀾、平定安史之亂(luan) 的功臣郭子儀(yi) 等名將。自唐太宗“撥亂(luan) 反正，特盛科名，誌在牢籠英彥”，曆朝重視科舉(ju) ，旨在不拘一格，網羅天下英才，達到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野無遺才的目的。

優(you) 化官僚結構——清濁之辨與(yu) 文武分途

隋唐科舉(ju) 製的創建不僅(jin) 促進了魏晉貴族官僚政治向隋唐文官官僚政治的轉變，而且優(you) 化了官僚結構，鞏固了王朝統治。一是清濁之辨。隋唐科舉(ju) 製改變了自魏晉以來寒素階層多擔任“濁吏”等中低級官吏，士族、門閥幾乎“獨占”中高層“清官”的局麵和限製，科舉(ju) 出身成為(wei) 校書(shu) 郎、畿縣尉、侍禦史等基層、中層官中的所謂“清官”的主要選拔對象，及卿相等高層文官的最主要來源。唐代吏部銓選，也因唐高宗以後，麵臨(lin) 選人無限、員闕不足的嚴(yan) 重“選滯”問題，進而促生了“長名榜”和“循資格”的出台。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基層官的“選滯”問題，但客觀上促進了吏部博學宏詞科等“科目選”的產(chan) 生，導致吏部對各級“清官”的選拔更加重視“文才”，使得門蔭、軍(jun) 功等出身的舊士族子弟反而多止步於(yu) 中低層官員，故在開元以後“濁吏”出身遷轉艱難，很難擔任三品以上“清官”。二是以文取士。在常舉(ju) 之外，唐代又增設科目選和製舉(ju) 科目不次選拔“才能”之士，主要以考“詩賦”、判為(wei) 主，進一步抑製了以門蔭、軍(jun) 功等入仕的舊士族子弟進入中高層文官的通道，而擅長詩文、科舉(ju) 出身的“新興(xing) 士族”，憑借科名、“才能”獲得更多升遷機會(hui) ，出現了“唯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的社會(hui) 風尚。三是文武分途。唐代科舉(ju) 製優(you) 化了官僚隊伍的結構，集中體(ti) 現在宰相的選任方麵。玄宗朝宰相科舉(ju) 出身者超過半數，由此引發了唐代宰相等“清望官”選拔的一個(ge) 大轉變，打破了秦漢以來“文武不殊途，而將相可兼任”的觀念，進士出身逐漸成為(wei) 中晚唐擇相的主要因素，促進了將相文武分途，最終促使士族徹底衰落，奠定了以科舉(ju) 製度為(wei) 選拔標準的文官官僚製度的基礎。科舉(ju) 製度優(you) 化了唐代中高官僚階層的專(zhuan) 業(ye) 文化素養(yang) ，選拔了以科舉(ju) 出身為(wei) 核心的文官隊伍，有效維護了中央集權的皇權統治。可以說，科舉(ju) 製的創建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製度創新，使得唐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獲得發展，顯示了製度創新、選賢用能的重要性，從(cong) 而奠定了中國後世選官製度和文化傳(chuan) 統，其中的經驗與(yu) 智慧具有重要曆史啟示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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