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ge) 獨裁者：波普爾的柏拉圖

作者：琴太嬿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1945年11月，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開放的社會(hui) 及其敵人》在倫(lun) 敦出版。同一個(ge) 月，戴高樂(le) （Charles de Gaulle）當選法國臨(lin) 時政府總統，印度尼西亞(ya) 反對英國占領的獨立運動到了緊急關(guan) 頭，紐倫(lun) 堡審判開始在德國舉(ju) 行——卡爾和夫人亨尼·波普爾（Hennie Popper）準備啟航前往英國。

這對夫婦已經在新西蘭(lan) 度過了幾年流亡的歲月，現在動身前往英國，卡爾將擔任倫(lun) 敦經濟學院的新教職——該工作崗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開放的社會(hui) 及其敵人》的前景。亨尼在過去幾年一直打印手稿，給朋友寫(xie) 信談到“把過去幾年打印手稿的噩夢般日子”留在身後。

經過一番折騰，波普爾最終成功地獲得貨運班輪上的兩(liang) 個(ge) 床位（不是緊挨著）。從(cong) 新西蘭(lan) 前往英國的長途旅行需要一個(ge) 多月時間。直到次年元月之前，他忠實朋友，藝術史家恩斯特·貢布裏希（Ernst Gombrich）在碼頭手拿一本第一版的書(shu) 迎接他們(men) ，波普爾看見正是這本書(shu) 開啟了他的職業(ye) 生涯，奠定了他的學術聲譽。

無論是在火車上還是在公交車上，他的眼睛都像老鷹一樣在看書(shu) 。

哲學的假先知

今天，《開放社會(hui) 及其敵人》最被人牢記可能有兩(liang) 大原因：卡爾波普爾創造了兩(liang) 個(ge) 術語“開放社會(hui) ”和“封閉社會(hui) ”，其次是激烈攻擊作為(wei) 封閉社會(hui) 的最初設計師的柏拉圖。在波普爾看來，柏拉圖是第一個(ge) 和影響最大的專(zhuan) 製主義(yi) 思想家。（波普爾的類似指控還指向亞(ya) 裏士多德、馬克思和黑格爾，但這些指控並沒有留下深刻印象。）波普爾設想了開放和封閉社會(hui) 的差別是他們(men) 各自知識文化的差別。開放社會(hui) 的獨特之處在於(yu) 批判性的民主文化，這使得普遍擁有的信念有機會(hui) 得到批評和修改，這樣做就是在擁抱創新。相反，封閉社會(hui) 缺乏這種“批判態度”。它們(men) 依靠“教條式”神話權力來維持，該神話維持現有權力結構同時窒息社會(hui) 變革。1

對柏拉圖的攻擊占了該書(shu) 前兩(liang) 卷的開頭。焦點集中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及其由一幫精英哲學家管理下的城市藍圖，波普爾認為(wei) 柏拉圖提出了封閉社會(hui) 的場景。他指出，在柏拉圖的理想城市裏社會(hui) 秩序分層，還有知識階級和生產(chan) 階級之間的嚴(yan) 格社會(hui) 分工，社會(hui) 流動性的缺乏，國家對大部分文化的審查，還有最要命的是公然編造的神話的傳(chuan) 播，即所謂的高貴謊言來為(wei) 現狀辯護。波普爾注意到，所有這些都等同於(yu) 哲學王的獨裁專(zhuan) 製，他們(men) 向臣民宣揚神話以便壓製自由思考，並將其限製在嚴(yan) 格的種姓體(ti) 係之內(nei) 。柏拉圖的政治的整個(ge) 程序簡單來說就是維持這個(ge) 框架：努力“阻止任何變化”。2

波普爾繼續猜測，柏拉圖的設想是對哲學家所處的雅典新興(xing) 民主做出的反應。因為(wei) 對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一群同胞公民審判和處決(jue) 的悲劇痛心不已，柏拉圖成為(wei) 發誓與(yu) 民主不共戴天的敵人。《理想國》是哲學家的反民主宣言——是他扮演哲學王角色的野心的宣言書(shu) 。

波普爾認為(wei) ，依靠《理想國》中表達的反民主觀點，柏拉圖不可撤銷地為(wei) 西方傳(chuan) 統注入神秘的毒素。到了20世紀，那些觀點在法西斯主義(yi) 中複活了。波普爾寫(xie) 到，柏拉圖《理想國》的基礎神話——高貴謊言簡直就是納粹“血與(yu) 土這個(ge) 現代神話”的“準確翻版”。 3

神話的創造

我們(men) 很難從(cong) 尖酸刻薄的攻擊中猜測，波普爾開始沿著道路前進並最終寫(xie) 出《開放的社會(hui) 》時，他實際上對柏拉圖並沒有特別的惡意。他也沒有特別的資格表現出這樣的怨恨。他的有限的希臘語知識是在中學時學的或自學的，他受到的專(zhuan) 業(ye) 訓練是科學哲學而非思想史或政治哲學。

在他戰前和流亡前的日子，年輕的波普爾在邏輯實證主義(yi) 的誕生地維也納圈子的邊緣地帶為(wei) 他自己贏得了小小的名氣。在1934年出版後來用英語重寫(xie) 的書(shu) 《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k der Forschung）中，波普爾將科學定義(yi) 為(wei) 一堆“可出錯的”知識，一套能夠被實驗證偽(wei) 的假說。這本書(shu) 在維也納知識分子精英群體(ti) 中傳(chuan) 播甚廣，愛好者還包括一幫精心挑選出的英國哲學家，他們(men) 對歐洲大陸的發生的事非常好奇。

在接下來一個(ge) 重大工程中，波普爾將《科學發現的邏輯》中的觀點發展成為(wei) 對社會(hui) 科學的全麵批判。《曆史主義(yi) 的貧困》主要在新西蘭(lan) 構想和寫(xie) 成的，這是對社會(hui) 科學中“曆史主義(yi) ”傾(qing) 向的批判，尤其是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更喜歡的無法證偽(wei) 的曆史預言——革命即將到來——推崇自然科學的嚴(yan) 謹性。（多年以後，甚至波普爾稱這本書(shu) 是其“作品中最枯燥乏味的著作”之一。4）

《開放的社會(hui) 及其敵人》的誕生可以說是這部散亂(luan) 的作品的越來越膨脹和偏離的結果。深入到文本之中，波普爾開始在曆史主義(yi) 的先行語加上旁白。他單獨挑出來亞(ya) 裏士多德和柏拉圖（還有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將他們(men) 描述為(wei) 開放的科學探索的敵人，認定嵌入到現實本質的固定觀念。波普爾認為(wei) ，他們(men) 有關(guan) 認識論和本體(ti) 論的理論擁有令人擔憂的政治隱含意義(yi) 。他對柏拉圖《理想國》中潛在的專(zhuan) 製主義(yi) 提出了若幹評論。

他開始給同事和朋友看相關(guan) 章節，尤其是新西蘭(lan) 大學的一位古典學講師。他們(men) 感到的困惑很多，足以讓他覺得有必要擴展描述，這種描述變得越來越多，最終變成了完全獨立的“夥(huo) 伴論文”（companion essay）（波普爾的話），題目是“曆史主義(yi) 曆史的邊緣注釋”。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德國1938年入侵他的家鄉(xiang) 奧地利，1940年法國陷落——顯然迫使波普爾將其長論文視為(wei) 一種政治行為(wei) 。當他設想柏拉圖和法西斯主義(yi) 之間的契合性時，頓悟的時刻似乎出現了。很快，他將《曆史主義(yi) 的貧困》放在一邊，將全部時間投入到新的課題研究中。“邊緣注釋”最終成長成為(wei) 兩(liang) 卷本《開放的社會(hui) 》，他明確無誤地將其稱為(wei) 戰爭(zheng) 期間的努力。（他甚至擔心這場戰爭(zheng) 在他還沒有寫(xie) 完時就已經結束了。）他在1943年寫(xie) 給朋友的信中說，“我認為(wei) 消除對偉(wei) 大名字和偉(wei) 大思想權威的敬畏是人類痊愈的必要前提條件之一。”5

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是《開放的社會(hui) 》核心的火焰。這也是他為(wei) 這本書(shu) 找到出版社如此艱難的原因之一。波普爾首先安排將手稿——總共超過700多頁——送給美國出版社。他曾經聽說美國戰爭(zheng) 期間紙張緊缺不像英國這麽(me) 嚴(yan) 重，希望那裏的出版社不會(hui) 因為(wei) 物質方麵的原因而拒絕它。但是，他的美國熟人幫忙找出版社的努力也沒有成功，部分是因為(wei) 波普爾頑固拒絕刪掉柏拉圖的部分，也拒絕在總體(ti) 上弱化辯論口吻。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拒絕出版它的理由是“一家大學出版社不該出版對柏拉圖如此大不敬的著作。”6

波普爾向貢布裏希（Gombrich）抱怨說，“情況真的很可怕。我覺得如果人們(men) 寫(xie) 了一本書(shu) ，他就不應該被迫去求人來閱讀和出版。”7實際上，此人已經成為(wei) 他在英國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和秘書(shu) 。

這本書(shu) 對他來說非常重要。波普爾迫切渴望找到一份新工作。他在新西蘭(lan) 的教職幾乎肯定挽救了他在戰爭(zheng) 期間的生活，但是，他不願意繼續呆在那裏，即“前往月球的半道上”。8一本成功的英文著作可能成為(wei) 他返回地球的機票。

波普爾在學界求職的活動在他30多歲時就開始了。在奧地利，他作為(wei) 猶太人的身份阻止了他在完成博士學位後繼續完成教授資格（the Habilitation），在學界求職需要這個(ge) 博士後資格才能獲得教授職位。他在維也納郊區找到在中學當老師的職位，這與(yu) 夫人亨尼一樣，人家為(wei) 了支持他而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隨著中歐政治氣候變得越來越糟糕，波普爾開始尋找在英國和美國的學界職位。在很多方麵，他是這些就業(ye) 崗位前途暗淡的候選人，因為(wei) 有太多逃離法西斯主義(yi) 的其他中歐知識分子也在覬覦這些職位。他從(cong) 來沒有在學界擔任過適當職位，也沒有出版過英語著作，而且他的英語口語也很蹩腳。

但是，在其他方麵，波普爾也得益於(yu) 他給維也納圈子熟人留下的良好印象——關(guan) 鍵是給英國崇拜者留下聰明和前程無量的印象。他開始和蘇珊·斯特賓（Susan Stebbing）通訊，當他在巴黎的一次學術會(hui) 議上遇見年輕的艾耶爾（A.J. Ayer）時，也被介紹認識了以賽亞(ya) ·柏林（Isaiah Berlin）和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

亨尼將房子抵押出去，用換來的資金支持他前往英國巡回演講，他希望在演講結束時能夠手裏拿到就業(ye) 機會(hui) 。但是，那是糟糕的體(ti) 驗。很多演講——即使在應邀用德語演講時，他堅持使用磕磕絆絆的英語，而且進展也不順利。9 但是，這次巡回演講包括在倫(lun) 敦經濟學院，他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一次命運攸關(guan) 的會(hui) 麵，此人立刻受到他的吸引，並認定波普爾可能成為(wei) 他的自由意誌論的潛在盟友。

多年以後，在新西蘭(lan) 流亡期間，波普爾切斷了與(yu) 世界的聯係，而且竭力想出版《開放的社會(hui) 》，於(yu) 是他聯係了哈耶克探討出版此書(shu) 的可能性。哈耶克喜歡他讀到的東(dong) 西，開始動用自己的關(guan) 係。當他主動以波普爾的名義(yi) 將《開放的社會(hui) 》交給勞特裏奇出版社（Routledge）後，終於(yu) 被充滿熱情地接受。同時，《開放的社會(hui) 》手稿也讓哈耶克能夠開始為(wei) 波普爾謀求在倫(lun) 敦經濟學院的職位招聘的申請資格。那裏的唯一一位哲學家剛剛退休。

倫(lun) 敦經濟學院——是社會(hui) 主義(yi) 者組織費邊社在20世紀初創立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院——在戰爭(zheng) 期間逃到劍橋大學的彼得豪斯學院（Peterhouse）。現在，正小心準備返回到倫(lun) 敦——-需要新的聘任來提升其戰時的暫時停滯。

雖然哈耶克已經為(wei) 波普爾找到了機會(hui) ，但他仍然需要說服同事們(men) 其奧地利同胞對社會(hui) 科學有“積極興(xing) 趣”，畢竟他的若幹著作都是關(guan) 於(yu) 科學哲學的。10哈耶克做了充滿熱情的遊說，將其手稿交給同事們(men) 閱讀，想以此作為(wei) 波普爾社會(hui) 科學研究資格的證據，其中包括倫(lun) 敦經濟學院的院長亞(ya) 曆山大·莫裏斯·卡爾-桑德斯（Alexander Carr-Saunders）。哈耶克成功地說服老板將兼職崗位改變為(wei) 專(zhuan) 職崗位。哈耶克本人也在該研究委員會(hui) ，他不停地給波普爾和貢布裏希（Gombrich）提供內(nei) 部消息。

哈耶克成功地為(wei) 波普爾爭(zheng) 取到這個(ge) 職位，也成功地讓《開放的社會(hui) 》出版。波普爾感謝了他“拯救了我的人生”——-可憐的貢布裏希，他做了一切，甚至包括校對所有錯誤的乏味工作。 11

適當時間的適當批評

有點出人意外的是，《開放的社會(hui) 》一下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古典學者馬上對波普爾描述的柏拉圖感到憤怒。他們(men) 認為(wei) 這種批評攻擊性太強（在他們(men) 看來，從(cong) 本子上說，作者根本沒有能力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去走近柏拉圖，更不要說帶著同情的精神去理解他了。12）他好不隱晦地努力將古代材料塞進現代範疇之中（“他看到的柏拉圖完全被扭曲了，因為(wei) 他總是蹲在角落裏以便在背景中的某個(ge) 地方瞥見希特勒的影子。”13）以及他對柏拉圖撰寫(xie) 《理想國》的政治動機的猜測“應該受到譴責”。14

但是，這些抗議也淹沒在非同尋常的大眾(zhong) 讚同和來自波普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入的圈子裏的若幹著名哲學家的認可。曾經在1945年被任命為(wei) 牛津大學形而上學哲學教授的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在《心靈》（Mind）雜誌上寫(xie) 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書(shu) 評，貶低《理想國》的“上癮者”，他們(men) 肯定要抗拒波普爾解讀的優(you) 勢。15伯特蘭(lan) ·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幫助波普爾謀得新西蘭(lan) 的教職，寫(xie) 文章讚同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很快注意到他本人曾經表達過類似的疑慮。羅素寫(xie) 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在政治一邊應該得到體(ti) 麵人的稱讚，這種觀點或許是曆史上文學界勢利眼的最驚人案例。”16

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尤其是在大眾(zhong) 讀者中間顯然引起了共鳴。讀者已經非常厭煩一本正經乏味無聊的柏拉圖半身像，這是本傑明·喬(qiao) 伊特（Benjamin Jowett）等學者在維多利亞(ya) 時代的英國所塑造的理想化柏拉圖形象。人們(men) 馬上接受了修正主義(yi) 者的觀點，即他們(men) 被教導要崇拜的高尚觀點最終來說是是被誤導了的錯誤觀點，甚至是赤裸裸的、公然的危險論調。

當然，波普爾很難說是第一個(ge) 攻擊柏拉圖的人。長期以來哲學界一直存在著一種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業(ye) 餘(yu) 愛好者傳(chuan) 統，從(cong) 早期啟蒙運動前後到尼采時達到最近的高水位。甚至在波普爾這一代人中，很多不很知名的學者也通過當代政治的棱鏡重新評估過柏拉圖。

但是，波普爾某些描述引起了共鳴。在一個(ge) 人們(men) 並不迫切要求微妙差別的時代，它提供的信息具備讓人耳目一新的簡潔和清晰。波普爾推倒一切的途徑非常適合大眾(zhong) 要求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災難怎麽(me) 就能發生的理由。到底哪裏出了問題？人們(men) 有個(ge) 大規模的長時段（longue-durée）反思的欲望，一種思想文化不能再簡單地這樣下去的意識。公眾(zhong) 渴望獲得答案——需要找到應該譴責的罪魁禍首。波普爾的書(shu) 清晰地告訴他們(men) ，其敵人是誰。

這本書(shu) 寫(xie) 作背後的迷人故事也助長了這種熱潮。《開放的社會(hui) 》躋身流亡猶太思想家的著作萬(wan) 神殿，它們(men) 提供了對西方傳(chuan) 統的涵蓋一切的描述。德國文學批評家埃瑞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論》（Mimesis）——據說是根據作者自己的記憶還有少數資源寫(xie) 成的，是伊斯坦布爾大學圖書(shu) 館少量歐洲語言藏書(shu) ——是另一個(ge) 著名例子）依靠他們(men) 個(ge) 人的痛苦和離開家鄉(xiang) 的遙遠距離，這些作者就像先知預言家，獲得了一種特殊視角，從(cong) 中可思考西方文明的軌跡。波普爾當然鼓勵了這樣的神話。

波普爾本來打算將《開放的社會(hui) 》作為(wei) 對當時世紀中期政治的一種幹預，但意料之外的是，讀者發現了它可以成為(wei) 探索新出現的冷戰的指南，正是這個(ge) 功能賦予該書(shu) 持久的吸引力。本來寫(xie) 出來是作為(wei) 西方傳(chuan) 統原罪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的新奇辯論，現在卻成了更大的東(dong) 西。通過黑格爾，馬克思成了崇拜柏拉圖神壇的最近的假先知，這樣的思想譜係傳(chuan) 承似乎規定了人們(men) 應該如何用懷疑主義(yi) 的視角看待戰後風景中的共產(chan) 主義(yi) 政權。

隨著冷戰的加入，自由派和保守派雙雙擁抱了《開放的社會(hui) 》，前者受到波普爾充滿熱情地為(wei) 個(ge) 人自由辯護的吸引，後者則欣賞它提供的譴責烏(wu) 托邦共產(chan) 主義(yi) 的彈藥供應。後來幾十年《開放的社會(hui) 》的影響力傳(chuan) 播到更遠的地方，從(cong) 西歐社民黨(dang) 領袖的寫(xie) 字台到蘇聯和中國的異議者圈子，這本書(shu) 被地下印刷和秘密傳(chuan) 播，喬(qiao) 治·索羅斯（George Soros）還成立了開放的社會(hui) 基金會(hui) ——波普爾的柏拉圖作為(wei) 傀儡也走進讀者的心裏，成為(wei) 一種被認定應該抗拒的思維方式的有效的和永不磨滅的標誌。

去神秘化的神話

今天，波普爾的極權主義(yi) 柏拉圖存在於(yu) 大眾(zhong) 的想象中，伴隨著他試圖要推翻的更仁慈的柏拉圖形象，兩(liang) 種形象放在一起極其不協調，也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在一定程度上，柏拉圖繼續作為(wei) 理性思想傳(chuan) 統的創始人而得到推崇，他將哲學從(cong) 神話和迷信這種毫無批判精神的力量中解放出來。但柏拉圖也暴露出這樣的程度，即我們(men) 不可能臣服於(yu) 這種必勝主義(yi) 敘述，同時接受《理想國》中字麵意義(yi) 上的政治描述，尤其是嚴(yan) 肅看待柏拉圖使用神話作為(wei) 其寫(xie) 作和政治思想的核心思想。

古典學者或許不屑一顧地堅持認為(wei) ，當今沒有人認真對待波普爾描述的柏拉圖。但是，事實仍然是《開放的社會(hui) 》的成功幾十年來一直讓他們(men) 處在被動防守的境地。波普爾解讀中的很多更微妙細節，如對柏拉圖個(ge) 人政治野心的詳細猜測當時顯得古怪奇特，現在有些過時。但是，攻擊的更廣泛要點——《理想國》中的理想城市擁有令人擔憂的政治特征——仍然難以否認。

如果可以說什麽(me) 的話，波普爾立場的極端性可能產(chan) 生一種相反作用的效果，即窒息對柏拉圖政治的眾(zhong) 多維度的、更進一步細膩研究的熱情：極權主義(yi) 要點已經被徹底提出來。波普爾的描述繼續影響柏拉圖政治哲學的文獻——或許隻是作為(wei) 在書(shu) 籍的緒論部分或論文的開頭段落中需要拋棄的稻草人——但它仍然是閱讀書(shu) 目和課程參考書(shu) 目中的支柱，是可靠的、清晰的對立麵觀點。

波普爾的成就的確是實質性的。他衝(chong) 擊了人們(men) 對柏拉圖的闡釋，讓人看到他對當今政治的相關(guan) 意義(yi) ，展示出完全有可能以一種強有力的方式將古代觀念與(yu) 當今事件聯係起來。這樣做，波普爾顯示對於(yu) 像柏拉圖這樣備受推崇的經典作家的解讀未必是單向度的，他打開了新解讀的可能性。他或許沒有證明皇帝什麽(me) 也沒穿，僅(jin) 僅(jin) 扯著嗓子大聲喊叫。但是，他的確令人信服地證明這個(ge) 皇帝有可能赤身裸體(ti) ——-畢竟，他是埋藏在曆史服裝煙塵下的赤裸者。

但是，即使波普爾在其對思想文化的認識方麵是真誠的，有必要消除人們(men) 對英雄的敬畏，但是，終極來說，他的課題是不完整的，實際上從(cong) 一開始就有缺陷。

雖然波普爾一再聲稱其努力要把柏拉圖從(cong) 神壇上拉下來，但他仍然接受了這個(ge) 前提——人們(men) 可能說，那是哲學的基礎神話——柏拉圖是西方思想傳(chuan) 統的奠基人。波普爾敦促其讀者懷疑經典，但柏拉圖在經典中的地位都沒有遭到質疑，無論是作為(wei) 原初善或原罪的創始人。

隻有少數人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ge) 諷刺：他對柏拉圖的攻擊幫助將波普爾提升到當代經典的地位。毫無疑問，波普爾沒有能夠達到《開放的社會(hui) 》中列出的理想的種種情況並不缺乏。他的同事們(men) 常常發現他並非感到愉快的人，缺乏寬容之心——很難說他是對批評和不同意見持開放態度的典範。倫(lun) 敦經濟學院裏他的學生開玩笑地宣稱，《開放的社會(hui) 及其敵人》就是其中一個(ge) 敵人寫(xie) 成的。17

在進一步論述由單一創始人開啟的哲學傳(chuan) 統的敘事中，波普爾並沒有竭力將柏拉圖推下神壇，反而更進一步強化了哲學真正本質的更深層敘述，據此任何求助於(yu) 神話都構成對該工程的背叛。在波普爾以及很多在他之前推崇柏拉圖的闡釋者看來，哲學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將神話的模糊思維放在一邊，更加偏愛更透明、更嚴(yan) 謹、更善於(yu) 反思的認知形式。波普爾簡單地接受了哲學進步的故事——-作為(wei) 從(cong) 神話離開的線性軌跡——低調地重新講述背叛理想的故事。

波普爾對那個(ge) 更深層敘述的依戀或許阻止他以更清醒的眼光看待柏拉圖及其神話創造。柏拉圖構建神話和將神話納入其哲學對話的小心翼翼暗示出對哲學家的另一種描述：認定神話作為(wei) 補充——不是對立的途徑的貢獻。那種批判性推理被波普爾認為(wei) 是哲學和開放的社會(hui) 的定義(yi) 性特征。通過借用希臘神話傳(chuan) 統創造自己的哲學神話，柏拉圖可能在提出一個(ge) 主張，即這樣的故事與(yu) 我們(men) 的世界觀聯係起來甚至重新塑造其若幹方麵的威力，不讓它們(men) 很容易地接受更喜歡論證的理性審視形式。

柏拉圖的神話常常出現在對話中的特定時刻，此時，對話者不知不覺地抓住自己陷入的某些和自然環境或社會(hui) 環境聯係起來的想象框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波普爾知道的東(dong) 西——在他看來《理想國》中的高貴謊言，卻是重新塑造現有一套有關(guan) 事物秩序的認識的努力——-除了受到操縱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東(dong) 西。但是，柏拉圖寫(xie) 自己的哲學神話的要點是從(cong) 哲學上參與(yu) 支撐我們(men) 世界觀的想象框架，不能僅(jin) 僅(jin) 依靠批判將其打垮就行了，還要求更多內(nei) 容。他在神話中看到不僅(jin) 是補充邏輯論證的哲學表現的獨特建設性形式潛力，而且是一種可以容納永久性地再創作和再評價(jia) 的動態的體(ti) 裁。

哲學的起源故事

《開放的社會(hui) 》出版75年之後，它在當今或許是最有說服力的一本書(shu) ，既展示了幹脆的起源故事的誘惑力又探討了難以駕馭的棘手難題，因而在哲學界一再被講述。這些故事或許在隨後的講述中改變顏色，就像波普爾的描述充當了令人擔憂的提醒，長久以來被神聖化的經典人物最終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東(dong) 西。但是，它也是這樣的故事，哲學家們(men) 似乎在危機時刻都會(hui) 依賴經典，這些思想權威的經典地位或許正是讓他們(men) 成為(wei) 人們(men) 敘述中隨時可用的人物，在危機時刻哲學家被繼續重新拜訪和重新想象。

從(cong) 新西蘭(lan) 遙遠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遠離家鄉(xiang) 11000英裏——波普爾尋找到了熟悉的故事中熟悉的人物來幫助弄明白導致他遠走異國他鄉(xiang) 的全球事件。可以論證的是，經曆此變故之後，人和世界都發生了變化。在波普爾看來，柏拉圖是理解這個(ge) 困境的催化劑，而困境幫助改變了我們(men) 對柏拉圖的理解。隨著波普爾的年紀越來越大，他本人與(yu) 《開放的社會(hui) 》的出版經曆的年份越多，他承認並非所有內(nei) 容都能很好地步入老年。他寫(xie) 到“在我當今看來，有些批評不過是情感宣泄，現在感到有些難為(wei) 情，不過，現在不是切碎詞語的時刻——-至少我當時是這樣的感受。”18

注釋：
 
1. 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62), 50;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first published 1945.
 
2.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86.
 
3. Ibid., 273.
 
4. Karl Popper, 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2002), 130. First published 1976.)
 
5. Popper to Fritz Hellin, June 29, 1943, cited in Malachi Haim Hacohen, Karl Popper: 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45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54–55.
 
6. Ernst Gombrich to Popper, October 13, 1943 cited in Hacohen, Karl Popper, 457.
 
7. E.H. Gombrich,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pen Society,” in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xxvi.
 
8. Ibid.
 
9. 或者如馬拉奇·哈伊姆·哈科恩（Malachi Haim Hacohen）在其權威性的波普爾思想傳記中尖刻地總結的那樣，“他曾經和愛因斯坦合作，與薛定諤（Schrödinger）和玻爾（Bohr）合作，但仍然沒有工作。”Hacohen, Karl Popper, 320.
 
10. Friedrich Hayek to Gombrich, July 12, 1943, cited in Hacohen, Karl Popper, 496.
 
11. Popper, Unended Quest, 137.
 
12. R. Hackforth,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Classical Review 61, no. 2 (1947): 55–57, 56.
 
13. G.C. Field,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By K.R. Popper,” Philosophy 21, no. 80 (1946): 271–76, 274.
 
14. Hackforth,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56.
 
15. Gilbert Ryle,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By K.R. Popper,” Mind 56, no. 222 (1947):167–72, 169.
 
16. 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Unpopular Essays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2009), 7. Essay first published 1947.
 
17. Alan 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Open Society, xxi.
 
18. Popper,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The Open Society, xxxix.

譯自：The First Authoritarian Popper’s Plato by Tae-Yeoun Keum

https://hedgehogreview.com/issues/political-mythologies/articles/the-first-authoritarian 

作者簡介：

琴太嬿（Tae-YeounKeum）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政治學副教授。著有《柏拉圖與(yu) 政治思想中的神話傳(chuan) 統》（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