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營造製度中的天文與(yu) 人文

作者：王諍（澎湃新聞記者）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四月十七日庚午

          耶穌2022年5月17日

5月14日下午，第四季“三聯·新知大會(hui) ”第三場論壇在線上舉(ju) 辦。論壇由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軍(jun) 主持，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所研究員馮(feng) 時，清華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副館長王南，北京師範大學社會(hui) 學院副教授鞠熙，四位學者共話“古代營造製度中的天文與(yu) 人文”。

天文，是古代先民通過觀象授時，完成對時間和空間的測量與(yu) 規劃；人文，則是中華民族傳(chuan) 承的禮儀(yi) 與(yu) 思想製度。古人求天文之變，以建立時間；求人文之不變，以形成傳(chuan) 統。《周易·賁·彖》雲(yun)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而中國古代的營建製度正是上承天文，下合人文。空間被時間賦予了意義(yi) ，成為(wei) 知識與(yu) 思想的載體(ti) ，塑造了與(yu) 天地環境整體(ti) 生成的建築形態。這一時空法式所蘊含的人文信息，直通農(nong) 業(ye) 文明的原點，經明清北京城的繼承與(yu) 發展，凝固為(wei) 不朽的文化遺產(chan) 。

農(nong) 耕文化與(yu) 遊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曆史演進中的重頭戲，由此引發了一次次王朝的興(xing) 替與(yu) 民族的遷徙。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固有之文化體(ti) 係並未因改朝換代而中斷。今年年初，《城記》作者王軍(jun) 的新書(shu) 《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yu) 古代中國》（兩(liang) 冊(ce) ）在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出版。該書(shu) 以中國古代典籍為(wei) 理論基礎，以中國天文考古學為(wei) 研究方法，從(cong) 元大都齊政樓溯源中國文明的創製時期，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淵源與(yu) 承續。

《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yu) 古代中國》（兩(liang) 冊(ce) ）

深刻理解中國古代的天文與(yu) 人文傳(chuan) 統，才能正確解讀中國古代建築的基因密碼。以元大都為(wei) 例，這座遊牧民族統治者忽必烈建造的都城，以城市的空間形態詮釋宇宙之生成、萬(wan) 物之蕃息，呈現出完整而經典的思想體(ti) 係，並由此成為(wei) 中國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曆程上的一座豐(feng) 碑。

在王軍(jun) 看來“堯風舜雨”，代表了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對太平盛世的向往，而古代中國的營建與(yu) 規劃，其思想正在於(yu) 達致這一理想。“忽必烈的元大都，以一座城市的建造，證明了中國多元一體(ti) 格局的思想淵源以及重大意義(yi) ，以不朽的文化遺產(chan) ，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

“山水就是陰陽，農(nong) 時關(guan) 係天文”

由於(yu) 北京疫情封控，第三場論壇不僅(jin) 照舊在線上舉(ju) 辦，四位學者受限禁足不出，無法線下聚首，隻得守各自書(shu) 齋的電腦前“雲(yun) 發言”。主持人王軍(jun) 在開場白中，先就點出今年是三聯書(shu) 店創辦九十周年，“三聯書(shu) 店對於(yu) 我們(men) 國家的文化傳(chuan) 承意義(yi) 重大。很有幸，我在讀書(shu) 的時候讀了很多三聯的書(shu) ，三聯是我的啟蒙者，現在又有幸成為(wei) 三聯的作者。三聯書(shu) 店一直致力於(yu) 傳(chuan) 播新銳的思想，搭建起作者和讀者、精英和大眾(zhong) 溝通的橋梁，我覺得新知大會(hui) 就是這麽(me) 一個(ge) 橋梁。”

王軍(jun) 回顧說，本季新知大會(hui) 前兩(liang) 場分別討論了山水和農(nong) 業(ye) ，“其實這些和我們(men) 今天討論的話題都有關(guan) 係。大家知道山水就是陰陽，在山水之間就是陰陽之間，求陰陽和合之美。而農(nong) 業(ye) 的產(chan) 生，首先得益於(yu) 掌握農(nong) 時——這就跟天文有了關(guan) 係，觀象授時，如果古人不能測定時間，農(nong) 業(ye) 就不可能發生，也就不可能有農(nong) 業(ye) 文明和綿延至今的中華文明。這一係列非常重要的知識傳(chuan) 承下來，也對營造製度產(chan) 生了根本的影響，因為(wei) 這些思想是古人的生存之道，具有無比崇高的意義(yi) 。”

針對自己的新作《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yu) 古代中國》，王軍(jun) 介紹說討論元大都的規劃，就要找到背後的天文與(yu) 人文間的關(guan) 係，“忽必烈在元大都的規劃裏開宗明義(yi) ，要加入中華民族。在入主中原後，他必須要繼承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相關(guan) 的知識和生產(chan) 體(ti) 係，否則就無法真正立足。”

提及元代鍾鼓樓的建設，“觀象授時把鼓樓取名齊政樓，實際上就是在首都中央為(wei) ‘舜帝得天命’造一座紀念碑。南北陳列而成隨卦，得時而天下隨之，表達的就是這個(ge) 意義(yi) 。我們(men) 做出了很多分析圖，北邊的建德門是取義(yi) 乾卦，安貞門取義(yi) 坤卦，所維護乾坤陳列，而屹立其中——這樣一種城市規劃布局，在北京城裏都有繼承和體(ti) 現。”而如何在空間裏表示《周易》裏的理念，在王軍(jun) 看來北京城的建設規劃上也是如法炮製，“這些地表測影跟天文學的知識都存在聯係。故宮中太和殿的‘建極綏猷’、中和殿的‘允執厥中’、保和殿的‘皇建有極’，都表達了正位定時的理念。”

王軍(jun) 介紹說，在北京新版城市總體(ti) 規劃裏，從(cong) 鍾鼓樓向南穿過紫禁城至永定門，這條業(ye) 已存在數百年的北京中軸線，將向北向南伸展，挺起21世紀大國首都的“脊梁”。“中國古代城市與(yu) 建築的軸線製度，既是觀象授時時空體(ti) 係之投影，又是陰陽哲學、敬天信仰、環境地理、宇宙觀念、禮儀(yi) 規範之塑造。觀象授時對應著權力的獲得，授時即是提供公共服務，由此才能獲得人民的擁戴。而統治者會(hui) 認為(wei) 這個(ge) 權力是由天而降的，而我則看天看出了時間，是上天給了我這個(ge) 權力，天給了我君臨(lin) 天下的命，由此產(chan) 生了天命觀。”

“天給了我這個(ge) 命，天就被人格化，由此產(chan) 生了原始宗教。人格化的‘天’，就是上帝。‘上帝’其實是一個(ge) 中國詞，利瑪竇用它翻譯‘GOD’，其實他們(men) 的上帝和我們(men) 的上帝是不一樣的。西方的上帝是造物主，我們(men) 的上帝是人格化的‘天’，是俗世天子權力的給予者，而不是造物者。皇帝可以變，王朝可以改姓易代，但天命所代表的思想體(ti) 係和社會(hui) 實踐則要一直傳(chuan) 承下來。”王軍(jun) 說。

元大都乾坤交泰分析圖王軍(jun) 繪

“奉為(wei) 圭臬”，中國人的時空觀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所研究員馮(feng) 時的代表作，便是今次論壇的論題，《中國古代的天文與(yu) 人文》。他在發言時提出觀點，“中國古代營造製度中的三才之道”。“‘三才’我們(men) 都知道，指天、地、人。而中國傳(chuan) 統建築和天、地、人都有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和中國古老的科學體(ti) 係也有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我們(men) 今天說中國的古典科學，不外乎就三種：第一是天文學，第二是數學，第三是力學，三門學問在傳(chuan) 統建築中都有非常鮮明的體(ti) 現。”

在馮(feng) 時看來這三種科學之所以古老，有一個(ge) 根本原因。“就是它們(men) 是服務於(yu) 原始農(nong) 業(ye) 而興(xing) 起的。農(nong) 業(ye) 文明的勃興(xing) 有一個(ge) 前提條件，就是人們(men) 必須對農(nong) 時有所掌握。在數千年前甚至更早，人們(men) 怎麽(me) 解決(jue) 農(nong) 時的問題？隻有一個(ge) 辦法，就是去觀測天象。天文學發展起來之後又麵臨(lin) 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如果大而化之去看，對於(yu) 決(jue) 定精確的農(nong) 時實際上是幫助不大的，而天文觀測精確化就必須引入另一門知識，數學。算學就是這樣才成為(wei) 中國起源最早的古典科學，在中國古代文化天文和數學其實是一家。”

而由裨益農(nong) 業(ye) 展開，還有一門重要的知識就是力學。“有了原始農(nong) 業(ye) 以後，原始人就要走出洞穴定居。定居就要建築自己的房屋，首先追求的必然是建築的耐久，這就要求他們(men) 開始研究力學原理。”在馮(feng) 時看來，中國傳(chuan) 統的認識論實際上四個(ge) 字就可以概括，所謂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意思就是人們(men) 通過對自然萬(wan) 物的觀察分析來獲取知識。它是唯物的，不是唯心的。中國古人所有的知識實際都是他們(men) 在生產(chan) 實踐中看到的，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

天文學研究開展起來後，麵臨(lin) 的下一個(ge) 問題便是對於(yu) 空間和時間的規劃。“天文學研究要做到精確化，就需要造出相應的天文儀(yi) 器輔助。而表的創製，成為(wei) 一切天文儀(yi) 具中最古老的一種。”事實上，表的發明不僅(jin) 推動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進步，而且成為(wei) 時空製度乃是人文製度賴以建立的基礎，因此它對文明曆史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

馮(feng) 時曾著文說，原始的“表”就是一根直立於(yu) 平地上的杆子，由於(yu) 人們(men) 需要了解不同時節的表影長度，所以同時發明了計量影長的度圭。“我們(men) 今天說奉為(wei) 圭臬，圭就是量影子的尺子，古人把它叫做圭。臬就是表杆，表杆是測影的標準器，圭是量影子的標準器。所以這兩(liang) 個(ge) 字合在一起，實際就是‘標準’的意思。”

“表的用處很廣泛，首先是用來定方位，這個(ge) 設想是通過對太陽投影方向的測定來實現的。其次是用來定節氣，顯然這是根據一年中正午時刻表影的長短變化完成的。表的另一些用途也同樣具有意義(yi) 。古人最初通過表影在一天之中方位的改變測定時間，但相當粗疏，後來由表衍生而出的日晷獨立發展了這一功能；古人通過研究二至日的影長可以了解黃道與(yu) 赤道的傾(qing) 角，從(cong) 而使天文觀測與(yu) 曆法編算的精度逐步提高；古人還曾根據不同地點在同一時刻的影長變化測定距離，不僅(jin) 建立了影差寸千裏的定律，而且可以據此找到大地的中央，這個(ge) 方法在後代逐漸得到了改進。”

一個(ge) 統治者獲得權力後，往往首先考慮的就是居住地點。“古人認為(wei) ，授予人王權的上帝住在天的中央，也就是北極。那麽(me) 承天配地的王要住在哪兒(er) 呢？他必須住在地的中央，這樣才能實現王和授給他權力的那個(ge) 上帝之間最直接的聯係，於(yu) 是也就形成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裏‘居中而治’的政治觀念。比如，我們(men) 看洛陽這個(ge) 地方在中國曆代常常作為(wei) 王庭，也就是後來我們(men) 說作為(wei) 都城朝代最多的地方，這就是由居中而治的政治觀所決(jue) 定的。”

表的功能是測影，測影首先就是要測空間，繼而在準確規劃空間的基礎上規劃時間，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特有的“時空觀”。“在中國傳(chuan) 統的時空關(guan) 係裏，空間是第一位的，這跟西方的時空關(guan) 係不一樣。我們(men) 是空間決(jue) 定時間——打開《周禮》，馬上跳到眼前的就是要‘辨方正位’。千頭萬(wan) 緒第一步，就是要辨方正位。而中國傳(chuan) 統建築施工前，首先也是要正方位，這跟西方也不一樣。方位問題在西方建築裏基本不是問題，朝向哪兒(er) 都可以，中國則不行。我們(men) 首先要把子午線定好，把卯酉線定好，把這些空間的問題先解決(jue) 了，然後才能去施工建築。所以中國的傳(chuan) 統城市都是方方正正的，都是對稱的。而這樣一種用表來規劃空間和時間的工作範式，在我們(men) 傳(chuan) 統的建築製度思想中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馮(feng) 時說。

北京紫禁城神武門門道王軍(jun) 攝於(yu) 2016年9月

這一傳(chuan) 統傳(chuan) 到元朝遇到了新問題：元朝的版圖太大了。“在這樣大的版圖基礎上，如果再把都城放在洛陽，就不利於(yu) 統治北方大麵積的國土。因此後來忽必烈把國都選在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馮(feng) 時看來，這個(ge) 變化不是輕易的，忽必烈必須要解決(jue) 一個(ge) 問題，就是這個(ge) 傳(chuan) 統“地中”觀念延續性的問題。

“王軍(jun) 教授的這本新書(shu) 《堯風舜雨》，題目非常好，從(cong) 元人的文化心理上解決(jue) 了忽必烈接受漢法，以求他的王朝乃是中華正統。就是我的大元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對中原王朝的繼承，而且他一下子就把這個(ge) 繼承的點推到了堯舜。怎麽(me) 確立這個(ge) 說法呢？這又回到了觀象授時，君權神授這一套上，因為(wei) 對於(yu) 時間的解釋權從(cong) 來都是由王來壟斷的，隻有皇帝才能擁有觀象授時的特權。忽必烈建大都，他接受了漢法，我們(men) 都知道草原民族、遊牧民族之前是沒有都城的，建大都本身就是接受漢法的標誌，那麽(me) 修築天文台就更是了，由此他才完成了在政治文脈上道統的延續。”

馮(feng) 時在發言中也提到了中國古代建築中的陰陽觀。“建築本身就是空間布局，而最適合表現陰陽觀念的，就是空間布局。那我們(men) 怎麽(me) 區分陰陽？古代說有宮必有碑，碑是幹嗎的？識日影，引陰陽也。宗廟裏也有碑，同樣通過它來識日影、辨陰陽，所謂引陰陽就是辨別陰陽的意思。辨陰陽從(cong) 方位和空間來講就是分東(dong) 西，東(dong) 邊是陽位，西邊是陰位。我們(men) 看傳(chuan) 統的皇城布局，紫禁城的布局就是‘左祖右社’（其中‘祖’指祖廟或太廟，用來祭祀祖先；‘社’為(wei) 社稷壇，祭祀社稷。麵南背北，左側(ce) 為(wei) 東(dong) 方，右側(ce) 為(wei) 西方，左右對稱。）所以我們(men) 說中國古代建築，它既有天的內(nei) 涵，又有地的象征，當然最後歸旨是服務於(yu) 人。這樣一種集天地人三才之道為(wei) 一體(ti) 的建築，正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所謂‘天人合一’的思想。”

“雖似天開，實由人作”，中國建築規矩的方圓之道

清華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副館長王南的發言題目是，中國建築規矩方圓之道。在他看來，中國古人講園林藝術的時候經常說一句話，“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我們(men) 可以反過來說，‘雖似天開，實由人作’——它還是人創造的結果，所以還是在規矩方圓這些經典比例的控製當中。”

在枚舉(ju) 一些實例後，王南講到了古人建築時使用的工具。“我們(men) 看漢代著名的武氏墓地畫像圖中的伏羲女媧圖，他們(men) 手持規矩，規天矩地，這是中國的‘創世記’——而西方的創世記是米開朗基羅畫的模式。所以我經常說伏羲女媧是最早的規劃師和建築師，他們(men) 的工具就是規矩。”

在王南看來伏羲手裏拿的“矩”，今天還活在日本工匠當中。“矩尺在日本人那裏叫做曲尺，它的刻度非常有意思，上頭的刻度是正常的公製厘米，下頭是根號2厘米。所以日本匠人要表現根號2的時候，不用掏出計算器算，用尺子量就行。但我在日本穀歌上查木工曲尺，寫(xie) 詞條的人感慨說現在懂這個(ge) 東(dong) 西的人越來越少，瀕臨(lin) 失傳(chuan) 。”

“我們(men) 可以看到西方各時期表現建築師的圖畫，比如在中世紀碑刻裏，匠師手裏拿著長杆，就像中國的丈杆，這裏擺著矩尺，這裏擺著圓規。西方人說到帕特農(nong) 神廟等一係列經典的建築，都會(hui) 講其間蘊含著黃金分割比例，這在西方的造型藝術裏絕對是顯學。而其實在中國《周髀算經》中也有相關(guan) 的文獻，如果看實物，我們(men) 從(cong) 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從(cong) 那麽(me) 大尺度的都城營建，到最小尺度的鬥拱截麵，中國古人都在使用基於(yu) 方圓的比例。”王南以為(wei) ，這正體(ti) 現了中國人對於(yu) 美的比例的實踐。“就是天地和諧，順著今天馮(feng) 時老師的提法，這表現了天地人三才的和諧。這樣的比例要求源遠流長，一以貫之，貫穿我們(men) 營造製度中各個(ge) 尺度層級，從(cong) 來沒有中斷過，想來就非常令人心潮澎湃。”

20世紀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拍攝的北京西直門，可見其圓券門製。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提供

時間在大地上的投影，“像滿天的星辰一樣標示出生命的節律”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hui) 學院副教授鞠熙在發言時笑言，自己的本行民俗學是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學科，“所以我關(guan) 心的是那些大地上最多數的人，那些每天為(wei) 了活著就已經拚盡全力的普通人，他們(men) 是城市真實的使用者、生活者和利用者。而這些真實的推動曆史發展的普通人，他們(men) 腦子裏會(hui) 不會(hui) 有一套天文和人文的觀念呢？這是我特別感興(xing) 趣的話題。”

中國人的生活，講求起居作息一定要順應天時，這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民俗外化的基本特征。王南以老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為(wei) 例介紹說，“過去的北京居民在立春之日要到東(dong) 直門外打春牛，端午節要去天壇避毒采藥，重陽節登高到天寧寺、香山這些地方。同時，當年北京居民一年之內(nei) 的生活節奏不僅(jin) 僅(jin) 是季節性的，同時也是方位性的，比如東(dong) 直門在東(dong) 北方向，對應立春。天壇和金魚池在城南，夏天他們(men) 一定要到這個(ge) 地方避暑，三伏天要到天壇貼三伏貼，據說貼一下天壇裏的石頭一年就不生病了。到秋天則要去香山看紅葉，香山在西邊，象征秋天。”

“在普通市民看來，那些民俗活動和與(yu) 之相應的寺廟場地，都和特定的時間相配。一方麵既是人們(men) 賞花、休息、遊覽的公園，另一方麵也和現代意義(yi) 的公園有明顯的差異，每座寺廟都有自己專(zhuan) 屬的時間和行為(wei) 的意義(yi) 。二月初一，一定要去太陽宮太陽廟；三月三一定要去拜蟠桃宮；四月初一一定要上妙峰山……清末《燕京歲時記》的序言裏有句話：各處遊覽多有定期，宜於(yu) 歲時相表裏。可以說，不僅(jin) 在北京城的規劃者眼中，這座城市是天文和星辰在大地上的投影。對於(yu) 普通老百姓而言，日常的民俗祭祀也都是時間在大地上的投影，像滿天的星辰一樣標示出生命的節律。”

鞠熙還饒有興(xing) 趣地介紹說，清代中期以後，北京內(nei) 城的城牆上已經大量出現牆磚脫落，雜草叢(cong) 生的現象。“因為(wei) 城牆是不允許普通人隨便去的，少有人跡，這些地方久而久之就成了野生動物的樂(le) 園。我有一篇文章叫《城市裏的鄰居們(men) 》，就是講以往的北京城可不是像現在這樣寸土寸金，而是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與(yu) 野生動物比鄰而居的城市，城內(nei) 的黃鼠狼、狐狸就特別多。元代有大量文件記載北京城有很多狐狸，而狐狸和黃鼠狼也被北京市民視為(wei) ‘大仙’，是有靈性的動物，狐狸成精的傳(chuan) 說在北京就特別多。而人們(men) 也逐漸開始相信，在北京城內(nei) 城的角樓上，狐仙特別靈驗。以至於(yu) 這幾個(ge) 城樓後來幹脆被直接稱為(wei) ‘狐仙樓’，特別是東(dong) 南角樓和西南角樓。”

“城樓和角樓都可以視作國家的象征，是國家權力和威嚴(yan) 的標誌，可是當老百姓開始在這些地方拜狐仙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用非常草根的形式把國家權威的象征變成了自己祈福的仙山，是老百姓在用自己的一套觀念消解甚至對抗皇權的那套符號係統。它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強，是以我們(men) 不能簡單地以迷信視之，也要看到它背後的人文價(jia) 值。”鞠熙說。

（本文寫(xie) 作參考了馮(feng) 時的《奉時圭臬·經緯天人——圭表的作用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文。）

北京西城區成方街33號清代重建之都城隍廟後殿（寢祠）王軍(jun) 攝於(yu)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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