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廷立的思想特色及其家禮實踐

作者：吳兆豐(feng) （武漢大學曆史學院講師，曆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內(nei) 容摘要：朱廷立是心學家王陽明親(qin) 傳(chuan) 弟子，服膺其明親(qin) 一體(ti) 、政學合一之論。作為(wei) 早期楚中王門代表，朱廷立不事講學，反對虛談良知本體(ti) ，主張實修實踐，屬於(yu) 陽明後學中的漸修工夫論派。朱廷立以致良知之學為(wei) 身心兼修、政學相即的有用實學，強調以禮治心，重視以禮化俗。恰逢明代中後期地方官員利用鄉(xiang) 約、官學和立法推動《家禮》下行。朱廷立以鄉(xiang) 約為(wei) 基層禮儀(yi) 教化組織，並在諸暨刊行《婚喪(sang) 條約》，以法輔禮，以禮變俗。其後朱廷立任兩(liang) 淮巡鹽禦史，懲戒揚州商人婚喪(sang) 論財奢侈陋俗之餘(yu) ，命揚州府學諸生演行四禮，以禮範俗。朱廷立又編刊《家禮節要》，損約朱子《家禮》和丘濬《家禮儀(yi) 節》，以具體(ti) 行禮儀(yi) 節程式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簡要易從(cong) 和適於(yu) 時宜為(wei) 重要特色，近乎一本簡明四禮禮儀(yi) 手冊(ce) ，集中體(ti) 現了明代中後期學古為(wei) 官的儒臣推動禮學社會(hui) 化的努力。

關(guan) 鍵詞：陽明後學；朱廷立；《家禮節要》；禮學社會(hui) 化

陽明之學的興(xing) 起、盛行與(yu) 流衍是明代思想史的主線。已有研究聚焦於(yu) 浙中王學、江右王學、泰州學派、止修學派等陽明後學討論，對楚中王學、閩粵王學、北方王學則關(guan) 注較少。湖北通山人朱廷立（1492-1566，字子禮，號兩(liang) 崖）是王陽明親(qin) 授弟子和楚中王門代表，著有簡明家禮禮儀(yi) 手冊(ce) 《家禮節要》等書(shu) 。

本文根據朱氏文集等文獻資料，係統考察朱廷立的師承、交遊與(yu) 思想特色，以及《家禮節要》的撰作背景與(yu) 內(nei) 容特色及其在明中期家禮實踐中的位置，既補充楚中王學研究不足，又為(wei) 探討陽明後學與(yu) 地方禮儀(yi) 秩序重建的關(guan) 係提供助益。

一、朱廷立的師承與(yu) 交遊

朱廷立受家學熏染，誌向聖賢。其父朱伯驥任廣州府推官，遊學於(yu) 陳獻章之門。陳獻章謂：“明親(qin) 之學湮，而仕學之途二，公卿大夫不知有學久矣。朱君獨能行之，豈俗吏所能識哉！”朱伯驥“以聖賢之學期公（朱廷立），而公亦以聖賢之學自勵，不少懈”。

王門弟子王思對朱廷立理學追求亦有影響。王陽明講學贛州，王思從(cong) 之遊。江右王門鄒守益稱王思“深求致知格物之實，複趨小瀛，與(yu) 甘泉湛公切磋所謂動靜兩(liang) 忘者，將融而一之，以究大業(ye) ”。1522年，王思任會(hui) 試考官，朱廷立“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王思）力薦之”。

同是1522年，朱廷立授浙江諸暨知縣，問學於(yu) 家居講學的王陽明。王陽明以政學合一、明德親(qin) 民之說相示。朱廷立對此情形亦有記載。朱廷立不僅(jin) 親(qin) 聞致良知之學，而且坐言起行，循行鄉(xiang) 裏，訪民疾苦，以學行政，以政勵學。

朱廷立在諸暨“新黌社，勸農(nong) 桑，申鄉(xiang) 約，設義(yi) 倉(cang) 、義(yi) 橋、義(yi) 塚(zhong) ，均平裏役，止海塘夫、歲首夫銀力各萬(wan) 計，一時治行稱第一”。朱廷立終身服膺政學合一之教，主張“學以基乎其政也，政以行乎其學也……體(ti) 用一源也，內(nei) 外一道也，是之謂實學，是之謂實政”。這與(yu) 他獲聞明德親(qin) 民一體(ti) 之學不無關(guan) 係。

朱廷立又問學於(yu) 湛若水。“得陽明、甘泉、東(dong) 郭（鄒守益）、南山（戚賢）諸名公相與(yu) 師友，故其所得於(yu) 學者益邃”。“天理者，人之心也，心之精明而靈覺者，良知之謂也。由良知而企焉，是謂君子，反是而背焉，是謂凶人。”可見朱廷立以致良知之學，涵攝湛若水“隨處體(ti) 認天理”之說。

朱廷立與(yu) 鄒守益交遊最密。1528年，朱廷立“執訊金陵而論學”，鄒守益為(wei) 作《炯然亭記》謂：“《大學》之書(shu) ，擴忠恕之教以教天下者也。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於(yu) 絜矩。距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wan) 員，率由以出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無是矩者？患在逾之而不能絜之耳……天之體(ti) 本明也，昏之以雲(yun) 霧，雲(yun) 霧掃而炯然矣，故曰浩浩其天。水之體(ti) 本明也，昏之以潢潦，潢潦淨而炯然矣，故曰淵淵其淵。人之良心本明也，昏之以物欲，物欲屏而炯然矣，故曰肫肫其仁。”

鄒守益主張致良知之要在於(yu) “絜矩”之道，重視屏除物欲工夫論。朱廷立思想要旨與(yu) 鄒守益相為(wei) 接近。朱廷立還與(yu) 徐階同年，為(wei) “道義(yi) 之交”，詩歌唱和、序贈往來頻繁。1546年，朱廷立升任大理卿，與(yu) 徐階等舉(ju) 薦直接相關(guan) 。朱廷立還與(yu) 王陽明得意弟子王畿、羅洪先、唐順之等人交遊，但相往論學文字無多。

二、朱廷立思想要旨與(yu) 特色

朱廷立思想大旨歸於(yu) 陽明心學。他稱：“君子語性語心，性即心也，心即性也。性未有不善，心未有弗良。盡乎其心，所以盡乎其性；盡乎其性，所以達乎其命。命與(yu) 性皆心，無二致也……孔門之教，以求仁為(wei) 先。仁，人心也。求乎其仁，求乎其心也。天性者，仁之存乎其中也，心之體(ti) 也。”質言之，性命皆心，仁即良知心體(ti) ，致良知為(wei) 求仁盡心之要。

朱廷立反對虛談本體(ti) ，主張實修實踐，屬於(yu) 陽明學中的漸修工夫論派。他稱：“夫學，覺也。士類聚而講說之，求以覺此心焉爾矣。是故善學者，充吾本然有覺之心，以行於(yu)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各中其則，是曰正學，是曰正道。”

學以覺此心為(wei) 要，善學者擴充此有覺之心，修行實踐於(yu) 人倫(lun) 世界之中，是為(wei) 正學達道。他又說：“古人之學，先立乎其大者……然而懼其偏也，時省察焉，謂之慎獨。懼其弛也，時操存焉，謂之克終。”

嘉靖年間福建巡按趙孔昭刊行明儒薛瑄全集，朱廷立作序以傳(chuan) 。夏浚致信朱氏謂：“某在祠部時，言者請舉(ju) 先生（薛瑄）以從(cong) 祀孔庭，事下廷議，一時論者，莫不重先生之為(wei) 人，而特少其著述之功。有謂先生於(yu) 朱氏之學未若黃榦、金履祥、許謙輩，推以從(cong) 祀為(wei) 過者。心竊惑之。”可見薛瑄全集刊行與(yu) 薛瑄從(cong) 祀之議關(guan) 係緊密。朱廷立稱薛瑄之學“本乎一誠，舉(ju) 乎眾(zhong) 善，以省身實踐為(wei) 至要，以虛談剿說為(wei) 深恥”。在朱氏看來，學道以反身實踐為(wei) 主，以談虛論空為(wei) 戒。

朱廷立在諸暨所作《書(shu) 屏風銘》反映他政學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其始終未渝的思想特色：“君子之學，事天而已矣。其道維何，事天之理而已矣。其要維何，求乎吾心之所安者止焉而已矣。天之理，人得之以為(wei) 性，實則吾人之良心。人心之良，湛然虛明，炯然靈覺，是是非非，莫或遁焉……是故君子之學者，省察於(yu) 心所獨知之地而擴充之，無為(wei) 其所不為(wei) ，無欲其所不欲，施諸吾身，昭諸物采，無往而非天理之流行。此之謂存心，此之謂養(yang) 性。”

事天所以養(yang) 性，養(yang) 性在於(yu) 存心，存心歸於(yu) 致吾心之良知，而省察慎獨、集義(yi) 擴充、施身致用是致良知的工夫。括言之，朱廷立力主“洞識宗旨，直造本源”的心學，推崇政學合一之論，批評“劇談性命者乏反身之功，崇尚元虛者無用力之處”，讚賞體(ti) 用一源之學。重視良知工夫論和有用治政的政學合一觀是朱廷立心學思想要旨與(yu) 特色。

與(yu) 泰州學派學者林春論學情形更加彰顯朱廷立思想特色。林春，號東(dong) 城，師事泰州學派創立者王艮，與(yu) 左派王學王畿友密。朱廷立致信林春謂：“此心此理，渾然完足……患在私欲敝之耳……竊謂學莫先於(yu) 立誌，莫要於(yu) 慎獨，莫善於(yu) 持久。”良知雖渾然完足，然實需精一克複、誠意慎獨工夫，去除私欲，方可入道。

林春複信稱：“知其無所為(wei) 而坦易行之，便是誠意，便是慎獨……孟子願學孔子，善看則可，苟先有一毫願學之心，猶存比擬模仿之意，非氣魄大而不能自忘，則奮迅銳而不免自止，於(yu) 道尚隔一塵。觀孟子許多發露處，猶有脫化未盡者……雖其告君之言，不敢不盡，然以人治人，因物付物，則又有不容紊者，豈可以己之所能而必信從(cong) 於(yu) 人哉？……向承麵諭，南山之言，失之廣大，似有可商量者。鄙人又思南山之言，乃其實見如此，廣大之心，人本如此者也。能不蔽於(yu) 物欲，而事事不差，念念不失，本吾廣大之心而順應之，即執事工夫甚細之旨耳，非甚相遠也。”

朱廷立主張持之不懈去除私欲以恢複良知本體(ti) ，然林春認為(wei) 良知現成，自然無為(wei) 行之即為(wei) 誠意慎獨，本體(ti) 即工夫，孟子猶有脫化未盡之病，聖學之要在於(yu) 自然無我，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總之，林春化有為(wei) 無，變刻苦實修為(wei) 自然無我，融本體(ti) 為(wei) 工夫，與(yu) 朱廷立思想主張針鋒相對。

由林春書(shu) 信可見，朱廷立尤不滿南中王門學者戚賢思想趨向。戚賢，號南山，王陽明弟子，與(yu) 王畿交遊論學最密。戚氏主張現成良知，好論本體(ti) ，不顧細行，以至招致物議，以故朱廷立謂其“失之廣大”。戚賢稱“千聖之學，不外於(yu) 心，惟梏於(yu) 意見，蔽於(yu) 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

他致信唐樞謂：“無思無為(wei) ，吾之本體(ti) ；隨感隨應，吾之妙用。終日終身患吾本體(ti) 之不得其養(yang) 耳，豈可先以妙用不足而役役以馳哉？是以吾輩工夫惟務自得，左右逢源，斯體(ti) 用合一之學也。”可見戚賢與(yu) 王畿思想相近，屬於(yu) 良知超悟派。戚賢還與(yu) 王畿“聲氣聯屬”。

羅洪先告誡戚賢檢束身心：“來諭‘辭受取與(yu) ，雖關(guan) 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yu) ，元關(guan) 心術，本無小大……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xing) 、氣魄攙和得。於(yu) 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其後羅洪先再致信戚賢，勸諫其不可向慕高明廣大之論，“道無高明，亦無卑下，隻在脫塵與(yu) 否”。

朱廷立和羅洪先可謂同調，他複信林春謂：“夫不務近實，而務為(wei) 高大之說，則我固未見道也。未見道而求人之信，其未必獲矣。譬諸有為(wei) 炎山弱水之談者，辭甚辨博，而人之聽之，終為(wei) 不信，知其人未常身至於(yu) 炎山弱水也。夫道在我者也，無聲無臭之中，自有可見可聞之實，豈炎山弱水人跡所不到耶？然虛談道者，未至於(yu) 道，其事則相類也。”

致良知重在誠意慎獨的存心工夫，徒慕高明廣大之論，不顧身修行正，隻為(wei) 虛談害道。朱廷立又直接規勸戚賢謂：“立也本無所得，顧欲坐超頓悟，必不獲矣……人不可以無學，而學聖者固不可易而至也。陽明翁不作，學者言權而失經，矜名而遺實。”可見朱廷立反對超悟直接的心學路徑，良知並非現現成成，蹴而立就，非漸修實踐不辦。

朱廷立給好友劉起宗信中道出心聲：“格物者，格此心之物也。世儒不知，指為(wei) 禪學。夫禪學者，空寂也。聖賢之致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或曰：‘陽明功業(ye) 文章至矣，唯講學為(wei) 贅。’嗟乎！文章功業(ye) 非出於(yu) 吾心之知耶？文章功業(ye) 豈守空寂者所有耶？此可以解誣耶。乃若及門之士，間有徒事口說而忘致知之力，卒為(wei) 世所姍笑，則非立論者之過也。”

質言之，致良知之學是體(ti) 用不二、政學相即、身行合一之學，禪學、講學自不能病之，然陽明後學談虛論無、不事身修，實為(wei) 有害。

綜上所述，朱廷立反對徒事講學，強調實修實為(wei) 的致良知路線。朱廷立離任諸暨，與(yu) 王畿再無交集。嘉靖三十五年，朱廷立收到王畿書(shu) 信，作詩相贈謂：“憶予昔並龍溪遊，溪上分攜三十秋。師門羨子廁高第，楚客居身辭下流。道覺支離春雨化，語驚習(xi) 俗夜珠投。書(shu) 來白發燈前淚，好辨誰憐孟氏憂”。“語驚習(xi) 俗夜珠投”和“好辨誰憐孟氏憂”顯為(wei) 王畿不事行修、好為(wei) 講學而發。

三、《家禮節要》與(yu) 基層教化

朱廷立不事講學，主張良知漸修之路，服膺政學合一之論，服官行政重視以禮化俗。王陽明不僅(jin) 強化社學禮樂(le) 教化功能，而且在南贛地方施行鄉(xiang) 約和保甲之法。朱廷立在諸暨“申鄉(xiang) 約，設義(yi) 倉(cang) 、義(yi) 橋、義(yi) 塚(zhong) ”，與(yu) 王陽明基層社會(hui) 教化理念一脈相承。

朱廷立稱許《呂氏鄉(xiang) 約》“師古意而能通，變時俗而知要”，是承載基層禮儀(yi) 教化的重要組織。朱氏作《訟誡》“以便夫山澤之民之觀聽者”，從(cong) 好訟致禍凶、恥訟獲福吉，感化民眾(zhong) ，淳化風俗。

朱廷立刊刻紹興(xing) 知府南大吉頒行的《二禮條約》，尤體(ti) 現其以禮化俗理想。南大吉是北方王門代表，嘉靖二年至五年任紹興(xing) 知府，問學於(yu) 王陽明，創稽山書(shu) 院，刊行《傳(chuan) 習(xi) 錄》。南大吉與(yu) 朱廷立同時師事王陽明，遵行其明親(qin) 一體(ti) 、政學合一之教。

鑒於(yu) “越人嫁女分財如男，至生女多弗敢舉(ju) 者，喪(sang) 葬率作佛事及肆筵設集賓以求勝人”，南大吉“裁定婚喪(sang) 二禮刊布郡邑，俾各遵行，違斯有罰”。南大吉頒示《婚喪(sang) 條約》，朱廷立序刊以傳(chuan) ，互為(wei) 默契。

朱廷立稱：“禮者，民之坊也，法者，禮之輔也……條約者，法之餘(yu) 也。儒者順人情而為(wei) 禮，固不外人情以立法。二禮之有約，蓋順人情而輔禮者也……輔禮者必資於(yu) 法，立法者必順乎情而還之舊。是故情順而法可立矣，法立而禮可行矣，禮行而流俗可祛矣。”可見朱氏以法輔禮、以禮變俗的基層教化理念。

朱熹損約《書(shu) 儀(yi) 》而成《家禮》，首創祠堂之製，簡化古禮程序，詳盡規定士庶冠婚喪(sang) 祭四禮，成為(wei) 實現禮儀(yi) 普及化、家庭化的私撰禮典。明永樂(le) 年間敕修《性理大全》收入《家禮》，《明集禮》和《明會(hui) 典》等官方禮典和政書(shu) 載士庶人冠婚喪(sang) 祭都以《家禮》為(wei) 依據。

《家禮》的官方化推動《家禮》下行和民間禮儀(yi) 實踐，以《家禮》行於(yu) 家族和鄉(xiang) 裏之例不勝枚舉(ju) 。為(wei) 便於(yu) 《家禮》實踐而出現各種《家禮》注釋本、節編本、改編本、補編本，尤以朱子學名儒丘濬《家禮儀(yi) 節》影響最為(wei) 廣泛。《家禮儀(yi) 節》除調整、變通和簡化《家禮》相關(guan) 內(nei) 容，主要著力於(yu) 討論、考證和確立與(yu) 時適宜、可操作性的行禮儀(yi) 節和程式。

明代《家禮》傳(chuan) 播離不開儒臣以禮化俗的努力。首先，明中後期地方官員重視在鄉(xiang) 約中推行《家禮》。呂柟弟子張良知在河南許州所行鄉(xiang) 約除宣講明太祖聖諭六條外，“並示以四禮條式”。王陽明弟子薛侃擬行《鄉(xiang) 約續議》，首列冠婚喪(sang) 祭四禮，“其儀(yi) 節一依《文公家禮》”。

黃佐《泰泉鄉(xiang) 禮》將“申明四禮而力行之”作為(wei) 舉(ju) 行鄉(xiang) 約集會(hui) 的考核內(nei) 容。葉春及將“以六諭道萬(wan) 民”和“以四禮齊萬(wan) 民”作為(wei) 鄉(xiang) 約約講的主要內(nei) 容。大名知府王叔杲“既以申明鄉(xiang) 約，因刻《家禮要節》，頒之州邑”，稱“今之為(wei) 政者，率以鄉(xiang) 約為(wei) 首務，自監司以至守令，往往申飭，顧於(yu) 四禮則缺而未講。夫所謂約者，約之以禮也，舍禮則奚約哉”。

其次，明中期地方官還利用行政立法手段推廣《家禮》，南大吉頒布《婚喪(sang) 條約》即是一例。頗為(wei) 器重朱廷立的王廷相於(yu) 1517年任四川提學作《督學四川條約》，其第六條令府州縣學教官督使知禮生員舉(ju) 行四禮，“務在成禮，不計豐(feng) 約”，並將其作為(wei) 生員考核和勸懲內(nei) 容。

1539年，南兵部尚書(shu) 湛若水發布告示，令民遵行《文公家禮》，又申令以一社二十五家為(wei) 單位，互助互糾，仿行《家禮》儀(yi) 式。明代生員處於(yu) 官民之間，官學成為(wei) 以禮範俗的平台。鄒守益好友寧國府教授王天民“憫其俗之葬祭雜於(yu) 佛氏”，“取《文公家禮》，撮其要旨，梓而行之，以誘其士民”。1523年，鄒守益被貶廣德州判，帥諸生及童子演禮於(yu) 學，命諸生劉肇袞等“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於(yu) 士民”。

1529-1529年，朱廷立任兩(liang) 淮巡鹽禦史，將以法輔禮、以禮化俗的理念變為(wei) 行動。首先，朱廷立作《商戒》九條，全麵禁止揚州商人陋俗。揚州鹽商雲(yun) 集，習(xi) 俗崇尚浮華奢侈，婚聘論財，喪(sang) 祭傾(qing) 貲，攀比成風。《商戒》“戒侈婚嫁”謂：“揚俗尚浮，至婚禮類夷道者，商始也。今於(yu) 幣聘止於(yu) 綢絹茶果，必從(cong) 儉(jian) 素。妝送止許衾褥奩具，勿為(wei) 華美。嚴(yan) 治戒焉”。

其它諸條如“戒華居室”“戒美衣服”“戒飾器具”等，都是禁止商人浮華之風。揚州商人多外省之人，親(qin) 死不舉(ju) 喪(sang) ，或喪(sang) 用佛道之禮，更是朱廷立尤為(wei) 懲革的弊俗。其次，朱廷立令揚州府學諸生演習(xi) 和施行《家禮》。朱廷立與(yu) 揚州知府陶儼(yan) 議行四禮，用懲戒商人奢侈所得之金，購置學田，作為(wei) 府學生員施行四禮補充之費，以法輔禮，以禮變俗。要之，《商戒》重在去除弊俗，令府學諸生施行四禮意在以禮範俗。

朱廷立還編刊《家禮節要》於(yu) 揚州，推行四禮，以禮化俗：“君子之學，所以治其躬者，禮而已矣。君子之政，所以善其俗者，禮而已矣……冠婚喪(sang) 祭，禮之大端也，《家禮》備焉。予輯其要，以易夫人之從(cong) 也。刻之淮揚，布之諸司，與(yu) 學之師若士，率而行之。”

朱廷立指出冠禮知而行之者甚少，婚禮論財嚴(yan) 重，“至有不舉(ju) 女而避之”，喪(sang) 禮或崇奢攀比，或信用釋道，迷信風水，至有火葬、水葬者，而祭禮不失之薄則失之侈，多非中道。《家禮節要》以簡要易從(cong) 為(wei) 主要特色，近乎一本四禮行禮手冊(ce) 。

嘉靖十五年，山西提學王汝孝將《家禮節要》與(yu) 《射禮儀(yi) 節》合為(wei) 《諸禮輯覽》，重刻於(yu) 太原，頒布山西府州縣學宮，令“齊民之率”的士子生員習(xi) 熟冠婚喪(sang) 祭之禮和大射鄉(xiang) 射之儀(yi) 。王氏稱許《家禮節要》“載在四禮，更為(wei) 簡約，明習(xi) 易易，與(yu) 夫繁情飾貌者殊指”。

《家禮節要》以《家禮》本條為(wei) 主，增續之條本之《家禮儀(yi) 節》，每條之下詳列具體(ti) 行禮“儀(yi) 節”，均為(wei) 《家禮儀(yi) 節》相應“儀(yi) 節”的合並或簡化，部分條目內(nei) 容略有變通，遵用時製。舉(ju) 例而言，《家禮節要》冠禮三加禮，始加幅巾，再加帽子，三加則儒生加儒巾，餘(yu) 人加四方平定巾，與(yu) 《家禮儀(yi) 節》同；加笄禮，“加笄、乃醮、乃字”後增“見於(yu) 祠堂”“見於(yu) 尊長”，乃《家禮》所無，亦出自《家禮儀(yi) 節》。

《家禮》婚禮納幣，男女主人無以書(shu) 告廟之禮，《家禮節要》增男女主人以書(shu) 告祠堂儀(yi) 節；親(qin) 迎女家主人“遂醮其女而命之”條，《家禮節要》增女“辭父母、辭親(qin) 屬”儀(yi) 節；“明日婿見婦之父母”條，《家禮節要》增婿“見廟”儀(yi) 節，以上增訂都出自《家禮儀(yi) 節》。

然《家禮儀(yi) 節》將婦見廟、婦見舅姑、婦見諸尊長依次安排在親(qin) 迎夜舉(ju) 行，《家禮節要》未采用，仍遵《家禮》本注。《家禮》納采“乃使子弟為(wei) 使者如女氏”，《家禮儀(yi) 節》議用“保親(qin) ”一人為(wei) 賓，《家禮節要》謂“《儀(yi) 禮》用賓，而《家禮》用子弟為(wei) 使者，今世俗多用家從(cong) 行禮，一旦難變”，故改為(wei) “乃使子弟或家從(cong) 為(wei) 使者”，是其從(cong) 俗從(cong) 宜之例。

“醮其子而命之迎”條，《家禮節要》增“無父者，母醮之亦可”，乃其考慮現實而有所變通。《家禮》祭禮有冬至祭始祖條，《家禮儀(yi) 節》存目而不為(wei) “儀(yi) 節”，《家禮節要》削而不載。《家禮》祠堂“置祭田”條，稱祭田以“宗子主之”，《家禮節要》增謂“若無宗子，推舉(ju) 家之賢能長者主之，歲命子弟有才能者分理其事”，重視時宜適用。

至於(yu) 《家禮節要》祠堂之儀(yi) “還鄉(xiang) 焚黃告祭儀(yi) ”和“生子見廟儀(yi) ”、祠堂時祭“祭土地”以及“祀灶”等儀(yi) 式，都是《家禮》所無，而直接取自《家禮儀(yi) 節》。《家禮節要》依次列舉(ju) 冠婚喪(sang) 祭之禮，祠堂之儀(yi) 附於(yu) 祭禮之後，雖與(yu) 《家禮》和《家禮儀(yi) 節》首置祠堂之條、再列四禮有所不同，但《家禮節要》在冠婚喪(sang) 祭及祠堂之後分別附有禮圖若幹，亦多與(yu) 《家禮儀(yi) 節》所附禮圖相近。

綜上所述，朱廷立是王陽明親(qin) 傳(chuan) 弟子，服膺其明親(qin) 一體(ti) 、政學合一之論，與(yu) 江右王門鄒守益、南中王門徐階等關(guan) 係密切，是早期楚中王門代表。他不事講學，反對虛談良知本體(ti) ，主張實修實踐，屬於(yu) 陽明學漸修工夫論派，強調致良知之學重在省察操存、慎獨克己、施身致用。

從(cong) 其與(yu) 林春論學書(shu) 信可見，朱廷立反對良知現成和左派王學談虛論無、不事身修的思想趨向，故其不滿南中王門戚賢好為(wei) 講學，虛談本體(ti) ，徒慕廣大高明之說而不顧細行身修。朱廷立以致良知之學為(wei) 身心兼修、政學相即的有用實學，既強調以禮治心，又重視以禮化俗。

朱熹《家禮》在明代官方化加速《家禮》下行，並隨之出現各種《家禮》注釋、簡編、增補本，尤以丘濬《家禮儀(yi) 節》影響最大。明中後期地方官員還利用鄉(xiang) 約、官學以及立法推動《家禮》實踐。朱廷立重視鄉(xiang) 約作為(wei) 基層禮儀(yi) 教化組織，並在諸暨縣刊行由紹興(xing) 知府南大吉頒布的《婚喪(sang) 條約》，以法輔禮、以禮變俗。

其後朱廷立任兩(liang) 淮巡鹽禦史，既立法懲戒揚州商人婚喪(sang) 論財奢侈陋俗，又以懲戒商人之金補益行禮之費，命揚州府學諸生演行四禮，以禮範俗。朱氏還編刊《家禮節要》於(yu) 揚州，該書(shu) 損約《家禮》和《家禮儀(yi) 節》兩(liang) 書(shu) ，以具體(ti) 行禮“儀(yi) 節”程式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簡要易從(cong) 和適於(yu) 時宜為(wei) 重要特色，近乎一本簡明四禮禮儀(yi) 手冊(ce) ，作為(wei) 推行四禮之用。朱廷立編刊《家禮節要》的背景及其內(nei) 容特色，集中體(ti) 現明中後期學古為(wei) 官的儒臣推動禮學社會(hui) 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