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學是中華民族與(yu) 生俱來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

作者：董恩林

來源：《孔子學刊》第五輯，楊朝明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

作者簡介：董恩林，1956年生，湖北陽新縣人，曆史學博士。現為(wei) 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學術委員、中組部中國井岡(gang) 山幹部學院兼職教授。

主要從(cong) 事國學、經學、儒學、曆史文獻學等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近十多年關(guan) 注優(you) 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國學經典閱讀。先後參加過《漢語大字典》、《二十四史全譯》、《儒藏》等國家級社科項目研究，主持教育部古籍整理重大項目“《皇清經解》點校整理”和一般項目多種。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重大招標項目《清人文集“經義(yi) ”整理與(yu) 研究》，擔任首席專(zhuan) 家。已先後在《哲學研究》、《曆史研究》、《文獻》、《文史》、《史學理論研究》《宗教學研究》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yu) 篇，在中華書(shu) 局、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等出版《唐代老學：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國之道》、《唐代老子詮釋文獻研究》《廣成集》輯校、《文獻論理與(yu) 考實》、《隋唐韜略》《興(xing) 國州誌》校注、《中國傳(chuan) 統文獻學概論》、《董恩林自選集》等著述與(yu) 古籍校注十多種。

一百年來，我們(men) 中國人動輒“打倒孔家店”，動輒將儒學作為(wei) “專(zhuan) 製王權”的意識形態來加以批判，把中國近代落後挨打的責任全算在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學身上。實際上，這裏麵存在一個(ge) 極大誤區：即孔子雖然創立了儒家學派，發展了儒學理論體(ti) 係，但儒家學說內(nei) 涵著中華民族與(yu) 生俱來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換言之，儒家學說代表和傳(chuan) 承了中華民族自原初以來逐漸形成的主流的共同的思想文化體(ti) 係，是中華民族之學、國家之教，不僅(jin) 僅(jin) 是孔、孟個(ge) 人的理論，也不單純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一派的思想，更不隻是中國古代專(zhuan) 製王朝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個(ge) 人可以打倒、一家之說可以批判，民族之學、國家之教，隻能發展不能打倒，隻能修正不能批判，猶如不能拋棄自己的父母、祖宗一樣，也恰如歐美發達國家至今仍然謹守基督之教一樣。

遺憾的是至今中國大陸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學者，仍然抱著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思維，或“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能正確認識儒學的內(nei) 涵與(yu) 價(jia) 值及其曆史地位，相當武斷地反對把儒學意識形態化，認為(wei) “作為(wei) 一種意識形態的儒學早已終結，為(wei) 新的意識形態所代替”，隻把儒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派、一種學術加以研究；更遑論普通民眾(zhong) 對儒學的思想認識！

一、“儒”是先秦時期華夏民族思想文化的傳(chuan) 承者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與(yu) 生俱來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或體(ti) 現在本民族的宗教裏，或凝聚為(wei) 自己獨特的思想文化體(ti) 係。西方有天主教、基督教，中東(dong) 有猶太教、伊斯蘭(lan) 教，東(dong) 方有儒學。眾(zhong) 所公認，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儒學為(wei) 主，釋、道為(wei) 輔。釋由外來，儒家學派由孔子所創，道家由老子所創。難道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體(ti) 係由個(ge) 人創造？顯然不合邏輯。這就有必要追究“儒”從(cong) 何而來？弄清儒家學說為(wei) 什麽(me) 能夠代表中華民族的主體(ti) 思想文化？

近代以來，直至目前，先後有很多學者“原儒”，即追溯“儒”的本源。如章太炎、熊十力、傅斯年、胡適、馮(feng) 友蘭(lan) 、郭沫若、侯外廬、錢穆等學者均有相關(guan) 探索，當代學者如徐中舒、楊向奎、龐樸、崔大華、葉舒憲、陳來、何新、劉憶江、傅劍平等也多有這方麵的專(zhuan) 論。這些研究，大體(ti) 不外兩(liang) 個(ge) 方向、兩(liang) 種方法：一是從(cong) 曆史學、語義(yi) 學方麵去追尋“儒”得名的由來，如章太炎、傅斯年、胡適、馮(feng) 友蘭(lan) 、徐中舒、龐樸等。他們(men) 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基本上是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及《漢書(shu) ·藝文誌》“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的記載，結合中國遠古至夏商周三代曆史，以為(wei) “儒家學派”為(wei) 孔子所創，“儒”則產(chan) 生於(yu) 孔子之前，由夏商二代的祝宗卜史而演變為(wei) 西周的師儒，再因西周末王官失守而轉化為(wei) 社會(hui) 上為(wei) 人治喪(sang) 相禮、聚徒教書(shu) 的職業(ye) 術士，孔子之儒正是春秋時代治喪(sang) 相禮、聚徒教書(shu) 這一層次的產(chan) 物。龐樸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儒學》詳細演繹了祝宗卜史到儒的全過程，說明了“儒”的來源問題。二是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去尋找“儒學”的思想淵源，以楊向奎、陳來等學者為(wei) 代表，認為(wei) 儒學起源於(yu) 西周禮樂(le) 文化。其中，陳來先生在其《古代宗教與(yu) 倫(lun) 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書(shu) 中對上述“原儒”成果作了全麵研究和梳理，分別從(cong) 巫覡、卜筮、祭祀、天命、禮樂(le) 、德行、師儒等七個(ge) 方麵，層層推進，全麵論證和梳理了儒家思想的來源，既肯定了章太炎等“原儒”成果的積極意義(yi) ，也指出了方法論的不足。他認為(wei) 孔子儒家思想來源於(yu) 西周禮樂(le) 文化，西周文化又是古代文化漫長演進的產(chan) 物，經曆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而發展為(wei) 禮樂(le) 文化，從(cong) 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發展為(wei) 倫(lun) 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產(chan) 生的深厚根基。並引楊向奎先生所言：“沒有周公就不會(hui) 有傳(chuan) 世的禮樂(le) 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曆史淵源。”這種角度的“原儒”解決(jue) 了“儒學”的來源問題。那麽(me) ，孔子所創立的學派為(wei) 什麽(me) 稱為(wei) “儒”而不是其它名稱？這個(ge) “儒”與(yu) 儒學內(nei) 涵有什麽(me) 必然聯係？顯然需要從(cong) 上述兩(liang) 個(ge) 角度加以綜合考察，方可得到合理解釋。

我們(men) 知道，中國春秋以前無私學，“學在官府”，即由官府壟斷學校教育和學術文化，那麽(me) ，官府由哪些人掌握這個(ge) “學”呢？這就是“師”、“儒”，《周禮》有明確的記載。《周禮·天官冡宰》記載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中有“教典”、“禮典”，其下屬小宰則有“教職”、“禮職”。鄭司農(nong) 注：“教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大司徒的教職、教典具見《周禮·大司徒》所載“十二教”，其前六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zheng) 。三日以陰禮教親(qin) ，則民不怨。四曰以樂(le) 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yi)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明顯為(wei) 禮樂(le) 教化。《周禮·天官冡宰》記載太宰通過九種職事來維係萬(wan) 民，其中“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即是從(cong) 事禮樂(le) 教化者。鄭玄注：“師，諸侯師氏有徳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敎民者。”賈公彥疏：“三曰師以賢得民者，謂諸侯以下立敎學之官為(wei) 師氏，以有三徳、三行，使學子歸之，故雲(yun) 以賢得民，民則學子是也。四曰儒以道得民者，諸侯師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與(yu) 天子保氏同名，故號曰儒，掌養(yang) 國子以道徳。”這就是說諸侯之儒氏，同天子之保氏，隻是名稱不同而已。師氏、保氏就是大司徒手下履行教化之職者，《尚書(shu) ·君奭》載：“召公為(wei) 保，周公為(wei) 師，相成王為(wei) 左右。”《禮記·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可見，師、保之職其來很遠，在周代是國王的左輔右弼，地位重要。師氏、保氏具體(ti) 職責的內(nei) 容見《周禮·地官司徒》所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即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順行。至德即中和之德，敏德即仁義(yi) 之德，友行即尊賢良，順行即順師長。“保氏”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le)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shu) ，六曰九數；教六儀(yi) ：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sang) 紀之容，五曰軍(jun) 旅之容，六日車馬之容。可見，“師”負責教化德行,“儒”負責教授知識、技藝。但在基層則合而為(wei) 一，通稱師儒。故《周禮·大司徒》記載如何“以俗教安”的六個(ge) 方麵中就有“聯師儒”，鄭玄注：“師儒，鄉(xiang) 裏教以道藝者。”據賈公彥疏，這些師儒多是退休鄉(xiang) 賢，“聯”即鄉(xiang) 閭弟子連合而同就師儒受教。“師儒”則教“萬(wan) 民”六德：知、仁、聖、義(yi) 、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其中，姻即婚姻之親(qin) ，任即誠信，恤即慈善濟貧；六藝即上文之五禮、六樂(le) 、五射、五禦、六書(shu) 、九數。至於(yu) 宗伯所掌禮典、禮職，考之《周禮·春官·大宗伯》可知都是具體(ti) 的禮樂(le) 活動與(yu) 儀(yi) 式，“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如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xing) 、曰雅、曰頌，以六德為(wei) 之本。”有道者即上文所說保氏、儒氏，有德者即上文所說師氏。

那麽(me) ，師儒們(men) 憑借什麽(me) 對民眾(zhong) 、對學子進行德藝教化呢？這就是當時與(yu) “六藝”並行的《易》《書(shu) 》《詩》《禮》《樂(le) 》《春秋》等“六經”。“六經”在經過孔子整理之前即已是西周德藝教育的教材，這在《禮記·王製》有明確記載：“樂(le) 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shu) 》、禮、樂(le) 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le) ，冬夏教以《詩》、《書(shu) 》。”四術即《詩》《書(shu) 》、禮、樂(le) ，四教即春、夏、秋、冬之教。清人孫希旦《禮記集解》雲(yun) ：“術是道路之名，《詩》《書(shu) 》、禮、樂(le) 是先王之道路。”“《詩》《書(shu) 》、禮、樂(le) ，鄉(xiang) 學國學皆以此為(wei) 教。”即全國師儒都用《詩》《書(shu) 》、禮、樂(le) 作教材。這裏的“禮樂(le) ”既是指禮製、樂(le) 理，也是指記載禮製、樂(le) 理的《禮》經《樂(le) 》經，因為(wei) 禮製、樂(le) 理沒有文字記載、沒有典籍是無法教授給學生的，學生也是無法學習(xi) 和閱讀的。當時社會(hui) 各階層誦讀《詩》《書(shu) 》的情況，先秦史書(shu) 記載也很多。如《春秋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載晉楚城濮之戰前選帥時，趙衰推薦郤縠為(wei) 帥，說“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le) 而敦《詩》《書(shu) 》。《詩》《書(shu) 》，義(yi) 之府也；禮、樂(le) ，德之則也。”這裏的“禮”、“樂(le) ”既是指《禮》《樂(le) 》之經，也是指經所載禮、樂(le) 內(nei) 容。至於(yu) 《易》，在孔子所修《春秋》及三傳(chuan) 中有廣泛引用。孔子之前，《春秋》之類史書(shu) 也是教育的基本教材，《禮記·經解》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裏所說“春秋”顯然不是指孔子自己“作”的《春秋》，《禮記·坊記》也載：“子雲(yun)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sang) 。”《春秋左傳(chuan) 》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wei) 政，而來見禮也。觀書(shu) 於(yu) 大史氏，見《易象》與(yu) 《魯春秋》。”墨子雲(yun) ：“吾見百國《春秋》。”可見，孔子之前，已有不少《春秋》史書(shu) 作為(wei) 國學鄉(xiang) 學的教材使用。這些都表明前孔子時代，六經作為(wei) 傳(chuan) 統經典不僅(jin) 是各級學校的教材，也是社會(hui) 貴族階層普遍誦讀的書(shu) 籍。

綜上可知，西周師儒共同承擔著國家思想文化的傳(chuan) 承大任，師負責道德品格、意識形態方麵的教育工作，儒負責行為(wei) 與(yu) 技藝、文化知識方麵的教育工作，《詩》《書(shu) 》《禮》《樂(le) 》“四術”由儒者掌握並傳(chuan) 授，這大約是後世“儒術”之稱的來曆；在基層，則師儒合一，共同擔當德與(yu) 藝的教育之任。其所教“六德”、“六行”、“六藝”、“六儀(yi) ”及其經典《六經》正是夏、商、周以來逐漸成型的華夏民族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體(ti) 係，也正是孔子所創儒家學派“仁學”、“禮學”、中和之道的主要內(nei) 容和依據。正如劉向《七略》與(yu) 《漢書(shu) ·藝文誌》所稱：“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最為(wei) 高。”應該說明的是，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革命性批判和盲目性疑古，至今仍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周禮》等先秦文獻所載曆史事實與(yu) 思想理論持懷疑態度，這是很可悲的。我們(men) 姑且不論一百多年來疑古思潮所得出的結論許多早已為(wei) 出土文獻所推翻，單從(cong) 人類思想文化傳(chuan) 承邏輯來看，為(wei) 什麽(me) 全世界多數國家和民族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至今不懷疑、不放棄其傳(chuan) 統固有文化與(yu) 聖經（如天主教、基督教《聖經》）？而我們(men) 中華民族卻要自掘“祖墳”、自毀“長城”、自拋“國教”？

春秋時代，“學在官府”的局麵被打破，孔子聚徒講學，以六經為(wei) 本，被人視作“師儒”。從(cong) 《禮記·儒行》所記社會(hui) 上“常以儒相詬病”，以及《論語·雍也》所記孔子對子夏的教導“汝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一語來看，儒士在當時已是普遍之稱，社會(hui) 地位不高，且有高低之分，故孔子並不以“儒”自居，所謂“當仁不讓於(yu) 師”（《論語·衛靈公》），表明孔子以“師”為(wei) 稱；孟子也不以儒者自居，而提出了“為(wei) 王者師”（《孟子·滕文公下》），“聖人，百世之師”（《孟子·盡心下》）的目標。但從(cong) 孔子對“儒者”十六種品行的總結來看，他眼中的“儒者”是兼師德儒藝的（《禮記·儒行》）。從(cong) 漢代以後曆代帝王續封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的情況來看，孔孟一派確是兼春秋以前“師”“儒”二職的。換言之，由於(yu) 孔子及其弟子堅持以傳(chuan) 統六經為(wei) 根據、為(wei) 職誌，以推廣私人教育為(wei) 手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儒者的地位逐漸提高，兼任三代以來的“師”“儒”之職，從(cong) 而成為(wei) 華夏民族傳(chuan) 統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體(ti) 係的代言人和傳(chuan) 播者，最終得到了全社會(hui) 的認可和尊重，“儒家”遂成為(wei)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的最大陣營。

由此可見，孔子所創立的學派之所以被稱為(wei) “儒”，正是因為(wei) 他繼承了夏、商、周三代以來逐漸形成的先後由祝宗卜史和師儒掌握並傳(chuan) 授的華夏民族主體(ti) 意識形態與(yu) 知識體(ti) 係。也就是說，儒學所傳(chuan) 承的儒家思想是夏、商、周三代以來逐漸成型的華夏民族主體(ti) 意識形態和知識體(ti) 係，“儒”在孔子及其後學的努力下，成為(wei) 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的一種象征符號。陳來先生在其《古代宗教與(yu) 倫(lun) 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八章“師儒”中指出：“儒家思想之發生及其所以可能在漢代以後居於(yu) 中國文化的主流或主導地位，除了社會(hui) －政治結構的原因之外，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產(chan) 物。”這是很有見地的。

二、儒學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分類中與(yu) 其它諸子不在一個(ge) 平麵

首先，在中國傳(chuan) 統文獻分類同時又是學術分類中，從(cong) 劉向《七略》到《漢書(shu) ·藝文誌》的《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shu) 略》《術數略》《方技略》六分法，從(cong) 《隋書(shu) ·經籍誌》等正史到《四庫全書(shu) 》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國曆代正史《藝文誌》、《經籍誌》和各種公私書(shu) 目文獻都把儒家學說賴以為(wei) 據的十三經專(zhuan) 列為(wei) 一部，為(wei) 中華學術文化之首；另列“儒家”於(yu) 諸子類之首，列入“儒家”類的都是孔門後學及其信徒論述儒家內(nei) 聖外王理論的專(zhuan) 著，如《荀子》、《春秋繁露》、《二程全書(shu) 》、《朱子語類》、《新語》、《法言》、《潛夫論》等等；即把傳(chuan) 統經典與(yu) 儒家區分開來，經學之名由此而生。同時，曆代正史《儒林傳(chuan) 》，從(cong) 《史記》到《隋書(shu) ·經籍誌》所列人物全是經學大家，從(cong) 《舊唐書(shu) ·經籍誌》到《清史稿·藝文誌》所列人物絕大多數為(wei) 經學家。其中，《元史》明確指出：“前代史傳(chuan) ，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wei) 二：以經藝專(zhuan) 門者為(wei) 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wei) 文苑。”所謂“經藝專(zhuan) 門”即指經學專(zhuan) 家。《宋史》則分《儒林傳(chuan) 》《道學傳(chuan) 》，前者專(zhuan) 列經學家，後者專(zhuan) 列理學大家周、張、程、朱等。同時，自漢代起，凡史稱“好儒學”、“明儒學”、“尚儒學”、“以儒學稱”、“以儒學名”、“儒學起家”者，絕大多數是指精通經學。如《後漢書(shu) 》卷二八下《馮(feng) 豹傳(chuan) 》：“豹字仲文，年十二，……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li) 山下。”又如《舊唐書(shu) 》卷一一九《楊綰傳(chuan) 》載當時科舉(ju) 考試情況：“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yi) 十條，問畢對策三道。”“有儒學者對問”就是請精通經學的官員擔任考官麵試考生經義(yi) 。考《漢書(shu) 》卷八十八《儒林傳(chuan) 》載：“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lun) 、致至治之成法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xi) 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yu) 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xi) 大射鄉(xiang) 飲之禮。”這些說明，一，包括儒家聖經《論語》《孟子》在內(nei) 的十三經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基本經典，是國家和民族意識形態的體(ti) 現，與(yu) 諸子不在一個(ge) 文化層麵上；二，秦漢以來所謂儒學，是最正統的解經之學，包括六經整理注疏之學、內(nei) 聖外王之道的理論闡釋兩(liang) 個(ge) 基本內(nei) 涵，前者即所謂“儒術”，後者即所謂“師道”，兩(liang) 者既有聯係又有區別；三，由於(yu) 經學處於(yu) 中國思想文化體(ti) 係之首，故傳(chuan) 承經學最為(wei) 正宗的“儒家”雖列於(yu) 諸子，其學說卻不能視為(wei) 一家一派之學。實際上，《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傳(chuan) 》“敘”扼要分析了這種“師道”、“儒術”曆夏、商、周迄於(yu) 明末的來龍去脈和分合演進，很值得我們(men) 注意：

昔周公製禮，太宰九兩(liang) 係邦國，三曰師，四曰儒；複於(yu) 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為(wei) 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yu) 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chuan) ，以道兼藝；遊、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chuan) 說，各有師授。秦棄儒籍，入漢複興(xing) ，雖黃老、刑名猶複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dong) 漢以後，學徒數萬(wan) ，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dang) 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範，皆以《儒林》立傳(chuan) ，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yu) 《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yu) 《儒林傳(chuan) 》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曆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至隋、唐《五經正義(yi) 》成，而儒者鮮以專(zhuan) 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yu) 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wei) 二傳(chuan) ，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是故兩(liang) 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yu)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

這就是說，西周以來，師教德行，儒傳(chuan) 六藝。至春秋孔子學派兼充師儒，備傳(chuan) 道藝。秦漢以降，儒術盛行，師道則廢；宋明之際，師道始複，儒術又替。

其次，司馬遷及其父親(qin) 司馬談的思想無疑是傾(qing) 向於(yu) 黃老道家之學的，但他們(men) 在《史記》中仍然將孔子及其弟子之事係之以《世家》，其它諸子包括老子在內(nei) 則用《列傳(chuan) 》體(ti) 例；曆代正史均有“儒林傳(chuan) ”記載經學家的生平事跡及其經學著作，其它諸子則沒有這樣的專(zhuan) 傳(chuan) 。這些表明，在曆代正史中，在曆代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中，儒家與(yu) 其它諸子同樣是處於(yu) 不同層次和位置的。

其三，中國曆代學校，從(cong) 中央到地方，教育課程都以經學為(wei) 主，都把五經、十三經及由此而派生的《三字經》《弟子規》等童蒙讀物作為(wei) 學校主要教材。《宋史》卷一五七《選舉(ju) 誌》：“崇寧間，諸州置武學，立《考選升貢法》，仿儒學製。”可見最遲從(cong) 宋代開始，已直接把學校稱為(wei) “儒學”。從(cong) 元代開始，更是直接將地方各級學校改稱“儒學”，設各級儒學提舉(ju) 司，置儒學正、儒學教授等師職，並推廣到邊疆地區，在各民族地區都普遍設立了儒學。明清兩(liang) 代沿用不改。

這些足以說明，在中國曆史上，儒學不僅(jin) 是官方意識形態，也是社會(hui) 意識形態，始終處於(yu) 中央和地方學校教育的主導地位，與(yu) 其它諸子學不可同日而語。故稱“儒家”為(wei) 一派尚可，稱“儒學”為(wei) 一派是不科學、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三、儒學基本內(nei) 涵自上古以來“一以貫之”

儒學的“師道”（內(nei) 聖外王之學）、“儒術”（經學）的基本理論和內(nei) 涵，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是“一以貫之”的。這個(ge) “一以貫之”有兩(liang) 層意思：一是指儒學基本理論與(yu) 內(nei) 涵並非單純是孔子、孟子等聖賢的個(ge) 人發明、創造，而是中華先民自原始以來在中原大地累積而成；二是儒學基本理論與(yu) 內(nei) 涵數千年來不僅(jin) 是作為(wei) 一家一派的學說在宣揚，同時也作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民族意識形態在傳(chuan) 承、在普及、在授受，並形成了官、學、民認可的“一以貫之”延續不斷的“道統”。

首先我們(men) 看儒學基本理念來自中華先民的脈絡。

重視“德行”是儒學特點之一，所謂“內(nei) 聖”主要是指個(ge) 人修身崇德。我們(men) 僅(jin) 以孔子之前的《周易》《詩經》《尚書(shu) 》《周禮》《儀(yi) 禮》為(wei) 例，其中“德”字出現434次。《周易·係辭下》：“《易》之興(xing) 也，其於(yu)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複》，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製也。”疏：“六十四卦悉為(wei) 修德防患之事，但於(yu) 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舉(ju) 以言焉。”《尚書(shu) ·堯典》載堯的政治綱領是“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這是儒家“大學之道”的最初版本。《尚書(shu) ·大禹謨》載舜、禹的為(wei) 政信念是：“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書(shu) ·仲虺之誥》：“德日新，萬(wan) 邦惟懷。”尤其《尚書(shu) 》所載伊尹作《鹹有一德》篇，充分說明了“純一之德”“日新其德”在修身治國方麵的重要作用。《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這是儒家“日新其德”重要思想的來源。《尚書(shu) ·泰誓上》：“同力度德。同德度義(yi) 。”《尚書(shu) ·洪範》則具體(ti) 列出三德範疇：“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尚書(shu) ·蔡仲之命》：“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周禮》之六德“知、仁、聖、義(yi) 、忠、和”及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上文已述，其所載各級官民“修德學道”的“德行道藝”標準和考核方法相當詳備。

儒學的兩(liang) 大主要理論是仁學與(yu) 禮學，仁學是關(guan) 於(yu) 做人的心理方麵的原理，禮學是關(guan) 於(yu) 做人的行為(wei) 方麵的規範。故“仁”與(yu) “義(yi) ”是儒學重要範疇，在孔子以前的五經中已多次出現，如《周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yu)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詩經·國風》“詢美且仁”，“其人美且仁。”《尚書(shu) ·太甲》：“惟天無親(qin) ，克敬唯親(qin) ；民罔常懷，懷於(yu) 有仁。”《尚書(shu) ·泰誓》：“雖有周親(qin) ，不如仁人。”“同力度德，同德度義(yi) 。”《尚書(shu) ·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以義(yi) 製事，以禮製心。”《尚書(shu) ·武成》：“惇信明義(yi) ，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尚書(shu) ·畢命》：“惟德惟義(yi) ，時乃大訓。”《周禮·天官·冡宰》：“會(hui) 其什伍而教之道義(yi) 。”《周禮》“六德”之一便是“仁”、“義(yi) ”，等等。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有《唐虞之道》一篇，其言曰：“堯舜之行，愛親(qin) 尊賢。愛親(qin) ，故孝；尊賢，故讓。孝之方，愛天下之民；讓之□(缺字)，世無隱德。孝，仁之冕也；讓，義(yi) 之至也。六帝興(xing) 於(yu) 古，鹹由此也。愛親(qin) 忘賢，仁而未義(yi) 也；尊賢遺親(qin) ，義(yi) 而未仁也。……愛親(qin) 尊賢，虞舜其人也。”儒家“仁”“義(yi) ”“孝”“親(qin) ”“賢”“德”概念都在其中。

至於(yu) 禮學，有《周禮》《儀(yi) 禮》《禮記》《大戴禮記》在，明白昭示著儒家禮學是在夏、啇、周三代禮製基礎上綜合提煉而成的。其中周禮是儒家禮學的主要藍本，也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禮學精華。這一點，孔子早就多次明確指出過。孔子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八佾》）“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為(wei) 政》）《禮記·中庸》：“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cong) 周。”為(wei) 什麽(me) 隻從(cong) 周而不從(cong) 殷呢？孔子也有過具體(ti) 說明，如《禮記·檀弓下》：“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愨，吾從(cong) 周。”《禮記·坊記》：“子雲(yun)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cong) 周。”當然，孔子也並非全從(cong) 周，對於(yu) 殷代禮學合理因素，他是吸收的，如《禮記·檀弓下》即記載：“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唐虞時代已初具禮樂(le) ，如堯命舜攝政，“修五禮”。《尚書(shu) ·堯典》載帝曰：“谘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注：“三禮，天神、地祗、人鬼之禮。”鄭玄注：“三禮，天事、地事、人事之禮。”舜又命伯夷典三禮，為(wei) 秩宗。《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yu) 禮；禮有五經，莫急於(yu) 祭。”“祭禮”以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三元係列神為(wei) 內(nei) 容，故又統稱“三禮”。故孔子言：“古之為(wei) 政，愛人為(wei) 大。所以治愛人，禮為(wei) 大。所以治禮，敬為(wei) 大。”（《禮記·哀公問》）

大量史料證明，儒家“中庸”理論是商周以來中和思想的繼承和總結，中和思想源遠流長，它比“禮”“仁”範疇的來源更為(wei) 古老。“中”字之義(yi) 為(wei) 和，中和思想盛行於(yu) 夏、商、周三代。《尚書(shu) ·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民協於(yu) 中，時乃功，懋哉。”“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管這“十六字心法”如何解釋，其“中”為(wei) 中和、中正之意是無疑的。《尚書(shu) ·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於(yu) 民，以義(yi) 製事，以禮製心，垂裕後昆。”《尚書(shu) ·畢命》：“惟君陳克和厥中。”所以，《禮記·中庸》對它作了高度的概括，那就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

值得注意的是，凝聚儒家最核心思想的《大學》《中庸》各自前麵的一章敘述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性、道、教、慎獨、中和等最基本理論和理念，後麵則用大量篇幅，遍引《尚書(shu) 》《詩經》等先秦典籍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賢的語言與(yu) 事跡來說明這些思想的深遠來源，以表明孔孟儒家繼承的是中華民族“列祖列宗”、“大聖”“大智”的智慧與(yu) 思想。

正因為(wei) 儒學涵蓋了中華民族傳(chuan) 統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在中國曆史上始終處於(yu) 國家思想文化與(yu) 教育的正統地位，所以她有一個(ge) “一以貫之”的道統說。從(cong) 孔子、孟子開始，便十分強調這種道統，即強調自己思想理論的繼承性、傳(chuan) 統性。《大戴禮記·五帝德》：“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大戴禮·用兵》：“子曰：“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依然，至今若存。”故《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如《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yu) 湯，五百有餘(yu)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yu) 文王，五百有餘(yu)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yu) 孔子，五百有餘(yu)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百有餘(yu)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yu) 孔子是一脈相承的，故後世稱為(wei) “孔孟之道”。

至唐代，韓愈在《原道》中特別對這種“道”之統緒作了歸納：“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yu)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shu) 》、《易》、《春秋》；其法：禮、樂(le) 、刑、政；其民：士、農(nong)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si)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

到了宋代，二程、朱子都曾總結儒家思想的傳(chuan) 承統緒，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裏對這種道統作了細致的演繹，說：“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wei) 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wei) 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chuan) 。”朱子得意門生兼女婿黃幹對此作了簡明總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chuan) ，曆萬(wan) 世而可考也。”中國曆代王朝都是承認這種道統的，連民國之父孫中山也曾說過：“中國有一個(ge) 道統，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ge) 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ge) 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儒家強調這個(ge) 道統，目的就是為(wei) 了說明其思想、其理論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而不是一家一派一時之學。這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科學性和史實依據的。不管你承不承認，不管你是繼承還是批判，中華文化中的這個(ge) 道統是客觀存在的，是無法否認的，就像人們(men) 身上的遺傳(chuan) 基因一樣不可脫離。所以，那些對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采取一棍子打死、一味咀咒辱罵的人包括一些所謂學者，應該思考一下這個(ge) 最簡單的生物原理。

四、今日中國需要儒學回歸社會(hui) 意識形態

今日中國急需建設公認的共守的社會(hui) 意識形態，解決(jue) 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體(ti) 係崩潰與(yu) 、相關(guan) 教育缺失、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觀念薄弱乃至淪喪(sang) 的問題。

眾(zhong) 所周知，意識形態是社會(hui) 族群或團體(ti) 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jia) 值、倫(lun) 理體(ti) 係等。意識形態包括社會(hui) 政治的、社會(hui) 倫(lun) 理的等類型。儒學作為(wei) 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社會(hui) 倫(lun) 理型的，雖然她有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麵，因為(wei) 她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社會(hui) 宗法倫(lun) 理基礎上的，這與(yu) 西方建立在社會(hui) 契約基礎上的政治哲學是不一樣的。

建國六十多年來，社會(hui) 主義(yi) 新中國從(cong) 文化與(yu) 意識形態建設來看，實際上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一是1949年底到1978年底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召開近三十年中，國家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理論上是以馬克思主義(yi) 、列寧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為(wei) 指導，馬克思主義(yi) 成為(wei) 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但文化和社會(hui) 意識形態實際上還是傳(chuan) 統的封閉自足的指導思想，社會(hui) 價(jia) 值觀、道德倫(lun) 理觀還是傳(chuan) 統儒家的，因為(wei) 以毛澤東(dong) 為(wei) 首的我黨(dang) 老一輩革命家基本上是浸透了儒家思想意識的農(nong) 民領袖人物。十年“文革”中的行為(wei) 是“造反”的、革命的，而價(jia) 值觀則是傳(chuan) 統的“天下為(wei) 公”、“利人”、“寡欲”、“克己”等。二是從(cong) 1978年底到現在這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國家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理論上仍然以馬克思主義(yi) 、列寧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為(wei) 政治意識形態，但文化建設和社會(hui) 意識形態由於(yu) 世界經濟一體(ti) 化、網絡普遍化而在實際上已偏離政治控製，傾(qing) 向西方思想文化體(ti) 係，故今日中國的社會(hui) 意識形態、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觀等可謂是不中不西、不倫(lun) 不類，實際已近真空狀態，特別是傳(chuan) 統儒家社會(hui) 意識形態和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觀遭到嚴(yan) 重拋棄和踐踏。中南大學應用倫(lun) 理學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年曾以問卷形式對北京、遼寧、江蘇、廣東(dong) 、河南、湖南、四川、陝西的31個(ge) 地級市各類職業(ye) 人群進行了道德理念踐行狀況問卷，其結果是人們(men) 對孝、誠、和這三大傳(chuan) 統理念仍然有非常高的認同感，但實際踐行中，卻是農(nong) 民對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思想認同度最高、踐行意識最強烈，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特別是國家公務員這個(ge) 層麵對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思想的認同度、踐行意念卻相對較低；另一方麵，女性比男性對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思想的認同度、踐行意念相對要高。這一調查結果如果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代表性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在社會(hui) 意識形態、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觀方麵已處於(yu) 十分危險的境地。因為(wei) 男性、國家公務員是這個(ge) 社會(hui) 的強勢群體(ti) ，強勢群體(ti) 不認同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觀，又不能接受西方發達國家的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觀，而處於(yu) 一種自發的、自由的不受控製和約束的狀態，這對於(yu) 一個(ge) 時刻不能沒有道德倫(lun) 理約束的社會(hui) 和國家來說絕對不是福音。郭沂先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指出中國當今社會(hui) 至少存在文化創新危機、民族認同危機、社會(hui) 風尚危機。筆者多年來的農(nong) 村調查，也切身體(ti) 會(hui) 到，盡管上世紀50－70年代，破四舊、移風易俗的“革命”運動接二連三，但對傳(chuan) 統儒家思想破壞最嚴(yan) 重的是最近三十年經濟超常發展過程中，文化、教育對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建設特別是對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教育的相對滯後與(yu) 漠視。比如孝、誠、生育、義(yi) 利之辨、仁善、儉(jian) 樸等儒學基本理念在中國廣大農(nong) 村年輕一代人身上已經非常淡薄，城裏人在這方麵恐怕更不容樂(le) 觀。

盡管黨(dang) 和政府以及學術界都早已認識到中國社會(hui) 新時期道德倫(lun) 理觀念、人生信仰缺失的嚴(yan) 重情況，一直把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作為(wei) 重要議題。但直到目前，當今社會(hui) 各種問題的解決(jue) ，包括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等問題的探討，都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原因有二：一是任何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是不可能憑空構建的，必須在已有傳(chuan) 統的基礎上建設，因為(wei) 意識形態和核心價(jia) 值觀有一個(ge) 漫長的積累過程、沉澱過程、認同過程、踐履過程，不是執政者一紙文件、學者幾篇論文便能夠確定和推行的。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政治意識形態指導我們(men) 黨(dang) 和國家的政治事務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wei) 構建我們(men) 的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體(ti) 係建設的基礎是不夠的，她是政治哲學，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men) 提供一整套有關(guan) 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和人生價(jia) 值觀的理論體(ti) 係；二是中國傳(chuan) 統儒學給我們(men) 提供了完整的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觀、人生價(jia) 值觀的理論體(ti) 係，但我們(men) 僅(jin) 僅(jin) 把儒學作為(wei) 學術流派在學術界、在學術層麵上加以研究，大中小學所進行的連續不斷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是對執政黨(dang) 的政治忠誠教育，很少涉及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規範教育。

儒學在中國曆史上不僅(jin) 是古代專(zhuan) 製王朝的政治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社會(hui) 意識形態、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體(ti) 係。特別是她有關(guan) 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的部分，如《禮記》所載孔子“大同”理想、三綱八目、中庸之道，張橫渠的四句教等，把儒家學說的核心、當今社會(hui) 所急需的道德倫(lun) 理與(yu) 人生信仰理念等囊括無遺。儒學中作為(wei) 古代王朝政治意識形態的那部分雖然過時了，但作為(wei) 民族的社會(hui) 的意識形態和道德倫(lun) 理價(jia) 值觀的這部分，是沒有階級性、時代性的，甚至是沒有民族性、沒有國界的，是全人類共同的價(jia) 值觀，是永恒的、不變的，隻要中華民族存在，她就會(hui) 存在。這一點，儒學先賢早就指出過：“聖人南麵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yu) 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qin) 親(qin) 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yu) 民變革者也。”（《禮記·大傳(chuan) 》）意即政治、經濟、生活製度是可以變革的，也是應該與(yu) 時俱進的，但諸如親(qin) 近自己的親(qin) 人、尊重尊者長者、男女有別等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觀念是永恒的不變的。孟子對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觀的普遍性、永恒性也作了形象說明：“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yu)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nei) 交於(yu)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yu) 鄉(xiang) 黨(dang)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意即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謙讓之心、是非之心，猶如人的四體(ti) 一樣，是與(yu) 生俱來的。人類的道德倫(lun) 理正是建立在這種人類共有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它不可能有時代性、階級性。誠如餘(yu) 英時先生所說，儒學“是一套全麵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ti) 係”。作為(wei) 社會(hui) 製度的儒學隻是其最外表的層麵，而作為(wei) “人倫(lun) 日用”和作為(wei) 精神信仰的儒學才是其更深層麵。中國傳(chuan) 統製度的崩潰，隻意味著作為(wei) 社會(hui) 製度的儒學、作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失去了依托，並不表明整個(ge) 儒學生命的死亡。事實上，作為(wei) “人倫(lun) 日用”和作為(wei) 精神信仰的儒學，已經進入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血液中，甚至已經成為(wei) 中國文化遺傳(chuan) 基因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儒學是同中華民族生死與(yu) 共的。李澤厚也有這種看法，他認為(wei) ，儒學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並不一定係於(yu) 人們(men) 是否自覺地認同和承認它，它已化入為(wei) 漢民族某種文化———心理結構的主要成分，千百年來對廣大知識分子並由之而對整個(ge) 社會(hui) 的思想情感、行為(wei) 活動一直起著規範作用；並由意識而進入無意識，成為(wei) 某種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即人們(men) 常講的“國民性”、“民族精神”、“文化傳(chuan) 統”等等。這些都是非常符合中國的曆史與(yu) 現實的分析。

其次，新加坡、馬來西亞(ya) 的現代化模式，儒學在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等現代化社會(hui) 中的客觀存在和巨大影響力，都充分說明，儒家思想學說是完全可以在引進西方科學文明的同時，繼續作為(wei) 社會(hui) 意識形態甚至是政治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並沒有過時。這一點，劉宗賢在《新、馬模式:意識形態化的儒學》中作了詳細論述：美國學者K.E.柯德爾(Calder)在分析新加坡賴以取得現代化成就的社會(hui) 結構模式“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型的資本主義(yi) ”時指出：“在許多方麵，新加坡比其它任何國家都更忠實地反映了東(dong) 亞(ya) 模式的顯著特色。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盡管高度西方化，但在許多方麵仍不失為(wei) 一位典型的儒家領導者……”“新加坡的國家政策也是完全儒家式的，盛行道德訓誡。”新加坡政府公開提倡儒家倫(lun) 理，以儒學為(wei) 凝聚人心、整合社會(hui) 秩序的工具，因而儒家思想便成為(wei) 社會(hui) 意識形態和政府的治國理念。李光耀曾指出：“華人失去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men) 淪為(wei) 又一個(ge) 第三世界社會(hui) 的那一天。”儒家企業(ye) 精神、儒化社會(hui) 和賢人政治，可說是意識形態化的儒學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

總之，古今中外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在現代社會(hui) 多元文化、多元價(jia) 值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儒學、孔子經受了近一個(ge) 世紀的批判和拋棄後，隻有讓其在國家和社會(hui) 層麵上重新意識形態化，並全麵納入國民教育體(ti) 係，使之進入政府行為(wei) 、主流文化、社會(hui) 意識，才能恢複儒學作為(wei) 當代中華民族的一種時代精神，儒學才能實現其價(jia) 值和發展。一個(ge) 人不能沒有父母，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拋棄這種傳(chuan) 統的國家和民族是注定要滅亡的。即使是歐洲13－18世紀前後相繼的文藝複興(xing) 和啟蒙運動，批判中世紀的封建黑暗，揭露中世紀的宗教蒙昧，最後他們(men) 改革了宗教、創新了社會(hui) 製度，但是基督教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並沒有拋棄，至今西歐乃至北美等地仍然是基督教、天主教意識形態的天下。迄今為(wei) 止，世界上主要古老文明國家，還沒有一個(ge) 民族像我們(men) 中華民族這樣拋棄自己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去膜拜別人的思想文化，去憑空構建新的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和精神家園。20世紀“最偉(wei) 大的曆史學家”湯因比研究了世界上26個(ge) 主要文明的興(xing) 衰存滅之路，指出：世界文明由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ge) 要素構成，其中，文化是一個(ge) 文明社會(hui) 的精髓或核心，而政治和經濟則受到文化的決(jue) 定。因為(wei) 文化在社會(hui) 演進中是最穩定、最深沉的，特別是文化中的宗教部分。而文明滅亡的原因永遠都是文化“自殺”而不是外敵“謀殺”。我們(men) 中華民族坐擁五千年文明走到今天，如果拋棄自己的儒學思想文化傳(chuan) 統，豈不是要重蹈這種“文化自殺”的覆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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