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錢穆先生：他帶著失望離開這世界

作者：齊邦媛

來源：齊邦媛著《巨流河》，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6年

齊邦媛（1924～），女，漢族，遼寧鐵嶺人，武漢大學外文係畢業(ye) ，1947年到台灣，1968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中興(xing) 大學新成立之外文係係主任，1988年從(cong) 台灣大學外文係教授任內(nei) 退休，受聘為(wei) 台大榮譽教授迄今。曾任美國聖瑪麗(li) 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yan) 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

01我與(yu) 錢穆先生

有一次，在陳述編書(shu) 理想時，我終於(yu) 有勇氣麵對錢穆先生這個(ge) 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麵容溫和，傾(qing) 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那時之前，我原是為(wei) 公事去爬素書(shu) 樓的石階，送稿、送書(shu) 、請益，去得很勤。之後，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le) 山為(wei) 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men) 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

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shu) 樓。

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liang) 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裏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shu) 了。

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yan) ，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曆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麽(me) 是不能越過的界限。

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麽(me) 新書(shu) 時，我有時會(hui) 以外文係的知識，冒冒失失、糊裏胡塗地帶給他館裏出版的書(shu) ，也買(mai) 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shu) ，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yu) 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shu) ，譬如最早先用《美麗(li) 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yu) 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

其實，一九八三年他親(qin) 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qin) 與(yu) 師友雜憶》書(shu) 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yu) 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yun) 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shu) 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shu) 。

隻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hui) 意義(yi) 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02 曆史動蕩中的文人

當然，1975年後，錢先生麵對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蕩，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yu) 失望的是一個(ge) 安定的中國。

《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該書(shu) 《引論》說：

“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chuan) 統猶未全息絕故。”

此段文章使我更具體(ti) 地了解他為(wei) 什麽(me) 肯舍香港而來台灣定居，以為(wei) 可以安度餘(yu) 年，因為(wei) 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有捍衛華夏文化的擔當。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yu) 文化史極有興(xing) 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社會(hui) 變局的反應，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shu) 部編本，以及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hui) 組和教科書(shu) 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曆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麽(me) 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文告裏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ge) 女兒(er) 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

想不到，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麵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men) 的教科書(shu) ，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

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shu) ，果真如此，書(shu) 中首頁“凡讀本書(shu) 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

“所謂對其本國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yu) 敬意。”

對國家半世紀動蕩，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

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jin) 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ge) 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ge) 心思意念，並不難懂。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中國現代化轉折對文化人的打擊。錢先生說，那場動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hui) 保存一些國粹，他們(men) 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xiang) 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

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cong) 。

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xiang) ，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

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

“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wei) 不鬧事，即落伍，為(wei) 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

每日湖裏泛舟，或村裏慢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yu) 一九五一年出版《莊子纂箋》。後來幸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03 失望並不絕望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yu) 友人創辦新亞(ya) 學院（”必記本“注：港中大前身），最早隻有數十個(ge) 學生，第一屆畢業(ye) 生隻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餘(yu) 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解。

1970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shu) 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yang) 天年。

他萬(wan) 萬(wan) 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yu) 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6月底，為(wei) 尊嚴(yan) ，倉(cang) 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shu) 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liang) 個(ge) 月後逝世。

當年的繼任者，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來學人的禮遇，舉(ju) 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wei) 台灣悲。

十二年後，2002年3月，台北市長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wei) 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

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ge) 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feng) 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麵相當淩亂(luan) 。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ge) 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

當初議會(hui) 叫囂收回市產(chan) 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shu) 樓探視，且為(wei) 他整理、校訂舊作。

錢先生問他們(men) ：“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麽(me) ？”他們(men) 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麽(me) ？”

餘(yu) 英時追悼錢先生寫(xie) 了一副挽聯：

一生為(wei) 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wan) 裏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shu) 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wei) 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guan) 懷。

“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shu) 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shu) 樓“今天已不複存在了。”

這大概是餘(yu) 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外，厚道的說法。

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中國前途乏希望與(yu) 國民責任》，深深為(wei) 梁氏曆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hui) 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hui) 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yu) 求變，以戾氣損傷(shang) 文化。

餘(yu) 英時說：

“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cong) 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hui) 同意這個(ge) 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wei) 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nong) 場寫(xie) 成《八十憶雙親(qin) 》一文：

“此乃常縈餘(yu) 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餘(yu) 生命中最有意義(yi) 價(jia) 值之所在。”

此文後與(yu) 《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luan) 世，顛沛聚散的感歎：

“餘(yu) 亦豈關(guan) 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餘(yu) 亦豈能背時代而為(wei) 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餘(yu) 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xie)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04 學者不能太急於(yu) 自售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shu) 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

“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

署名“丙辰重九錢穆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麵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麵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岩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wei) 什麽(me) 願意與(yu) 我談話？

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製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hui) 經濟各方麵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zhuan) 門著述，到台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cong) 》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係戴景賢、何澤恒等協助校閱。

他與(yu) 我談話，從(cong) 不論及更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qin) 》書(shu) 中說：

“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chuan) ，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shu) ，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liang) 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檸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shu) 。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餘(yu) 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luan) 世生存之道，他認為(wei) 書(shu) 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yu) 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xiang) 太湖畔讀書(shu) ，再由雲(yun) 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丟(diu) 失的尊嚴(yan) 。

到台灣後應文化學院（”必記本“注：現為(wei) 文化大學）曆史研究所聘，每周兩(liang) 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cong) 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餘(yu) 英時文中說：

“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yu) 自售，致為(wei) 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0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有生之年能寫(xie) 此記憶。因為(wei) 對曆史的溫情與(yu) 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