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孟子論伯夷、柳下惠等聖賢看其進退觀

作者：林榕傑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黑龍江社會(hui) 科學》2011年第3期

摘要：孟子認為(wei)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處進退問題上的四種不同做法，而其相同之處為(wei) 趨於(yu) 仁以及“歸潔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於(yu) 惡人之朝，可謂“以去為(wei) 潔”；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可謂“不以不去為(wei) 不潔”；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觀點，去就於(yu) 兩(liang) 君之間，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則為(wei) 孟子所讚許。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進退觀在相當程度上也吸取了孔子的主張。他還指出孔子有“見行可之仕”、“際可之仕”與(yu) “公養(yang) 之仕”，這代表了仕的三種層次。另外，在孟子對舜、百裏奚與(yu) 子思等聖賢的論述中同樣體(ti) 現出其特定的進退觀。 

關(guan) 鍵詞：孟子；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進退

作者簡介：林榕傑，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哲學博士後、曆史學博士後，米蘭(lan) 大學歐盟伊拉斯謨計劃博士後，都柏林大學歐盟伊拉斯謨計劃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學者。

戰國時的思想家孟子曾經遊曆齊國、梁國、魯國等，但當時這些國家的國君對他都“不能用”。孟子一生就從(cong) 政而言可謂有多次去就、進退。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上的進退觀也是較為(wei) 重要的一個(ge) 方麵。他在這一方麵觀點的形成不僅(jin) 與(yu) 其自身的經曆有關(guan) ，還總結了曆史上伯夷、伊尹、柳下惠的做法，尤其是孔子的做法與(yu) 主張——這四位分別被他稱為(wei) “聖之清者”、“聖之任者”、“聖之和者”與(yu) “聖之時者”。除此之外，孟子關(guan) 於(yu) 政治上進退、去就的思想還體(ti) 現在他對舜、百裏奚、子思等人的談論中。從(cong) 孟子對上述這些聖賢的評論入手，我們(men) 可以較為(wei) 深入地把握其政治上的進退觀。

一

在《論語》中，有數處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論及伯夷、叔齊或柳下惠。伯夷、叔齊是商周之際的人物，曾試圖勸阻周武王伐紂。武王滅殷後，伯夷、叔齊不願食周粟，隱於(yu) 首陽山，采薇而食，後餓死（參見《史記》卷六一《伯夷傳(chuan) 》）。孔子稱他們(men) 為(wei) “古之賢人”，並說過：“伯夷叔齊餓於(yu) 首陽之下，民到於(yu) 今稱之”（《論語·季氏》）。

柳下惠即魯國大夫展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惠是其諡號。《論語·微子》中記載他為(wei) 士師，多次被黜退仍不離開魯國。有人對他說：“子未可以去乎？”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他雖然多次被黜退仍不願“枉道而事人”，並且無意離開魯國這一父母之邦。看來他既不“辟世”，又不“辟地”。而這與(yu) 伯夷的事跡就有較大差異——後者曾辟紂而居北海之濱，可謂“辟地”；後又不食周粟而隱，可謂“辟世”。他可說是“不枉道而不事人”。

伯夷與(yu) 柳下惠在仕隱問題上是有不同甚至相反之處的。孔子曾說過：“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yu) ”以及“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lun)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論語·微子》）。伯夷可說是“隱居以求其誌”，能“不降其誌”，雖受餓而不受辱，其境界應高於(yu) 柳下惠。孔子曾經言及“匹夫不可奪誌也”，因此他說柳下惠等“降誌辱身”或有為(wei) 其惜之意。然而柳下惠堅持直道而事人，能言行無失，這樣他盡管曾“食祿亂(luan) 朝”，仍被稱為(wei) “逸民”。

後來孟子也曾比較“不屑就已”的伯夷與(yu) “不屑去已”的柳下惠二人的區別：“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yu) 惡人之朝，不與(yu) 惡人言。立於(yu) 惡人之朝，與(yu) 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yu)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yu) 鄉(xiang)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孫醜(chou) 上》）。伯夷“非其君不事”，這樣他就不會(hui) 不擇君而事，也不會(hui) 因為(wei) 諸侯“善其辭命”就出仕。他可說是屬於(yu) “潔其身”、“不辱其身”而不屑仕於(yu) 諸侯的[1]。

至於(yu)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wei) 爾，我為(wei) 我，雖袒裼裸裎於(yu) 我側(ce) ，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yu)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柳下惠不憚與(yu) 惡人“同朝並立”，“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趙岐注）。他能“不自失”、“不隱賢”，也就“不能浼”。[2]伯夷、柳下惠都可說是“不屑不潔”，不過伯夷的不屑表現為(wei) 不屑於(yu) 就“不潔”，而柳下惠的不屑則表現為(wei) 不屑於(yu) 去“不潔”；伯夷可說是“以去為(wei) 潔”，而柳下惠可說是“不以不去為(wei) 不潔”。

孟子認為(wei)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yu) 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這樣就對伯夷與(yu) 柳下惠都有所否定。所謂伯夷“隘”，按趙岐注是指他“懼人之汙來及己，故無所含容”，也就是說他唯恐被別人所汙而選擇退避，且不屑於(yu) 正人；所謂柳下惠“不恭”，是指他“輕忽時人，禽獸(shou) 畜之，無欲彈正之心”，也就是說他認為(wei) 別人雖汙但並不能汙己，因此他不屑於(yu) 退避，且不屑於(yu) 正人。不過孟子也曾稱讚伯夷、柳下惠為(wei) 聖人：“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孟子·盡心下》）。而孔子隻稱伯夷為(wei) “古之賢人”或“逸民”，稱柳下惠為(wei) “逸民”。從(cong) 孟子對伯夷、柳下惠雖有所非仍肯定他們(men) 是聖人可以看出，他所謂的聖人並不一定是完人，並且聖人並非一切都可取法[3]。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西漢時以“滑稽“聞名的東(dong) 方朔否定伯夷、叔齊而肯定柳下惠之類的“朝隱”者，並曾告誡其子以容身為(wei) 上：“首陽為(wei) 拙，柱下為(wei) 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nong)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漢書(shu) 》卷六五《東(dong) 方朔傳(chuan) 》）。他以最終餓死於(yu) 首陽山的伯夷、叔齊為(wei) “拙”，以曾經作為(wei) 周柱下史而“朝隱”的老子為(wei) “工”，顯然其觀點與(yu) 孔子、孟子是有區別的。

二

孔子在談論“逸民”的時候，表達了他自己與(yu) 伯夷、柳下惠等在仕隱問題上不同的立場。後來孟子在論述這一問題的時候，又加入了伊尹，並認為(wei)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四種有差別的態度。伊尹秉持“‘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luan) 亦進”（《孟子·萬(wan) 章下》）的立場，這顯然不同於(yu)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luan) 則退”的伯夷。二者的主要區別之處在於(yu) 伊尹對君主實際上無所擇，對民眾(zhong) 實際上也無所擇，這樣他一旦決(jue) 定出仕就不會(hui) 退隱，而且在不同君主之間可以多次去就——他曾“五就湯，五就桀”。伊尹所為(wei) 似有可議之處，但如果從(cong) “自任以天下之重”出發就可以理解了——他“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yu)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nei)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萬(wan) 章下》）。 對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而言，天下重於(yu) 君，民重於(yu) 君，為(wei) 了天下之民可以在不同君主之間反複有所去就。

伊尹在出仕前即樂(le) 堯舜之道[4]：“伊尹耕於(yu) 有莘之野，而樂(le)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yi)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yi)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yu)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他之所以出仕是因為(wei) 湯多次使人“以幣聘之”，於(yu) 是幡然改變了原有的立場，並認為(wei) ：“與(yu) 我處畎畝(mu) 之中，由是以樂(le)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wei) 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wei)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yu) 吾身親(qin) 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孟子·萬(wan) 章上》）商湯多次使人“以幣聘之”使伊尹悟到自己不能獨樂(le) 堯舜之道，而應該行堯舜之道於(yu) 天下。伊尹出仕不是為(wei) 了“祿之以天下”，而是為(wei) 了使天下之匹夫匹婦能“被堯舜之澤”。這樣，無論君為(wei) 何君，民為(wei) 何民，他都要出仕。無論君為(wei) 何君，他都要使其成為(wei) “堯舜之君”；無論民為(wei) 何民，他都要使其成為(wei) “堯舜之民”。

因此，他與(yu) 伯夷的不同之處在於(yu) ，他不會(hui) 不事惡君；他與(yu) 柳下惠的不同之處在於(yu) ，他不會(hui) 局限於(yu) 父母之邦而僅(jin) 事一君。與(yu) 二者都不同的地方在於(yu) ，他不僅(jin) 要事君，還要“變君”、“變民”。孟子有所謂“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伊尹的出仕可謂由“獨行其道”轉為(wei) “與(yu) 民由之”以及“與(yu) 君由之”，而這就需要“以斯道覺斯民”以及“以斯道覺斯君”。

從(cong) 孟子的話可以想到，正是商湯多次使人“以幣聘之”，使伊尹看到自己有行堯舜之道於(yu) 天下的責任，另一方麵也使其看到自己有行堯舜之道於(yu) 天下的機會(hui) 。就伊尹是否曾“以割烹要湯”這一問題，孟子的答複是：“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孟子·萬(wan) 章上》）。商湯因為(wei) 伊尹有堯舜之道而多次使人“以幣聘之”，按理說他會(hui) 支持伊尹行堯舜之道於(yu) 天下。不過伊尹出仕後還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舉(ju) 。對他來說，使君成為(wei) “堯舜之君”並非一蹴而就之事，而且使君成為(wei) “堯舜之君”也包含對終不能成為(wei) “堯舜之君”者進行革命。

公孫醜(chou) 曾對孟子言及伊尹“放太甲於(yu) 桐”之事，並問“賢者之為(wei) 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yu) ？”孟子的答複是：“有伊尹之誌，則可；無伊尹之誌，則篡也”（《孟子·盡心上》）。其實，伊尹放太甲於(yu) 桐，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又何嚐不是對太甲的訓導——使其或能改過而成為(wei) “堯舜之君”，而非僅(jin) 僅(jin) 意在廢黜他。孟子此處所說的“伊尹之誌”，有人以為(wei) 是“欲寧殷國”，也有人以為(wei) 是“公天下以為(wei) 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不過本人認為(wei) 更確切些說這還是指他為(wei) 了行堯舜之道於(yu) 天下，而要使君成為(wei) “堯舜之君”。

伊尹的出仕，按孟子的說法，是先為(wei) 君之師，而後為(wei) 君之臣：“故將大有為(wei)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le) 道，不如是不足與(yu) 有為(wei) 也。故湯之於(yu)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yu)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chou)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yu) 伊尹，桓公之於(yu) 管仲，則不敢召”（《孟子·公孫醜(chou) 下》）。這樣看來，湯所“不敢召”的伊尹與(yu)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的柳下惠還是有重要區別的。

伊尹出仕後屬於(yu) 一定要行其道者，他是不會(hui) “辟世”的。他在政治上最突出的特點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這樣不論處於(yu) “天下有道”還是“天下無道”之時，他都不會(hui) 退避。“自任以天下之重”這一點當是深為(wei) 孟子讚許的。孟子曾說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下》），可見他本人也是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這樣我們(men) 就不難理解，孟子盡管對“聖之清者”伯夷以及“聖之和者”柳下惠有所否定——“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但對“聖之任者”伊尹卻沒有批評之語。

三

孔子在政治上的進退與(yu) 上述伯夷、柳下惠、伊尹等都有所不同。他在離開齊國時，“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wan) 章下》）。孔子應與(yu) 伯夷、伊尹一樣，都會(hui) “治則進”，但他不會(hui) 象伯夷那樣“亂(luan) 則退”，也不會(hui) 象伊尹那樣“亂(luan) 亦進”，而應該會(hui) “亂(luan) 則可進則進，不可進則不進”。

《論語·陽貨》中記載：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孔子表示“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同篇中還有另一則孔子與(yu) 子路的對話反映了他在出仕問題上的立場：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qin) 於(yu) 其身為(wei)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

由此看來，孔子在出仕問題上的立場有別於(yu) 伯夷、叔齊——他並不是固執於(yu) “不立於(yu) 惡人之朝”（或“非其君不事”）。在公山弗擾或佛肸召他的時候，他的觀點與(yu) 柳下惠的作為(wei) 倒有相通之處——後者“不羞汙君”，並持“惡人何能汙於(yu) 我邪”的立場。

按《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的記載：孔子為(wei) 魯大司寇時，齊人贈魯國國君“女樂(le) 文馬”，季桓子與(yu) 魯君往觀，“怠於(yu) 政事”。子路對孔子說：“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說：“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受齊女樂(le) ，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yu) 大夫”。孔子於(yu) 是離開魯國。這樣看來他在政治上的進退，又不同於(yu) 柳下惠雖遭“三黜”而不離開父母之邦。不過，孔子離開魯國僅(jin) 應說是“辟人”，他仍欲在別國行其道，而未走上“辟世”的道路。因此桀溺才對子路說：“且而與(yu) 其從(cong)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cong) 辟世之士哉？”（《論語·微子》）而伯夷也可說是“辟世之士”，這樣孔子在政治上的進退、去就也就不同於(yu) 伯夷。

孟子對孔子離開魯國有以下評論：“孔子為(wei) 魯司寇，不用，從(cong) 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wei) 為(wei) 肉也，其知者以為(wei) 為(wei)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wei) 苟去。君子之所為(wei) ，眾(zhong) 人固不識也”（《孟子·告子下》）。孔子離開魯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道不行，而直接原因則是因為(wei) 季桓子的“無禮”。孔子說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孔子辭官也未嚐不能說是“不可則止”。

孔子還說過：“隱居以求其誌，行義(yi)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論語·季氏》）。孔子仕於(yu) 魯可以說是“行義(yi) ”，不過這種“行義(yi) ”未能“達其道”，而他周遊列國也未能“達其道”。這樣就能理解他“未見其人也”的感歎——在他那個(ge) 時代，他未能見到這樣的人，而他自己也不能做到這一點。至於(yu) 古時，應當有這樣的人——比如伊尹就可說是“行義(yi) 以達其道”者。

由上可見孔子在進退、去就問題上與(yu) 伯夷、柳下惠、伊尹表現都有所不同。孟子認為(wei)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萬(wan) 章下》）。他這樣說其實在表示自己更擁護孔子的立場。孟子還就“集大成”做了進一步的解說：“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這樣看來，孔子在進退問題上是以“智之事”為(wei) 始而以“聖之事”為(wei) 終的。伯夷等人固然也可稱為(wei) “聖”，但不能稱為(wei) 知時，隻有孔子才可以稱為(wei) “聖之時者”。孟子說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應是指他因時不同而有不同選擇[5]。

在這方麵，孔子並未稱自己“集大成”，而是用了“無可無不可”一語。《論語·微子》中，孔子在論述三種逸民（包括“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齊，“降誌辱身”的柳下惠、少連以及“隱居放言”的虞仲、夷逸）時，表示自己與(yu) 他們(men) 不同，“無可無不可”。馬融對此的解釋是“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yi) 所在”[6]。其實孔子“無可無不可”不僅(jin) 僅(jin) 能理解為(wei) 可進可退，可去可就，可降誌辱身，可不降誌辱身，還能理解為(wei) 可以為(wei) 伯夷、叔齊，可以不為(wei) 伯夷、叔齊；可以為(wei) 柳下惠、少連，可以不為(wei) 柳下惠、少連；可以為(wei) 虞仲、夷逸，可以不為(wei) 虞仲、夷逸。

孟子還提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yang) 之仕。於(yu)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yu)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yu) 衛孝公，公養(yang) 之仕也”（《孟子·萬(wan) 章下》）。“見行可”應是指見其道（或其言）之可行，這種仕的目的主要是為(wei) 行其道或行其言；“際可”是指“接遇以禮”，這種仕主要因為(wei) 國君之有禮；“公養(yang) ”是指國君“養(yang) 賢”，這種仕不過為(wei) 免於(yu) 貧困而死。照孟子看來，孔子之仕，不僅(jin) 有為(wei) 行其道而仕者，如國君待之以禮可以仕，如遇貧困而國君能周之也可以仕。從(cong) 孟子總結的孔子這三種仕，我們(men) 對孔子“無可無不可”的說法就能有進一步理解。 

關(guan) 於(yu) 這三種仕，《孟子·告子下》中還有如下相關(guan) 表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cong) 其言也，使饑餓於(yu) 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從(cong) 上述孟子的話中可以看出，因進仕的目的有別，則退避的理由也有不同：首先，因國君將行其言可以仕（為(wei) 行其言而仕與(yu) 為(wei) 行其道而仕相近），然而其言是否能行決(jue) 定權並不在其本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國君手中，因此如其言未行則應該離去[7]。其次，因國君有禮也可以仕，這可以說是以其有禮而還之以禮，如其不再有禮甚至表現出無禮則應該離去。最後，因自家貧困也可以仕，這可以說是為(wei) “免死”而仕，屬於(yu) 不得已為(wei) 之。孟子提到過：“仕非為(wei) 貧也，而有時乎為(wei) 貧”（《孟子·萬(wan) 章下》）。孔子曾為(wei) 委吏等，可說是有此“為(wei) 貧”而仕。這種“為(wei) 貧”而仕應是在邦無道的情況下才有的。孔子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在邦無道的情況下，並不一定都要選擇象伯夷、叔齊那樣“不降其誌，不辱其身”，可以為(wei) “免死”而仕，但這種仕絕不應轉變到為(wei) 求富貴而仕。

孟子闡述這三種仕，也在說明仕有三種層次：為(wei) 行道而仕，為(wei) 君有禮而仕，以及為(wei) 免死而仕。這三種仕固然都可以接受，但首先應該求其上者，也就是為(wei) 行道而仕。

四

孟子認為(wei) ，伯夷、伊尹、柳下惠在進退問題上有三種不同做法，但這三種做法有其一致之處。他說：“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告子下》）孔子的做法雖然不同於(yu) 上述三人，但同樣可被視為(wei) 趨於(yu) 仁。《論語·述而》中有如下一段話：

冉有曰：“夫子為(wei)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wei) 也。”

“求仁而得仁”，不僅(jin) 是孔子對伯夷、叔齊的評價(jia) ，還是他對自己的期許。而伊尹、柳下惠又何嚐不能說是“求仁”。伊尹之“求仁”表現在他欲使天下之民“被堯舜之澤”，表現在他欲使天下之民成為(wei) “堯舜之民”。柳下惠之“求仁”則表現在其“蒙恥救民”（《列女傳(chuan) 》第二卷）上，表現在其“直道而事人”上。而對“無可無不可”的孔子而言，無論進退、去就，都會(hui) 不失“求仁而得仁”，都會(hui) 趨於(yu) 仁。

孟子還認為(wei) ，除趨於(yu) 仁以外，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的選擇還有另一相同之處，那就是“潔其身”：“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孟子·萬(wan) 章上》）。在“潔其身”這一點上，四人的出發點應是一致的。對聖人而言，不僅(jin) 隱居、求退能做到潔其身，出仕、求進也能做到潔其身。伯夷以“亂(luan) 則退”而“潔其身”，“不與(yu) 惡人言”是其“潔”最突出的體(ti) 現。伊尹出仕前的“非其義(yi)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yu)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也表現出其特定的“潔”，而其出仕後能行堯舜之道於(yu) 天下，使君為(wei) 堯舜之君、民為(wei) 堯舜之民，這樣他不求“潔其身”自能“潔其身”。柳下惠之“潔”表現在他“和而不同”（借用孔子之語）的一麵：對汙者雖表現出“和”，但卻不會(hui) 同化於(yu) 汙者。在這方麵孔子與(yu) 柳下惠有相近之處。孔子在因佛肸召而欲前往時說過：“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自己如真正“白”就不會(hui) 因出仕而被染“黑”。子路評其所見到的隱者荷蓧丈人時說：“不仕無義(yi)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yi) ，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luan) 大倫(lun)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yi) 也”（《論語·微子》）。不仕固然可以“潔其身”，而出仕並非都不能做到“潔其身”。孔子並不因為(wei) 欲“潔其身”就不求仕，但其求仕也不會(hui) 放棄“潔其身”的原則。因此他在衛國時住在賢大夫顏讎由而非國君幸臣彌子家中，盡管後者表示“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孟子·萬(wan) 章上》）。

孔子說過：“不得中行而與(yu)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wei) 也”（《論語·子路》）。伯夷、伊尹等人都有“進取”的一麵，也都有“有所不為(wei) ”（按孟子的說法為(wei) “不屑不潔”）的一麵，不過他們(men) 在這兩(liang) 方麵的程度與(yu) 表現是不一樣的，因此有的人（如伯夷）“狷”的一麵較為(wei) 引人注意，有的人則“狂”的一麵較為(wei) 突出。

伊尹出仕前主要表現出“有所不為(wei) ”的一麵，而其出仕後“進取”的一麵表現得非常明顯，可謂由“狂者”而為(wei) “聖之任者”。柳下惠“進取”的一麵表現在他能不顧“辱身”而進，這樣看來他可說是不同於(yu) 伊尹的另一種“狂者”，並由此而為(wei) “聖之和者”。而他“不屑不潔”的一麵則是包藏在“和”之中的，他可說是內(nei) “介”而外“和”。至於(yu) 伯夷，孟子認為(wei) 他“治則進”，因此他也有“進取”的一麵。不過對伯夷而言更突出的是其另一麵，也就是“不屑不潔”的一麵，他可謂由“狷者”而為(wei) “聖之清者”。而對“無可無不可”的孔子來說，除“中行”外，有時也表現出“狂”或者“狷”，但這些都應是“權”而後為(wei) 的。

孟子固然以孔子為(wei) 楷模，不過他“狂”也就是進取的一麵仍較為(wei) 值得注意。除孔子外，孟子推崇的還有“聖之任者”伊尹，這是因為(wei) 伊尹在某種程度上寄托了他的誌向。他還持士當急於(yu) 求仕的觀點，這也表現出其進取的一麵[8]。除此之外，孟子還有“不屑不潔”的一麵，因此他反對“萬(wan) 鍾則不辨禮義(yi) 而受之”，並表示“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可以說，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無論進退在不遠於(yu) 仁、不同於(yu) 汙方麵是相似的，而此相似之處也是孟子認識到並能做到的。

五

對今人研究孟子的進退觀而言，除了上文提到的他關(guan) 於(yu) 伯夷、伊尹、柳下惠與(yu) 孔子的言論外，他對舜、百裏奚與(yu) 子思等人的論述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孟子》中，對舜的稱述要多於(yu) 對禹等人的談論。舜從(cong) 隱居而出仕，又從(cong) 為(wei) 臣而為(wei) 君。孟子主張“堯舜與(yu) 人同耳”（《孟子·離婁下》），因此舜出仕之道也應是他人可以做到的。《孟子》中提到舜為(wei) 東(dong) 夷之人，“發於(yu) 畎畝(mu) 之中”（《孟子·告子下》）。舜見帝堯時，“帝館甥於(yu) 貳室，亦饗舜，迭為(wei)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子·萬(wan) 章下》）。舜出仕的特殊性首先是他以匹夫而為(wei) 天子之友。堯對舜可謂“尊賢”[9]，而舜事堯可謂“敬君”。孟子認為(wei) ，後人對待君臣之倫(lun) ，也應效法堯舜。《孟子·離婁上》有：“聖人，人倫(lun) 之至也。欲為(wei) 君盡君道，欲為(wei) 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孟子·離婁上》）。可以說，舜之進既是堯“尊賢”而進，又是舜本人“敬君”而進。舜仕而能盡臣道，這是其出仕的另一個(ge) 特點。

雖然舜出仕後有進而無退，但這並非意味他不能退。孟子說過：“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wei) 然”（《孟子·離婁上》）。從(cong) 孟子的話看來，舜並非貪戀祿位者。

萬(wan) 章曾問孟子：百裏奚“自鬻於(yu) 秦養(yang) 牲者，五羊之皮”，並為(wei) 人養(yang) 牛，以此而求得秦穆公的任用，這可信嗎（《孟子·萬(wan) 章上》）？孟子認為(wei) 以百裏奚的明智不會(hui) 為(wei) 此。百裏奚在去就問題上能充分顯示出他明智的一麵。當晉人以寶物獻給虞公以求假道伐虢的時候，宮之奇進諫而百裏奚卻沒有——後者知道虞公不可諫，並且預見到虞國將亡，因此離開該國。孟子認為(wei) 他“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後來百裏奚又知道秦穆公可與(yu) 有為(wei) ，於(yu) 是相秦，並“顯其君於(yu) 天下”。孟子認為(wei) 他“知穆公之可與(yu) 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以百裏奚之智，不可能自汙以求仕，這就是孟子的觀點。百裏奚雖然不能稱為(wei) “聖”，但可稱為(wei) “智”、“賢”。他出仕的目的是要“顯其君於(yu) 天下，可傳(chuan) 於(yu) 後世”[10]。孟子在此並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百裏奚做辯護，也是闡明其求仕不能“辱己”的觀點。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進退而能“潔其身”，是需要“智”的。如真有其“智”，則既能潔其身而進，又能潔其身而退。至於(yu) 為(wei) 求進而辱其身，則是難以稱為(wei) “智”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載孟子“受業(ye) 子思之門人”，《孟子》一書(shu) 中也曾數次提到子思。小國之君費惠公曾以子思為(wei) 師，他說：‘吾於(yu) 子思，則師之矣”（《孟子·萬(wan) 章下》）。而他對顏般則“友之”，並使王順、長息為(wei) 事君者。這樣看來，子思於(yu) 費國可謂以君之師而進，這樣其仕也有別於(yu) 顏般等人。子思也曾仕於(yu) 魯國。魯繆公曾欲以他為(wei) 友，子思不悅而言：“古之人有言：曰事之雲(yun) 乎，豈曰友之雲(yun) 乎？”可見，“千乘之君求與(yu) 之友，而不可得也”（《孟子·萬(wan) 章下》）。舜可以為(wei) 天子之友，而子思則不願為(wei) 魯國國君之友，他應是想以君之師的身份出仕。然而他並不能行其道於(yu) 魯國，乃至不能“安”於(yu) 魯國。後來孟子離開齊國時，曾提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ce) ，則不能安子思”（《孟子·公孫醜(chou) 下》）。從(cong) 孟子的話中，可以悟出他仕於(yu) 齊國而不成功的一個(ge) 主要原因。

孟子還曾與(yu) 萬(wan) 章論及子思的一件事：“繆公之於(yu) 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於(yu) 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麵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台無饋也”（《孟子·萬(wan) 章下》）。孟子認為(wei) 魯國國君對子思既不能“舉(ju) ”又不能“養(yang) ”。他還指出：國君之尊賢，應效法堯之尊舜，養(yang) 賢而後舉(ju) 賢。魯國國君不尊子思，則子思可拒其賜。拒其賜是子思仕而能“潔其身”的一種表現。可以這樣認為(wei) ，即便就孟子所說的“公養(yang) 之仕”而言，如果國君養(yang) 賢而不以禮，乃至待之如犬馬，則賢人也當拒此而退。 

結 語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處的時代也可謂“天下無道”。但孟子以天下為(wei) 己任，見“天下溺”則欲“援之以道”，故雖處於(yu) 那樣的時代仍有出仕之誌。孟子進則欲行道，故對君主陳堯舜之道，而遇道之不行、言之不從(cong) 則可以退。孟子又說過“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他進雖不能行其道於(yu) 天下，退則能以其道善其身。

孟子之進退觀除與(yu) “道”有關(guan) 外，還與(yu) 他所說的“仁”、“義(yi) ”、“禮”相關(guan) 。孟子未忘民之疾苦，進則欲君主“誌於(yu) 仁”，使其行仁政，可以說其仕也是趨於(yu) 仁的。他還說過“孔子進以禮，退以義(yi) ”（《孟子·萬(wan) 章上》）——其實也可以說“進退以義(yi) ”、“進退以禮”。進退以義(yi) ，則必然反對“事君無義(yi) ”；進退以禮，則自然不會(hui) “進退無禮”（《孟子·離婁上》）。孟子雖急於(yu) 求仕，但也不願在國君不加禮的情況下出仕。這其實涉及到不可自汙以求仕、以及欲仕而仍要“潔其身”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孔子說伯夷“求仁而得仁”，這應是與他“好仁”而“惡不仁”相聯係的。伯夷“惡不仁”的一麵非常明顯，也就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論語·裏仁》），而孟子所說“惡惡之心”應該就是指“惡不仁”之心。
 
[2]在此有必要一提的是，孟子還曾稱讚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盡心上》）。
 
[3]對孟子而言，曾往見梁惠王這樣“不仁”的君主，表現出他不同於伯夷；能離開父母之邦往列國欲行其道，則又表現出他不同於柳下惠。
 
[4]《論語·雍也》中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可見他不僅僅是知堯舜之道與好堯舜之道而已。
 
[5]這也可說是一種“權”。關於“權”，《論語·子罕》中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6]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頁。
 
[7]孟子就“異姓之卿”說過：“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這可以說是“見行 可之仕”者應該離開的一種情況。
 
[8]《孟子·滕文公下》有“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以及“士之失位也，猶諸  侯之失國家也”。
 
[9]《孟子·萬章下》還有：“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10]我們對百裏奚之仕與伊尹之仕可做一比較：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孟子·萬章上》，而百裏奚隻是使秦穆公為霸而已。且百裏奚不象伊尹那樣欲行堯舜之道於天下，這樣看來他不能稱為“聖”而隻能稱為“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