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麗(li) 則”看禮學對揚雄賦體(ti) 觀念的影響

作者：張鈺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來源：《六盤水師範學院學報》2021年06期

“禮”從(cong) 誕生之初就緊緊維係著王權政治，西漢建國之初，孫叔通仿照秦製初步建立了西漢的禮製；西漢中期是禮學發展的關(guan) 鍵時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漢宣帝召開石渠閣會(hui) 議參與(yu) 禮學問題討論，開始以禮治國。後東(dong) 漢章帝又舉(ju) 行白虎觀會(hui) 議，正經義(yi) 、製漢禮，禮治思想臻於(yu) 成熟。

各種禮儀(yi) 製度的昌盛極具象征意義(yi) ，《禮記·禮運》曰：“夫禮必本於(yu) 天，淆於(yu) 地，列於(yu) 鬼神，達於(yu) 喪(sang) 、祭、射、禦、（鄉(xiang) ）、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在各種禮儀(yi) 組成的龐大禮製係統下，始終貫穿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禮學思想亦通過儀(yi) 式，輻射到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層麵，影響了漢賦的審美和創作。

漢初百廢待興(xing) ，出於(yu) 對楚文化的沿襲，推崇騷體(ti) 賦。文景時期，以諸侯為(wei) 中心的文學群體(ti) 創作不斷助推漢大賦的發展。漢武帝時期，高度繁榮的社會(hui) 經濟與(yu) 禮學思想促進了漢大賦“體(ti) 國經野，義(yi) 尚光大”的定型，並在有漢一朝確立了統治地位，成為(wei) 最能彰顯時代精神的一種文體(ti) 。揚雄正是吸納了禮學思想，對賦提出“麗(li) 則”的審美要求。

一、禮學繁盛與(yu) 文學書(shu) 寫(xie) 之“麗(li) ”

漢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長期統一的時代，漢初在西北戰事的勝利極大地增進了國民的自信心，文景之治，武帝盛世，經濟持續發展，社會(hui) 財富不斷積累，前所未有的繁榮盛世下，迫切需要一套完備的禮儀(yi) 製度加以充實。兩(liang) 漢《漢官儀(yi) 》等文書(shu) 中記載了繁縟的祭祀、喪(sang) 葬、朝覲、籍田、軍(jun) 禮、昏禮等內(nei) 容。禮學對於(yu) 社會(hui) 風氣和人性道德都有指導作用。班固《漢書(shu) ·禮樂(le) 誌》指出：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le) 之用為(wei) 急。……故象天地而製禮樂(le) ，所以通神明，立人倫(lun) ，正情性，節萬(wan) 事者也。

在兩(liang) 漢，禮是一切政治行為(wei) 的出發點，所有的律令製度、人倫(lun) 規範、社會(hui) 關(guan) 係都遵循禮治而設立，甚至宮殿的選址、建築的布局、遊獵的場地時節、出行的儀(yi) 仗都貫穿著禮治的思想。《禮記·哀公問》：

民之所由生，禮為(wei) 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qin) 、昬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wei) 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hui) 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sang) 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臘，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在這種社會(hui) 背景下，禮學思想自然滲透進入辭賦文藝，影響了漢賦創作和審美接受。班固《兩(liang) 都賦序》言：“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心雕龍·詮賦》曰：“《詩》有六義(yi) ，其二曰賦。”賦是詩之流，詩與(yu) 樂(le) 是相配合的，禮樂(le) 又是一體(ti) ，所以賦乃是禮樂(le) 文明之產(chan) 物，自然要承載禮義(yi) 精神，奉禮義(yi) 為(wei) 圭臬，尤其是在漢代大一統的政治語境中更是如此。劉勰在論述漢賦時曾指出：“夫京殿苑獵，述行序誌，並體(ti) 國經野，義(yi) 尚光大，既履端於(yu) 唱敘，亦歸餘(yu) 於(yu) 總亂(luan) 。”劉勰生動概括了漢大賦的美學特點。

禮的本質，是“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所謂“禮以導其誌，樂(le) 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要求文士在禮樂(le) 製度下施展才華、實現誌向。在普遍的大國風範和盛世心態下，文士們(men) 意氣風發，希望“立功立德立言”以不朽，而頌聖文學正是求取功名的捷徑。通過確立教育體(ti) 製和朝廷取士的方法，漢朝使文士走上依附的道路。《論衡·宣漢》雲(yun) ：“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逾唐、虞，入皇域。”強烈的文化自信促使“麗(li) ”成為(wei) 他們(men) 對文辭的自覺追求，語言華美、錯彩鏤金，他們(men) 在各類盛大的儀(yi) 式上作賦：郊祀、遊獵、封禪、田狩、巡狩、禦射……文士參與(yu) 儀(yi) 式明確自己的身份地位，並通過創作實現自我角色的認同，進而試圖將自己納入禮治的軌道。通過“禮”這個(ge) 中介，個(ge) 體(ti) 意識與(yu) 國家意誌達成了共識。

漢朝統治者也樂(le) 於(yu) 鼓勵這種“巧麗(li) ”的文學創作。出於(yu) 經邦治國的需要，漢王朝經常舉(ju) 行盛大的儀(yi) 式，敬天地鬼神，試圖實現教化萬(wan) 民、維護社會(hui) 穩定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漢大賦成為(wei) 了頌聖文學的代表，是大漢盛世的注腳。《皇子生頌》與(yu) 《孝景皇帝頌》等體(ti) 現了以君權為(wei) 核心的地位，突出皇權至高無上，而這正是禮治的中心思想。史書(shu) 記載司馬相如“有遺書(shu) ，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泰山封禪、宗廟祭祀等場合，文人墨客也致力於(yu) 作賦頌聖，神化皇權，並將文學與(yu) 盛大的儀(yi) 式相掛鉤，進而提升文學經世之用。在“禮”的氛圍下，具體(ti) 的禮儀(yi) 製度、文學創作都是禮治觀念的外化。作為(wei) “禮”的有機組成部分，賦作家通過賦體(ti) 傳(chuan) 達君權神授、以禮治國的思想。鄧耽《郊祀賦》雲(yun) ：

谘改元正，誕章厥新，豐(feng) 恩羨溢，含唐孕殷。承皇極，稽天文。舒優(you) 遊，展弘仁，揚明光，宥罪人。群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華省，奉蟄厥珍。夷髦盧巴，來貢來賓。玉璧既卒，於(yu) 斯萬(wan) 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應符蹈運，旋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

鄧耽不僅(jin) 記載郊祀的盛大場麵，還闡明了祭祀這項儀(yi) 式的政治功能，通過確立“國君一體(ti) ”“正體(ti) 於(yu) 上”為(wei) 政權合法性證明，進而維護統治穩定。

禮治盛典的常態化催生了漢大賦創作的繁榮。特別是出現異常天象，祭祀儀(yi) 式更為(wei) 頻繁，需要更多頌聖文學。成帝荒淫無道，晚年為(wei) 子，成帝要母後王太後下詔恢複久已廢止的祭祀活動，改為(wei) 來年輪流舉(ju) 行一次。“永始三年（前14）冬十月庚辰，皇太後詔有司複甘泉泰畤、汾陰後土、雍五畤、陳倉(cang) 陳寶祠。”排場之大，修飾之盛，自古少有。一方麵是巫風鬼氣，勞民傷(shang) 財；另一方麵，天象異動紛至遝來。如《漢書(shu) ·成帝本紀》記載：“（元延）三年（前10）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在這種背景下，文士也紛紛借巧麗(li) 的賦頌聖，求取功名。元延二年（前11）十二月，揚雄上《校獵賦》以諷諫，《文心雕龍》曰：“校閱於(yu) 成世，進禦之賦千有餘(yu) 首。”應該不是虛言。

此外，賦體(ti) 自覺將禮儀(yi) 禮製作為(wei) 論述對象，而禮製儀(yi) 式繁複化迫使文體(ti) 記述更加冗長繁複。與(yu) 此同時，博物學發展繁榮，鴻儒競相逞才，紀行賦宮殿賦鋪陳典故，江海賦鳥獸(shou) 賦羅列海怪山珍，京都賦更是包蘊風物，走向類書(shu) 化。與(yu) 之相匹配的就是賦體(ti) 記述時鋪張揚厲、事無巨細。例如《東(dong) 都賦》長篇巨製，對永平之際的三雍之禮進行全景式描寫(xie) ，程序之完善、儀(yi) 式之繁複、細節之逼真，幾乎令人身臨(lin) 其境：

至於(yu) 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yi) ，修袞龍之法服。……禮官整儀(yi) ，乘輿乃出。於(yu) 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li) ，和鑾玲瓏，天官景從(cong) ，寢威盛容。

兩(liang) 漢盛世下，時人意氣風發。禮樂(le) 製度旨在彰顯大國威儀(yi) ，禮學儀(yi) 式上的繁縟滋長了文體(ti) 繁縟的觀念，而這些都構成了“麗(li) ”的美學特征。

二、禮學發展的困境與(yu) 揚雄“麗(li) 則”觀念的提出

揚雄生活的時代，禮治已經臻於(yu) 完善，但在發展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揚雄在《法言·吾子》中首次提出“詩人之賦麗(li) 以則，辭人之賦麗(li) 以淫”的觀點，就是漢代禮治思想高度成熟的產(chan) 物。

甘露三年（258），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qin) 稱製臨(lin) 決(jue) 焉”。石渠閣會(hui) 議對國家政治、社會(hui) 生活等方方麵麵的禮儀(yi) 禮製進行了討論，統一了經學內(nei) 部分歧，確定了“穀梁春秋”的正統地位。大到朝廟祭祀，小到婚喪(sang) 嫁娶，禮治體(ti) 係臻於(yu) 完備，禮治思想臻於(yu) 成熟。但西漢後期，漢室麵臨(lin) 著外戚和大臣專(zhuan) 權的問題，驕奢淫逸與(yu) 逾越禮製的狀況時有發生。在禮學內(nei) 部，今文學派對學問抱殘守缺、缺少擇善而從(cong) 的態度，今文博士阻撓《逸禮》《古文尚書(shu) 》等立於(yu) 學官的行為(wei) 也無益於(yu) 禮學的發展。

揚雄的文藝思想體(ti) 現了儒道的交融，是在儒學禮學沃土中成長出來的奇葩。揚雄《自序》說：“為(wei) 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wei) ，少嗜欲。”言其深受道家思想影響。揚雄曾在嚴(yan) 君平門下求學黃老，但從(cong) 嚴(yan) 君平自身的治學思想來看，也並非完全排斥儒家禮法。《華陽國誌》記載嚴(yan) 君平：“常卜筮於(yu) 市，假蓍龜以教。與(yu) 人子卜，教以孝；與(yu) 人弟卜，教以悌。”且揚雄盛讚孔子：“好書(shu) 而不要諸仲尼，書(shu) 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自言“撰以為(wei) 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可見，從(cong) 揚雄自身的學習(xi) 理路來看，他對於(yu) 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兼容並包的。從(cong) 他與(yu) 王莽、劉歆等人的接觸來看，揚雄對禮治思想也頗為(wei) 熟悉。

自漢宣帝後，西漢開始衰落，元帝優(you) 柔寡斷、寵信宦官；成帝生活荒淫、怠於(yu) 政事，王朝統治江河日下。揚雄雖自矜家世為(wei) 周王室之後，但是家道中落：“家產(chan) 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chu) 。”其在京師宦遊三十年，接受了漢代的儒學正統觀念，且常陪伴漢成帝遊獵、祭祀，對於(yu) 漢成帝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生活，揚雄並不認同，但是作為(wei) 一位文學侍從(cong) ，他隻能借助辭賦發聲，企圖達到諷諫的效果。《漢書(shu) ·揚雄傳(chuan) 》記載：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後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cong) 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將祭後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曆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wei) ，臨(lin) 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dong) 賦》以勸。

一方麵，在禮治思想的指導下，朝廷作禮樂(le) 以正人倫(lun) ，禮治的繁盛對作為(wei) 儀(yi) 式一部分的辭賦篇幅、辭采劃定了標準，要求內(nei) 容篇幅上富麗(li) 宏瞻。《漢書(shu) ·王褒傳(chuan) 》引漢宣帝語：“辭賦大者與(yu) 古詩同義(yi) ，小者辯麗(li) 可喜。”統治者對賦體(ti) 審美追求“麗(li) ”；但是另一方麵，禮治要求“大樂(le) 必易，大禮必簡”，實現“大樂(le) 與(yu) 天地同和，大禮與(yu) 天地同節”的效果。揚雄有感於(yu) 儀(yi) 式的車馬、禮器太過奢華、繁縟，適得其反，上《校獵賦》以諷諫：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cong) 。……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chu) 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li) 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複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獵賦》以風。

等到西漢末年的哀帝、平帝時，皇帝懦弱，王莽專(zhuan) 權，政治暗亂(luan) ，辭賦“又頗似俳優(you) 淳於(yu) 髡、優(you) 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禮崩樂(le) 壞，名教名實不符，揚雄苦心孤詣的諷諫沒能換來漢帝洗心革麵，反而助長了奢靡之風，所以揚雄痛斥辭賦“雕蟲篆刻，壯夫不為(wei) ”，轉而研究玄學。從(cong) 年少專(zhuan) 於(yu) 辭賦、模擬司馬相如，到晚年“批判”，似乎表明揚雄對辭賦看法的轉折，但從(cong) 揚雄整個(ge) 思想深度來說，更應理解為(wei) 揚雄對辭賦認識的螺旋式上升。

揚雄在《法言》中提出“詩人之賦麗(li) 以則，辭人之賦麗(li) 以淫”，他首先區分了詩人之賦與(yu) 辭人之賦，並各自提出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揚雄推崇屈原之賦，貶低宋玉枚乘之賦，他對於(yu) 賦之分類已經有高下尊卑之分，具有了等級意識，而這正是禮治思想的核心。《禮記》多次出現對等級的區分：“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yi) 也。……俎豆、牲體(ti) 、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對於(yu) “賦”這類文體(ti) ，揚雄推崇“麗(li) ”，富麗(li) 宏大，但他也認識到，漢大賦鋪張揚厲、華麗(li) 豪奢的弊病。賦家為(wei) 搜羅奇詞妙句嘔心瀝血，他自己就曾為(wei) 作賦“夢具五髒出地”。賈誼《新書(shu) 》卷六《禮》曰：“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yi) ，妻柔則正，姑慈則從(cong) ，婦聽則婉，禮之質也。”賈誼《新書(shu) 》強調了禮的本質對人提出的要求，樹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角色認同，確立秩序。揚雄所處的時代，風雲(yun) 變化，朝野荒淫與(yu) 外戚專(zhuan) 權所造成的偏差，隻有以禮來加以彌縫，要求人人都按照禮的要求約束自己，實現社會(hui) 和諧。所以揚雄主張對“麗(li) ”進行約束，反對“麗(li) 淫”崇尚“麗(li) 則”，進而對辭賦的價(jia) 值取向做出明確點評。

三、“麗(li) 則”對禮學本質的回歸

從(cong) 文的起源來看，“文”與(yu) 天地並生，最早指自然界的紋飾。“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yun) 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可見“麗(li) ”是自然之“文”的本質特點。文人觀察萬(wan) 物，以發幽情，發聲為(wei) 文，故“麗(li) ”又是人文之“賦”的本質要求。《銓賦》篇曰：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xing) 情。情以物興(xing) ，故義(yi) 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li) 。麗(li) 詞雅義(yi) ，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ti) 也。

劉勰明確了辭賦內(nei) 容“明雅”的特點，用絲(si) 麻織品、繪畫的“朱紫”、“玄黃”以喻賦體(ti) 之“巧麗(li) ”，繼承了揚雄關(guan) 於(yu) 賦體(ti) “麗(li) 則”的審美要求。在漢代，“組織之品朱紫”實則暗示了禮儀(yi) 秩序，“文章”就被認為(wei) 具有區分顏色的功能，《禮記·月令》記載祭服染采：“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cang) 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wei)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wei)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清代孫希旦《禮記集解》中引《考工記》釋：“白與(yu) 黑謂之黼；黑與(yu) 青謂之黻；青與(yu) 赤謂之文；赤與(yu) 白謂之章。”文中顏色之間的邏輯，代表當時國家視覺識別係統中，階層等級的差異。隨著詞義(yi) 的變化，“文章”發展成為(wei) “文學”的代名詞，作為(wei) 天地萬(wan) 物的一部分，“文學”也被儒生賦予了“禮”的政治功能，是禮之“用”也。

有感於(yu) 禮學發展與(yu) 文學創作出現的問題，揚雄試圖對文學的審美進行修正，所以提出“麗(li) 則”的美學要求，強調文質並重，這也是對禮學本質的回歸。

揚雄反對“淫”也是禮的內(nei) 在要求。《禮記·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wei) 貴。”注曰“淫謂傾(qing) 斜也”，從(cong) 文體(ti) 出發就是典故文辭過度；從(cong) 人這個(ge) 主體(ti) 出發，就是情感、欲望泛濫，所以禮強調“節製”。揚雄提出“麗(li) 則”，向“中正”回歸。而這種以“禮”節“欲”、以“禮”節“情”的思想在戰國時期已經初現端倪，荀子認為(wei) “禮者養(yang) 也”，《禮論》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zheng) ；爭(zheng) 則亂(luan) ，亂(luan) 則窮。先王惡其亂(luan) 也，故製禮義(yi) 以分之，以養(yang) 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yu) 物，物必不屈於(yu) 欲。兩(liang) 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在“禮”的生成中，針對情與(yu) 禮的關(guan) 係，漢人將禮作為(wei) 情的前提和歸宿，強調情的抒發要以禮為(wei) 準則，即情服從(cong) 於(yu) 禮，如《毛詩序》雲(yun) ：“發乎情，止乎禮義(yi) 。”董仲舒“天人三策”：“人欲之謂情，情非度製不節。”關(guan) 於(yu) 情與(yu) 文的關(guan) 係，司馬遷在撰寫(xie) 《禮書(shu) 》時大量化用了荀子《禮論》、《議兵》的觀點，認為(wei) “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複情以歸太一”。初步涉及了禮學幾個(ge) 境界的討論。這裏的“文”並不是我們(men) 現在認為(wei) 的文學，索隱曰：“言禮成就有文飾。”“稅”索隱曰“音悅。言禮終卒和悅人情也。”強調禮對情感的調節作用，實現“文貌情欲相為(wei) 內(nei) 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揚雄的“麗(li) 則”也是對司馬遷關(guan) 於(yu) “禮貴適中”的回應。

漢代禮樂(le) 製度下，“體(ti) 國經野，義(yi) 尚光大”要求漢大賦富麗(li) 豐(feng) 瞻、鋪張揚厲，但另一方麵，禮學又強調“大樂(le) 必易，大禮必簡”，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這兩(liang) 種不同的趨向隻是外在的形式的特征。回到禮學的本質，根本要求在於(yu) “通神明，立人倫(lun) ，正情性，節萬(wan) 事”，特別強調“中正無邪”，即對精神價(jia) 值的尊重遠大於(yu) 對外在表征的推崇，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麗(li) 則”著眼於(yu) 文本的內(nei) 容精神，正切和禮學“中正”的觀念，是真正從(cong) 禮學本質出發的美學要求。

《禮記·樂(le) 記》雲(yun) ：“故知禮樂(le) 之情者能作，識禮樂(le) 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就是強調要深刻理解禮製、音樂(le) 的思想情感、內(nei) 容實質，而不是單純追求外在形式、具體(ti) 技巧。進而，《禮記》強調文質統一。《禮記·表記》雲(yun)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禮記》認為(wei) 君子外在的容飾、言行（文）和內(nei) 在的品德修養(yang) （質）要相符，反對文質背離。揚雄的文藝觀點深受這個(ge) 啟發，強調區分本質與(yu) 形式，排斥漢大賦那種過多技巧、無意義(yi) 的鋪陳，主張情感節製以實現言辭篇幅節製，處理好文質關(guan) 係。

揚雄的文質論與(yu) 他的賦論也是一脈相承的。《法言·修身》中，揚雄從(cong) 君子個(ge) 人的行為(wei) 為(wei) 準則出發提出“華實相副”的觀點：“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進而他在《太玄·文》提出了文質統一的觀點：“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wan) 物粲然。”這裏說的“文質班班”也就是主張文質兼備，將文質觀念由學術領域引入文學領域，所以具體(ti) 到辭賦上，他在《法言·吾子》中提出事、辭相稱的觀點：“‘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wei) 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這種“事辭相稱”亦是“禮”的內(nei) 在要求。《禮記·禮器》就強調：

古之聖人，內(nei) 之為(wei) 尊，外之為(wei) 樂(le) ，少之為(wei) 貴，多之為(wei) 美。是故先王之製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從(cong) 這種“相稱”的禮學思想出發，揚雄提出“麗(li) 則”的審美理想，正切合了禮學“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的要求。有學者將其總結為(wei) “按一定的法則展開，不能濫用。”

綜之，兩(liang) 漢經曆了從(cong) 嗜好黃老到崇禮重儒的轉變，武帝以後，禮學逐漸繁盛，滲透到文學，對“賦”體(ti) 觀念產(chan) 生影響。“賦”從(cong) 漢初騷體(ti) 賦向漢大賦轉軌，一方麵，出於(yu) “化成天下”對統治合法性的證明，禮儀(yi) 禮製力求完備，彰顯大國威儀(yi) ，繁文縟節催生了漢賦鋪陳誇張、巨麗(li) 宏瞻的麵貌；另一方麵，漢人認為(wei) “象天地而製禮樂(le) ，所以通神明，立人倫(lun) ，正情性，節萬(wan) 事者也”。“禮”對情感的節製要求促使時人反思行文的淫奢。揚雄提出“詩人之賦麗(li) 以則，辭人之賦麗(li) 以淫”，在“麗(li) ”的前提下崇尚“則”、摒棄“淫”，歸於(yu) “中正”的文論思想應運而生，文質論上就呈現出文質彬彬、“事辭相稱”的傾(qing) 向。

不過，終漢之祚，始終存在賦論與(yu) 辭賦創作的乖離，所以揚雄提出“麗(li) 則”的主張隻是一個(ge) 理想化的設想，在實際創作中，縱情馳辭、鋪張揚厲才是常態。

四、結語

“麗(li) 則”是東(dong) 漢餘(yu) 暉下揚雄對禮的堅守，隨著漢王朝的腐朽落寞，禮學一度沉寂在戰亂(luan) 的波瀾中。太康元年，司馬氏風卷殘雲(yun) 一般消滅東(dong) 吳，吳禮製不斷發展，這一時期“在中國禮製發展史上具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文學也走向自覺。陸機在太安二年（303）寫(xie) 下《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ti) 物而瀏亮。”代表了他對賦體(ti) 的審美追求。對於(yu) 陸機同時代的士人來說，漢大賦那種高揚的、對宏大的追求逐漸轉向對個(ge) 人生命意識的思索。魏晉以來，對情的複歸導致“緣情綺靡”審美思想的產(chan) 生，抒情小賦、山水賦興(xing) 起，“麗(li) 則”已經不是這個(ge) 時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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