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科舉(ju) 製度的幾個(ge) 問題

作者：楊若薇

來源：摘自 楊若薇 著《契丹王朝政治軍(jun) 事製度研究（修訂版）》，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3月

遼朝科舉(ju) 始於(yu) 何時？

關(guan) 於(yu) 遼朝開始實行科舉(ju) 的時間，在《遼史》中有這樣兩(liang) 條明確記載：《景宗紀》保寧八年（976）十二月戊午，“詔南京複禮部貢院”；《聖宗紀》統和六年（988），“是歲，詔開貢舉(ju) ”。

大概正是根據了上麵兩(liang) 條材料，出於(yu) 元人之手的《遼史》卷一○三《文學傳(chuan) 》“序”這樣寫(xie) 道：“遼起鬆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nei) ，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shu) 、禮器而北，然後製度漸以修舉(ju) 。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xing) ，士由下僚擢升侍從(cong) ，駸駸崇儒之美。但風氣剛勁，三麵鄰敵，歲時以蒐獮為(wei) 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這段議論旨在綜述有遼一代的“禮文之事”，其中《遼史》的撰修者們(men) 已明確地說，“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xing) ”，即遼朝科舉(ju) 製度興(xing) 起於(yu) 景宗、聖宗時期。

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學者厲鶚曾在《易水誌》上發現有這樣的記載：易州在保寧九年（977）有進士魏璟，統和二年（984）有進士魏上達，統和五年有進士魏元貞。於(yu) 是，厲鶚編撰《遼史拾遺》時，在卷一六《補選舉(ju) 誌》中加了這樣一段按語：“史稱景宗保寧八年詔複南京禮部貢院，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ju) 。而保寧九年至統和五年，十年之中易州已有進士三人，又出一姓，皆在未開貢舉(ju) 之前。豈景宗詔複貢院之後，南京已設科而未及他處耶？惜不可考矣！”厲鶚這段話，明顯是對《遼史》關(guan) 於(yu) “開貢舉(ju) ”時間的記載表示疑問，不過他遺憾地認為(wei) 這一問題“不可考矣”。厲鶚提出的疑問並沒有引起人們(men) 的重視，乃至於(yu) 今天的學者，仍大都不以遼朝開貢舉(ju) 在景聖時期為(wei) 疑。

厲鶚所發現的易州進士的事例，已是對《遼史》所雲(yun) 開貢舉(ju) 於(yu) 景聖間的一個(ge) 有力反駁，那麽(me) ，遼朝究竟於(yu) 何時開始實行科舉(ju) 的呢？這並非是件“不可考”的事。

遼代壁畫

在統和六年“詔開貢舉(ju) ”之前、保寧八年“詔複南京禮部貢院”之後這段時間裏，易州已有三名進士，而比這時間更早，即在保寧八年之前，遼朝已實行科舉(ju) 的史料亦可以找到。

保留下來的遼代《重修範陽白帶山雲(yun) 居寺碑》，撰刻於(yu) 應曆十五年（965），其碑末署“前鄉(xiang) 貢進士鄭熙書(shu) ”。應曆十五年前，這裏既已有“鄉(xiang) 貢進士”稱號，可為(wei) 已有舉(ju) 行進士科舉(ju) 之證。但這個(ge) 碑雖然是應曆年間所刻，而這個(ge) 鄉(xiang) 貢進士鄭熙卻不一定就是經遼朝科舉(ju) 所錄取的。鄭熙所生活的幽州地區劃入遼國版圖是在會(hui) 同元年（938），到應曆十五年有二十七年的時間，這就不能排除鄭熙是中原後唐政權統治下幽州地區鄉(xiang) 貢進士的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並不大）。既然如此，就還應舉(ju) 出更有說服力的史料。這種史料在《遼史》中也是可以找見的：卷七九《室昉傳(chuan) 》載，室昉為(wei) 南京（幽州）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二十年，雖裏人莫識，其精如此。會(hui) 同初，登進士第”。會(hui) 同元年十一月，後晉石敬瑭正式將幽雲(yun) 十六州地割獻給遼。《室昉傳(chuan) 》此處明言遼國年號“會(hui) 同”，顯然，室昉所登，應為(wei) 遼國的進士第。這就說明，會(hui) 同初年，當幽雲(yun) 十六州地入遼之後，遼朝就在幽雲(yun) 地區沿襲其舊來的科舉(ju) 製度了。

來自宋人的記載，也可以對這一事實做出說明。北宋人田況在他所寫(xie) 的《儒林公議》（卷下）中說：“契丹既有幽、薊、雁門以北，亦開舉(ju) 選，以收士人。”而在元人所修的《宋史》卷二六四《宋琪傳(chuan) 》中也載，宋琪為(wei) 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ju) 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壽安王後來即位為(wei) 遼穆宗，天福六年即遼會(hui) 同四年（941）。上述這些記載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遼朝在會(hui) 同年間已開科舉(ju) 這一事實。再考慮一下這些應科舉(ju) 的人，都出自幽薊地區。這就更可確證：遼朝在得到幽雲(yun) 十六州大片漢地之後，便在這一地區繼續實行了中原封建王朝所實施過的科舉(ju) 製度。

基於(yu) 這樣的事實，再看《遼史》上的記載，就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釋。

保寧八年“詔複南京禮部貢院”一事，有可能出於(yu) 下麵的某一原因。一，保寧八年之前，因為(wei) 遼國僅(jin) 僅(jin) 是在局部地區——幽雲(yun) 十六州之地實行科舉(ju) ，故隻由這一地區的地方官掌管，並沒有像中原政權那樣，設置一個(ge) 隸屬禮部掌管全國科舉(ju) 考試的機構——貢院。經過了近四十年局部地區實行科舉(ju) 的實踐，根據需要，到保寧八年，遼政府才決(jue) 定正式設置這樣一個(ge) 機構，以便在全國實行科舉(ju) 製度；二，在幽雲(yun) 地區實行科舉(ju) 時，南京曾設有貢院，但並未作為(wei) 常設機構，而是或置或廢，至保寧八年正式恢複設立，並作為(wei) 常設機構。

關(guan) 於(yu) 統和六年所謂“詔開貢舉(ju) ”一事。在統和六年之前，幽雲(yun) 地區已是“歲開貢部”，即每年都行科舉(ju) ，且就在統和五年，易州還有魏元貞為(wei) 進士，那麽(me) ，就絕不能把這條材料理解為(wei) 是在停止了多年之後，才又於(yu) 此年重開貢舉(ju) 的。它隻能從(cong) 別的方麵說明遼朝在貢舉(ju) 製度上起了變化。仔細分析比較統和六年詔令下達之前與(yu) 詔令下達之後遼朝科舉(ju) 實施的情況便可以看出，聖宗皇帝正式下詔開貢舉(ju) ，是指從(cong) 這一年開始，遼國就不限於(yu) 在幽雲(yun) 地區內(nei) ，而是在全國範圍內(nei) 對漢人實行科舉(ju) 製度。本文下麵對遼朝應試對象所由來地區的考察，也可對此做進一步的證實。

《遼史》卷一七《聖宗紀》太平十年（1030）七月壬午條雲(yun) ：“詔來歲行貢舉(ju) 法。”這條記載說明，遼朝在全國實行科舉(ju) 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製定或完善了“貢舉(ju) 法”，並決(jue) 定從(cong) 太平十一年開始頒行這一貢舉(ju) 法。我們(men) 不會(hui) 據此認為(wei) 遼國於(yu) 太平十一年才實行科舉(ju) ，正如不應以統和六年“詔開貢舉(ju) ”一語就認為(wei) 遼國科舉(ju) 始行於(yu) 統和六年一樣。

遼朝科舉(ju) 應試之對象

宋人路振於(yu) 統和二十六年（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遼國，回宋後所作《乘軺錄》記載說，遼國“歲開貢舉(ju) ，以登漢民之俊秀者”。從(cong) 《遼史》記載的曆年登科者姓名中也可以看出，遼朝科舉(ju) 的主要對象是漢人。

自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ju) 之後，遼朝五京各地區都有漢人應舉(ju) 並登科。茲(zi) 將見於(yu) 文獻及石刻明確記載的出自某京道的進士簡列如下。

南京道：統和十四年進士張儉(jian) ，開泰五年進士杜防，太平十一年進士楊績，重熙五年進士劉伸、趙徽，重熙七年進士王觀，鹹雍中進士牛溫舒，乾統間進士韓企先，等等，知其姓名並確為(wei) 出自南京道者已有三十餘(yu) 人。

中京道：中京道興(xing) 中縣人姚景行重熙五年中進士，中京人竇景庸清寧年間中進士，中京道建州永霸縣人張孝傑重熙二十四年中進士，等等。出土的遼代墓誌中也有中京道人進士登科的記載，如大康二年撰刻的《王敦裕墓誌銘》記，中京道建州人王敦裕曾中進士；《孟有孚墓誌銘》記，中都人孟有孚於(yu) 鹹雍九年登科；等等。

上京道：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八《費縣令郭明府墓碑》雲(yun) ，遼上京臨(lin) 潢府長泰縣之漢人郭願誠曾中遼進士；《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九《顯武將軍(jun) 吳君阡表》雲(yun) ，遼上京道長春州人吳昊曾於(yu) 鹹雍十年進士登科；等等。

契丹還獵圖

東(dong) 京道：東(dong) 京道人馬人望於(yu) 鹹雍中“第進士”，東(dong) 京道顯州人曹勇義(yi) 曾為(wei) 遼進士，等等。

西京道：《史洵直墓誌銘》記載，西京道儒州人史洵直於(yu) 清寧八年登進士第；《大同府誌》記載，遼末大同有邊貫道為(wei) 狀元；等等。

上述材料證實，遼朝的科舉(ju) 製度自統和六年之後便麵向全國各地區的漢人（統和六年之前，找不到一例幽雲(yun) 地區以外之漢人應舉(ju) 者）。不僅(jin) 如此，遼朝的科舉(ju) 製度同樣適用於(yu) “一依漢法”治理的渤海人。例如，《契丹國誌》卷一○“天慶八年”條載：“有楊樸者，遼東(dong) 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shu) 郎。”《遼史》卷一○五《大公鼎傳(chuan) 》亦載，居住於(yu) 中京的渤海人大公鼎是鹹雍十年的進士，等等。這說明，在遼朝，渤海人與(yu) 漢人一樣可以參加科舉(ju) 。

契丹統治者奉行的是“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蕃漢不同治”的治國政策，對於(yu) 契丹族以及遼國境內(nei) 的北方其他部族人民，采取的是與(yu) 漢族和渤海人民截然不同的統治政策和製度。科舉(ju) 製度作為(wei) “漢製”，隻是用以對待漢人的，因此，遼統治者從(cong) 一開始就絕對不允許契丹族以及北方其他部族人涉足科舉(ju) 場中。但隨著契丹社會(hui) 的發展，與(yu) 漢族的雜居和日益密切的經濟、文化交往，契丹族以及北方其他部族受到漢族文化的強烈影響，從(cong) 而仰慕和崇尚漢族文明，於(yu) 是，契丹族的某些文人衝(chong) 破陳規，徑自參加了漢族文人們(men) 引以為(wei) 榮的科舉(ju) 考試。《遼史》卷八九《耶律蒲魯傳(chuan) 》載，橫帳季父房的耶律蒲魯，“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xi) 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ju) 進士第”。但由於(yu) 當時契丹統治者依然嚴(yan) 禁契丹人參加科舉(ju) ，所以，在耶律蒲魯舉(ju) 進士第之後，“主文以國製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於(yu) 上，以庶箴（耶律蒲魯之父）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但是，這種不許契丹人“就科目”的禁令可能沒有再維持多久，因為(wei) 它已阻擋不住契丹及北方部族人崇尚、學習(xi) 漢文化而希圖獲取科舉(ju) 功名的大勢了。有例為(wei) 證：遼末率眾(zhong) 西遷中亞(ya) 、建立了西遼國的耶律大石是契丹皇族，他就曾在天慶五年（1115）登進士第。再舉(ju) 一個(ge) 北方其他族人參加科舉(ju) 的事例，證明遼後期對科舉(ju) 政策（即對應試者民族成分的規定）的改變。《鄭恪墓誌銘》記載：

君諱恪，世為(wei) 白霫北原人。......君少敏達，博學世俗事，通契丹語，識小簡字。生二十九年，以屬文舉(ju) 進士，中第三甲。......生子六人，三男三女。長企望，次企榮，皆隸進士業(ye) 。

白霫，與(yu) 奚族毗鄰，居中京以北地區，是與(yu) 契丹族習(xi) 俗相近的一個(ge) 遊獵民族。《鄭恪墓誌銘》記載，白霫人鄭恪卒於(yu) 大安六年（1090），壽五十七。據此上推，可知他生於(yu) 1033年。而二十九歲時進士登科，時為(wei) 清寧八年（1062）。這就說明，至少在遼道宗朝，白霫族人參加科舉(ju) 不但為(wei) 法律所允許，且已非偶然之事（鄭恪的兩(liang) 個(ge) 兒(er) 子亦“皆隸進士業(ye) ”）。由於(yu) 遼統治者對白霫是采取與(yu) 契丹族基本同樣的“國製”來治理的，所以，白霫人可以參加科舉(ju) ，無疑又提供了一個(ge) 間接證明，即至少到了道宗朝，包括契丹族在內(nei) 的北方各族人可以參加科舉(ju) 考試了。

《金史》卷五一《選舉(ju) 誌》中記載了金世宗對臣下說的一段話：

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yi) 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ju) 。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yi) 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wei) 後人議論。

從(cong) 這段話可以看出，遼後期契丹族人所參加的科舉(ju) 考試，是與(yu) 漢人同樣的科目，並未另立契丹字科。

遼朝前期在幽雲(yun) 地區實行科舉(ju) ，每年取士的數目尚無從(cong) 考究。聖宗統和六年對全國漢人普遍實行科舉(ju) 後，至統和二十二年，即宋遼澶淵之盟前，遼國幾乎是每年開科取士一次，但每次所取進士一般僅(jin) 一二名，最多不超過六人。這一方麵可能是由於(yu) 取士標準過嚴(yan) ，另一方麵也可能是由於(yu) 應舉(ju) 者數量並不太多。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遼前期尚武輕文的風氣。澶淵之盟後，隨著宋遼戰爭(zheng) 的減少，軍(jun) 備防禦的鬆弛，遼國的經濟文化得以迅速繁榮發展，於(yu) 是社會(hui) 風氣轉變，由崇武轉趨於(yu) 尚文，科舉(ju) 取士之數便日見增多。到興(xing) 宗朝中期，一次取士已達六七十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舉(ju) 應試人數之增多。正因為(wei) 如此，遼廷開始采取了對應試者加以限製的措施：興(xing) 宗重熙十九年（1050）六月壬申，“詔醫卜、屠販、奴隸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舉(ju) 進士”。這一詔令恰從(cong) 反麵說明，當時社會(hui) 上各階層的各色人物都有參加科舉(ju) 應試的，他們(men) 以科舉(ju) 作為(wei) 進身、提高或改變社會(hui) 地位的一個(ge) 途徑，這是科舉(ju) 在遼代政治、社會(hui) 上作用增大的反映，致使統治者對科舉(ju) 一事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專(zhuan) 門頒布了限製應舉(ju) 人員的詔令。科舉(ju) 製度繼續實行和發展，到了道宗、天祚帝朝，取士常常一次多達百數十人。天祚帝乾統五年（1105）十一月戊戌，頒布禁令：“禁商賈之家應進士舉(ju) 。”這又把商賈之家排斥在可以應舉(ju) 的範圍之外了。

考試科目

《契丹國誌》卷二三《試士科製》雲(yun) ：“程文分兩(liang) 科，曰詩賦，曰經義(yi) ，魁各分焉。......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wei) 正科，法律為(wei) 雜科。”這說明，遼朝的科舉(ju) 主要分詩賦和經義(yi) 兩(liang) 科，而在聖宗時期，則是分作詞賦和法律兩(liang) 科的。但這一說法也不甚準確。因為(wei) 聖宗朝以後，遼國仍有律學科考試。《竇景庸女賜紫比丘尼造經記》中有“鄉(xiang) 貢律學張貞吉”的字樣。竇景庸為(wei) 道宗朝人，必其時仍有“律學”一科，故有所謂“鄉(xiang) 貢律學”存在。《涿州誌》又載，王吉甫，涿州人，天慶二年（1112）試律學第一。天慶為(wei) 遼天祚帝年號。這說明直到遼末，仍有“律學”一科。但“頗用唐進士法取人”4的遼朝，與(yu) 唐朝相似，一直是重進士科，即詩賦、詞賦科考試的。《遼史》中未用隻字記錄其他科目考試之情況，已足見其輕視態度，而迄今所能見到的其他文獻和石刻材料上有關(guan) 明經及律學等科情況的文字，亦寥若晨星。與(yu)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僅(jin) 據《遼史》諸《紀》中所記，聖宗統和六年以後（包括遼末耶律淳在燕京建立的北遼政權），遼朝放進士五十五次，總計人數達二千三百三十八人。進士科（亦即詩賦或詞賦科）在遼朝備受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史籍中留有一些遼朝進士科考試詩賦的題目。如《遼史》卷一八《興(xing) 宗紀》載，重熙五年（1036）十月壬子，“禦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yu) 廷”；《遼史》卷五七《儀(yi) 衛誌》載“興(xing) 宗重熙七年，以《有傳(chuan) 國寶者為(wei) 正統賦》試進士”；《老學庵筆記》卷七載“仁宗皇帝慶曆中嚐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shu) 八字，曰‘南北兩(liang) 朝，永通和好’。會(hui) 六符知貢舉(ju) ，乃以‘兩(liang) 朝永通和好’為(wei) 賦題，而以‘南北兩(liang) 朝，永通和好’為(wei) 韻”。因為(wei) 遼國地偏北方，且為(wei) 遊牧的契丹族統治者所建，故其封建文化程度與(yu) 科舉(ju) 水平同中原相比，自然要略遜一籌。這曾引起宋人的嘲諷。宋人周輝《清波雜誌》載：“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故事。公摘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嚐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塞。”呂正獻公即呂公著，他以遼朝科舉(ju) 考試題目無經典根據為(wei) 話柄，反唇相譏，大挫遼使傲慢之氣，足證遼朝使臣的文化水平尚難與(yu) 宋比。

遼朝模仿中原科舉(ju) 製度，也開設過製科，即於(yu) 常科之外，皇帝臨(lin) 時定立科目以試士人。《遼史》上明確記載的製舉(ju) 有三次，均為(wei) “賢良科”。道宗鹹雍六年（1070）五月甲寅，“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ye) 十萬(wan) 言進”。鹹雍十年（1074）六月丙子，道宗“禦永定殿，策賢良”。天祚帝乾統二年（1102）閏六月庚申，“策賢良”。

此外，史書(shu) 上還有製舉(ju) 登科者的記載。《遼史》卷一○四《劉輝傳(chuan) 》載，劉輝於(yu) 大康五年（1079）第進士之後，“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金史》卷七五《虞仲文傳(chuan) 》記載，虞仲文在遼後期曾“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ju) 賢良方正，對策優(you) 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根據時間推算，劉輝與(yu) 虞仲文所參加的，大約都是天祚帝乾統二年的那次製科。

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下八裏遼代壁畫墓群中壁畫

科舉(ju) 在遼朝的地位和影響

“遼以用武立國”，本不以“禮文之事”為(wei) 重。所以，遼前期，特別是隻在幽雲(yun) 地區實行的科舉(ju) 製，並不被統治階級看重，也不以此作為(wei) 選拔漢人官僚的主要途徑。因此，當時的科舉(ju) 製度對遼國社會(hui) 沒有起到什麽(me) 重要影響，就連實行科舉(ju) 的幽雲(yun) 地區的漢族士大夫也不以應舉(ju) 為(wei) 要務。除室昉外，《遼史》上記載的遼前期擔任重要官僚的幽雲(yun) 地區的漢人，均不是以科舉(ju) 之途入仕的。如，應州人邢抱樸及其弟邢抱質，在景宗、聖宗朝，皆“以儒術顯”。邢抱樸官至南院樞密使，邢抱質亦官至侍中，然他們(men) 都未曾參加科舉(ju) 。南京人馬得臣，在景宗、聖宗朝亦為(wei) 顯官，史稱他“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yu) 詩”，但亦非科舉(ju) 出身。

遼後期，隨著崇尚中原文明的風氣日盛，科舉(ju) 對遼國社會(hui) ，包括契丹族人在內(nei) ，起到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契丹統治階級也越來越重視這一製度，並積極利用這一製度來作為(wei) 加強鞏固其政權的工具。這有以下事實可以為(wei) 證。

第一，遼朝對進士科中第者待遇優(you) 厚，表現在朝廷禮儀(yi) 上，專(zhuan) 門製有“進士接見儀(yi) ”“進士賜等甲敕儀(yi) ”“進士賜章服儀(yi) ”等。進士登科者，將由朝廷在皇帝行宮為(wei) 他們(men) 舉(ju) 行一係列禮儀(yi) 。《遼史》卷五三《禮誌》對這些禮儀(yi) 做了詳細記載。但是，這些禮儀(yi) 並不是遼朝實行科舉(ju) 製度伊始，也不是統和六年“詔開貢舉(ju) ”後製定並實行的，這些禮儀(yi) 是隨著遼後期統治階級對科舉(ju) 製度重視程度的日益提高才製定並固定下來的。《遼史》卷八○《張儉(jian) 傳(chuan) 》載，張儉(jian) ，“統和十四年，舉(ju) 進士第一，調雲(yun) 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yun) 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chan) ，惟幕僚張儉(jian) ，一代之寶，願以為(wei) 獻。’......召見，容止樸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yu) 事”。張儉(jian) 於(yu) 統和十四年（996）舉(ju) 進士第一，且是年隻放進士三人。倘若當時已有“進士接見儀(yi) ”及其他禮儀(yi) ，聖宗皇帝一定已見過張儉(jian) 。然而不然，聖宗在獵雲(yun) 中時才初次見到“容止樸野”的張儉(jian) 。這足以說明，遼朝那些對待進士的禮儀(yi) 是後來才出現的。

第二，科舉(ju) 的實施，使一般漢族以此為(wei) 目標，競相教習(xi) ，以求登第。從(cong) 出土的石刻中就見到不少有關(guan) 漢族人自小“習(xi) 進士業(ye) ”“學進士業(ye) ”，然後“應進士舉(ju) ”的內(nei) 容。受這種濃厚的社會(hui) 風氣的影響，遼朝中後期，就連契丹族的皇帝、後妃以至於(yu) 一般貴族也都積極學習(xi) 和接受中原文化，崇尚詩文，喜好儒術，等等，具備了較高的漢文化修養(yang) 。例如，《遼史》記載，聖宗“幼喜書(shu) 翰，十歲能詩”；興(xing) 宗“好儒術，通音律”。道宗懿德皇後、天祚帝文妃也都留有藝術價(jia) 值很高的詩詞。《秦晉國妃墓誌銘》載，秦晉國妃為(wei) 景宗的外孫女，她“博覽經史，聚書(shu) 數千卷，能於(yu) 文詞。其歌詩賦詠，落筆則傳(chuan) 誦朝野，膾炙人口”。漢文化在契丹族的普及和提高，促使契丹族文人湧向科場。終於(yu) ，禁限被衝(chong) 破，契丹族人也被允許參加科舉(ju) 考試。這正是科舉(ju) 製度對遼朝社會(hui) 影響甚大的極好說明。

第三，遼國入仕之途有多種。對於(yu) 契丹貴族，有世選製度；對於(yu) 漢族，則有因襲中原政權製度的蔭補等製度。特別是漢族的一些世家大族，如所謂韓、劉、馬、趙四大家族，基本上都是靠蔭補而世代做官。重熙六年（1037）撰刻的《韓橁墓誌銘》就記載韓氏一門靠蔭補而做官的情況。韓氏家族中，韓德讓被“賜姓耶律氏，屬籍於(yu) 宗室”，其餘(yu) “戚屬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節旄、綰符印，宿衛交戟，入侍納陛者，實倍百人”。而韓橁本人也是靠“襲世祿”而做官的。蔭補之盛，是《金史》卷五一《選舉(ju) 誌》“序”中說的遼朝“仕於(yu) 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這一現象產(chan) 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金史》上的這段議論是統括有遼一代情況而言的，仔細分析起來，遼後期與(yu) 前期狀況是大相徑庭的。遼聖宗朝以後的漢人重要官僚，大都是進士出身，而南麵最高官署——南樞密院，從(cong) 長官到下麵的院吏，幾乎都由進士出身者擔當。由於(yu) 受這種科舉(ju) 取士的強烈衝(chong) 擊，世有蔭補特權的漢族顯貴家族也開始不以蔭補得官為(wei) 滿足，而以獲取科場之名為(wei) 榮耀了。《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chuan) 》記載，韓氏家族的韓企先在遼後期就參加了科舉(ju) ，並中進士第。《金史》卷七八《劉筈傳(chuan) 》記載，劉筈幼時以蔭隸門官職，他卻不就，而“去從(cong) 學”，後被耶律淳建立的北遼政權賜進士第。《王師儒墓誌銘》載，遼道宗朝為(wei) 宰相的王師儒，其父親(qin) 和他都以進士登科而得官。王師儒的兒(er) 子王德孫承恩蔭被授率府副率、門祗候，但仍“應進士舉(ju)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第四，遼末，耶律淳在燕京建北遼，耶律淳死後，由其妻德妃攝政。這個(ge) 政權首尾維持統治不過九個(ge) 月的時間，政治無所更張，而麵臨(lin) 著宋、金大兵壓境的險惡局勢，竟曾兩(liang) 次放進士：耶律淳放進士一十九人，德妃放進士百八人。北遼政權的這種舉(ju) 動，一方麵是用以穩定燕京地區的人心，拉攏燕京地區士大夫對北遼政權的支持；另一方麵進一步證明，科舉(ju) 在遼政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即使在國難當頭之際，仍把科舉(ju) 作為(wei) 不可或缺的大事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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