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和平獎授予利比裏亞總統瑟利夫等三位女性，表彰她們為維護婦女安全和權益作出的積極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如美國《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等，對這一重要新聞隻是發了個簡短的消息，但對中國一周內兩度叫停“孔子和平獎”卻予以了高度關注，並進行了長篇累牘的分析報道。
    
    
    在這些西方媒體看來，中國文化部下屬社團兩番動議設立“孔子和平獎”，同時又戲劇性的被接連叫停，反映了中國民間乃至官方“叫板”諾貝爾和平獎的意圖，擴而言之即試圖以“中國價值”來對抗西方的“普世價值”，但因倉促上馬，草率行事，特別是因國內外批評聲浪如潮，而不得不暫停這一獎項。
    
    
    的確，一個預期產生國際影響力的重大獎項的產生，必須由具有明確理念、足夠聲望以及高度公信力的機構來組織和謀劃，並且長期堅持、不懈努力。就此而言，“孔子和平獎”無論是從動議到設立，還是從評選到頒獎，確乎有些倉促和草率，且中國官方和民間以及社會各界自身都沒有就此問題達成共識，故其不果而終亦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作為一個曆史悠久、人口眾多且富有和平傳統的國度，中國有權利、有責任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對和平的理解與立場，並積極與其他文明進行交流與對話，以便就和平理念以及和平事件達成最大的交集和共識。須知，缺少13億人認同的和平觀，至少是一種不完全、不具有最廣泛代表性的人類和平觀。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和西方的和平觀，並非截然對立、判若殊途。事實上，就戰爭是和平的對立麵來看，中西和平觀幾無二致。此外，西方引為自豪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在中國人看來也不是什麽洪水猛獸。中國，實際上還有不少非西方國家，對諾貝爾和平獎提出的批評，源自該獎越來越淪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工具，變成了明目張膽的“異議獎”和“煽動獎”。而且，一個相當合乎情理的疑問是，在歐美國家頻繁發動對外戰爭的時候，人們是不是該考慮設立一個“戰爭獎”授予這些國家的領導人？
    
    
    然而，不管設立的初衷和秉持的理念是什麽，“孔子和平獎”都難免被視為站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對立麵，孔子都難免被推到中西意識形態對抗和文化交鋒的風口浪尖上，從而使孔子政治化、工具化，使孔子作為中國文化象征符號和溫潤和善聖人的形象在世人麵前大打折扣。特別是，近代以來儒學屢遭批判和質疑，今天的中國已經很難說是一個儒家文化的國度，孔子的價值理念不行乎中國，而欲加諸天下，不僅有違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教，而且亦必將為天下惑且笑。就此而言，設立“孔子和平獎”是不明智的。進一步說，即使想強設一個中國版的“和平獎”，也不一定非糾纏於孔子。要知道，以“兼愛非攻”聞名於世的墨子，至少比孔子更合適些。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中國設不設一個表達自己和平觀的獎項，而在於中國如何用自身實際行動闡釋文明大國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理念，避免零和博弈，實現互利共贏和共同繁榮，並通過類似和平論壇、和平協會之類的方式，積極與其他國家和文明進行交流和對話，彼此同情和包容對方的和平觀。同時，無論是“中國價值”還是“西方價值”，都必須放棄謀求成為“普世價值”甚至是“唯我獨尊”的自大。須知，“普世價值”必須立足於各文明、各民族、各國度等多元性價值的共識的基礎之上。
    
    
    當然，孔子作為一個巨大的思想資源寶庫，尚有待深入挖掘。事實上，以孔子的仁政思想、天下觀念和王道理想來看，說他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大師絕不為過。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恐怕首先是如何使自身回到孔子理念和儒家傳統上來，重續中國文化的命脈和道統，使中國更像一個儒家文化的國度。一個真正的儒家文化國度，是必能堅持王道理想實現和平發展的，也是必能以仁政理念包容並超越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來，山東省、濟寧市、曲阜市分別設立了孔子文化獎、孔子友誼獎、孔子教育獎，其中教育獎亦稱掃盲獎，由曲阜市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這些獎項目前影響還不是很大，但創意甚好，也很符合孔子理念的旨歸，應該加大扶植力度，並考慮新設孔子儒商獎、孔子慈善獎、孔子環保獎、孔子和諧獎等，打造孔子獎項體係，使之變成引導並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友愛與和諧，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的獎項。
    
    
    最後，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響的職業教育家之一，有必要把孔子誕辰作為中國教師節，並推動孔子誕辰作為世界教師日。 
     
     
       
     
    原載：《環球時報》2011年10月10日，標題為《不能濫用“孔子”資源》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