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紀》的書(shu) 寫(xie) 與(yu) 司馬遷的古史觀

作者：龍文玲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辛醜(chou) 臘月二十日乙亥

          耶穌2022年1月22日

《史記·五帝本紀》構建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傳(chuan) 承的古史譜係，這一譜係長期遭到質疑，並被一些學者視為(wei) 中國神話曆史化的例證。然而，隨著地下文物不斷出土，史前文明不斷發現，不僅(jin) 需重新審視司馬遷構建的五帝譜係，而且更需重新理解其為(wei) 何書(shu) 寫(xie) ，以及其中蘊藏的古史觀念。

廣搜史料、以雅求美的書(shu) 寫(xie) 原則

關(guan) 於(yu) 《五帝本紀》的書(shu) 寫(xie) ，該篇篇末的“太史公曰”，給出了三個(ge) 重要信息：

一是創作動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shu) 》獨載堯以來”。說明司馬遷的創作緣於(yu) 《尚書(shu) 》沒有記載堯以前的曆史，希望補綴曆史缺憾，補齊中國上古史發展脈絡。這樣的使命感，體(ti) 現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勇氣和魄力。

二是文獻來源：“孔子所傳(chuan)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chuan) 。餘(yu) 嚐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dong) 漸於(yu) 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章矣”。說明司馬遷所據文獻以傳(chuan) 世文獻為(wei) 主，田野考察資料為(wei) 輔。傳(chuan) 世文獻，主要有《尚書(shu) 》、諸子百家著作、《五帝德》《帝係姓》《春秋》《國語》等；田野考察資料，主要是司馬遷前往傳(chuan) 說中五帝到過的空桐、涿鹿、東(dong) 海、江淮等地，向當地長者調研獲得的口耳相傳(chuan) 資料。

三是文獻處理方式：“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餘(yu) 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參以前段所引，可知司馬遷將搜集到的田野資料與(yu) 傳(chuan) 世的古文進行過對比分析，剔除“不雅馴”者，而保留下典雅之訓。所謂“古文”，即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說》所雲(yun) ：“若《五帝德》、若《帝係姓》、若《諜記》、若《春秋曆譜諜》、若《國語》、若《春秋左氏傳(chuan) 》、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shu) ，非當時寫(xie) 本者，皆謂之古文。”司馬遷將田野考察資料與(yu) 《五帝德》等古文典籍對比分析後，還得出了它們(men) 對五帝風教記載具有一致性的重要結論。

以上信息，表明了《五帝本紀》書(shu) 寫(xie) 的基本原則：全麵網羅文獻資料，擇雅黜野，析理探賾，按照時間先後次序，對五帝曆史進行整齊編排。

就《五帝本紀》對五帝譜係的言說看，黃帝為(wei) 少典之子，傳(chuan) 位給其子顓頊，顓頊傳(chuan) 位給族子帝嚳，帝嚳傳(chuan) 位給其子堯；堯將帝位禪讓給同族玄孫舜。這一帝位傳(chuan) 承依據的不是嫡長子繼承製，而是繼承者的德才。如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帝嚳“順天之義(yi) ，知民之急”；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行厚德，遠佞人”。並且，五帝均勤政愛民，知人善用，重視教化，功勳卓著，深受百姓擁戴。這樣的書(shu) 寫(xie) ，展示的是一幅理想的政治圖景，體(ti) 現的是一種以雅求美的古史書(shu) 寫(xie) 原則。

隱藏的文化記憶

盡管《五帝本紀》是以傳(chuan) 世文獻和田野考察為(wei) 基礎的，但其真實性卻長期遭到質疑。如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認為(wei) ：司馬遷所作本紀，堯、舜、夏、商、周，皆出於(yu) 黃帝，導致“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梁玉繩《史記誌疑》還指出，按五帝世係，舜為(wei) 堯族玄孫，則舜娶堯女“是以族曾孫娶曾祖姑，不更瀆倫(lun) 亂(luan) 序乎！”且鯀、禹曆仕顓頊至舜四朝，實在過於(yu) 長壽；“堯舜在位，幾百五十年”，亦令人難以置信。

對此，一些學者試圖從(cong) 考古學角度論證《五帝本紀》的可靠性。如隋雲(yun) 鵬《〈史記·五帝本紀〉的考古學基礎》提出：“《史記·五帝本紀》具備了堅實的考古學基礎。換言之，距今約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時代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群偉(wei) 大的部落聯盟最高統治者，他們(men) 篳路藍縷、朝乾夕惕，創造了了不起的人類文明。”一些學者試圖從(cong) 民族學角度肯定《五帝本紀》的合理性。如孫錫芳《〈史記·五帝本紀〉五帝譜係合理性探究》認為(wei) ：“五帝譜係不是五帝的家譜，而是對於(yu) 中國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曆史發展軌跡的反映。”

以上不同的觀點，促使我們(men) 重新思考司馬遷為(wei) 何如此書(shu) 寫(xie) 。由司馬遷“餘(yu) 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關(guan) 於(yu) 五帝事跡的文獻中，除有“不雅馴”的內(nei) 容外，可能還有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內(nei) 容。比如，就《五帝本紀》載堯舜禪讓一事，司馬貞《正義(yi) 》引《括地誌》雲(yun) ：“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dong) 北十五裏。《竹書(shu) 》雲(yun) 昔堯德衰，為(wei) 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裏。《竹書(shu) 》雲(yun) 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yu) 父相見也。”《竹書(shu) 》，即西晉時出土於(yu) 戰國魏安釐王墓的《竹書(shu) 紀年》。由此記載，可知關(guan) 於(yu) 堯舜更替還另有說法：舜取代堯靠的不是和平禪讓，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馬遷在寫(xie) 作中，選擇了有助於(yu) 表現美善政治的和平禪讓，而對武力取代的說法予以忽視，體(ti) 現了以雅求美的書(shu) 寫(xie) 原則。

如果一定要從(cong) 曆史真實的角度去要求《五帝本紀》的話，無論如何是無法理解司馬遷對《竹書(shu) 》這類材料的忽視的。但如果從(cong) 文化記憶理論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紀》書(shu) 寫(xie) 的合理性。事實上，《五帝本紀》承載的乃是自孔子以來人們(men) 對“盡善盡美”德政的美好記憶，是建立在關(guan) 於(yu) 五帝時代回憶的基礎上的文化書(shu) 寫(xie) 。正如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所說：“回憶文化則著重於(yu) 履行一種社會(hui) 責任。它的對象是群體(ti) ，其關(guan) 鍵問題是：‘什麽(me) 是我們(men) 不可遺忘的？’”在司馬遷看來，不可遺忘的是五帝時代的君明臣賢、關(guan) 注民生、“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德政文化。因此，他選擇了稱頌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獻。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裏對《五帝本紀》的概括：“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wan) 世載之。”在此，他強調的不是五帝具體(ti) 的風教業(ye) 績，也不是帝位更迭的具體(ti) 細節，而是黃帝開創的法天則地的政治秩序，以及顓頊等四帝遵序形成的可以萬(wan) 世效法的法度規範。

繼往開來的古史觀

漢武帝時代，國力強盛，疆域空前闊大。誠如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所說：“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當時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往來、融合，盛況空前。回溯過去，是為(wei) 了構建當下，開創未來。受時代感召，司馬遷通過對古史的回溯，對五帝時代進行整齊、重構，“為(wei) 後世史家立則發凡”（錢鍾書(shu) 《管錐編》）。基於(yu) 此，他描繪的五帝時代藍圖除了君明臣賢、以德治國之外，還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特征：

一是幅員遼闊的大一統。黃帝時代東(dong) 至於(yu) 海，南至於(yu) 江，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顓頊時代東(dong) 至蟠木，南至交阯，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堯時代東(dong) 至暘穀，南至南交，西至昧穀，北至幽都。這些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實是建立在古史傳(chuan) 說與(yu) 漢帝國實際疆域基礎上的想象，體(ti) 現的是漢武帝時代大一統的思想。

二是民族和諧的大融合。根據傳(chuan) 世文獻和考古發現，五帝其實並非直係親(qin) 屬關(guan) 係，而是分屬於(yu) 遠古時代中華大地上的不同氏族。但在《五帝本紀》中，顓頊、帝嚳、堯、舜都是黃帝的子孫。此外，夏禹、殷契、周後稷均為(wei) 黃帝玄孫，秦、匈奴亦為(wei) 黃帝的後代，東(dong) 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也都可以溯源到黃帝。這一書(shu) 寫(xie) ，其實是將漢武帝以前各民族的文化記憶進行了重構，表現了早期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

要而言之，《五帝本紀》是司馬遷在大量早期文獻和文化記憶基礎上所進行的文化建構。它雖然不是“信史”，卻包含了上古以來各民族豐(feng) 富的曆史記憶，說明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雖有“拚湊”之痕，卻符合中華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過程，體(ti) 現了大一統的文化理想。正因為(wei) 如此，“炎黃”作為(wei) 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才被後世所認可，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起著無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