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王學“清談誤國”論質疑

作者：黃振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副教授）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2年第3期

摘    要：學界對陽明學哲學內(nei) 蘊的闡發，多致力於(yu) 挖掘王學的“庶民性”，更有論者將其與(yu) 西方“啟蒙”概念相比附。餘(yu) 英時認為(wei) 王學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覺民行道”，也有著覺醒下層的意蘊在。然而，除去對王學文本分析和講學研究之外，學界對王門後學與(yu) 國家之間的行跡研究，實際上卻著力不多，基本沿用舊有話語表達，“清談誤國”論即為(wei) 顯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談誤國”論認為(wei) 王學袖手談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機乃至崩潰，而這其實有著特定的曆史語境，不可抽離來界定王學的性質。王學興(xing) 盛時，也是明王朝邊患劇烈之時，考察王門後學在抗倭中的作為(wei) ，以及邊將翁萬(wan) 達的經曆，可以發現，王門後學以國家為(wei) 己任，勇於(yu) 任事，履艱危，能自豎立，以誌節振拔於(yu) 一時，遠非所謂“清談誤國”可涵蓋。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談誤國”論的來龍去脈，可以為(wei) 進一步討論王學的曆史進程及其與(yu) 社會(hui) 國家的關(guan) 係奠定基礎。

關(guan) 鍵詞：明清之際; 清談誤國; 王學; 啟蒙; 餘(yu) 英時; 翁萬(wan) 達;

一

王陽明學說研究史的兩(liang) 種路徑，一是對陽明學的哲學闡釋；二是挖掘並彰顯出王學的所謂“庶民性”。考察以上研究所依據的史料，第一種路徑主要依靠王陽明及其後學的著述，第二種路徑則主要是根據王門後學的講學活動，對此類講學史料的梳理，成為(wei) “庶民性”論斷的主要史料依據。【1】

餘(yu) 英時這一判斷多少延續了之前學界所突出的王學左派的敘述脈絡，蘊含著啟蒙話語的內(nei) 核，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與(yu) 訴求。【2】

所謂“覺民行道”的含義(yi) ，是否隻能是不願意被君權收編的士子喚醒民眾(zhong) 以“道”來與(yu) 君權相抗衡呢?從(cong) 嵇文甫等開始對王學左派的標舉(ju) 與(yu) 研究，到餘(yu) 英時等學者的研究，在啟蒙的預設裏，又隱含著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二分，社會(hui) 處於(yu) 與(yu) 國家的分裂狀況，社會(hui) 在儒學士子動員組織下與(yu) 國家現實政治秩序對抗，而這被認為(wei) 是王學的“進步性”而被大談特談。【3】

這一王學研究主流的“進步性”基調的曆史敘述，與(yu) 明清之際的王學“清談誤國”論形成有趣的對照，“清談誤國”在明末清初的意思，是指王學遊談無根，提倡縱情達欲，給明王朝造成巨大危機，並最後導致王朝崩潰。而在後世的革命話語裏，封建王朝的崩潰成為(wei) 正麵效果，王學無疑也就由此具有了“進步”性。也許可以說，明清之際的王學“清談誤國”論，在現代學術研究敘述話語裏奇跡般“借屍還魂”，呈現出一種奇妙的內(nei) 在連續性。比如，任劍濤說王學是“儒學的最後掙紮”，認為(wei) “‘王學’潛在的威脅就是顛覆秩序”，這一論斷無疑和革命、“清談誤國”論有著某種奇妙的親(qin) 緣關(guan) 係。【4】

那麽(me) ，明清之際的王學“清談誤國”論到底是什麽(me) 呢?

王學“清談誤國論”從(cong) 晚明起就不絕於(yu) 耳，5這一論述的經典表述是顧炎武（1613—1682）所言：“五胡亂(luan) 華，本於(yu) 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yu) 前代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wan) 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luan) ，神州蕩覆，宗社丘墟!”【6】顧氏反對陽明學，認為(wei) “清談”導致神州蕩覆，提倡“修己治人之實學”，以矯正王學流弊。後來學術界據此推出明清“實學”研究，“成果”可謂蔚為(wei) 大觀。【7】

明末清初“清談誤國”論的典型表述很多，又如：呂留良（1629—1683）：“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yu) 陸沉，此生民禍亂(luan) 之原，非僅(jin) 爭(zheng) 儒林之門戶也。”【8】王夫之（1619—1692）《張子正蒙注》：“王氏之學，一傳(chuan) 而為(wei) 王畿，再傳(chuan) 而為(wei) 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sang) ，盜賊興(xing) ……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yi) 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9】顧炎武、呂留良和王夫之均把明朝滅亡歸罪於(yu) 王學清談。此外，張履祥等遺老，陸隴其、陸世儀(yi) 、熊賜履、張烈等清初儒者均有此種言論，不贅述。

“清談誤國”論首先來源於(yu) 儒學學派內(nei) 部的分歧。晚明到清代對王學的批評，大多基於(yu) 程朱學的立場，正如《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所說，“凡崇朱氏學者，稱先朝之亂(luan) 由於(yu) 學術不正，其首禍為(wei) 王陽明”。【10】由於(yu) 陽明學確實也借鑒和吸收了禪宗的思想和表達方式，【11】故王學“明心見性”的言論，被認為(wei) 非常空疏，近於(yu) 禪。其次，明清鼎革巨變，顧炎武等遺老遭逢慘烈的家國之痛，這促使他們(men) 對晚明的種種現象進行嚴(yan) 厲的反思與(yu) 拷問。此時陽明學首當其衝(chong) ，晚明的種種亂(luan) 象很自然地被歸咎於(yu) 陽明學所致。顧炎武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著述和日常生活中反複提及和宣揚王學清談誤國論。由於(yu) 顧氏為(wei) 人與(yu) 為(wei) 學備受敬重，影響深遠，故信奉此說者所在多有。但問題關(guan) 鍵在於(yu) ，顧氏此論有著個(ge) 人獨特的學術宗旨和現實關(guan) 懷，其論析並不客觀和慎重。對此，同為(wei) 著名遺民的錢澄之（1612—1693）在給顧炎武外甥徐元文（1634—1691）的信中，有極為(wei) 生動的描繪：

向與(yu) 閣下聚首於(yu) 令母舅寧人寓齋，寧人極詆陽明之學，又出吳江一老生所寄罵陽明書(shu) ，比之毒藥猛獸(shou) ，遍示坐客。弟見其方寸敗紙耳，字畫怪誕，文理惡劣，皆陳羹餿飯語，不惟未嚐見陽明書(shu) ，並未嚐讀程朱書(shu) 者，不知寧人何以欣然誇示人也?弟見寧人罵興(xing) 甚勇，如此固陋，尚欲引之為(wei) 助，其所以惡陽明者至矣，故默不與(yu) 辯。酒間，問曰：“顧涇陽何如?”曰：“正學也。”弟曰：“餘(yu) 觀其《學》《庸》，亦頗采陽明語，何也?”寧人大咍，以為(wei) 妄，問弟見諸何書(shu) ，弟偶失記，無以應，益大噱，久之，曰：“君元來於(yu) 此事甚淺。”閣下爾時亦主寧人之說，以涇陽深辟陽明者也，猶記之乎?弟比大慚，非慚其學之淺，慚其以為(wei) 妄也。既抵家，搜諸敝簏，得之，蓋顧先生《小心齋劄記》也，即命兒(er) 子鈔稿奉寄，托為(wei) 轉致寧人，以謝此慚。頃再至汴梁，則孫征君重刻《聖學宗傳(chuan) 》，所謂《小心齋劄記》，儼(yan) 然載於(yu) 其後。書(shu) 行，想閣下與(yu) 寧人皆得見，故不更寄所錄也。征君學陽明之學，弟不敢知，但涇陽先生采陽明語，一一可按，弟固非妄言也。【12】

盡管寫(xie) 信對象是顧炎武的外甥，但錢澄之並不忌諱對顧氏的評價(jia) 。通過這封信的信息看到，顧炎武對王學的抨擊帶有極強的情緒化因素。顧氏“極詆陽明之學”，同意王學為(wei) “毒藥猛獸(shou) ”之喻，所舉(ju) 之例證竟然隻是孤陋寡聞的吳江老生的唾餘(yu) 之言，卻沒有做多少學理的分析。對此，錢澄之先是默然不做聲，既而舉(ju) 顧憲成（1550—1612）《小心齋劄記》為(wei) 例，做調和之論。但顧炎武不相信顧憲成會(hui) 引用王陽明的學說，雖然錢澄之當時不記得具體(ti) 出處，但後來檢出孫奇逢（1584—1675）《聖學宗傳(chuan) 》所錄顧憲成《小心齋劄記》中陽明學說的內(nei) 容，而這正是顧炎武所不願相信的。顧氏對王學的偏見與(yu) 偏執，於(yu) 此可見一斑。顧炎武長於(yu) 史學，拙於(yu) 思辨，尤其不相信頓悟一途，這既是他的學術所長，亦是其限製所在。因此，顧炎武王學清談誤國論，有著獨特的個(ge) 人體(ti) 驗，並不能視為(wei) 曆史的真實就是如此。

麵對明清鼎革的慘痛記憶，很多成為(wei) 社會(hui) 中流砥柱的士人也不願意公開承認曾受惠於(yu) 陽明學派，正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所總結的，那時候像黃道周、張煌言、王翌、瞿式耜、陳子壯、張家玉等學者支撐反清複明的危局，“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業(ye) ，令我們(men) 永遠景仰。他們(men) 自身，卻都是——也許他們(men) 自己不認——從(cong) 陽明學派這位母親(qin) 的懷裏哺養(yang) 出來”，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明朝之亡，“是學者社會(hui) 的大恥辱大罪責”，【13】所以雖然不願意口頭承認，但他們(men) 抗清動力實際上卻是來自陽明學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遺民沉痛反思而發出的“清談誤國”論，到清初為(wei) 清廷所采用。為(wei) 此，清廷采取極其嚴(yan) 格的管控措施，比如禁止生員議政、禁止講學，重新推崇朱子學等。在政治權力的壓製、學術潮流的轉換之下，王學在清初成為(wei) 潛流，直到晚清受日本明治維新影響再重返國內(nei) 而複興(xing) 。【14】這一轉換極有特殊意義(yi) ，遺民與(yu) 清廷成為(wei) “合謀”，共同促成了“清談誤國”成為(wei) 定論。【15】任劍濤在《當代知識界的悲劇——以頌揚國家代替限製權力》訪談中，起首即提及對陽明學的諸種判斷，他認為(wei) ，明代“王學”的興(xing) 起可視作儒學衰落的開始——“王學”是“儒學的最後掙紮”，因為(wei) “王學”的興(xing) 起已經顯示儒學沒有麵對現實的從(cong) 容感了。他甚至認為(wei) ，“王學”潛在的威脅就是顛覆秩序。【16】然而，如果深入到曆史的語境，事情恐怕未必這麽(me) 簡單。

明朝滅亡是個(ge) 綜合性的事件，【17】比如最近的環境史研究，甚至把明清易代歸結於(yu) 氣候因素。【18】總之，要某種思想學說為(wei) 明王朝滅亡負責，無疑是誇張了思想的作用。那麽(me) ，如果王學不是“清談誤國”，又是什麽(me) 樣的事實呢?

二

傳(chuan) 統中國的經典思想文本很多是零散的，往往是以語錄形式呈現，缺乏西方如康德等思辨哲學家那樣係統性的哲思，作者的思想體(ti) 係需要我們(men) 去建構。《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部分言行記錄，是語錄式的，每段對話或記事應該都有具體(ti) 場景，可是這些我們(men) 都不得而知，因此給解讀帶來了困難。司馬遷《史記》記載，孔子曾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說，與(yu) 其看言語的記錄，不如看實際行事，能得到更為(wei) 深切明確的結果。儒學的這種踐履傳(chuan) 統影響極為(wei) 深遠，後來儒學的主要傳(chuan) 統呈現出來都是零散的、語錄式的。朱熹著述很多，但和朱熹論辯的陸九淵則認為(wei) “易簡功夫終久大”，很少立文字。到王陽明的時代，更是如此。

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傳(chuan) 習(xi) 錄中·答顧東(dong) 橋書(shu) 》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隻為(wei) 後世學者分作兩(liang) 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ti) ，故有合一並進之說。”【19】倡導“知行合一”的後果之一，就是王陽明自己及其後學，並不以著述為(wei) 重，而是特別重視實行，所謂“俾務躬行則可”。按照陽明的邏輯，“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行是知之成”，如果有篤實的行動，就相當於(yu) 有了文字的撰述。因此，王陽明本人雖然文治武功並重，但較諸朱熹，文字著述實在差距太遠。

而且，與(yu) 朱熹很不同的是，王陽明招收弟子也不以知識作為(wei) 考核標準。很多王門後學可能並無多少知識上的素養(yang) 和訓練，門下弟子有陶工、農(nong) 夫、樵夫，即可為(wei) 明證。尤其泰州學派，雖然稱之為(wei) “學派”，其實並不以學術見長，而是重視改造社會(hui) 的行為(wei) ，他們(men) 極富行動力，乃至能夠“赤手搏龍蛇”，有掀天動地的精神。

舉(ju) 個(ge) 例子，來說明王門後學的實際作為(wei) 。

王門後學與(yu) 嘉靖倭患

王學興(xing) 起到興(xing) 盛的過程，恰值江南倭患愈烈之際。《明史》載：“倭之躪蘇、鬆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九年”，【20】有論著稱之為(wei) “嘉靖大倭寇”。【21】明人對倭寇為(wei) 禍之烈的記憶深刻，記載甚多。如，謝肇淛（1558—1614）《五雜組》：“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既以吾閩論之，其陷興(xing) 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xing) 化尤甚，幾於(yu) 洗城矣。”【22】李詡（1505—1593）《戒庵老人漫筆》記載，由於(yu) 倭寇侵擾，“東(dong) 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wan) 人，至不欲為(wei) 民。”【23】王學的興(xing) 起地區，也正是江南，王學士子談兵、遊幕，積極參與(yu) 抗倭救民的行動中。

著名思想家李贄（1527—1602）就是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侵擾泉州，李贄正好家居，於(yu) 是奮起加入到抗倭行列。李贄自述說：“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上間關(guan) 夜行晝伏，除六月方抵家。分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晝夜登陴擊柝為(wei) 城守備。蓋下矢石交，米鬥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雲(yun) 。”【24】萬(wan) 曆二十五年（1597），李贄著成《孫子參同》，正是緣於(yu) 他曾親(qin) 身參加抗倭而做的理論總結。

以書(shu) 畫戲曲聞名的徐渭（1521—1593），是王門弟子季本的學生，徐氏自稱“生平頗閱兵法，粗識大意”。他後來參加了“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嚐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為(wei) 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於(yu) 書(shu) 者且數篇” 。【25】徐渭在《會(hui) 稽縣誌諸論》中提及其參戰地點，稱“近歲倭夷掠東(dong) 關(guan) 屯高埠者，亦從(cong) 曹娥江入”。【26】徐渭的論兵之作，現在流傳(chuan) 下來的有《治氣治心》以及《軍(jun) 中但聞將軍(jun) 令論》等，他認為(wei)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27】歸有光不僅(jin) 研究《孫子兵法》，還寫(xie) 有《禦倭議》《備倭事略》，【28】討論具體(ti) 的禦倭策略，這也是因為(wei) 他居住的地方經常受到倭寇騷擾，並曾搬遷至內(nei) 地。

以文學知名的唐順之（1507—1560），也信奉陽明學，“聞良知說於(yu) 王畿”，並曾與(yu) 胡宗憲（1512—1565）協謀討倭。史稱：“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nei) 地鹹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裏。從(cong) 者鹹驚嘔，順之意氣自如。”【29】雖然後來唐順之以文學知名，但他在當時最有影響的，恐怕還是論兵之作。《明史》本傳(chuan) 說：“順之於(yu) 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le) 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wei) 《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chuan) 於(yu) 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30】唐順之撰有《武編》，體(ti) 例略如《武經總要》，《四庫全書(shu) 總目》稱：“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曆而得，固未可概以書(shu) 生之見目之矣。”【31】

由於(yu) 嘉靖江南倭患嚴(yan) 重，需要派督撫總攬抗倭事宜，整個(ge) 過程中派過多人，“其間為(wei) 巡撫者十人”，有彭黯、屠大山、趙忻、翁大立等，但“無一不得罪去者” ，【32】其中最為(wei) 重要也最為(wei) 成功的督撫是胡宗憲。胡宗憲任職時間最長，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巡撫浙江。

黃宗羲（1610—1695）說胡宗憲“開府浙直，曆訪奇士”，認為(wei) 胡氏幕府藏龍臥虎，稱：“吾觀胡之幕府，周雲(yun) 淵之《易》、曆，何心隱之遊俠(xia) ，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33】《明史》說：“（胡宗憲）性善賓客，招致東(dong) 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流，豢養(yang) 皆有恩，能得其力。”【34】

考察胡宗憲幕府諸人的學術背景，也大多和王學有關(guan) 。除了前麵提及的徐渭，是王門後學，黃宗羲所稱“何心隱之遊俠(xia) ”，乃泰州學派的何心隱（1517—1579）。何氏被後世認為(wei) 是著名的反傳(chuan) 統思想家，現在留存的資料很少。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充分發掘了何心隱的著作和思想，裏麵沒有提及他曾在胡宗憲幕中，僅(jin) 稱嘉靖三十六年何氏去南都找過程學顏（號後台，生卒年不詳）。程學顏其時正在胡宗憲幕中，兩(liang) 年以後何心隱隨其入京，【35】可能此時在胡宗憲幕中短暫待過。

有遊俠(xia) 之稱的另外一位王門後學顏鈞（1504—1596），嘉靖三十六年正在胡宗憲幕參謀軍(jun) 事，顏氏《自傳(chuan) 》記載了這段經曆。前述與(yu) 何心隱來往的程學顏是顏鈞的門人，曾任應天推官，他以“‘異人知兵法’薦（顏鈞）於(yu) 梅陵胡公”。於(yu) 是，嘉靖三十六年，胡宗憲通過程學顏邀請顏鈞入幕，胡宗憲“具禮迎鐸，並取學顏軍(jun) 前聽用”，【36】可見程學顏也是在這時入胡宗憲幕的。顏鈞在胡宗憲幕很有作為(wei) ，據他說是七天之後就“倒溺百千倭寇於(yu) 海”。【37】經過這次舟山戰役，胡宗憲想請顏鈞擔任指揮，但顏鈞沒有答應，隻是讓次子顏自頤“參隨軍(jun) 門”。【38】

在胡宗憲幕府的文人，除了進行日常的文書(shu) 工作以及出謀劃策之外，他們(men) 工作很集中的體(ti) 現是編纂《籌海圖編》。雖然，《籌海圖編》一般署名為(wei) 總督胡宗憲，【39】但這類以名臣顯宦為(wei) 著者的作品，後麵往往另有實際的主持人和撰述者。根據汪向榮的研究，【40】《籌海圖編》成書(shu) 也是如此，實際主其事者為(wei) 鄭若曾。鄭若曾字伯魯，號開陽，昆山人，嘉靖初貢生。《四庫全書(shu) 總目》說：“若曾少師魏校，又師湛若水、王守仁，與(yu) 歸有光、唐順之亦互相切磋。數人中惟守仁、順之講經濟之學，然守仁用之而效，順之用之不甚效，若曾雖不大用，而佐胡宗憲幕，平倭寇有功。蓋順之求之於(yu) 空言，若曾得之於(yu) 閱曆也。”【41】

鄭若曾顯然不可能以一人之力編纂如此鴻篇巨製，據其自稱，“是編也，肇意於(yu) 荊川（唐順之），玉成於(yu) 龍池（王道行），而少保公（胡宗憲）實釐正之”， “翼而輔之者”，有“胡鬆、杜拯、範惟一、唐愛、淩雲(yun) 翼、譚綸、王春澤、唐樞、嚴(yan) 中、茅坤、戴衝(chong) 霄、黎秀、戚繼光、蔡汝蘭(lan) 、俞獻可”，【42】將此與(yu) 《籌海圖編》書(shu) 後的參訂姓氏名單進行比較：

胡宗憲、唐順之、胡鬆、羅洪先、杜拯、李遂、楊博、鄒守益、袁煒、翁大立、王畿、周如鬥、趙貞吉、張時徹、曹邦輔、任環、唐愛、淩雲(yun) 翼、熊桴、劉景韶、羅汝芳、王道行、譚綸、李春芳、王崇古、楊成、王春澤、蔡汝楠、侯一元、朱希周、唐樞、潘恩、嚴(yan) 訥、張景賢、趙承謙、茅坤、周思兼、範惟一、陸師道、張元忭、嚴(yan) 中、王慎中、張情、殷邁、許論、吳子孝、曹三暘、徐栻、章煥、徐敦、華察、錢有威、徐學謨、袁洪愈、章美中、歸有光、張憲臣、郭仁、徐師曾、袁尊尼、皇甫汸、王應電、王宇、俞大猷、戴衝(chong) 霄、黎秀、戚繼光、蔡汝蘭(lan) 、俞獻可、徐渭、沈明臣、邵芳、李續、李希直、鄭文茂、邵曉、舜臣、鄭旦、邵炳。【43】

列入這份參訂人員名單的共79人。這份名單基本包括了“翼而輔之”編纂《籌海圖編》的人，這些人在編纂《籌海圖編》時，唐樞為(wei) 兵部主事，唐愛為(wei) 參議，淩雲(yun) 翼為(wei) 兵備副使、戴衝(chong) 霄為(wei) 都指揮，戚繼光為(wei) 參將，譚綸為(wei) 海道副使，蔡汝蘭(lan) 為(wei) 鎮撫。此外，列入“參訂姓氏”名單者，一部分是朝廷抗倭的主導人物，如總督胡宗憲、兵部尚書(shu) 楊博、浙江布政使鄭旦、南京兵部尚書(shu) 張時徹、裕州知州王宇、兵備副使吳子孝、僉(qian) 都禦史唐順之和章煥、禦史徐栻、徐敦、周如鬥，刑部河南司主事郭仁，等等；另外一部分是抗倭將領，如副使張情以及任環和俞大猷等；還有一部分則是胡宗憲幕中的士人，比如徐渭、沈明臣、茅坤，等等，如果把這份名單繼續加以考訂，應該能挖掘出更多曾遊胡宗憲幕的士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有一大批是我們(men) 熟悉的、通常以“王門後學”麵目出現的人物，如羅洪先、鄒守益、王畿、羅汝芳、趙貞吉、張元忭44等，如果加上前麵已經提及的徐渭是王門後學季本的學生，唐順之也信奉王學，以及王門後學顏鈞、何心隱、程學顏均曾遊胡宗憲幕，鄭若曾本人也是王門後學。【45】

王門後學的重要人物王畿，列名其中。檢其年譜，隻有嘉靖三十八年王畿赴杭州天真之會(hui) 並訪胡宗憲的記載。【46】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王畿與(yu) 胡宗憲關(guan) 係不大的結論，我們(men) 必須很小心材料限製的問題，有的是因為(wei) 胡宗憲後來名聲不好而有所回避，有的情況則是部分儒者以事功為(wei) 霸術，認為(wei) 不值得記載和提倡，使得傳(chuan) 記的編纂者往往對他們(men) 這方麵的作為(wei) 有所隱匿。比如，範淶編纂的《兩(liang) 浙海防類考續》，這是接續《籌海圖編》而作的重要海防著作。但是，《江南通誌》把範淶列入《儒林傳(chuan) 》中，記載有他所著的《休寧理學先賢傳(chuan) 》《範子嚨言》及其文集，但是獨獨沒有提及《兩(liang) 浙海防類考續》。對此，四庫館臣曾感慨說：“蓋自宋以來，儒者例以性命為(wei) 精言，以事功為(wei) 霸術，至於(yu) 兵事，尤所惡言。殆作誌者恐妨淶醇儒之名，故諱此書(shu) 歟?然古之聖賢，學期實用，未嚐日日畫《太極圖》也。”【47】有些王門後學文集，往往是由他們(men) 的學生編輯的，比如歐陽德的《歐陽南野集》由其門人王宗沐編輯。《內(nei) 集》10卷，都是歐陽德的講學之文，《外集》6卷是應製及章奏、案牘之文，《別集》14卷為(wei) 應俗之詩文，對材料的編纂顯然已經有所考慮。歐陽德的門人馮(feng) 惟訥所編《南野文選》錄入的都是講學文章，更可看出其傾(qing) 向。查閱由王畿門人周怡編輯的《龍溪王先生集》，沒有發現王畿曾參與(yu) 抗倭或遊胡宗憲幕的材料。【48】從(cong) 胡宗憲幕還可能發現不少王門後學人物，僅(jin) 從(cong) 參與(yu) 校訂《籌海圖編》的這份名單就可以看出，王門後學陣容可謂龐大，王門後學參與(yu) 《籌海圖編》的編纂乃至參與(yu) 抗倭鬥爭(zheng) 的程度之深，實在出乎我們(men) 意料，王門後學真的不是在“袖手談心性”啊。

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加入胡宗憲幕府的王門後學，基本上沒有被黃宗羲收入其所編的《明儒學案》，【49】而《明儒學案》是後世研究王門後學最主要的史料來源，【50】因為(wei) 黃宗羲編輯《明儒學案》並非是為(wei) 整個(ge) 明朝儒生提供一份名單，而是有其鮮明的論學宗旨。【51】另外，那些主要身份不被認為(wei) 是儒生的人物，自然是不會(hui) 被列入這個(ge) 《學案》的，這就使得以《明儒學案》來概括明代學術有很大風險，翁萬(wan) 達從(cong) 來沒有被任何學術史作品提及，就是一個(ge) 值得深思的例子。

翁萬(wan) 達（1498—1552）為(wei) 廣東(dong) 揭陽縣人，丙戌（嘉靖五年，1526）登進士。《明史》本傳(chuan) 稱其“好談性命之學，與(yu) 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wan) 言。為(wei) 人剛介坦直，勇於(yu) 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lin) 陣嚐身先士卒，尤善禦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wan) 達稱首……萬(wan) 達飭邊備，整軍(jun) 實，其爭(zheng) 複套，知彼知己，尤深識遠慮雲(yun) ”。【52】

在任何哲學史、思想史上，都不會(hui) 出現翁萬(wan) 達的名字，原因很簡單，因為(wei) 翁萬(wan) 達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被哲學史或思想史能夠采擷的文本材料。然而，即便是《明史》極為(wei) 精煉的文字介紹裏，仍然可以看到，翁萬(wan) 達與(yu) 王門後學過從(cong) 甚密。當然，翁萬(wan) 達是以嘉靖邊臣中“萬(wan) 達稱首”的麵目示人的，在當時軍(jun) 政方麵非常有影響。【53】好在他有文集流傳(chuan) ，【54】使我們(men) 得以知曉翁萬(wan) 達不僅(jin) 是個(ge) 武將，而是有著更為(wei) 豐(feng) 富的人生內(nei) 蘊，足以在學術史也留下他的名字。細細檢繹其文集，可以看到，盡管他沒有留下專(zhuan) 門的哲學或思想論著，但他留下的片言隻語所顯露的蹤跡，說明他是在王學激勵下，專(zhuan) 行事功，真正實現“知行合一”的人物，應該成為(wei) 王陽明學說產(chan) 生實際影響的有力佐證。【55】

翁萬(wan) 達是王陽明的忠實弟子，在王陽明去世之後，他作為(wei) 抬棺者之一參加了王陽明的葬禮，“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於(yu) 越城南三十裏之高村” ，在葬禮上，他稱頌先師王陽明“大有功於(yu) 世教聖門之宗旨”，並對王陽明的一生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蓋其求之也備嚐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lin) 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qing) ，確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56】

作為(wei) 武將的翁萬(wan) 達是怎麽(me) 和王陽明產(chan) 生關(guan) 聯的呢?翁萬(wan) 達曾給林文選寫(xie) 信，講述自己在京師學習(xi) 心學，持循心學的曆程：“往以覲事入京師，得伏謁門下，辱接引甚勤……仰惟執事良知真學，舍筏先登，位秉銓綜，誌同砥柱，防瀾塞潰，不激不隨，方當涇渭薦紳，抑揚庶品，天下欣欣動矣，豈非吾道之輝榮，古學之徵驗邪!”在信中，他特別提及自己在征戰過程中，雖然沒有論學的同道，但在心中反複檢驗所學，“僻遊荒陲，實鮮同誌，耳目近俗，利害相煎。頃者龍、憑之議，籘峽之征，交州之役，辟之扛鼎，幸免折肱，徒以夙昔良朋互相磨切，此學此誌，未盡澌滅，賴有持循。又老師（按：王陽明）過化之地，肖形在邕，瞻想儼(yan) 然，如聞懸鐸，夙夜思服，棄避迷途，蓋兢兢也”。【57】信中提及他路過王陽明曾經征戰過的地方，想象老師的模樣，“如聞懸鐸”，兢兢自守，不敢鬆懈，讀之令人動容。

翁萬(wan) 達畢竟是武將，平常以操練征戰為(wei) 事，沒有時間撰寫(xie) 討論国际1946伟德的文章，在《與(yu) 張靜峰中丞書(shu) 》中感慨說：“方今北虜陸梁，海內(nei) 虛耗，國事日非。吾輩苟一日在仕途，乘軒食肉，不能為(wei) 官盡職，為(wei) 朝廷分憂，乃欲以綺麗(li) 之文，轉相題拂，何益於(yu) 理?”【58】但他非常嚴(yan) 格地遵守陽明教誨，對自己的言行反複檢討，看是否符合陽明宗旨。比如，他在給陳豹穀的信中說：“某致知工夫未能合一，凡百作用，多就其質之所近，又或自任太過，皆非良知本體(ti) 。舟中稍稍習(xi) 靜，痛自湔刷，漸覺有太平無事氣象，隻恐不能時時如此耳。”【59】這無疑是王學政學合一宗旨的體(ti) 現。

《翁萬(wan) 達集》中收有翁萬(wan) 達與(yu) 王門弟子的書(shu) 信來往甚多，談道論學雖然僅(jin) 僅(jin) 數語，但顯示了他對王學及其同門的深切認同。翁萬(wan) 達晚年欲回歸田園，和同門講學論道，他在給戚繼光的信中說：“曩嚐買(mai) 田數畝(mu) ，咫尺東(dong) 莆，欲相與(yu) 講道致知，安根立命。”【60】可惜天不假年，翁萬(wan) 達沒有機會(hui) 從(cong) 容論學，於(yu) 嘉靖三十一年就以54歲的壯年病逝在征戰途中。

其實，王學士人在與(yu) 倭患鬥爭(zheng) 中的表現非常突出，像翁萬(wan) 達這樣立下事功的將領，還可以列舉(ju) 出很多，比如郭子章、李材，【61】等等。

清代儒學門戶之見可謂森嚴(yan) ，但也並非都隻是人雲(yun) 亦雲(yun) 地貶低陽明學“清談誤國”，虛玄無用。清初顏李學派推崇事功，講究經世致用，顏元評價(jia) 王學“精神不損，臨(lin) 事尚為(wei) 有用” ，【62】就看到了王學篤實一麵。在清代被奉為(wei) 程朱正宗的桐城派主將方苞曾說：“自明季以至於(yu) 今，燕南、河北、關(guan) 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誌節振拔於(yu) 一時者，大抵聞陽明氏之言而興(xing) 起者……吾聞忠節公（鹿繼善）之少也，即以聖賢為(wei) 必可企，而從(cong) 入則陽明氏。觀其侄孫高陽（孫承宗），及急楊（漣）、左（光鬥）之難，其於(yu) 陽明氏之誌節事功，信可無愧矣。因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wei) 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wei) 聖賢之徒。”【63】可見，方苞並沒有囿於(yu) 門戶之見，尚能公正看待陽明學的實際影響。

清代由於(yu) 官方原因，王學被壓抑為(wei) 潛流，公開談論者不多，支持者更少。光緒四年（1878），曾紀澤在日記中寫(xie) 道：“近世談性理者，好持朱陸異同之說以立門戶，然學士大夫能講求實際，任艱巨，著績效者，出陸王之門為(wei) 多。其詆陸王者，大半硜硜自守之士，空談無補。”【64】曾國藩是理學名臣，以程朱為(wei) 宗，事功彪炳，為(wei) 同治中興(xing) 的再造之臣，他的兒(er) 子曾紀澤得出的這個(ge) 觀察，內(nei) 中緣由，讓人深思。

綜上所述，王學的思想定位，如果隻是看明清之際顧炎武等遺民的反思沉痛之語，或遵循清代官方的功令所在，或如任劍濤等研究者依憑哲學概念推演，根據王學留下少數文本，辨析其學說的觀念與(yu) 結構，隻能得出“清談誤國”“遊談無根”“虛玄”的結論。如果能夠超出文本文獻，放眼於(yu) 實際曆史語境，考察其行事，則可以看到王學更為(wei) 深刻的內(nei) 涵。

結 語

總而言之，王學“清談誤國”之說，在以顧炎武等人那裏，是因為(wei) 理學內(nei) 部學術分歧，並進而受晚明國勢日危的刺激而發的激憤之詞，在清初則有著國家功令的引導，兩(liang) 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wei) 定論。王學“清談誤國”論不能離開晚明清初的語境進行抽象地討論，更不能沿襲“清談誤國”這一舊說，認為(wei) 王學攪亂(luan) 的民眾(zhong) 社會(hui) 世界，對國家無益，對時事無補，從(cong) 倭寇入侵到蒙古北犯，都有著大量諸如胡宗憲、翁萬(wan) 達等王門後學在其間艱苦卓絕挽狂瀾於(yu) 既倒，雖然功敗垂成，但不能以結果來否定其學說的治國平天下性質，更不能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為(wei) 我所用而故意脫離當時語境，歪曲地接受當時曆史環境下的特定論說。

另外，值得反思的是，中國思想史研究傳(chuan) 統以文本文獻為(wei) 主要材料和對象，這發軔於(yu) 胡適的西學格義(yi) 。但是，傳(chuan) 統中國思想史有其獨特性，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相比留存文字，儒家強調踐履，強調曆史行跡的重要。後來像王陽明學派更是提倡“知行合一”，強調“行是知之成”，並不以留存文本為(wei) 目標，留存文本也往往隻是碎片式的，以書(shu) 信、語錄等形式居多，這提醒研究者不能僅(jin) 僅(jin) 依靠文本文獻，必須深入曆史語境考察行跡，不僅(jin) “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才能對其學術與(yu) 思想獲得較為(wei) 全麵的曆史認識。

注釋
 
1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係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實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等等。
 
2正如餘英時給《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做的序所自陳：“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曆史陳跡，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代的。”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頁。
 
3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甘萬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應該特別說明的是，王學在晚明的曆史境遇，被後世研究者賦予了太多情懷，所敘述出來的曆史無疑是經過高度選擇的。
 
4劉玉海、朱天元：《當代知識界的悲劇——以頌揚國家代替限製權力》，《經濟觀察報·書評》2018年9月26日。此文是對任劍濤的訪談，其觀點見任劍濤：《當經成為經典：現代儒學的型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5佐藤錬太郎：《明清時代對王學派的批判》，見吳根友主編：《多元範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6顧炎武：《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2頁。
 
7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實學研究可謂蔚為大觀，有“中國實學研究會”，並辦有雜誌，研究還推廣到韓國、日本等地，韓日也成立實學研究會。葛榮晉著有《韓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關於“實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實有爭論，薑廣輝撰有《”實學”考辨》（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對此進行辨析。中國實學研究會主編：《實學文化與當代思潮》（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集中收錄了“文革”之後到2002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
 
8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複高匯旃書》，見《呂留良全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9頁。
 
9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九，見氏著：《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371頁。
 
10《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四《正學隅見述》（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235頁。
 
11忽滑穀快天：《王陽明與禪學》，李慶保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8年；陳永革：《陽明學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
 
12錢澄之：《田間文集》卷四《與徐公肅司成書》，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第69頁。
 
1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頁。
 
14關於陽明學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影響中國讀書人，並反過來促進國內陽明學的複興，參考鄧紅《日本的陽明學與中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15楊念群：《何處是江南》（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馬子木：《十八世紀理學官僚的論學與事功》，《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16劉玉海、朱天元：《當代知識界的悲劇——以頌揚國家代替限製權力》。
 
17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
 
18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
 
19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48頁。
 
20《明史》卷二〇五《張經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409頁。
 
21王守稼：《試論明代嘉靖時期的倭患》，《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陳學文：《論嘉靖時的倭寇問題》，《文史哲》1985年第5期。
 
22謝肇淛：《五雜組》卷四，《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61頁。
 
23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蔣陳二生”，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87頁。
 
24李贄：《卓吾論略》，見廈門大學曆史係編：《李贄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頁。
 
25徐渭：《徐文長三集》卷一六《擬上督府書》，見《徐渭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65—466頁。
 
26徐渭：《徐文長三集》卷一七《會稽縣誌諸論》，見《徐渭集》第二冊，第496頁。
 
27徐渭：《徐文長逸稿》卷一三《治氣治心》，見《徐渭集》第三冊，第893頁。
 
28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75頁。
 
29《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第5423頁。
 
30《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第5424頁。
 
31《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839頁。
 
32《明史》卷二〇五《張經傳》，第5409頁。
 
33黃宗羲：《蔣氏三世傳》，《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8頁。
 
34《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傳》，第5414頁。
 
35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23章“泰州學派繼承者何心隱的烏托邦社會思想”，第1節“何心隱戰鬥的生平”，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05頁。
 
36顏鈞：《自傳》，《顏鈞集》卷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7頁。顏鈞為程學顏寫的傳《程身道傳》也有相關內容，同見《顏鈞集》卷三。黃宣民編的《顏鈞年譜》引用顏氏家藏抄本有胡宗憲給顏鈞的信件：“執事學行純篤，所謂異人，決不我欺。今備禮相聘，煩為轉致。外采緞二匹，盤金十兩。”（《顏鈞集》卷一〇附錄二，第140頁。）
 
37顏鈞：《自傳》，《顏鈞集》卷三，第27頁。黃宣民編《顏鈞年譜》曾對此略加考訂，他根據《國榷》的記載，此役隻是“稍有展獲”（《顏鈞集》卷一〇附錄二，第143頁）。
 
38顏鈞：《自傳》，《顏鈞集》卷三，第27頁。
 
39比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九史部地理類二，以及《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誌》均著錄為胡宗憲撰。
 
40汪向榮對《籌海圖編》的作者及版本問題進行過考辨。見氏著：《〈籌海圖編〉和胡宗憲》，《學林漫錄》第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41《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九《鄭開陽雜著》，第617頁。
 
42鄭若曾：《籌海圖編·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頁。
 
43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一三下，第983—985頁。
 
44黃宗羲把他列入《明儒學案》卷一五《浙中王門學案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45鄭若曾：《敘倭原》，見氏著：《籌海圖編》卷一一上，第717頁。他在書中大量引用王陽明的論述，稱呼王陽明為“陽明先師”。
 
46彭國翔：《王龍溪年譜》，見氏著：《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548頁。
 
47《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五，第656頁。
 
48《王畿集》裏收錄有和胡宗憲有關的文章，見《王畿集》卷一三《督撫經略序》《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63—367頁。
 
49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七、八冊;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上下），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50請參考朱鴻林先生關於《明儒學案》的研究。
 
51朱鴻林：《為學方案——學案著作的性質與意義》，見氏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5—378頁。
 
52《明史》卷一九八，第十七冊，第5251—5252頁。潮州李春記書坊曾刊行《古板最新翁萬達全歌》以韻語形式評述翁萬達生平，民間流傳有潮劇《翁萬達主婚》《翁萬達平南》等，據說在泰國有“英勇大帝”廟百餘處，祭祀翁萬達，可見翁萬達確實產生了很大影響。
 
531993年，汕頭潮汕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聯合發起和組織“翁萬達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結集名為《潮汕文化論叢二集》（海口：海天出版社，1993年），論文集主要討論翁萬達的“邊臣”之功，黃挺《論翁萬達的學術思想》一文簡單討論了翁萬達《養吾說》和《主靜說》兩篇短論，認為翁萬達受白沙學派影響很深。但該文對王學的認識仍舊是“王學最終轉化為對封建倫常的新威脅”，甚至認為明末重新推崇程朱理學的風氣轉向，翁萬達“已啟其先”（《潮汕文化論叢二集》，第41頁）。
 
54翁萬達：《翁萬達集》，朱仲玉、吳奎信校點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5關於翁萬達與王陽明的關係，請參考鄭克晟《翁萬達與王陽明》（《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黃挺《潮州王門學派簡述》（《汕頭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王門學派弟子沒有列入翁萬達，認為翁萬達未曾正式執弟子禮，隻是問學於王陽明。
 
56王陽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卷三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76、1461頁。
 
57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一七《與林東城文選書》，第648—649頁。
 
58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一七《與張靜峰中丞書》，第652頁。
 
59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四《言行錄》，第111頁。
 
60翁萬達：《翁萬達集·翁萬達文集》卷一六《與戚南山》，第631頁。
 
61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該書著眼點主要在李材的講學經曆與學派建構方麵。
 
62顏元：《存學編》卷三，見《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63方苞：《方苞集》卷一四《鹿忠節公祠堂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3頁。
 
64曾紀澤：《曾紀澤集》卷一，光緒四年九月十二日，長沙：嶽麓書社，2005年，第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