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尚書(shu) 》“二典分合”與(yu) 漢新治統之爭(zheng)

作者：邵傑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摘    要：漢代今文《尚書(shu) 》有《堯典》，古文《尚書(shu) 》雖多出《舜典》之目，但其內(nei) 容仍包含於(yu) 今文《堯典》之中。王莽立古文於(yu) 學官，並以舜之後裔的身份配合五德終始的體(ti) 係，最終參照堯舜禪讓而代漢立新，使《舜典》得到凸顯並獲得意識形態色彩，形成今古文《尚書(shu) 》在治統意義(yi) 上的隱然對峙。後漢承前漢統緒，在意識形態上否定了王莽的舜裔設定，以此來消解王莽代漢的理論依據，確保漢室“堯後火德”之說在治統上的無虞；而在製度層麵，包含《舜典》在內(nei) 的古文則一直未立學官。古文經學在後漢的演變及由此形成的今古文經學格局，都無法排除漢新治統之爭(zheng) 的因素及其影響。

 關(guan) 鍵詞：《尚書(shu) 》；今古文；王莽；治統;

作者簡介：邵傑，男，1984年生，河南新安人，文學博士，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原文化資源與(yu) 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唐前文學與(yu) 文獻

所謂“二典分合”，簡言之，即指今古文《尚書(shu) 》中《堯典》《舜典》的分合問題，是學術史中值得關(guan) 注的現象之一。“二典分合”問題，曆來多被簡單視為(wei) 今古文《尚書(shu) 》的篇目差異，其基本事實背後的深層意蘊，則絕少闡發。故筆者不揣淺陋，於(yu) 此稍作論述，以就教於(yu) 海內(nei) 外方家。

一、“二典分合”的文本表現

以文本層麵而論，“二典分合”在今古文《尚書(shu) 》中主要表現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篇目的不同，一是內(nei) 容的分合。所謂篇目的不同，是指今文《尚書(shu) 》中僅(jin) 有《堯典》之目，而古文《尚書(shu) 》中既有《堯典》，亦有《舜典》。所謂內(nei) 容的分合，是指古文《尚書(shu) 》中《堯典》《舜典》的內(nei) 容，在今文《尚書(shu) 》中都包含在《堯典》中。也就是說，古文《尚書(shu) 》雖多出了《舜典》之目，但其內(nei) 容仍在今文《尚書(shu) 》的《堯典》之中。這在相關(guan) 文獻中均有據可查，以下略作論述。

西漢的古文《尚書(shu) 》材料，主要包括三大宗：孔壁本《尚書(shu) 》、河間獻王所得《尚書(shu) 》、朝廷搜求所得【1】。張霸《百兩(liang) 尚書(shu) 》文字麵貌上雖屬古文，但在漢代已被認為(wei) 是“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wei) 數十，又采《左氏傳(chuan) 》《書(shu) 敘》為(wei) 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2】可見其來源是今文《尚書(shu) 》二十九篇，並非真正的古文《尚書(shu) 》材料。《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載：“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cong) 民得善書(shu) ，必為(wei) 好寫(xie) 與(yu) 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獻王所得書(shu) 皆古文先秦舊書(shu) ，《周官》《尚書(shu) 》《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chuan) 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3】河間獻王所得《尚書(shu) 》材料，具體(ti) 情況已難考知。但其出自民間，說明雖經秦火，民間亦有古文《尚書(shu) 》材料存留。而河間獻王對於(yu) 獻書(shu) 者“必為(wei) 好寫(xie) 與(yu) 之，留其真”的行為(wei) ，應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著古文《尚書(shu) 》在民間的流播與(yu) 研究。

孔壁本《尚書(shu) 》的記載更詳細一些。《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載：“孔氏有古文《尚書(shu)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shu) 》得十餘(yu) 篇，蓋《尚書(shu) 》滋多於(yu) 是矣。”【4】《漢書(shu) ·藝文誌》的記載可與(yu) 之互參：

古文《尚書(shu) 》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shu)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shu) ，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yu) 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yu) ，脫字數十。【5】

據此，孔壁本《尚書(shu) 》相比伏生所傳(chuan) 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國將其獻於(yu) 朝廷之後，即藏在中秘，劉向校書(shu) 時所用“中古文”，當包括孔壁本。孔壁本無《易》，而“中古文”則有，《漢書(shu) ·藝文誌》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yu) 古文同。”5至於(yu) “中古文”《尚書(shu) 》與(yu) 孔壁本《尚書(shu) 》是否等同，理解尚有分歧，至今仍無確切證據。但河間獻王收書(shu) 之舉(ju) ，已足證民間有古文《尚書(shu) 》藏本。逮至劉向校書(shu) ，中秘所藏，當亦有孔壁本之外的古文《尚書(shu) 》材料。蔣善國先生曾據張霸百兩(liang) 《尚書(shu) 》的記載，推導出“漢時秘府所藏，除孔壁《古文尚書(shu) 》外，還有其他《古文尚書(shu) 》簡編，或甚至有百篇《尚書(shu) 》。”【6】這部分材料，應即朝廷搜求所得。劉向以當時今文《尚書(shu) 》與(yu) “中古文”相較，不僅(jin) 發現用字大量不同，今文的脫簡現象亦比較嚴(yan) 重。可見，古文《尚書(shu) 》在內(nei) 容的完整性上是遠勝今文《尚書(shu) 》的。

不過，孔壁本《尚書(shu) 》多出的十六篇，在孔安國《尚書(shu) 序》中卻有不同敘述：“以所聞伏生之書(shu) ，考論文義(yi) ，定其可知者，為(wei) 隸古定，更以竹簡寫(xie) 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yu) 《堯典》，《益稷》合於(yu) 《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wei) 一，《康王之誥》合於(yu) 《顧命》，複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為(wei) 四十六卷。”【7】以此觀之，孔壁本《尚書(shu) 》多出的內(nei) 容應包含兩(liang) 部分：1、比今文《尚書(shu) 》內(nei) 容完全增多者二十五篇；2、內(nei) 容複見但篇題增多者四處，分別是《堯典》中多出《舜典》之目，《皋陶謨》中多出《益稷》之目，《盤庚》分為(wei) 上中下三篇，《顧命》中多出《康王之誥》之目。孔安國雲(yun) 增多二十五篇，與(yu) 前述十六篇似乎有些矛盾。根據孔《疏》的論述，兩(liang) 處篇數的差異是由不同的篇卷計法所引起的【8】。而西漢古文《尚書(shu) 》中出現了《舜典》，則有較為(wei) 確切的材料依據。

揚雄在《劇秦美新》中勸說王莽“宜命賢哲作典一篇，奮三為(wei) 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9】唐代劉良注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wei) 一書(shu) ，襲行於(yu) 時，以示來世，舒於(yu) 臣下之心，使無極也。”【10】可見揚雄此處其實已並提《堯典》《舜典》。另，鄭玄所注古文《尚書(shu) 》亦有《舜典》【8】。東(dong) 漢趙岐注《孟子·萬(wan) 章》中舜之事跡曰：“孟子時，《尚書(shu) 》凡百二十篇，逸《書(shu) 》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逸書(shu) 所載。”11說明《舜典》作為(wei) 《尚書(shu) 》原有之組成部分，在漢代已為(wei) 人們(men) 認知並接受。清儒閻若璩認為(wei)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隻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shu) 《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為(wei) 二。”【12】其用意主要在說明西漢今古文《尚書(shu) 》中均無《舜典》之目，《舜典》本為(wei) 逸書(shu) ，魏晉時才出現於(yu) 《尚書(shu) 》文本之中。所謂“別有逸書(shu) 《舜典》”，當本於(yu) 趙岐《孟子》注語，但理解顯然有誤。趙岐注中明言孟子時《尚書(shu) 》為(wei) 一百二十篇，但《舜典》的內(nei) 容並沒有保存下來，隻有“敘”還在。由於(yu) 《孟子》所言舜的事跡，不見於(yu) 殘存的《尚書(shu) 》，所以應出於(yu) 亡佚的《舜典》之中。《孟子》中舜的事跡，是否果真出於(yu) 《舜典》，尚可討論。但趙岐此處的推測，恰足以證明《舜典》本為(wei) 《尚書(shu) 》的篇章。閻若璩將《舜典》視為(wei) 別行的逸書(shu) ，恐有望文生義(yi) 之嫌。

但今本五十八篇《尚書(shu) 》之《舜典》，應已不同於(yu) 漢代古文尚書(shu) 之《舜典》。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言，今本《尚書(shu) 》之《舜典》，乃自王肅注《尚書(shu) 》之《堯典》中分出；但自開篇“曰若稽古”到“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則來自南朝齊姚方興(xing) 所上之《尚書(shu) ·舜典》，非王注《尚書(shu) 》之內(nei) 容，孔《疏》意見與(yu) 此類似【13】。可見，今本《舜典》已非漢代古文之舊。不過，後世於(yu) 《堯典》中分出《舜典》的行為(wei) ，恰可證明漢代古文《尚書(shu) 》確有《舜典》，其內(nei) 容包含於(yu) 今文《堯典》之中。西漢的古文《尚書(shu) 》文本中，《舜典》與(yu) 《堯典》是並立的篇章。揚雄《劇秦美新》所謂“奮三為(wei) 一”，無疑是站在古文《尚書(shu) 》立場的言說。其建議王莽製作新的《帝典》，應是參照《堯典》《舜典》反映堯舜功業(ye) 的成例，期望新的《帝典》能夠呈現王莽新朝的治政功績，且與(yu) 《堯典》《舜典》合而為(wei) 一，垂統萬(wan) 世【14】。不過，將《堯典》《舜典》並稱，在現存西漢文獻中極為(wei) 罕見。揚雄何以如此，與(yu) 王莽的政治思想緊密相關(guan) ，需要詳加分析。

二、王莽的治統設定及其經學映現

王莽執政之前，今文與(yu) 古文已由文字材料的分別，產(chan) 生出學術之別，並逐漸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祿衝(chong) 突。這種態勢，在劉歆《移書(shu) 讓太常博士》中已闡述得較為(wei) 清楚。古文材料雖較今文為(wei) 完整，卻受到今文博士們(men) 的排斥，劉歆遂指責立於(yu) 學官的利益既得者，“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cong) 善服義(yi) 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cong) ，隨聲是非。……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yu) 道，絕滅微學。……專(zhuan) 己守殘，黨(dang) 同門，妬道真”【15】。從(cong) 中可知，今文博士們(men) 不願立古文於(yu) 學官，並非不知古文材料的價(jia) 值，而是不願古文傳(chuan) 習(xi) 者影響今文博士們(men) 的現實利益【16】。

根據《漢書(shu) 》多方記載，在西漢中後期，包括古文《尚書(shu) 》在內(nei) 的古文材料，已經日益引起人們(men) 的重視。孔安國的相關(guan) 研究雖然未能列於(yu) 學官，但其已將古文《尚書(shu) 》獻於(yu) 朝廷；加上河間獻王在其屬國內(nei) 的作為(wei) ，可以說當時從(cong) 中央到地方，從(cong) 官方到民間，古文材料都已得到相當範圍的認知和研習(xi) 。雖然多數讀書(shu) 人由於(yu) 關(guan) 心仕進仍然以立於(yu) 學官的今文為(wei) 宗尚，但當時學界對古文材料顯然已無法忽視。劉歆等視野開闊的學者開始為(wei) 古文《尚書(shu) 》爭(zheng) 取官學地位，正是因應了此種學術趨勢。而這種趨勢，直至王莽執政時才真正行諸朝廷治策。《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言王莽時，古文《尚書(shu) 》與(yu) 《穀梁春秋》《左氏春秋》《毛詩》“諸學皆立”【17】。《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亦載：

（平帝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wei) 學者築舍萬(wan) 區。……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shu) 》、《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18】

在當時的情勢下，王莽此舉(ju) 應非心血來潮、嘩眾(zhong) 取寵，而應出於(yu) 綜合的政治考慮。以思想而論，王莽欲代漢自立，勢必要在漢室治統之外別尋理論支撐，以示天命所歸。具體(ti) 到其現實舉(ju) 措，略有兩(liang) 端：一種是較為(wei) 直接的方式，通過造作符命來神異自身，並由此向大眾(zhong) 宣示代漢的天命啟示，從(cong) 而獲取政治支持；另一種是較為(wei) 迂回的方式，通過改造當時的經學格局尤其是經典體(ti) 係，來為(wei) 自身承統提供既有典籍的依據，從(cong) 而爭(zheng) 取更多有利的支持。關(guan) 於(yu) 前者的材料與(yu) 論述已然較多，不難理解，而立古文諸學於(yu) 學官，則顯然是後者的重要表現。此一舉(ju) 措奏效的前提，或可追因於(yu) 當時經學的品格。

漢代以降，士人群體(ti) 的知識體(ti) 係中，與(yu) 理想治政緊密相關(guan) 的古聖先王之道，主要存留於(yu) 先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時期的六經之中，如《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言：“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lun) ，致至治之成法也”【19】。通過對文字典籍的學習(xi) ，就可以掌握古聖先王之道，將其運行於(yu) 實踐，可成治世功業(ye) 。說明在當時士人階層的理想治政模式中，基點是先代之典籍。而據史籍記載，自西漢中期開始，先秦典籍在公共領域逐漸增多，與(yu) 此相應的是，其在公共領域的話語權也在逐漸加大。西漢中期之後，士人話語中引儒家經典為(wei) 證的比例和頻率有較大提高，說明先秦典籍已逐漸內(nei) 化為(wei) 漢代士人知識結構中的基本組成。對於(yu) 西漢士人來說，研習(xi) 經典，通經致用，是理想人格養(yang) 成和個(ge) 人價(jia) 值提升的重要步驟。

基於(yu) 這樣的情勢，王莽依據《周禮》《尚書(shu) 》等經典，來展開政治文化等製度建設，符合了士人階層理想治政模式的基本步驟，這是秦漢以來所未曾有的格局。士人群體(ti) 之政治理想有望在現實層麵得到全麵落實，因此他們(men) 極易在王莽治政中找到親(qin) 切的自我認同感。王莽在執政乃至代漢的過程中，能夠贏得當時多數士人的認可，蓋以其舉(ju) 措與(yu) 士人階層之期待頗為(wei) 契合。為(wei) 更好地贏取士人階層的支持，從(cong) 經典及與(yu) 之相關(guan) 聯的經學入手，實為(wei) 必經之途。此時，古文材料作為(wei) 經典的更古老亦或更完整的形態，更容易在學術文化層麵引發士人的同情與(yu) 熱忱，更便於(yu) 士人從(cong) 中獲取更多更新的知識及思想解釋，這必然意味著新的學術文化力量可由此產(chan) 生。而這部分力量在一定條件下，顯然也可以轉化為(wei) 特殊的政治力量，為(wei) 統治者所用。這應該是王莽立古文於(yu) 學官的顯性政治考量。

至於(yu) 更深層次的隱性考量，則需聯係王莽自身的舜裔設定方能察知。王莽曾將自身的譜係上溯至黃帝與(yu) 虞舜，並為(wei) 之立廟祭祀。如《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所載始建國元年之詔書(shu) 曰：“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yu) 明堂，宜序於(yu) 祖宗之親(qin) 廟。其立祖廟五，親(qin) 廟四，後夫人皆配食。……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20】這樣的譜係設定，顯然與(yu) 漢室將自身設定為(wei) 唐堯之後裔有了區別，且與(yu) 劉歆《世經》帝德譜若合符契。按照劉歆《世經》帝德譜，王朝代嬗以五行相生為(wei) 依據，漢為(wei) 堯後，同為(wei) 火德，所以代漢者必為(wei) 舜後，為(wei) 土德。以此為(wei) 據，王莽既自認為(wei) 舜後，其代漢而立實為(wei) 合理之事。王莽對此也不諱言，其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於(yu) 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chuan) 國之象，予複親(qin) 受金策於(yu) 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20】所謂“傳(chuan) 國之象”，不過是依照堯舜禪讓的成例接受漢室禪讓的藉口。而王莽為(wei) 了凸顯新朝統治的合法性，勢必要突出舜的地位。揚雄在《劇秦美新》文中多次將堯舜並稱，如“中莫盛於(yu) 唐虞”“若古者稱堯舜”“紹唐虞之絕風”【21】，當基於(yu) 此種考慮。

而體(ti) 現虞舜事跡功業(ye) 的《舜典》必然因此得到突出，與(yu) 記載唐堯功業(ye) 的《堯典》獲得同樣地位，成為(wei) 莽新體(ti) 現“祖宗基業(ye) ”的大典。古文《尚書(shu) 》中《舜典》之目，恰好應和了此種需要。突出《舜典》，對於(yu) 王莽新朝統治有重要的正麵意義(yi) ，古文《尚書(shu) 》也必然因此與(yu) 莽新治統互生聯係，從(cong) 而與(yu) 名列漢朝學官的今文《尚書(shu) 》，產(chan) 生政治色彩上的分別。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今古文《尚書(shu) 》的“二典分合”，才越出學術範疇，原初的文本差異自此與(yu) 治統牽連起來，進而轉入意識形態領域的爭(zheng) 鬥與(yu) 對立。揚雄《劇秦美新》作於(yu) 入新朝之後【22】，其將《堯典》《舜典》並稱，顯然出於(yu) 凸顯莽新治統的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王莽雖立古文於(yu) 學官，但並未廢今文。其於(yu) 始建國四年夏下詔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23】“衛有五服”，對應於(yu) 《尚書(shu) ·益稷》“弼成五服，至於(yu) 五千”及《尚書(shu) ·康誥》“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yu) 周”兩(liang) 語【24】；但“十有二州”，則對應於(yu) 今本《舜典》“肇十有二州”【25】之語。王莽言其出於(yu) 《堯典》，十分耐人尋味。平帝時王莽已立古文《尚書(shu) 》於(yu) 學官，前文已論，但他此處似亦未盡遵古文《尚書(shu) 》。這種略顯矛盾的現象，可能是王莽有意為(wei) 之。在古文初立而今文未廢於(yu) 學官的情況下，借重今文《尚書(shu) 》深厚的研習(xi) 傳(chuan) 統尤其是《堯典》的首篇優(you) 勢進行政治宣傳(chuan) ，增強話語權威性，故明知其為(wei) 古文《舜典》而以今文《堯典》表出之。但亦有可能是今本《舜典》的內(nei) 容多於(yu) 西漢的古文《舜典》，即有些本屬於(yu) 漢代古文《堯典》的內(nei) 容後來被劃入《舜典》。查今本《舜典》，“肇十有二州”數語之後，堯方殂落，舜方真為(wei) 天子；西漢時期的古文《尚書(shu) 》若依此為(wei) 界劃分《堯典》《舜典》，亦有可能。

三、後漢的接緒及其經學影響

後漢在統緒上直接承接前漢，頗見諸時人語，如“劉氏複興(xing) ”（《後漢書(shu) ·王常傳(chuan) 》），“廢而複興(xing) ，絕而複續”（《後漢書(shu) ·祭遵傳(chuan) 》），“大漢複興(xing) ”（《後漢書(shu) ·耿純傳(chuan) 》），“漢再受命”（《後漢書(shu) ·曹褒傳(chuan) 》），“漢家複興(xing) ”（《後漢書(shu) ·班彪傳(chuan) 》）等，足見其已為(wei) 自覺的共識。而後漢對於(yu) 王莽的態度，自然多為(wei) 批判、痛斥。不過，批判的角度隨著時間發展有所變化。在後漢初期，王莽主要作為(wei) 一個(ge) 盜竊者和篡逆者的形象而存在。如《後漢書(shu) ·陳元傳(chuan) 》載陳元上疏曰：“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zhuan) 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群臣。”【26】而在更早的更始年間，隗囂等人起兵移檄告郡國文中亦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讬天命，偽(wei) 作符書(shu) ，欺惑眾(zhong) 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wei) 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shu) 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27】這些言說的基本立場，都是在指責王莽的道德缺失，而並未否定其舜之後裔的身份，也未否定符命、讖緯等的政治價(jia) 值。

據《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記載，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日，東(dong) 漢已“起高廟，建社稷於(yu) 洛陽，立郊兆於(yu) 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28】這就意味著，東(dong) 漢仍然承續西漢之火德，在五德終始的體(ti) 係中仍然紹堯之運。王莽代漢的理論依據在此時並未解除，相應的政治風險仍然存在。雖然在稍後建武七年的郊祀之議中，朝廷最終突出了高祖劉邦的功業(ye) ，但並未涉及漢新的治統問題。《後漢書(shu) ·祭祀誌》：“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yu) 卿大夫、博士議。’時侍禦史杜林上疏，以為(wei) ‘漢起不因緣堯，與(yu) 殷周異宜，而舊製以高帝配。……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cong) 之。”【29】《後漢書(shu) ·杜林傳(chuan) 》亦載此事：“大議郊祀製，多以為(wei) 周郊後稷，漢當祀堯。……林獨以為(wei) 周室之興(xing) ，祚由後稷，漢業(ye)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cong) 林議。”【30】杜林疏中曰：“堯遠於(yu) 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後稷近於(yu) 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xing) ，基由其祚，本與(yu) 漢異。”【31】將漢家功業(ye) 設定為(wei) 特起，而非來自堯的聖王光澤，有助於(yu) 提升漢朝的威嚴(yan) 。但杜林及當時朝廷應主要是基於(yu) 民眾(zhong) 的接受度進行考量，並未從(cong) 根本上打破“堯後火德”的框架。

及至光武帝晚年封禪泰山，刻石為(wei) 文：“《河》《雒》命後，經讖所傳(chuan) 。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yu) 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後之家，三司鼎足塚(zhong) 宰之權勢，依讬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yi) ，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sang) 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29】雖是鋪敘漢祚斷絕的事由，但以堯舜禪讓為(wei) 角度切入，且明言“後裔握機”，說明朝廷此時已意識到王莽的舜裔設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危險性。如何消除這種危險，最好的辦法顯然是切斷王莽與(yu) 舜的聯係。據研究，明帝時期開始以服務東(dong) 漢王朝意識形態的方向調整文史之學，《漢書(shu) 》即深受皇權影響，逐漸成為(wei) 意識形態建構的工具【32】。其中關(guan) 於(yu) 王莽代漢的態度，亦屬此列。

《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的評價(jia) 還略顯克製：“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曆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後壽考為(wei) 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麵，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yu) 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複出也。”【33】到了《敘傳(chuan) 》中，已成憤慨的撻伐：“谘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wei) 稽黃、虞，繆稱典文，眾(zhong) 怨神怒，惡複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34】所謂“偽(wei) 稽黃、虞，繆稱典文”，顯然是要否定王莽自稱黃帝、虞舜後裔並列示證據的真實性，消解王莽新朝存在的合理性，堪稱釜底抽薪式的政治話語。如此一來，五德終始體(ti) 係仍可用於(yu) 漢統，既可保漢室“堯後火德”之說在治統上的無虞，也可避免王莽影響到黃帝、虞舜的聖王形象，堯舜禪讓仍為(wei) 可以言說的美談，堯舜之道仍為(wei) 可以放心引述的美政。

東(dong) 漢人對於(yu) “堯後火德”之說，多有強調。如“係唐統，接漢緒”（班固：《兩(liang) 都賦》）、“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蕩四海之殘災”（蔡邕：《釋誨》）、“漢為(wei) 火德”（《後漢書(shu) ·荀爽傳(chuan) 》）、“漢以火德”（《後漢書(shu) ·盧植傳(chuan) 》）。但在“偽(wei) 稽黃、虞”的觀念上升為(wei) 意識形態之前，虞舜的地位確乎受到了影響。如班固於(yu) 章帝初作《典引》【35】，勸說皇帝作典篇。但文中除了鋪敘必要的時間序列外，對虞舜幾乎是有意忽略，與(yu) 《劇秦美新》形成鮮明對比。《典引》屢屢稱及唐堯，如“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展放唐之明文”；“赫赫聖漢，巍巍唐基”；“唐哉皇哉，皇哉唐哉”【36】，而不再堯舜並提，顯然是忌憚於(yu) 王莽的“古為(wei) 今用”，對其所崇尚的虞舜故意回避。這種小心提防的姿態，不僅(jin) 存在於(yu) 意識形態領域，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古文《尚書(shu) 》的命運。

從(cong) 東(dong) 漢文獻來看，時人對於(yu) 堯舜之治亦常稱羨，堯舜往往並提。然而，在專(zhuan) 門研究古文《尚書(shu) 》者之外，似未見有並稱《舜典》《堯典》者。即使偶有言及《舜典》內(nei) 容（以今本而論）者，亦歸於(yu) 《堯典》之中。如東(dong) 漢桓帝時劉陶於(yu) 太學上疏陳事，有“斯豈唐谘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37】之語。其中“益典朕虞”，對應於(yu) 今本《舜典》中“益，汝作朕虞”之語；而“谘禹、稷”者，並非唐堯而是虞舜，這在今本《尚書(shu) 》中十分清楚【38】。《孟子》《史記》等文獻中皆將舜命禹、後稷、益之事，列於(yu) 堯時，異於(yu) 今本《舜典》載於(yu) 堯死之後。有學者分析認為(wei) ，《堯典》在戰國秦漢時代還有另外一種不同於(yu) 今本的排列方式，該部分在堯崩之前【39】。劉陶此處將舜之行事歸於(yu) 堯，若非有意為(wei) 之，即應屬誤記，由此可推知其所用《尚書(shu) 》文本中堯舜之事當連及成篇，可證當時太學所授應是今文《尚書(shu) 》。

今文《尚書(shu) 》中無《舜典》之目，意味著其研究可以規避更多的政治風險。而其《堯典》已經囊括了古文《舜典》的內(nei) 容，以內(nei) 容的完整性而論，選擇今文《堯典》似也不會(hui) 有多少損失。而且，今文《尚書(shu) 》中《堯典》之目與(yu) “漢為(wei) 堯後”的認定更加合拍。雖然東(dong) 漢初期章帝喜愛古文《尚書(shu) 》，還詔群儒選取高才生，學習(xi) 古文《尚書(shu) 》、毛《詩》等古學，安帝、靈帝亦有選官於(yu) 通古文《尚書(shu) 》者之舉(ju) 【40】。但終東(dong) 漢之世，古文《尚書(shu) 》始終未列於(yu) 學官【41】。其間固然有多種原因，但古文《尚書(shu) 》中《舜典》一目及其所蘊含的政治意義(yi) ，應該是重要而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舜典》對於(yu) 漢家統治的負麵作用，前轍尚存，古文《尚書(shu) 》自然不可能得到統治階層的大力扶持。帝王的個(ge) 人喜好，最終仍須讓位於(yu) 王朝的意識形態。如此，擁護漢家統治的士人很容易在心中作出選擇。雖然古文《尚書(shu) 》在內(nei) 容篇題上更加完整，似更接近《尚書(shu) 》的原貌，但在現實政治麵前，它仍然要遜於(yu) 今文《尚書(shu) 》。古文《尚書(shu) 》在後漢的遭遇，實無法排除漢新治統之爭(zheng) 的因子。推而言之，王莽治政雖然極大凸顯了古文材料的學術性和現實功能，但無疑也影響了古文材料在政治上的聲譽。由於(yu) 無法對王莽代漢采取寬容的態度，與(yu) 王莽治政相互牽連的古文學說，也無法為(wei) 後漢官方所完全接納。

東(dong) 漢時期，古文經學僅(jin) 在光武帝時有立於(yu) 學官之議，但最終並未成功；至章帝時，雖開利祿之途，有了古文經弟子拜官的先例，但並未與(yu) 今文經學產(chan) 生根本衝(chong) 突【42】。即便是深受章帝器重的古文經學大師賈逵，在上奏陳說《左傳(chuan) 》優(you) 長時，仍然與(yu) 治統緊密相連：“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xing) 立《左氏》《穀梁》，會(hui) 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wei) 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wei) 火德。《左氏》以為(wei) 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wei) 火，則漢不得為(wei) 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43】因光武中興(xing) ，多借圖讖之力，晚年封禪刻石之文亦多引述，故讖緯於(yu) 東(dong) 漢之世，多受重視。賈逵言《左傳(chuan) 》合乎圖讖，顯然是在努力融入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其從(cong) 堯後火德角度來論證，則是力圖將古文經學與(yu) 五德終始體(ti) 係進行融合，從(cong) 而贏得更多的話語權。這樣就從(cong) 學理上加強了古文經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優(you) 勢。東(dong) 漢之世，古文一直傳(chuan) 習(xi) 不絕，士人兼習(xi) 數經已成風氣，或與(yu) 古文經學的此種理論優(you) 勢有關(guan) 。但古文經學未立於(yu) 學官，勢必無法正式進入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相較於(yu) 今文經學在現實層麵與(yu) 漢室皇權之間更為(wei) 親(qin) 近的關(guan) 聯與(yu) 更為(wei) 靈巧的互動，古文經學在東(dong) 漢則呈現出明顯的“內(nei) 轉”趨勢，即逐漸在現實政治層麵淡出，轉而致力於(yu) 較為(wei) 純粹的學術研究。這種趨勢，也在客觀上加重和提升了今文經學在現實政治中的分量和地位。在這種意義(yi) 上去觀照後漢關(guan) 於(yu) 古文經的研究，自不難理解其“不合時務”的自持與(yu) 無奈【44】。

四、結語

今古文《尚書(shu) 》中《堯典》《舜典》的分合，看似極小的問題，卻與(yu) 現實政治直接關(guan) 聯，涉及王莽新朝與(yu) 兩(liang) 漢王朝的意識形態之爭(zheng) 。以此而論，今古文《尚書(shu) 》中“二典分合”，應是今古文爭(zheng) 端中極為(wei) 敏感的部分。今古文的爭(zheng) 端，在清代以來常被人視為(wei) 漢代經學乃至中國經學的主線。20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從(cong) 不同角度對此展開了反思和糾偏【45】。若真正立足兩(liang) 漢文獻來看，兩(liang) 漢的今古文之爭(zheng) ，隻是一定背景和條件下的爭(zheng) 端和對立，其與(yu) 經學的其它論爭(zheng) ，分別對應於(yu) 經學的不同層麵，不宜過分誇大。誠如學者所言：“就經學的爭(zheng) 論而言，今古文之爭(zheng) ，還遠不如今學內(nei) 部的爭(zheng) 論之甚，且貫穿兩(liang) 漢經學之始終。”【46】相較於(yu) “鬥爭(zheng) ”這樣的極端化用語，“分別”似乎更能體(ti) 現兩(liang) 漢今古文的差異關(guan) 係。當然，這種分別，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和狀態，應以發展的觀點來看待。

大體(ti) 說來，兩(liang) 漢今古文的分別，源於(yu) 字體(ti) 的不同，隨即發展到文本係統與(yu) 思想學說的不同，又因學官選立逐漸產(chan) 生現實利祿的衝(chong) 突，後又與(yu) 現實政治相互牽連，形成意識形態領域的隱然對峙；經過後漢的不斷蛻變，又逐漸發展出學術層麵的道統之別，各有所守，各有所擅，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學術與(yu) 政治的若幹疏離，影響及於(yu) 後世乃至當今，但其背後卻始終留存著學術與(yu) 政治糾纏的影子。學術研究麵對現實政治的悸動與(yu) 衝(chong) 動，現實政治對於(yu) 研究品格的影響乃至操控，大約是以經學為(wei) 中心的中國古典學術難以逃脫的宿命。

注釋
 
1 徐剛：《古文源流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頁。
 
2《漢書》卷88《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07頁。
 
3《漢書》卷53《景十三王傳》，第2410頁。
 
4《史記》卷121《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25頁。《漢書·儒林傳》所載基本相同，見《漢書》卷88，第3607頁。但中華書局本兩書標點不一，前者以“逸《書》”下讀，後者則為上讀。前者蓋從王引之說，其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參（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44頁。後徐複觀認為：“‘起其家’殆即指其被征為博士一事而言，有如今日之所謂發跡或發達。”見徐複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徐複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87頁。徐氏所論似更貼切。以文意衡之，若“逸《書》”上讀，乃謂僅起十餘篇逸《書》，未免不合情理。故此處“逸《書》”以下讀為是。
 
5 《漢書》卷30《藝文誌》，第1706，1704頁。
 
6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頁。
 
7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尚書序》，影印《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15頁。
 
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2《堯典第一》，第118，118頁。
 
9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48，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16頁。此處所引文字據五臣本，朝鮮正德本、韓國奎章閣本所載皆然，李善注本《文選》文字稍異，具體辨析可參邵傑：《〈劇秦美新〉“帝典”論與漢新之際士人心態》，《文學遺產》2016年第2期，第38-39頁。
 
10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48，第916頁。
 
11 後一“舜典”，原文誤作“堯典”，後有“及”字，據段玉裁及阮元校語刪改。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9《萬章章句》，影印《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33、2736頁。
 
12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2頁。
 
13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3《舜典第二》，第125頁。
 
14 邵傑：《〈劇秦美新〉“帝典”論與漢新之際士人心態》，《文學遺產》2016年第2期，第38-41頁。
 
15 《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70-1971頁。
 
16 龍文玲：《〈移書讓太常博士〉的文學價值與經學史意義》，《上海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第76-77頁。
 
17 《漢書》卷88《儒林傳》，第3607頁。
 
18 《漢書》卷99《王莽傳》，第4069頁。《漢書·平帝紀》記此事在元始五年，見《漢書》卷12，第359頁。
 
19 《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89頁。此處之“六藝”，即指“六經”。兩者在漢代文獻中所指基本相同，顏師古注語即往往以“六經”釋“六藝”。江竹虛認為：“蓋舉其學曰藝，崇其書曰經。”見江竹虛著，江宏整理：《五經源流變遷考·孔子事跡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9頁。
 
20 《漢書》卷99《王莽傳》，第4106，4108頁。
 
21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48《符命》，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679、680頁。
 
22 《劇秦美新》的作年問題，可參邵傑：《〈劇秦美新〉作年及涉莽時事考論》，邵傑：《古典研習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04-117頁。
 
23 《漢書》卷99《王莽傳》，第4128頁。
 
24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5《益稷第五》，第143頁；卷14《康誥第十一》，第202頁。
 
25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3《舜典第二》，第128頁。
 
26 《後漢書》卷36《鄭範陳賈張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33頁。
 
27 《後漢書》卷13《隗囂公孫述列傳》，第515頁。
 
28 《後漢書》卷1《光武帝紀》，第27頁。
 
29 《後漢書·誌》第7《祭祀上》，第3160，3166頁。
 
30 《後漢書》卷27《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937頁。
 
31 《後漢書·誌》第7《祭祀上》，李賢注引《東觀漢記》，第3160頁。
 
32 陳君：《知識與權力：關於〈漢書〉文本形成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第162-169頁。
 
33 《漢書》卷99《王莽傳》，第4194頁。
 
34 《漢書》卷100《敘傳》，第4270頁。
 
35 班固此文的作年判定，可參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11頁。
 
36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48《符命》，第684、685頁。
 
37 《後漢書》卷57《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1843頁。
 
3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3《舜典第二》，第130-131頁。
 
39 參徐建委：《〈孟子〉堯舜故事與〈尚書·堯典〉的流變》，《上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第36-37頁。
 
40 參《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第145頁；卷5《安帝紀》，第237頁；卷8《靈帝紀》，第344頁。
 
41 靈帝熹平四年，有“正定《五經》，刊於石碑”之舉，石經有古文、篆、隸三體書法，見《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第2547頁。但此“古文”隻關乎字體，並非列於學官之古學。
 
42 楊天宇：《略論漢代今古文經學的鬥爭與融合》，《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第107-108頁。
 
43 《後漢書》卷36《鄭範陳賈張列傳》，第1237頁。
 
44 《後漢書·杜林傳》載：“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複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見《後漢書》卷27《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937頁。
 
45 如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35頁；徐複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徐複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143頁；李學勤：《〈今古學考〉與〈五經異義〉》，載張岱年等：《國學今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5-135頁。
 
46 楊天宇：《略論漢代今古文經學的鬥爭與融合》，《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